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舉世震驚的潘家峪慘案已經過去50多年了，為了緬懷先烈，教育後代，自1952年起，地方政府和潘家峪村民先後重修了遇難同胞的四座墳墓，樹立了四塊墓碑，一塊紀念碑，一座紀念塔，修建了一座祠堂和一座紀念館。1995年，潘家峪慘案遺址被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列為“河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省、市、縣總投資370萬元建設慘案紀念館，并對西大坑、南岩子等六處慘案紀念館遺址采用有效保護措施。新建的潘家峪慘案紀念館于1997年8月12日動工，1998年11月30日完工。在建設過程中，豐潤縣愛國主義教育領導小組高度重視，精心研究，本着高标準設計、高标準施工的原則，加強工程質量監督，把好質量關，多次跑唐山設計研究院，找專家定圖紙，組織設計人員、監督人員來現場指導，使紀念館的設計建築達到最高水平。
潘家峪慘案紀念館坐北朝南坐落在村中部，東隔小河與“潘家大院”相望，南、西、北均與大道相連，占地面積4?5畝，建築面積1246平方米，整個建築為灰白色的二層樓房，樸實大方，莊嚴肅穆，主題突出。
紀念館結合地形的特點，采用不對稱布局，将主入口設在道路一側，牆上書有原冀東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将軍題寫的“潘家峪慘案紀念館”館名。
曆史背景
潘家峪是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腰帶山中的一個山村，是冀東抗日根據地之一。正因為這樣，潘家峪也就成了日軍“掃蕩”的重點地區。從1938年夏季到1940年底，敵人圍攻潘家峪就有130多次。1941年1月25日晚（舊曆臘月28日），駐唐山、豐潤、灤縣等16個據點的3000多名日軍、1000多名僞軍，在日指揮官佐佐木的率領下，從四面八方悄悄地開到潘家峪。他們進村後便逼着全村1500多人先到村邊西大坑集中，逼問八路軍的去向，群衆用憤怒的沉默回答敵人。
日寇召集3000多名鬼子和2000多名僞軍，将潘家峪團團包圍起來。他們将僞軍全部安排在四周的山上站崗，日軍則進入村中，用槍托、刺刀，把人們全部驅趕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西大坑長30米，寬10馀米，周圍是一人高的石壩。當時坑底有一尺多厚的積雪，日本鬼子将村民全部圍到西大坑。因為人多，坑邊也站滿了人。鬼子兵怕開槍時人群容易疏散，就臨時改變了主意，将人們趕到了潘家大院。潘家大院是日寇殘殺無辜群衆的主現場，它分為一宅三院，是大地主的宅院。院内早已布置好殺人的現場，遍地鋪滿松枝柴草，澆了煤油，院外搭着梯子，鬼子兵端着機槍站在院牆上做好了射擊的準備。
富有革命傳統的潘家峪人民用血肉之軀同敵人展開了殊死的搏鬥。50多歲的潘國生老漢脫去着了火的衣服，帶頭沖向大門，向一個正在端着機槍掃射的日本兵猛撲過去，奪過機槍，用槍托将這個敵人打死。10多個青年趁機沖出門去，潘國生老漢卻犧牲在敵人的刺刀之下。大屠殺一直延續到次日下午7點鐘。全村有1230人被殺害，其中婦女兒童共650馀人，所有财物被搶奪一空，被燒毀的房屋有1100多間。
潘家峪慘案紀念館始建于1971年，1999年新館竣工開放。陳列面積630萬平方米，慘案遺址位于潘家峪村中，完整地保留了日本侵略者屠殺潘家峪人民的現場；慘案發生後，為死難同胞在村南建起了陵園，供參觀者瞻仰悼念；紀念館内用圖片、文字、文物及聲、光、電等現代化手段展示了潘家峪人民的抗日鬥争史和慘案發生的全過程，向世人展示了慘案發生的曆史背景、事件經過以及潘家峪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慘案留下了西大坑、老槐樹、小鐵門、南岩子、殺人場潘家大院、殉難同胞的葬墓等遺址，是日本侵略者侵華罪惡的鐵證，時刻警示後人“警鐘長鳴，勿忘國恥”。
氣候交通
潘家峪慘案紀念館所在地豐潤區位于東經117°45′-118°21′，北緯39°32′-40°04′，是典型的暖溫帶大陸性半濕潤氣候，四季分明，一月平均氣溫-6.3℃，七月平均氣溫25.4℃，年平均氣溫10.8℃，無霜期185天，年降水量710毫米。潘家峪慘案紀念館地處京、津、唐、秦腹地，西距北京120公裡，西南距天津130公裡，東距秦皇島120公裡，南距唐山中心區22.5公裡。
交通便捷，公路四通八達，102、112兩條國道和京沈高速公路、津唐高速公路、唐山東外環高速公路、西外環高速公路在境内連接；鐵路縱橫交錯，京秦、京山、唐遵三條鐵路橫跨城區，境内設有二級鐵路貨運編組站和三級鐵路客運站；水路運輸便利，距京唐港130公裡，境内還坐落軍地兩用機場。發達的路網框架，構成了獨特的立體交通格局。
基本陳列
《潘家峪慘難史基本陳列》一層展廳展示了1941年1月25日潘家峪慘案的過程。展廳頂部均塗為灰色，展廳内全部采用人工照明，采用聲、光、電等展示手段，讓觀衆感到氣氛恐怖、壓抑。二層展廳表現慘案後潘家峪人民及複仇團不屈不撓的反抗鬥争，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的内容。尾廳展示了今日潘家峪人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展廳頂部塗為紅色，形成與一層主展廳空間強烈的明暗對比，喻示由黑暗走向光明。在二層平台，觀衆可憑欄遠眺慘案發生地“潘家大院”的全貌，憑吊死難的同胞。
珍貴藏品
日寇支機槍用的高桌慘案發生時，日軍在這張八仙桌上架起了機槍，潘家峪父老鄉親幾百人死在機槍掃射之下。這張桌子成了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鐵證。
村民抵抗日寇時使用的杆秤縱156.5厘米，重2500克，木質結構。1941年發生慘案時，有19名鄉親躲藏在東糧房内，用土坯封堵窗戶，用杆秤頂住房門，外面火焰沒有進入到糧房内，19名鄉親得以幸免。
日寇壓死兒童的錘布石慘案發生時，日軍用此錘布石壓死了許多兒童，至今錘布石上仍留有紅色的血迹。
潘家峪兵工廠制造的手榴彈1937年～1941年間，冀東軍分區在潘家峪設立了兵工廠，制造手榴彈和地雷等武器。
基本介紹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火石營鎮潘家峪村
交通線路：從唐山（豐潤）乘坐開往潘家峪方向的公交車至終點站
開放時間：淡季9:00～11:30，14:00～16:00旺季9:00～12:00，13:30～16:00
事件經過
潘家峪慘案，是抗戰時期華北遭到日軍“三光作戰”制造的典型慘案之一。中國方面的記載稱“潘家峪慘案：1941年1月25日（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軍調集了遷安、灤縣、盧龍、遵化、豐潤等五縣的敵僞軍，天明後不久，就包圍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人們驅趕着，趕進那所大院裡，關上了大門，機關槍密集的人群掃射起來，人整排整排地都倒下去了。全村被敵寇慘殺者1035人（其中兒童婦女有658名），負重傷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隻剩三百零三人。全家慘死者三十馀家。燒毀房屋一千一百間。”
潘家峪是河北省豐潤縣（今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腰帶山中的一個山村，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在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八路軍挺進敵後，奔赴華北戰場，放手發動群衆，建立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人民戰争，潘家峪成為抗日堡壘村，成為冀東抗日根據地的中樞。
潘家峪人民的抗日鬥争，極大地激怒了日本侵略者，面對潘家峪這座打不垮、攻不進的抗日堡壘，他們惶惶不可終日，必欲除之而後快，喪心病狂地要把潘家峪人民斬盡殺絕。
1941年1月，日本駐唐山部隊指揮官，召集豐潤日本顧問佐佐木二郎以及遵化、玉田、灤縣、遷安、盧龍、撫甯等縣日本軍官和僞豐潤縣公署、警備大隊、警察所等日僞人員，勾結地方反動地主，策劃了血洗潘家峪的陰謀。
1941年1月25日(舊曆臘月二十八)，日本侵略者集中了十幾個縣的3000多日軍和2000多僞軍，乘着黎明前的黑暗，把潘家峪緊緊包圍起來。
太陽剛升起，日、僞軍的鐵蹄踏碎了潘家峪甯靜的清晨。慘案的策劃者惟恐跑掉一個潘家峪人，把僞軍全部放在四周山上站崗，日軍則全部撲進村中，這些全副武裝的日本鬼子用槍托、刺刀把人們全部驅趕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潘鳳柱的母親78歲了，因為走得慢，獸兵一刺刀把老人家當場紮死。
當人們被趕到西大坑的時候，日本兵就開始在潘家大院做殺人的準備了。
潘惠林是村裡最大的地主，他的院子也是村裡最大的。人們是由後門被趕進大院的，後門開在中院，距離西大坑不過50米，日本兵在這50米的距離内站成兩排，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組成了一道刺刀的胡同，人們就在兩排刺刀的逼視下，被趕進了院子。
進了院子，人們發現到處都鋪滿了柴草，上面還澆了煤油，人們發現事情不好，起了騷動，沒進院子的人們便往外湧，站在門口的日本兵用帶刺的鐵條，用槍托，用刺刀朝人們亂紮，亂捅，人們都被趕進院子之後，一場血腥的屠殺就開始了。日本人先把西跨院的那道寨子點着了，緊接着全院的大火就起來了，日本人在四周的牆上、平房上和大門洞子上方向人們開槍、扔手榴彈。
當大火燒起來、槍聲響起來之後，鄉親們才徹底明白眼前的處境，他們本能地反抗死亡。
大院的各個角落都擠滿人群，更多的人們則在各個院子之間奔跑。滿地的柴草燃燒起來，騰起沖天烈焰，在烈火濃煙之中，人們辨不清方向，找不見親人，踏着滿地烈火奔突号叫。衣服燃燒着，頭發燃燒着，人人都像一個火球在各個院落之間滾動。密集的槍彈掃向人群，飛蝗似的手榴彈投向人群，大院外邊的兩座小山之上，兩架擲彈筒也向大院裡發射着炮彈，人們慘叫着成片成片地倒下，汩汩的鮮血流成河，在騰着烈焰的土地上嗞嗞啦啦地淌，很快被烤幹，然後又有新的血漫過來。
人們的軀體在爆炸聲中被撕裂、被擊碎，斷肢殘臂被高高地揚上天空，然後又随着漫天血雨噼噼啪啪地落下來，落進烈火之中。衣服的碎片和飛灰被巨大的煙柱裹挾着旋轉着飛上天空，使方圓幾十裡的村莊都能看見潘家峪上空那濃黑的煙幕，那如紙錢一般飄飄搖搖撒遍青山的飛灰。
在西院，二門後頭、廂房前頭，日本軍官揮舞着戰刀朝人們砍去，每砍下一顆頭顱，就提起來放在窗台上，大約是要計算自己屠殺的業績吧，人的頭顱把窗台擺滿了。
在大門前面的空場上，被打死的全部倒下了，沒被打死的也都跑散了，留下三四十個被擠落在地的小孩子，這些都是兩三個月，最大也不過一兩歲的嬰兒，都裹在小被子裡，被遺棄在流淌着鮮血、冒着火苗的空地上。這些孩子不懂得眼前發生着什麼，更不懂得隐蔽自己，他們隻是一齊放開喉嚨啼哭，一時間整個大院便響徹了這些嬰兒的啼哭聲。獸兵們進來，他們提起這些嬰兒的小腿，掄起來往二門旁邊的一口大石槽上摔，往捶布石上摔，腦漿和鮮紅的血濺起來，濺到牆上，濺到獸兵的身上，臉上，很快地，這三四十個嬰兒變成了一堆血肉，啼哭聲沒有了。
大院圍牆外邊，也橫陳着許多屍體，那是在屠殺開始之後，日本侵略者從村莊的各個角落搜索出來的鄉親，無法趕進大院，就在圍牆外邊屠殺了。大門口對面，如今的潘家峪小學的門前，有40多個兒童被殺死在糞堆上。
距此幾步之遙，南岩子下面，有32名婦女兒童被刺刀挑死在小河旁，然後放火焚屍。伴随着殺戮，是日本侵略者對婦女的蹂躏。
六七個日本兵闖進潘保和家，他們先把潘保和與他的兩個兒子趕出門外，用刺刀挑死在河溝裡，然後把潘保和的妻子和他年僅13歲的小女兒輪奸，輪奸之後也用刺刀挑死。
潘瑞财的妻子被3個日本兵輪奸後，用刺刀挑死。
西大坑附近，有30名被挑來給日本人做飯的婦女，被淩辱之後，燒死在菜窖裡。潘國業同院住的幾個年輕婦女，被日本兵輪奸後殺死，然後把房子點着，連房帶屍體一齊燒成焦炭。據幸存者介紹，當時凡有年輕婦女的地方，都發生了強奸、輪奸事件，日本兵往往是見了婦女就輪奸，然後就殺害。因此許多婦女不是死在大院裡邊而是死在大院外邊，死在全村各個角落。
今天仍然健在的慘案幸存者中，絕大部分人都是60歲以上70歲以下的老人，他們當時都是10歲左右的孩子。當他們的心靈還像一張白紙般純淨的時候，他們就遇上了這樣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他們幸運地活下來了，但是那火海硝煙，那彈雨和血泊，都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心靈深處。
那一年潘守三13歲，他和8歲的弟弟同父母一起進了潘家大院。那一天，他一家10口人死了7口，這裡面包括他的父親、母親、大嫂、兄弟和他大哥的3個孩子，這3個孩子大的7歲，小的剛會走路。當時他大哥在唐山市學買賣，二哥在豐潤縣河頭鎮給财主扛活，慘案後哥倆趕回潘家峪，一起參加了潘家峪複仇團，都在戰鬥中犧牲了。
他在人群中被擁來擁去，險些被踩到腳下成為肉泥。他發現有人穿過已經成為火牆的圍栅，向西院跑，他便也像一隻小兔子一樣穿過這道火牆。穿過火牆他便發現西院正房的堂屋裡架着一挺機槍，幾個日本鬼子爬在那裡，正在換彈倉，他趕緊趴在地上，機槍響起，人們像被割的谷子一樣齊刷刷地倒下。
在另一個射擊間隙，他跳出來跑進對面的一個豬圈，豬圈裡的人已經滿了。這時日本兵又把機槍架在豬圈牆上對準豬圈裡密集的人群掃射，豬圈頂上也站着幾個日本兵，他們往豬圈裡扔手榴彈，打槍，把成捆的玉米稭點着推下來，豬圈裡一片狼煙血泊，很快，這裡的人們大部分被打死。
槍聲沉寂了，有七八十個日本兵闖進院子，他們是來檢查槍殺的結果。他們用皮靴踩，用刺刀紮，凡是能動一動的人，就補上一槍或者一刺刀。
這樣的搜索、屠殺，日本兵反複進行了三次，在最後一次搜索時，天已經暗下來，大院裡已聽不到人們的呻吟，隻有烈火燒裂瓦片的聲音噼噼啪啪響成一片。潘春在屍體堆裡，靠牆坐着，此時整個豬圈裡隻剩下他一個人還活着。在厚厚的屍體堆中，用驚恐的眼睛注視着豬圈外敵人的暴行。
當時33歲的潘輔庭，領着10歲的兒子，抱着3歲的女兒，在火海之中左沖右突，一顆炮彈飛來，把他的兒子掀起一人多高，兒子爬起來還是朝他跑，跑到他跟前，對他說：“爸，手打兩半了。”潘輔庭在二門那裡站着，眼看着兩邊的人都死了，牆頭上的日本兵發現他們，朝他們打槍，他拽着兩個孩子跑進東院。這時，日本鬼子已經進入大院，搜索活着的人。有人問他：“輔庭老叔你出個方吧，日本鬼子都到跟前了。”
他說：“咱們豁着燒死，也不讓他們殺了。”他扶起孩子，幾步沖到門口，高喊：“咱們沒死的順着火道鑽哪，别等着讓日本鬼子殺了。”他沖到東院廂房門口，這是個糧房，裡邊有二三十名鄉親。他沖進屋裡，對鄉親們說：“咱們打開門，大敞四開，日本鬼子要是搜咱們，就和他拼。”鄉親們敞開房門，拿起房裡的稱杆、稱砣、斧子、萬民傘，準備和日本鬼子拼殺。日本士兵發現了這屋裡的人，朝這裡開槍，并試圖撲過來，但終因四周火太大，日本兵無法接近這所房子，房裡的鄉親才幸免于難。
屠殺從中午一直持續到傍晚，日本侵略者走了，留下了一片焦土的潘家峪，全村1700口人被殺掉1230人，23戶被殺絕，96人受傷，全部财物被搶劫一空，1235間房屋全被燒毀。大院裡面，穿堂跨院，房前房後，屋裡屋外，有許多親人立着卧着被燒死。許多親人被燒成骨灰，有的被燒成一堆焦炭。在安葬親人時，就有800多人燒得無法辨認。
慘案發生的第二天，冀東軍分區黨政領導率領十二團的官兵來到潘家峪，帶來大批糧食、衣服、藥品，挨家挨戶地慰問、安撫，當時就有12名幸存的潘家峪青年參加了八路軍，跨入複仇的行列。
周圍22個村莊的鄉親揮淚趕來，捐獻出大批葦席和其他物資，幫助潘家峪人埋葬死去的同胞。
唐山市的鐵路工人和開灤煤礦的工人也紛紛捐錢捐物，救濟受難同胞。
1941年2月5日，抗日民主政府組織四鄰村莊的鄉親去清理屍首，由豐灤遷聯合縣政府主持公葬。從潘家大院扒出的屍體無法辨别姓名年齡，隻能在辨認出的男屍身上寫個“男”字，女屍身上寫個“女”字，童屍身上寫個“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無法辨認，隻能把那些屍骨集中起來，一堆四肢焦肉、肚腸，一堆骨殖，一堆人頭。然後，以炕席為棺木，一領席裡包一至兩個屍體。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裡進行的，送葬的隊伍由街裡走上山麓，把屍體安葬在松柏常青的南山腳下。沒有挽歌，沒有鮮花和供果，有的是悲憤的長風，沸騰的熱血。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幸存的潘家峪人莊嚴宣誓：“一定要向敵人讨還血債，為死難親人報仇。”
慘案後，日本侵略者把潘家峪周圍50裡劃為“無人區”，拆毀房屋，填平水井，驅散居民，多次“清鄉”、“掃蕩”，潘家峪一帶籠罩着白色恐怖。但是潘家峪人民不屈不撓，抗日的烽火撲不滅。潘家峪人民更加鬥志昂揚，一手拿槍，一手拿鎬，堅持了“無人區”的鬥争。
3月初，這個村子的20多名青年自動組織起3個“抗日複仇小分隊”，積極配合八路軍打擊日本侵略者，附近村莊的子弟紛紛參加，迅速發展到120多人。
1941年5月9日，冀東抗日鬥争領導人李運昌、周文彬、劉誠光、高敬之來到潘家峪，為了悼念死難親人，在火石營村召開了由各村群衆參加的追悼大會。在大會上，冀東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劉誠光莊嚴宣布潘家峪抗日複仇小分隊正式合并組織起來，成立“潘家峪複仇團”。
1942年7月18日，複仇團與八路軍冀東軍分區十二團戰士在遷安縣甘河槽設伏，與敵激戰5個小時，全殲150名日本侵略者，俘虜100馀名僞軍，潘家峪慘案的直接策劃者——駐豐潤日軍指揮官佐佐木二郎也被潘家峪複仇團的戰士親手擊斃。
潘家峪用自己的曆史昭告世人：中華民族不可辱，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是冀東抗日根據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