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此文為楊尚昆同志生前的回憶文章)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也稱“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發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處理完畢。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内高層首次出現的一場分裂與反分裂的嚴重鬥争。親身經曆過這件事的人健在的已經不多了。我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了解事件發生、發展到處理的全過程。
事件經過
事件起因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到1953年夏季的全國财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已經充分暴露。黨中央據此判明他們是野心家、陰謀家，下決心予以揭露。
前期準備
在這前後，毛澤東主席就高、饒分裂黨的問題分别向黨内一些高級幹部打了招呼，如：1953年12月，陳毅由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系統高幹會議期間，毛主席兩次約談。頭一次，主席向陳毅詢問他所了解的饒漱石情況，陳不明底裡，按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毛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出來後向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談起，對方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觸到的饒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盤托出。毛主席這才點頭，并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毛主席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又說：“你推讓是不對的（指謙讓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謙遜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3位華東負責同志說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張毛有什麼指示？主席說：“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
1954年1月中旬，《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在劉少奇同志主持下草拟完成後，由我送往杭州。毛主席約請同他一道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胡喬木等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并且提議：“此決議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同時提出：“通過團結決議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
1月18日，毛主席向黨中央建議，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先把《決議（草案）》用電報發給參加會議的同志，要他們準備意見；同時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見，并提出要通知駐蘇大使張聞天到會。
1月22日，毛主席電告劉少奇，重申：“關于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盡量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
2月6日至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本着毛主席兩次建議的精神召開，一緻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同時，還批準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籌備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高、饒問題被移到會後另行處理。
事件爆發
四中全會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3位同志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5日，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小平5位同志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了他們的問題。全會結束後，從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時間，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聽取與會者對高、饒問題的揭發和批評，并就一些重要問題核對事實，也聽取高、饒本人的申辯和檢讨。這兩個座談會逐日的記錄，都在會後整理送到我這裡，經過彙總，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通報。其間，高崗觸電自殺未遂，使座談會中斷過一天。座談會結束後，根據中央的決定，高崗、饒漱石停職反省，分别在家裡寫書面檢查。
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一份2萬多字的書面檢查，主要交代了4個問題上的“錯誤”：
1．黃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黃花塘，借全黨整風、審幹之機，制造所謂陳毅反對毛主席和一向反對政治委員等“罪名”，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
2．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1949年底，大區籌建軍政委員會，他明知毛主席、黨中央要陳毅任主席之職，卻在陳謙讓時，玩弄“合法”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
3．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的問題——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不信任他，而想從毛主席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态度；
4．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承認當時自己“明鬥安（子文），實反劉（少奇）”，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
檢查的結尾處，承認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自扣了8頂“帽子”：（1）利用弱點，小題大作，打擊别人，擡高自己；（2）造謠挑撥，上欺下瞞，當面扯謊，矢口抵賴；（3）運用資産階級的權術到黨内鬥争中來；（4）宗派主義；（5）一切從個人出發，個人利益高于一切；（6）處心積慮，文過飾非，吹噓自己，沽名釣譽；（7）地方主義，分散主義；（8）驕傲自滿，缺乏自我批評精神。
此後，饒就無所事事，等候處理，除偶爾去附近的景山公園散步外，足不出戶。
怎麼處理高、饒呢？高崗自殺前，毛主席曾表示過，打算在高作出檢讨後，安排他回延安當幾年地委書記，給他以改過的機會。對于饒漱石，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中，黨中央反複研究過處理方案，我都參與了。當時，中央隻打算撤銷饒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
事件升級
不料，全國黨代表會議開會期間，在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的讨論過程中，風雲驟變，高、饒問題“逐步升級”，最後來了個180度的大轉折：會議一緻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後對高、饒問題所采取的措施，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但将決議中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經毛主席“拍闆”，認定饒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獄。3天後，又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
這個突如其來的大變化，是怎麼造成的？據我了解，主要有以下3點：
其一，饒漱石鬧翻案，激起了衆怒。
1954年底前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出現了蘇聯共産黨與南斯拉夫共産黨和解、赫魯曉夫為鐵托恢複名譽的新情況。這個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先後向陳麒章（饒的秘書）等人大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說了違心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對他進行打擊報複；一再表示他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陳麒章等将饒的這種反常表現如實地向中央辦公廳分别寫了兩份書面彙報。這兩份書面彙報由全國黨代表會議秘書處印發給全體代表，作為讨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饒的翻案行為把代表們惹火了。
其二，揚帆案件，火上澆油。
全國黨代表會議上印發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發揚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鎮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饒漱石。
本來，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代表們得知饒漱石鬧翻案，已經很惱火，看過反映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大批敵特分子的材料，很自然地把它同毛主席開幕詞對階級鬥争形勢的估計聯系起來，更加群情激憤，認為饒的問題已經超出犯錯誤範圍，而是對黨對人民犯了罪；進而對饒的政治曆史提出了疑問，還聯系到他抗日戰争時期在皖南事變中的脫險，究竟是如他安抵蘇北後給中央電報中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還是被俘後叛變而被派回來充當内奸的。毛主席在做會議結論說到高、饒問題時，提的已經不隻是高、饒兩個人的聯盟，而是高崗反黨集團和饒漱石反黨集團（在饒的反黨集團裡點了揚帆和向明的名）的聯盟。
其三，潘漢年的“交代”，引發更大“爆炸”。
1955年3月下旬，當全國黨代表會議的議程進入“高、饒問題”後，一些受到高、饒影響或和高、饒問題有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或交代。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潘漢年受到很大震動，他想到：自己同揚帆、饒漱石都有過工作聯系；在所謂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的問題上，自己作為分管政法、情報工作的副市長當然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1943年夏天，他從新四軍淮南根據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聯系時，李借故把他騙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見汪精衛，這件事他在回到根據地後，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向組織上報告過，現在問題很困難。經過反複考慮，他在全國黨代表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帶着寫好的材料去向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報告，并請他将那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大吃一驚，感到事關重大，安慰了潘幾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親自送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毛主席看過材料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在4月3日責成公安部執行。
事件結果
潘漢年的問題，直接同饒漱石、揚帆的問題糾纏在一起，當時毛主席認為：“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于是，饒漱石又被認定為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饒漱石因為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經公安部報請中央批準，在1965年予以假釋，安排到一個農場養起來，配備了服務員、廚師各一人，每月發給生活費200元。
對其他人員的處理，如果撇開饒、潘、揚一案不說，單以黨中央對高、饒反黨聯盟的處理而言，牽連的人很少：在東北地區，隻有被稱為“五虎上将”的五人被撤了職，降了級，下放到一般單位工作；華東地區，受到撤職處分的高級幹部，主要就是一個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
至于高、饒身邊的工作人員，更沒有受到株連，都由中央組織部安排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