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那時的人們，并不關心糧食和蔬菜，他們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時的人們，陶醉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其樂無窮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争；那時的人們，愛戴偉大領袖、英明領袖勝過一切親人；那時的人們，堅信越窮越光榮；那時的人們，不知學曆為何物，因為知識越多越反動……
精神力量如此強大，照理那時的人們臉上洋溢的都是幸福，但後來的“傷痕文學”證明，當年的幸福皆是嬌嗔與虛妄。所以，深圳河上，才有無數人冒着被邊防射殺的危險，奮力遊向腐朽的資本主義香港，是謂“逃港潮”。
那時，也并非人人盲從，但張志新幾句“文革是左傾”、“個人崇拜可笑”的真話，就讓她慘遭割喉虐殺。底層如此，身居廟堂高位的清醒之人，亦難逃被打倒乃至家破人亡的厄運。因為那時，最高領袖的話句句是真理；其身後，凡是他的決策，凡是他的指示，人們也都必須維護、遵循。
果真長此以往，今日中國的現狀，從當今一個鄰國的現狀即可想見。因此，向當年扭轉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改革元勳們緻以再怎樣崇高的敬意，都不為過。
其實，元勳們的理念原點并不高深，他們隻是覺得，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再這樣“一切以階級鬥争為綱”地鬥下去，國家将要面臨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他們的親身經驗告訴他們，國家再這樣無法無天下去，無論高官抑或百姓，任何人的人權都不值一提。
其實，這些是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它們，無非是常識罷了。詭異的是，常識在某些時刻，卻總是被迫蒙塵睡去。狂熱年代的烏托邦理念，雖然依托着紮實的教條、本本、經典，卻都是在與人性為敵，與自由為敵，與曆史規律為敵，最終都是在與常識為敵。把那樣的本本、教條當知識，倒活脫脫一個“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人類的公共生活裡，最為珍貴的不是大師們浩如煙海的着作，不是領袖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普通人的常識。常識，在人類所有的識見中最為珍貴。許多時刻，人們囿于種種偏見，将認識對象意識形态化。欺騙性質的反複言說，教科書給定的認知模式，如此這般的忽悠，固化了人們的頭腦，“從來如此”成為難于逾越的智障。
鄧小平
市場經濟帶來了思想觀念的更自由的交流。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都經常處于思想的沖撞之中。改革帶來了更為俗世化的生活方式，如喇叭褲、流行樂和更随便的性關系，“道德”的定義也時時在變。西方式民主的影響力在知識分子當中也在增強。1981年起的“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就是對新的變化的回應。當鄧開啟改革之門時，時代周刊曾描述說，他使共産黨中國“像一艘航空母艦在一枚硬币上轉彎”。那并不是180度的“轉彎”，鄧希望這艘航母保持在一個他看準的航線上，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鄧決心解放人民的生産力，也高度重視穩定。鄧的注意力集中于避免“文革”式的錯誤，他說：“‘文化大革命’時搞‘大民主’，以為把群衆哄起來，就是民主，就能解決問題。實際上一哄起來就打内戰。我們懂得曆史的經驗教訓。”“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小平的核心思路之一。
這可能來自于對“文革”的排斥，也可能來自于他對于國家經濟建設的急迫感。鄧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鄧小平文選》中散落着數不清的與國家命運相關的句子。因為追求現代化起步太遲，中國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曾有積弱受辱的曆史，因此他格外渴望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擔心的是，如果“運動”不休——恰如“文革”——中國就将失去發展圖強的曆史機會。他對于戰争和冷戰有深刻的記憶，因此格外珍惜國際間和平共處的時間，曾經數次表示自己“很急”。在1988年9月12日的一次談話中，他則明确地說“中央要有權威”。
鄧開宗明義就說：“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在以近九十高齡親自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鄧也表白說，他是以“文革”為曆史之鏡觀照其改革開放之旅的：“為什麼我們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決定性的戰略布局是在1992年做出的。88歲的鄧在“南方談話”中說：“‘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南方的幾次談話裡，鄧都敦促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們杜絕猶豫和退縮。“南方談話”被看作是鄧的“政治遺言”。“我這一生隻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系方面的參與。”鄧小平說。至于對内，他則啟動了人類曆史上最有戲劇性和最有成效的變革之一。直至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列車仍然跑在鄧小平當年設計的軌道上。
1997年，鄧小平逝世。臨終前他說，“該說的都說過了。”延安式的簡樸生活仍是這位共産黨元老的标志，醫院員工燒掉他的衣物時，發現了内衣上的破洞，不禁潸然淚下。直至今日，這一領導者的崇高行為，仍然激發着他人的敬意與衷心佩服。鄧公已逝，可是從任何角度來說，影響仍無遠弗屆。
葉劍英
葉開始關注着胡耀邦，中央黨校恢複後，葉向華國鋒舉薦由胡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胡到黨校後，率先為幹部平反，率先掀起有關真理标準等重大思想理論問題的讨論。葉說：“喊冤上訪的人這麼多，要找一個斷案如神的包公啊！”因此，胡後來又被葉、鄧舉薦任中組部部長，負責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
胡耀邦擔任黨中央總書記後，葉繼續支持這位思想開放、比自己小18歲的後輩。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時間長度是三中全會的七倍，是三中全會的預備會。這個預備會是葉劍英提議召開的。王守江：因為我們要民主嘛，要吸收大家的意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了，大家有很多怨氣，當時要把思想統一到發展經濟上來。怎麼開三中全會，葉帥就有不同意見，就是必須加個預備會議，全會不能開一個月吧？必須要開個預備會議，把大家的意見講出來。統一之後開三中全會，文件通過就解決問題了。
葉選基：葉帥是想通過預備會議，讓大家暢所欲言。會議過程中出現了議題的轉折，提出的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錯案等等，其實葉、鄧，包括華，是有思想準備的。葉劍英稱贊這次會議是“黨内民主的典範”。聽會的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于光遠曾回憶，會議暢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評的話，在簡報中都如實地登了出來。
而在這次會議的閉幕會上，葉劍英發表了至今看來仍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一篇講話（胡德平：《重溫葉劍英30年前講話》。見本報10月2日頭版、2版）。
葉精心準備這個講話。之前由黨内秀才們起草過一個講話稿，由于沒有事先征詢葉帥的意見，與葉帥想講的有很大的距離。最後，由他口述，女兒葉向真負責執筆，劉詩昆參與，經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講稿。
葉向真：他有一個習慣，什麼東西都喜歡自己動手，參加會議也是自己做記錄的。他說，秘書記的、寫的是秘書的理解，自己記的是自己理解的東西，這樣才能理解形成自己的判斷、看法。所以他都盡量自己寫。
與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講話稿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幫”的本質是封建法西斯，強調民主和法制。這是葉帥反思“文革”的結晶。講話分三個主題：一是領導班子問題；二是民主與法制；三是學習與解放思想。而貫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葉連續說了三個“隻有發揚民主”，葉還引用列甯的一句話：“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
葉向真：這篇講話應該怎麼寫，寫什麼？父親說：要想往前看，就先要往後看。
葉劍英在講話中，強調了民主、集體領導的重要性，他認為，“四人幫”能進入中共核心，在于黨内民主遭受破壞。
“任何個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賢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這隻有依靠黨、依靠黨和國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王守江：為什麼要集體領導？因為我們黨，說實話，原來都是主席說了算，别人不能有不同意見。集體領導就不能哪一個人說了算。所以中央決定了以後就要實行民主，集體領導，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
新時期法治的奠基人
葉劍英長期指揮軍隊，也曾主政一方，不過，1978年2月，葉劍英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作為“文革”後第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有了新的曆史使命：讓這個國家走上法制軌道，讓社會恢複規則與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國憲法的最大一次修改，這是一個艱難的工作。
建國後先有1954年憲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強調“繼續革命”、“全面專政”，而且打亂黨政關系，各級革委會成為各級人大的常設機構，地方革委會還可以任命法院院長，檢察機關職權則由公安機關取而代之。經過兩年多的讨論和修改，且經曆全民讨論，1982年，新憲法通過。葉劍英稱，“82憲法”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
從“文革”的廢墟中走出，葉委員長領導的立法機構任務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中國的法律幾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盡快擔負起制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責任，那人大常委會就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屍位素餐，那我這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沒有當好，我就愧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葉劍英說。
在他擔任人大委員長的4年多時間裡，人大通過了14個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組織法，還有刑法、刑訴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會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條例和決議。
葉強調，法律隻有經過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領導人個人意志所左右。
葉不僅關注立法，還提出司法獨立性問題。“檢察機關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實于法律和制度，忠實于事實真相，一定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這樣才能完成自己的神聖職責。我們一定要有一批大無畏的不惜以身殉職的檢察官和法官，這樣才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威嚴。”
胡耀邦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為副主席。他在會後跟中央委員們談話時說，“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面臨着即将到來的權力頂峰，他被鄧小平和葉劍英提議，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以接替時任主席華國鋒。
經過十幾次的拒絕後，胡最終接受了這一職務，但有一個條件：“這個主席，隻能當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幹下去，要改主席制為總書記制，以确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從“文革”中走過來的胡，希望中國今後能避免類似的災難。“集體領導”，是他所支持的，另外還有“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在女兒滿妹的回憶中，胡曾經打算“成為黨内首先自覺退下來的一個”。
回顧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前後的作為，更多的時候，是使這個黨以及這個國家能夠“正常”起來。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标準問題大讨論”，希望能改變中國不正常的“運動整人”的政治邏輯并破除“思想迷信”和“個人崇拜”，這為改革開放掃清了道路。而他此後對改革的種種觀點，更多的是尊重常識，從人出發，回歸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這并不是一個特别引人注意的職務，不過要胡複出的葉劍英說，“在那裡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
此時的中國正籠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幫”被打倒了，不過政策并未為之一變。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以維護毛澤東的權威。這年初夏，胡對朋友說，諸如“一句頂一萬句”這樣的話，禁锢了民族的創造力。混沌中才有縫隙，這個縫隙被胡抓住了。
此後的過程在日後被反複追憶：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态》率先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一文。第二天，《光明日報》發表此文。胡是有準備的，《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是此時已為中組部部長的胡調任過去的楊西光。胡為了避開因審稿帶來的阻礙，還讓《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此文。
反應比胡耀邦預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說這是公然提倡去懷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給胡帶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胡當場反駁說，“理論問題要勇敢。”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論，另一些人則被徹底激怒，争論最終演變成了“真理标準大讨論”。地方上紛紛表态，不過是站在胡的一邊。
葉和鄧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鎖”打開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錯的，那麼改弦易張就是必然。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個“枷鎖”，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
人們還記得在那個乍暖還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紀念長征40周年大會上，其時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說：“我們再幹一件大事，進行新的長征，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強國。”
胡和大家相約25年後再次聚會，“假如我能掙紮着活到那一天，我沒有别的什麼請求，就有一條，我來坐在一個角落裡，隻要給我那麼一兩支煙，就可以了。我想那個時候，坐在台上的是為我們偉大祖國的四化貢獻了力量的人，我向他們表示祝賀……”
習仲勳
當時，曆次政治運動使得廣東面臨和全國一樣的現實，大量冤假錯案和曆史遺留問題亟待解決。習仲勳以及随後到廣東上任的楊尚昆被寄予厚望：因為習、楊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時據廣東省原副省長楊立所着《古大存沉冤錄》記載，“葉劍英表示，派出他們這兩位資格老、噸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職務的幹部到廣東，就是因為廣東問題複雜，他兩個可以壓得住陣。”
平反期間習仲勳立下極大的決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義”受害者，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夫人曾史文問習仲勳：“有人說你為‘地方主義’翻案，你知不知道？”習仲勳回答：“知道，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等平反活動搞成。”
習仲勳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實事求是的原則，主要依靠省紀委進行複查，對這些冤假錯案大刀闊斧地逐一加以解決。其中，華僑、歸僑和僑眷僑屬因為有“海外關系”，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1979年3月，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為他們平反昭雪。曆史的吊詭在于，此後在廣東的改革開放中，正是這些有“海外關系”者引來巨額外資，起到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作為政治家，習仲勳自有其博大胸懷。盧荻說，在真理标準問題大讨論時，曾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認為該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标準》是在“砍旗”，這和很早就表态支持該文的習仲勳意見相左。但事後，“向中央要人，讓吳1980年赴粵擔任分管宣傳和意識形态工作省委書記的，正是習仲勳。”盧荻說，習仲勳對事不對人，即使吳犯過錯誤，但不影響習仲勳惜才。
主政廣東期間，習仲勳還曾進行農業經濟體制改革，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上來，并推廣“清遠經驗”，初步開展了價格、企業等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當習仲勳、楊尚昆和劉田夫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彙報提出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大辦出口特區時，想不到與會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當場大潑冷水。他說，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7000公裡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幾個省隔離開來。
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得到許多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對此非常贊同，并追溯陝甘甯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
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出了那句後來廣為人知的話：“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谷牧
1979年5月，谷牧親赴廣東、福建兩省。二十多日的調研結束後，他勾勒出了特區政策的輪廓：經濟計劃以省為主；賦予這兩省較多的機動權；财政上劃分收支，新增收益較多地留給地方；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各劃出一定區域辦出口特區，優惠稅率，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商品的生産。
時至今日，這些最初政策雖已幾經調整，但其内核卻從未改變。
随後，谷牧出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着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中國第一部利用外資的法律，吸收外商資金從此有了法律保障。
堅持：現實比信心走得更遠“你們上了特區這條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廣東、福建走私販私愈演愈烈以來，改革派開始受到類似“忠告”。一位中央領導從深圳回來後說：除了五星紅旗還在外，别的什麼都沒有了。。
情緒的彌散擰成了一股勢力。1982年，中央将兩省的負責人召集來，專門讨論這一問題。在這次座談會上，一位領導要将《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作為附件一并下發。在這篇文章中，特區被與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論。
谷牧明确表示反對：“這樣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亂。”但文件還是下發。“街頭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随它去，我還是要堅持把這樁事向前推進。”人心不穩時，他曾對下屬說：不論出什麼問題，闆子不會打到你們身上，隻算我一個人的賬。“父親的性格裡有一種内在的強勢。他認為對的，一定堅持。”劉會遠說。兩年後，谷牧在指導開發海南島的工作時，這種性格又一次凸顯。
當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上，有海南省官員對谷牧的發言不滿。休會時，他們問谷牧：“為什麼不講海南20年趕台灣？”
自“大躍進”後，谷牧一直對狂熱保持着警惕。“這是樁很大、很複雜的事情，要經過認真分析主客觀條件，詳細論證，才能組織實施。”谷牧說，“要求急了，不可行。”“父親曾深受周總理的影響，專業幹部必須堅守原則是周總理的政治遺産之一。”劉會遠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谷牧在給汕頭題詞時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詩句。其中冷暖，怕隻有飲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離開國務院領導崗位。當年3月，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工作會議上，谷牧說，外向型經濟在沿海地區将會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我有這個信心”。
萬裡
鐵道部、教育部、科學院等這幾個新華社記者“蹲點”的部委，正是鄧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剛”。
萬伯翺：“四大金剛”排第一的是科學院的胡耀邦，然後是教育部的周榮鑫、七機部張愛萍和鐵道部的萬裡，當時老百姓說，鄧小平的“四大金剛”可真能幹，“四人幫”批判鄧小平時也說“四大金剛”。本來是貶義詞，但到了老百姓那裡，這就成了一種褒揚了。
1979年初安徽召開省委工作會議，研究如何使已見成效的改革得到鞏固，繼續發展。就在這個會上，鳳陽縣委書記、嚴格為小崗保密的陳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崗村包幹到戶的秘密，把一份書面材料交給了萬裡。
吳象：當時我就在座，他站在那裡，也不說話，看小崗村的材料。幾天後剛散會就親自踏着殘雪到小崗去看。小崗人興高采烈把花生往萬裡棉軍大衣口袋裡塞，萬裡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說：“往年想給也沒有！”小崗人要求讓他們試上三年，萬裡回答：“我批準你們試五年！”小崗人說：“有人打官司要告我們。”萬裡回答：“這個官司我包打了！”
在萬裡的強力推進下，小崗村的大包幹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民謠有雲“要吃米，找萬裡”。後來，這個曾經不值一提的小村莊成了中國改革的一個符号。
1980年代初，萬裡就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改革的兩大主題，要圍繞這兩個改革的主題推進我們的民主法制建設和各項工作。
一個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7月31日，萬裡發表《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後來撰文說：這篇講話不啻于一聲驚雷，振聾發聩，在黨内外引起了廣泛的強烈反響。
萬裡指出，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在我國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既有傳統價值觀方面的障礙，同時也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反映了我國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國政治體制上的一個重要弊病，就是領導權力過分集中，決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真正實行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萬伯翺：《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針對的是極左的東西在我們國家不時地冒出來。我曾聽父親在中南海家裡說，“我非常高興，改了五遍了，這篇文章我現在滿意了。”當時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高潮時，老爺子也提出農村不能搞。
任仲夷
廣東五年，是任仲夷事業達到頂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風雨飄搖”的五年。憑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壓制”的開明、“明哲不保身”的擔當，任仲夷擊退了诋毀廣東改革的黑潮，使廣東成為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鐵證。他心秉真理的燭照，頂住種種強勢幹擾，穿越了改革開放最初的幽暗歲月。1979年，廣東省的經濟總量在全國排名23位，遠低于國内平均水平，當五年後任仲夷離任時，廣東省的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一。1980到1985年廣東發生的一切，已經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國改革開放史。
有人說，廣東有今天，多虧了任仲夷。任仲夷說，不，廣東有今天，多虧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沒。他還說，這是曆史，曆史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在曆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個忠誠的信徒。
出生于“五四”運動前夜的任仲夷，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說自己參加革命，就是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複興。政治的舞台風雲際會，對他來說，理想主義始終是風浪吹打不去的情懷。
2000年的一天，他和幾個老幹部在一起吃飯，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問：“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随共産黨究竟是為什麼？”見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十年“文革”的磨難，使他對革命的初衷愈加堅定。無論處于何種位置，他總能擺脫既得利益羁絆，耳辨“左”風、眼明“右”路。
他堅持政治體制改革不能滞後于經濟改革；認同人類社會進步，必經民主、科學、法治之道；力促輿論開放，言論自由，反對種種無端幹預。
對好友于光遠的短文“講道理”，任仲夷點評道：世上總會有蠻不講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騙人、壓人、害人的人。對這種人，實難以理喻之，隻好置之不理。必要時，聯合志同道合者，堅決與之戰鬥，真理終将無堅不摧，戰勝一切邪惡。他愛真理，常常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膽平反張志新案，上世紀80年代初期保護清華學生周為民，晚年鼎力支持開明報刊。他說，中國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但隻有解放思想，啟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讓億萬人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人口包袱才能變為國力優勢。
任仲夷本人就是啟蒙者。他抗言直論，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内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發言，總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莊亦諧，生動有力，真笃誠懇。慧解“和諧社會”便是絕妙一例：“和”左邊為“禾”，右邊是“口”，即人人有飯吃：要大力發展經濟；“諧”左邊為“言”，右邊為“皆”，即人人有言論自由。
晚年時分，他仍體察時局、放談國是，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風險，大有赴湯蹈火之無畏。
《政治體制改革更需要勇氣》這篇任仲夷留給中國的政治遺言，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讀來，如空谷足音，彌足珍貴。他常說，自己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達觀。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終究會到來。
項南
修機場，中央無法給錢，項南就從科威特的一個發展基金那裡借到2200萬美元。為了顯示經濟特區的海外視野，項南給廈門機場取名為“廈門國際機場”。
此後，福建從美國銀行借錢裝備遠洋船隊，從約旦借錢買燃氣輪機，還在日本發行了兩批私募債券——在當時看來，這簡直是驚世駭俗。
解決通訊問題，項南則冒了一個險。他引進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電話交換機，此時該機型還處于試用階段，因而價格也低。事後證明項的冒險和日本的技術一樣頗為成功，福建通訊設施一時超過了香港和新加坡。
項南努力創造和維護着一個又一個“第一”：他在争議聲中，堅決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資建設“福日”電視機廠，這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家電企業。他同樣堅定地支持中國煙草業第一家合資公司，廈門華美卷煙有限公司。在項的努力下，廈門還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這是新中國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為痛感外界對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項南提議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記者團”訪閩之行，開風氣之先。所邀報紙中，左、中、右皆有，這無疑是有政治風險的。項說，福建要吸引外資，“還需要新聞界的朋友多多幫忙”。多年之後，這句話成為中國官員的常用語。
1983年，有關特區的傳言再度出現，有人認為改革開放将舊中國和許多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好的東西也引了進來，對改革者大加伐撻，将特區比作“舊中國的租界”。
環境有些慘淡，項南和任仲夷，這兩位改革派地方大員，這期間時常保持熱線聯系，互通觀點。在指責之聲甚嚣塵上之時，項南針鋒相對：“舊中國的租界，是主權在他人，特區是主權在我，怎麼能和舊租界相提并論？”
有關政策要“收”的說法延續到了1984年，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五個年頭。剛開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難點在于企業缺乏活力，毫無自主權可言。
當年2月7日，鄧小平在廈門視察時對項南說：“我們的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這句話給了項明确的支持。
一向超前的項南随後建議：廈門特區可以變成“自由港”，“貨物自由進出；人員自由往來；貨币自由兌換”。小平思考片刻說：“前兩條還可以，後一條不容易。”
這年的3月，福建的一些廠長經理們給項南寫了一封信，信在當天下午送給項。第二天，這封項南親自拟好标題的呼籲信發表在《福建日報》的頭版頭條，題目是《請給我們“松綁”》。
之前項南就曾公開表示，“我們從開放到現在，因為放權出了亂子的事情，在福建還找不到一個；可是由于不放權，影響改革開放進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這些話，在一些人聽來，并不順耳。
福建給企業“放權”的影響迅速波及全國，《人民日報》全文轉載《請給我們“松綁”》一文。當年5月，項南在出席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時說，應該讓“包”字進城。
總述
常識的珍貴之處，就在于穿透迷霧，說出“皇帝什麼也沒穿”。鄧小平表達改革開放的語言極其平實，卻總是蘊意深邃。把“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作為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無疑就在奉常識為圭臬。
所有與常識為敵的決策，都将付出災難性的代價。我們不該忘記，2008年還是“大躍進”五十周年。1958年的那場浩大運動，領袖一聲喚，人們大幹快上，趕英超美，畝産糧食十萬斤的“衛星”頻頻上天，到頭來卻是資源耗盡，餓殍遍地，數千萬人餓死的悲劇釀成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饑荒。
改革開放的起步，得益于常識的回歸；改革開放的曆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識的曆程。盡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常識說出多年，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仍然争了十餘年才有定論。改革每進一步，都要突破教條、本本的夾擊，都要殺出既得利益者的重圍。發現常識的“血路”布滿荊棘，不由不讓早已知道常識的人扼腕長歎。
回望來時的“血路”，幸運的是，三十年我們未曾虛度，“中國奇迹”正是常識的勝利。但改革未有盡期，我們仍需重新回歸常識，重新從常識出發。教條仍然遍布經濟、政治、民生、文化諸多領域，改革推進，端賴抛卻更多的本本迷信，彙聚更多的民衆常識。而彙聚常識的渠道，就在建立一個人人有話說的議決機制。這是公共生活裡最大的常識。
做一個幸福的人，每個人心中都懷有這樣的常識，願國家佑護她，願改革者珍視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