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統一北方，遷都洛陽，結束了的混亂局面。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提倡漢化，發展教育，再次成為書法藝術的中心，一種介于漢晉隸書和唐楷間的獨特風格的新書體－－魏碑體産生了。
魏碑體，又稱為龍門體、伊阙宗等，因為魏碑書法的代表作是龍門石窟一千方左右的題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稱為龍門二十品，即《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像記》、《一弗為亡夫張元祖造像題記》、《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造像記》、《北海王元詳造像記》、《司馬解伯達造像記》、們匕海王國太妃高為孫保造像記》、《雲陽伯鄭長猷為亡父母等造像記》、《新城縣功曹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造像記》、《邑主高樹、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記》、《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汗造像記》、《邑主馬振拜等三十四人為皇帝造像記》、《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記》、《邑主仇池為孝文皇帝造像記》、《安定王為亡祖等造像記》、《齊郡王元枯造像記》、《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記》、《比丘道匠造像記》、《陸渾縣功曹藏、薛法紹造像記》。
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見于清末的《廣藝舟雙楫》和《校碑随筆》，此後被社會所公認，被視作魏碑書體的法帖範本，不僅國内珍視，而且享譽海外。龍門二十晶的書法藝術，端正大方，質樸厚重，剛健有力，峻蕩奇偉。其行次規整，排列整齊，大小勻稱；結體和用筆則在隸、楷之間，表現出其成熟性，也顯現出其過渡性的承隸啟楷風格。
若細分析，又可分為幾類藝術風格不同的作品。分之為四體，即魏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深着勁重為一體；長樂王、太妃侯、高樹端方峻整為一體；解伯達、齊郡王元枯峻骨為一體；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偉為一體。如從用筆等特點分析，楊大眼、藏、慧成、慧感、道匠、孫秋生、賀蘭汗等品結體端莊穩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無松散下垂之感；筆法方硬有棱角，起落處猶如刀削，一弗、解伯達等品與上述各晶風格基本相同，唯筆劃較細，于穩重中又顯俊秀爽利。以上諸品被書法家認為是龍門體書法藝術風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
此外，如、元燮、高太妃、拜等品用筆趨于筆迹流暢，寓隸法筆意于楷書之中。元枯、法生等品用筆含蓄，鋒芒内在，轉角圓渾，已同以後的無多區别。慈香一品在用筆上更為自由、柔和，顯得十分潇灑奇逸，在魏碑中表現出别具一格的書法藝術風格。除的造像題記外，洛陽出土大量的，其中的《北魏元懷墓志》、《北魏元怿墓志》、《北魏高猛墓志》、《北魏元肥墓志》等都是魏碑書法精晶。此外，洛陽出土的北齊時代的《北齊姜纂造像題記》等也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品。
特點
1、橫畫和捺畫保持隸書的特點，常伸展到字形邊界甚至超出邊界；
2、字形與隸書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點是撇捺向兩側伸展，收筆前的粗頓以及擡峰，使整個字形厚重穩健略顯飛揚、規則中正而有動态，頗具審美價值。
發展曆程
書法演變
北魏平城時期是指公元4世紀90年代末至5世紀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從此開始了北魏在平城的曆史。北魏皇帝重用漢族士族知識分子，自覺推動了與漢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統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現出對極大的熱忱。天興元年（398）遷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以顔淵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公元466年“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立孔子廟。北魏統治者的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鮮卑族與漢族的融合，鞏固了統治，也為書法藝術的發展與創新創早了良好的條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漢族高官中不乏堪稱一流的書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書檄多出自書法家筆下。《魏書·傳》記載：玄伯自非朝廷，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楷模。是崔玄伯的兒子，因為擅長書法經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書·崔浩傳》“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範陽盧淵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北史·盧玄傳附盧淵》略雲：“初，（盧）湛父志，法鐘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盧）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崔、盧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書法大家，他們所傳書法不外乎篆書、銘石書，就其風格而言當為古樸、厚重、方嚴、筆力雄健。這就為北魏書法奠定了雄強之風。
北魏初年，佛教傳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書》記載：天興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飾，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時，在的勸說下，罷黜佛教，迎請嵩山道士，道教大興。“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嶽，迎緻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太武帝死後，文成帝修複佛法，下《修複佛法诏》：“夫為帝王者，必祗奉，顯彰仁道……朕承，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
今制諸州郡縣，于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财用，不置會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門統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從此佛教更加興盛。經過這番佛道鬥法，北魏在短短96年的曆史卻留下了珍貴的曆史遺産，平城時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雲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又有道教的碑刻，這使平城的碑刻呈現出多元混雜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樣禁止立碑，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書法才得以迅速發展演變，它上承隸書下啟洛陽楷書，既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風，有滲透了儒家文化的溫文爾雅、剛正不阿，同時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現出古樸、自然、剛勁、雄壯的風貌。
書迹分析
平成時期的書迹種類繁多，包括碑刻、題記、明堂瓦文等。我按時間順序擇要排列如下：
《王銀堂畫像題名》（406）楷書
《折沖将軍薪興令造寺碑》（436）楷書，新疆吐魯番出土
《皇帝東巡之碑》并碑額（437）碑文隸書，陽文“皇帝東巡之碑”，民國年間河北易縣出土
《大代華嶽廟碑》（439)隸書，碑原在陝西華山
《王神虎造像記》（440）楷書
《朱雄造像記》（440）楷書
《合邑又道繼等造像記》（440）楷書
《鮑纂造像記》(442）草率隸書，清朝末年山東出土，現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隸書，1979--1908年發現于大興安嶺鄂倫春旗嘎先洞中
《孫恪墓銘》（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頌》并碑額（461）碑文隸書，陽文“皇帝南巡之頌”，1936年發現，現移山西覺山寺
《劉賢墓志》（452－465），隸書，四面刻，陽文篆額“劉戍王之墓志”，1963年遼甯朝陽出土
《曹天度造像記》（466）
《魚玄明墓志》（468）楷書
《趙炯造像記》（469）草率隸書，同治年間山東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隸書
《欽文姬臣墓銘》（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靈山寺舍利塔銘》（477)楷書，鹹豐年間山東黃縣出土
《太和造像記》（478）
《馮熙寫雜阿毗昙心經》（479）
《太和五年石函銘》（481)楷書，1964年河北定縣出土
《邑師法宗造像記》（483）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十一窟東壁
《崔永忠造像記》（483）楷書，山東曆城出土
《司馬金龍墓銘》并題額（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馬金龍墓壽磚》(484)隸書，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額（488）楷書，在陝西澄城縣
《閻惠端造像記》（489）楷書，光緒年間在河北昌平訪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記》（489）楷書，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記》（490）楷書
《富貴萬歲》（481－490）隸書，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後永固陵訪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書、、楷書、行草書，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暈造像記》（492）楷書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磚，年代不詳，草率隸書，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訪得
《吊比幹文碑》（494)在河南輝比幹墓側，刻于孝文帝遷都洛陽途中，為平城魏碑畫上了句号。
在這些書迹中有《皇帝東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頌》屬于廟堂之作，風格，筆勢開張，應為當時一流書家所寫。作為摩崖隸書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顯得渾樸雄厚。《平國侯韓弩真妻碑》、《劉賢墓志》、《司馬金龍妻姬辰墓志》、《司馬金龍墓銘》、《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題記》等為貴族官僚墓志，雖較廟堂之制略為草率，但卻更顯示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刻工也比較精緻。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則顯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當時普通大衆的書寫習慣。
平城時期的書迹上至皇帝駕幸的銘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羅萬象，我們從中可以透視到北魏平城時期書法的方方面面，這對我們了解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發展演變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在這些北魏平城的遺迹中，既有隸書又有楷書，而且各自都有相當的數量和規模。從字體來看，篆書多為碑額，墓志多為隸書，多為楷書，當然也并非全部如此。從它們的時間順序上來看，隸書、楷書的順序時後，明顯地表現為由隸書向楷書過渡時所呈現出的獨特風貌。我們從這風格各異的書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對中國北方的統一，當時的社會正熱切地期盼出現一種具有統一法度的書體。事實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顯意識到規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餘”，而且太武帝為此還下達了整齊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軒創制造物倉颉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以降，随時改作，故篆、隸、楷、草并行于世。然經曆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錯謬，會義不惬，非所以示規則于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
《魏書·世祖紀》
但是從公元425年以後北魏平城時期的書迹來看并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風格法度，這說明風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這是一種社會風尚，它需要、社會的選擇才能形成社會普遍認可的書寫規範，從而形成社會普遍的審美共識。
書風演變
北魏平城時期的書法呈現出“體兼”的總體特征。隸中有楷，楷中有隸。為了弄清北魏書法的發展演變，我先從幾部隸書味較濃的碑刻說起。
從皇帝南巡之頌看平城隸書，此碑刻于文成帝時代，魏書·高宗紀有記載“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弧發失，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銘。”
此碑書迹具有明顯的隸書特征。橫畫兩端都向上翹起作翻飛狀，豎鈎平挑，撇畫收筆處微微向上翻挑，捺畫收筆處平出，字形成橫扁狀，這些都是典型的隸書筆法。同時這類隸書雜有顯着的楷書特點，筆畫方截、瘦勁，橫畫左低右高向上傾斜，許多字的橫折處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為向左側傾斜，如“過”字的首筆折處。有的橫折則表現出明顯的頓挫，如“郡”字中“君”首筆處的折。從結構上看結體凝重，呈欹斜狀。
皇帝南巡之頌所表現出的特點使其在研究隸書向楷書過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其中摻雜的楷書特征會使我們有似曾相識之感。這些楷書特征我們可以在稍後的“”和邙山墓志中明顯地找到他們的影子。從筆畫的頓挫到結體的欹斜凝重都與“魏碑體”楷書有明顯的淵源關系。
這種風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時期還見于《皇帝東巡之碑》，而在其後的《司馬金龍墓銘》中《皇帝南巡之頌》的許多特點得以延續，但有些特點卻被明顯的抛棄了。例如：橫畫左側起筆處的向上翻起已不明顯，字體的欹斜度也大大減弱，但仍表現出隸書的特征。可以說楷書對當時的人們已有相當地影響，以至于不自覺的滲透到書法當中，使之“體兼”。事實上由于北方書風保守，廟堂之制按照慣例都是采用隸書書刻，許多波磔、翻挑以及結構的平整往往都是，力不從心之感。所以說：“構造和筆畫姿态都想寫隸書，但書寫技巧不純，筆劃無論方圓粗細寫得總不像漢碑那樣地道。”
《皇帝南巡之頌》為廟堂之制，是記載皇帝出幸的碑刻，當為一流書家所寫。《司馬金龍墓銘》為貴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這兩塊碑刻可能代表了當時書法的最新狀态，也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書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慣用的書寫習慣。尤其是對方筆的運用可以說已經成為當時比較認同的筆法，這對後來洛陽“魏碑體”的形成有着顯着的影響。
但是平城時期的隸書并沒有形成統一的風貌，以上所舉隻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樸渾厚，《嵩高靈廟碑》的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磚文的簡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從《晖福寺碑》看平城楷書，《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時期最著名的楷書碑刻。就其特點而言，仍以方筆為主，棱角鮮明，結體嚴謹，略有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之勢，茂密的結體現出欹側的姿緻”。所以稱它是“豐厚茂密之宗”，在字體結構的避讓上已經很成熟，漢末魏晉隸書的影子已經難以找到。
與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隸書碑刻《皇帝南巡之頌》相比，雖然一隸一楷但在風格上卻有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皇帝南巡之頌》在上的嚴謹、筆畫上的方棱銳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體現。尤其是橫畫的書寫，雖然《晖福寺碑》的書家采用的是楷書筆法但與《皇帝南巡之頌》中的橫畫卻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如“慶”“真”“素”“而”等字裡面的橫畫，其神态與《皇帝南巡之頌》如出一轍。這說明從《皇帝南巡之頌》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這種筆法得以延續和發展，并在楷書當中得到應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頌，還是晖福寺碑，在當時都應該是最新的筆法，這對北魏書風的演變無疑具有引導作用。
如果我們将其與的“魏碑體”相比，洛陽“魏碑體”的寫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備。但是不能否定在筆畫的舒展開張，撇捺的雄健有力，結體的大開大合，結構的欹側，氣勢的雄勁上都遠不及洛陽“魏碑體”。《晖福寺碑》的上述特點使其表現出探索者和先驅者的角色。平城楷書對洛陽“魏碑體”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說：“洛陽時期的魏碑與平城時期的魏碑同樣存在着一個直接的承接關系。就是說，大同諸多形式的魏碑、銘石、書迹，對于洛陽的諸多造像記、墓志銘，在時間上是一個早與晚的關系，在書體、書風的生成和發展上，則是一個源與流的關系。”
當然平城時期的楷書仍殘有明顯的隸意，這在《邑師法宗造像記》以及明堂瓦文所發現的楷書中有明顯的體現。
洛陽書法
公元477年孝文帝親政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漢人服飾；改變鮮卑人籍貫“代人南遷者，悉為洛陽人”；以漢語為“正音”；改鮮卑複姓為漢人單姓；促進鮮卑族與漢人士族高門的通親。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進了族的融合，表現出對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風尚。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一批南朝漢人知識分子北遷，給北魏書壇帶來一片新的生機，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書風便悄然發生了變化。
因此北魏後期的很多書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書》記載：隴西（？－516）“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颍川庾道（？－517）“曆覽史傳，善草隸書”；彭城（？－517）“善草隸書，多識奇字”。這些人都屬投北的南方書家，他們所傳之草隸應該屬于“”一派。北魏的這些南方書法家為北魏書法藝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北魏後期，南方的字書《小學篇》傳入北方，北魏後期的貴族子弟以學習《小學篇》為榮耀。《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記載：“（之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初學《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
《小學篇》書風上比北朝傳統的識字書《急就篇》新妍，當為鮮卑貴族所推崇，這樣就使南朝書風滲透到北魏書刻的血脈之中，為洛陽時期産生新體楷書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礎。
洛陽“魏碑體”
北朝書法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納南方新妍書風，終于在洛陽時期形成了一種全新的－－“魏碑體”。
我們可以從以邙山墓志和“”為代表的洛陽碑刻中看到這種具有統一風格的“魏碑體”，他們一改北魏平城書風的古拙、，呈現出新妍别緻的書風。險峻奇偉、驚心動魄、體态新妍、結體嚴謹。确實給我們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桢墓志》為例我們可以看到，這類楷書多用；橫畫出鋒，收筆下頓，橫畫向上傾斜；撇畫突出，收筆平挑；捺筆雄壯，收筆平出；豎多下頓後向出；斜畫緊結，字形橫扁，且整體呈欹斜态勢。筆法剛勁、潇灑，撇畫捺畫突出，如長槍大戟，刀砍斧鑿，給人以遒勁雄壯之感⒀。
在《廣藝舟雙楫》中說：“古今中外唯南碑與魏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昏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北魏後期“魏碑體”的發展
随着漢化改革的深入，胡漢融合的加強，南朝書風的不斷傳入，這種剛峻奇偉的“魏碑體”楷書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筆畫漸趨圓潤、秀雅，方圓兼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