發展概述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溫台模式則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
蘇南狹義上專指蘇、錫、常，在人們提到蘇南時，其實際涵義卻又經曆了“無錫-蘇-常”、“蘇-無錫-常”和“蘇-無錫-無常”三個階段，而這種變遷背後正意味着“蘇南模式”本身的變遷“蘇南模式”的概念1983年首次被費孝通先生提出，以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為核心，追求村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因為非常符合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所以備受追捧。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制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确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大量技術工人節假日到蘇州、無錫等地，給蘇南帶來了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曆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為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
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産值中已經占到了60%。
蘇南地區采取以鄉鎮政府為主組織資源方式。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産資料，出資辦企業，并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将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閑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幹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産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為首選形式。
發展路徑方向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
A、與城市經濟輻射密切相關，并逐步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蘇南鄉鎮企業一開始就是立足為城市經濟配套。與城市各種形式聯合創造的産值占蘇南鄉鎮工業總産值的1/3，與城市形成各種形式的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與科研機構形成科研--生産聯合體，形成依托城市，依托大企業和科研單位的互相滲透的城鄉經濟一體化。
B、蘇南模式是在傳統的社隊企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所有制形式上仍沿用公社時代社辦、隊辦兩級社隊企業。形成以鄉、村兩級集體所有制為主和戶辦、聯戶辦等多種層次。
C、蘇南鄉鎮企業以工業尤其是以非農副産品加工為主。這是因為蘇南農業盡管發達，但農副産品上交任務重，除口糧外，能留下自己加工的少，加上較普及的商品經濟觀念，突破了就地取材、加工、銷售的格局，走以非農副産品加工為主的産業道路。
D、蘇南鄉鎮企業立足農村，支援農業。蘇南鄉鎮企業的原始積累來自農業，其所有者和職工大多是農村村民，并且大多是兼業農民，企業也是建在農村，從而形成蘇南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産生，反過來又繁榮農村經濟的良性互動局面。
積極方面
第一，鄉鎮企業可以從不多的社區積累中獲取原始資本，并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還可以無償或低成本占用社區内的土地資源，廉價使用社會區内的勞動力，從而帶來創業成本的節約。
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譽，為企業取得計劃外的原料，促進産品銷售和處理商務糾紛，并幫助管理人員規避來自于财産轉移和國家政策歧視方面的風險，這也是許多私營企業甯願放棄部分财産控制權和收益權，争當集體企業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三，政府組織資源，企業規模一般比較大，可以生産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産品。
第四，在鄉鎮企業發展初期，人們的産權意識、競争觀念比較淡薄，平均主義思想嚴重。此時興辦社區成員名義所有、地方政府實際控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社會比較容易接受。
此外，政企關系不明、社區成員共擔風險的特性，客觀上也使社區政府和企業決策者敢于大規模舉債，上一些技術含量高但風險大的項目，使蘇南地區在産業結構高級化、企業組織規模化方面領先溫州地區。但這種模式帶來的長期結果是，集體資源實質上成為政府的資源，個人的财産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民營經濟、基層企業家的力量得不到發展，市場活力長期受到壓制。
在蘇南，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它們同時也是财富積累的主體。而在溫州，由個人積累财富和支配資源。有人認為蘇南模式是資源共享，但如何保證在資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是因為，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
1998年，随着中國進入買方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空隙的數量、形式和分布發生了本質變化，使在同一個空隙中生存的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競争，蘇南鄉鎮企業經曆了第一次改制。當時的做法大多是把鄉鎮企業改成集體控股的企業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後，鄉鎮村的地方産權制度問題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觀。由于設置“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以及地方政府通過集體股掌握決策權等做法，地方産權制度以另外一種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特點
依靠農民，自力更生發展商品經濟。具體表現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六自”即：資金自籌、勞力自招、原料自找、産品自銷、決策自主、風險自擔；
面向市場，參與競争。注意從市場需要出發，優化鄉鎮企業的産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在企業組織結構上，一方面通過小而專拾遺補缺，另一方面又通過上規模上水平取得規模經濟的優勢；
發揮地理優勢，依托城市，充分接收城市經濟的輻射，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
協調農村發展中的工業與農業關系，使鄉鎮企業的發展與農業的發展相互促進。
成果展示
10多年來，蘇州工業園區堅持以高新技術為先導、現代工業為主體、第三産業和社會公益事業相配套，成為中國引進外資的高地，它以不到蘇州3%的土地、3.5%的人口和5%的工業用電量，創造了全市14%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6%的工業總産值、17%的固定資産投資、20%的實際利用外資、31%的外貿總額。同時，每萬元GDP耗水5.9噸、耗能0.22噸标準煤，每千瓦時電産生GDP相當于24.3元、工業産值78元，達到20世紀90年代世界先進水平，初步開辟了一條高産出、低能耗的新型工業化發展之路，成為國内開發速度較快、協調發展較好、競争力較強的開發區之一。
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蘇州GDP達到3450億元，悄然超過深圳；引資額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工
業總産值9560億元，占江蘇省工業總量的30%，短短幾年時間，蘇州經濟增長之快令人咂舌。
外“長”内“短”是蘇州經濟的特點，強大的外向型經濟一方面客觀需要大量的配套企業，另一方面為民企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同時搭建起一個國際化運作平台和競争環境。有了這樣的土壤，民企就有了發展和壯大的空間。
新的發展
外生式
蘇南模式是典型的引進發展型，通過建立工業園區，以強勢政府和有效政府為基礎，以招商引資為手段，以土地換資金，以空間求發展。
以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昆山經濟開發區、吳江開發區為代表的園區經濟，構成了蘇州經濟的新亮點。蘇州擁有的4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和9個省級開發區，基本上是在90年代初開始建設的，在基礎設施上投入了巨大的資金。
如今，蘇州工業園區幾乎與蘇州園林一樣有名。這個中新兩國政府的重要合作項目，經過10多年開發，各項主要經濟指标基本達到蘇州市1993年水平，相當于再造了一個新蘇州。
蘇州的另外一個地方昆山則成為台商在大陸投資的大本營。改革開放之後，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縣，昆山工業基礎薄弱，綜合經濟實力在蘇州地區8個縣中長期排在第六名上下。在舊蘇南模式中，昆山似乎是一個落伍者，但昆山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積極推行外商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
迄今為止，昆山共有台資企業4234家，其中有50多家是台灣的上市公司，總投資額521.2億美元，常住昆山台胞超過10萬人，呈現兩岸共生共榮的良好局面。
昆山利用台資的總量，至少占中國的九分之一，遠遠超過了上海地區的總和，上海市政府幾年來源源不斷地派人到昆山學習招商經驗，并把昆山當成了自己的競争對手。多年以來，昆山全市财政收入的50%以上、兩稅的60%以上、工業銷售的70%以上、工業投資的80%以上、出口總額的90%以上均來自台資以及日本等外企。
政府在這種外生式區域經濟的發展模式形成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以經營城市的理念進行類公司化的運作，這個公司以土地、稅收優惠、城市品牌為資源，以外資為客戶，以增加投資為拉動增長的主要手段，以GDP為自己的營業額，以地方财政收入為利潤。
内生增長式
江陰的明智在于，當不少人宣布了“蘇南模式”死刑時，它沒有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而是着力于在原有基礎上做大做強。舊蘇南模式時代的江陰，已有中國最著名的行政村——華西村，已形成了中國最大的精毛紡企業——陽光集團和三毛集團，毛紡織工業總量占中國的四分之一，另外還有中國最大的軟塑包裝基地申達集團，中國最大的磷化工生産企業澄星集團，中國最大的模具塑料生産企業江陰模塑集團，中國最大的金屬制品企業法爾勝集團。這些企業在中國同行業中都居龍頭老大地位，業績可圈可點。
在舊“蘇南模式”時期，鄉鎮企業進行資本運營是不可想象的，而這恰恰是“江陰模式”最典型之處。鄉鎮企業+傳統産業，似乎是注定走向衰敗的公式，然而江陰做出了新的求解。随着發展條件的變化，江陰鄉鎮企業在深化産權制度和經營機制變革的“二次創業”基礎上，先知先覺地搞起了資本經營工程。
在國内證券市場上，“江陰闆塊”是股市中的一個新亮點。作為一個縣級市，自1997年第一隻“興澄股票”成功上市後一發不可收拾，至今先後有35家上市公司，36隻股票順利上市，共募資金294億元。“江陰模式”這種内生式的經濟增長模式爆發出極大的潛力。
有人把“科技創新+資本經營+上市公司”的發展方式稱為“江陰模式”。“江陰模式”的成功之處在于以資本為紐帶，實現了資源要素的最佳組合：資本經營作保證，科技創新為先導，提升了産業層次，為企業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帶動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
其實江陰的礦産資源非常貧乏，按照多年一貫的因地制宜思路，江陰并不具備“村村點火，家家冒煙”的條件，并沒有将鄉鎮企業做大的物質基礎。江陰沒有任何鐵礦，卻生産出了優質鋼材；江陰也沒有石油資源，但照樣培育出高新化工産業。當地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物質資源的依賴，而能夠充分積聚和培育其它資源優勢，比如社會資本。
目前，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經過改制，逾越了過去那種産權不清、政企不分的“社區集體所有制”階段，隻是多數地方沒有像江陰那樣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和各種形式培育上市公司，再利用資本市場和資本經營推動微觀層面上的企業改制改組、中觀層面上的産業結構調整和宏觀層面上的對内對外開放。
新中國成立以來，江陰模式蓬勃發展，江陰在約占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上，以千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超過二百分之一的國内生産總值，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和五十分之一的中國500強企業。
蘇南新舊模式的變遷離不開吳文化這一背景。吳文化傳統深厚，精巧纖細，溫柔敦厚，重格物緻志，強調均衡、集體、等級。在吳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蘇商善于學習、模仿，但缺乏創新和領跑意識。做事穩健、規範，但冒險精神不足；坐地為商，缺少闖勁；為人精細但缺乏開闊的視野；個體意識強而團隊精神弱；有濃厚的官本位意識。
相關解釋
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是指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産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産規模、技術含量和運輸成本都較低的商品。大市場是指溫州人在全國建立的市場網絡。其基本特征：經濟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經營方式專業化，有家庭生産過程的工藝分工、産品的門類分工和區域分工；專業生産系列化；生産要素市場化，按市場的供需要求組織生産與流通，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産要素，均可自由流動；服務環節社會化。
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是人們對廣東省珠江流域中以廣州、深圳等為中心的14個市縣，自改革開放以來，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的概括和總結。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利用國家賦予的優惠政策，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土地和勞動力等優勢，與外來資源相結合，創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快速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沿海地區新工業化發展道路。
耿車模式
耿車模式是江蘇省宿遷縣耿車鄉在中國不發達農業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的一種模式。80年代，“耿車模式”響徹大江南北，與“溫州模式”、“泉州模式”、“蘇南模式”并稱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樣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