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民工潮”成為描述中國農村勞動力城鎮流動的專用名詞。“民工荒”這個詞彙，曾經因為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而一度淡出人們的視野。随着中國經濟的逐漸回暖，關于“民工荒”現象的報道又開始占據各大媒體的版面。
2009年8月以來，據多家媒體報道，在中國的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業的訂單大量增加，但是卻招不到工人。來自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顯示，這個接納全國近1/3農民工的地區，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間，也就是說每個求職的人有1個以上崗位虛位以待；在溫州，2009年8月份該地區職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個百分點。
背景
近年來，随着國内經濟的發展，其他省市也出現了“民工荒”現象。這是用工制度的一個不合理現象。按理說，出現“民工荒”對民工是好事，說明市場對他們需求在鄉村和城市間奔波的民工正變得越來越少增加了，但事情并不讓人樂觀。過低的工資待遇和一些歧視行為，讓民工也寒心。他們逐漸意識到，城裡的那份工作并不可靠，由當初的趨之若鹜變得理性起來，城市裡就出現了招不到民工的現象，所謂的“民工荒”。
如何正确對待和使用民工，适當地提高他們的各種待遇，是擺在用人單位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當然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畢竟他們是财富的創造者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要讓民工遇到困難時有法有據可依，才能吸引民工就業。“民工荒”還能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一種現象——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這說明目前的經濟運轉非常好。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民工潮”成為描述中國農村勞動力城鎮流動的專用名詞。
“民工荒”這個詞彙，曾經因為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而一度淡出人們的視野。随着中國經濟的逐漸回暖，關于“民工荒”現象的報道又開始占據各大媒體的版面。2009年8月以來，據多家媒體報道，在中國的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業的訂單大量增加，但是卻招不到工人。來自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顯示，這個接納全國近1/3農民工的地區，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間，也就是說每個求職的人有1個以上崗位虛位以待；在溫州，2009年8月份該地區職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個百分點。
實例
2009年初，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減速，大量農民工失崗返鄉。2010年，由于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内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這一缺工比例，雖然不及“民工荒”說法最盛行時的水平，卻顯示出企業用工需求迅速回升的明顯勢頭。比對以往用工情況，經濟複蘇是本輪“民工荒”的本質誘因。如果說過去20年，我國主要是通過農村廉價勞動力完成“原始積累”的話，那麼“民工荒”則警示我們：要想在知識經濟的挑戰中保持持續的競争力，就必須轉移經濟發展戰略，把廉價勞動力變成高價值、高素質的人才資源，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真正的大規模民工回流潮起源2010年初，以浙江、廣東等地嚴重的民工荒現象為代表。其原因在于三點：
一、沿海地區受2008年金融危機打擊較大，企業倒閉、拖欠工資現象嚴重，而内地企業多為内向型企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相對較小。
二、沿海地區犯罪率和農民工聚集區治安狀況較差，低于内地衆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标準，且大多數受雇于中小企業主的工人得不到社會福利保障，工傷事故率居高不下，而内陸特大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随着城市發展開始健全，工人開始注重這方面福利待遇。
三、内地衆多特大城市發展較快，如成都、重慶、武漢等南方内地核心特大城市無論是城市建設、特大型企業數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經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無幾，尤其重要的是底層操作工的工資待遇也與沿海城市處于同一水平線上，加之沿海加工企業和台資、外資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漸内遷，而就業機會較多，衆多民工選擇前往内地的這些特大城市務工。而衆多多年未到過這些内地特大城市的農民工在2008年被辭退後在内地特大城市尋求工作時也逐漸意識到這些離原籍地不遠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經不輸于沿海城市。
2010年4月初，一則四川企業在浙江招聘熟練工，甚至準備在浙江經濟較落後的麗水、衢州招聘本地工人前往成都的大型廣告刊登在杭州的報紙上，引起了浙江商界的軒然大波該報紙評論者則認為，這是國内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大量内地農民工的離開也是促使沿海企業加快速度進行産業升級的一個重要力量。企業若想在行業競争中占得一席之地，留住農民工便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企業需要從人性化關愛、尊重的角度出發，切實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保障民工的合法權益，讓農民工自身感受到一種成就感和尊重感。隻有在企業内部形成一種和諧的氛圍，才能增強農民工同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農民工在企業工作的穩定性和積極性。
産生原因
首先，仔細地分析沿海地區中小企業的發展情況，人們不難發現，新一輪的“民工荒”并不是早期“民工荒”的簡單延續，更多表現為因2008年金融危機不少企業減産停産從而大幅度裁員以後出現的用工反彈，這些企業忙活的大都是“短單”和“小單”，帶有很強的季節性，這種情況究竟能夠持續多久，還是一個未知數。萬一後續訂單無法跟上，這些農民工再度被裁減，這對他們的精力和感情都是一大打擊。
其次，在媒體調查中發現，有些地方雖然一面在鬧“民工荒”，但是還是有很多農民工無法就業，根本原因就是待遇太低。在溫州，一個農民工一般的月薪期望為1500元，但實際上企業隻能開出1000—1200元的工資，這主要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導緻企業利潤下滑，使得很多企業把工資壓得很低。現在雖然接到了訂單，但是很多訂單隻是企業為了穩定客戶而接下的“薄利單”，有的甚至是零利潤，所以即使是缺人，也無助于提高農民工待遇。
再次，自2008年年底大量農民工返鄉以來，各地為了穩定農民工就業采取了很多有利措施，比如扶助農民工創業、對農民工進行培訓等等，這些措施不僅有利于緩解金融危機下農民工的就業難題，而且從長遠的發展來看，也有利于提高農民工的市場競争力、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并為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貯備實用型技術人才。
争論
2007年，對所謂的民工荒就有過争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中，都從絕對數量短缺的層面對“民工荒”做出解釋，認為在近75%的農村地區已經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可以轉移了，“中國将進入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而且，“中國的勞動力短缺是全方位的，不單技術工人稀缺，就是完全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人也成為稀缺資源，并且在地理上蔓延全國”。
但在此後的2009年6月19日，在國務院扶貧辦舉辦的全國雨露計劃成果展上，國家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劉福合則表示：“所謂的‘民工荒’本身就是一個僞命題。”
對策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輸出地政府應該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2008年以來為了化解農民工就業難題所采取的措施必須繼續堅持，尤其是一些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長遠效應的措施，千萬不能半途而廢；另一方面，要加大對準備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的信息服務，與勞動力輸入地加強溝通與合作，及時為農民工發布就業信息，避免農民工盲目地流動。
對于勞動力輸入地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及時發布信息，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農民工保障制度，改善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待遇，以此吸引部分農民工回流到沿海務工；同時更要從信貸、稅收等方面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提高他們的生存發展能力。隻有企業發展了，農民工的工資待遇、“飯碗”的可持續性，才能有保障。
此外，還應配套改革、完善其他相關制度，比如：建立農民工教育培訓制度；建立更符合實際需求、多層次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鼓勵、加強農民工群體所在企業的工會機制建設；進一步完善、加強勞動執法監督和勞動仲裁制度；制定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标準；健全、完善輿論監督機制；建立農民工就業信息服務機制等。
思考
農民工荒為一些用工單位敲響了警鐘。用工單位更應該思考應該如何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改善惡劣的工作條件，對農民工進行技術培訓。雖然一段時期内，民工荒會對經濟發展産生一定的影響。
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也不是個壞事。反映對用工單位本身也要反思，我為什麼招不到工，農民工的工資和勞動社會保障，她要考慮到善待農民工。另一面他要想到培養農民工，提高農民工的素質。這方面他能提高自身的誠信水平來吸引農民工，也能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不善待農民工，不給發工資等通過反思這種現象會減少。将來會更規範化，對企業本身的管理也會更現代化。
評論
“民工荒”現象的再度出現，被輿論認為是中國經濟全面複蘇帶來的效應，也成為市場一大利好消息。沿海的不少缺工企業紛紛來到内地招人，一些勞務租賃公司也忙碌了起來，在全國各地的勞動力市場上豎起了招人的大旗。據媒體報道，中國一些勞動力輸出地的政府已經開始考慮組織當地勞動力外出打工，以緩解去年農民工返鄉潮給當地帶來的就業壓力。
對于眼前的這些情況，實際是當下沿海地區農民工就業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此來判斷中國經濟就此全面恢複顯然還是有些論據不足。無論是勞動力輸出地還是輸入地，都應當冷靜地看待新形勢下的這一輪“民工荒”。
悲情注解
厚實的棉衣，結實的綁腿，棉質護膝，防風頭盔，皮手套，或成群結隊，或獨馬單騎……春節前，沿着國道，由佛山、東莞、廣州等珠三角城市浩浩蕩蕩返鄉的10萬摩托大軍，成為震撼無數國人歸鄉之情的悲壯圖景。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對無數離開故土來到異鄉打工的農民工來說，離開故鄉，不過隻是為了更好地回到故鄉。但當歸巢之路不僅不能完成國人最古老的“衣錦還鄉”儀式，反而不得不以棉衣、綁腿、護膝加摩托的無奈方式悲壯進行時，回歸故土，不再流浪，恐怕隻能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
今年以來，随着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内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産線已處于停工狀态。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曆、年齡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緩解。
沿海出現用工荒，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與往年民工荒不同的是，以往的“荒”更多是一種用工市場供需結構錯位的“荒”：一方面，企業對中高級技工求賢若渴，不惜重金招攬賢才，這是此前媒體頻頻報道“高級技工工資高過博士”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工又恰恰缺乏這種專業技能，隻是屬于一般熟練工，而企業對這種可替代性強的工種，又完全沒有提升福利待遇的打算。于是，供需結構的鴻溝形成，企業想招高級技工招不到，為保持自身利潤仍不斷壓縮用工成本；農民工想提升工資待遇提不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農民工手上拿的工資幾無差别——這樣的錯位最終導緻了隔三岔五的“民工荒”。
在以往，這樣的“民工荒”也許隻要提提工資，打工潮就能如潮汐漲落般得以周期回歸。可今時卻注定不同于往日——在上海、江蘇、福建等地，企業盡管集體提高薪水，有的工資加獎金甚至提到2800元，卻仍難招到工人。這種場景就很讓人覺得吊詭，聯想到節前悲情返鄉的摩托大軍，此番“民工荒”恐怕不是僅“工資低”三個字就能解釋的。
随着第一代農民工的“卸甲歸田”，進入城市的第二代農民工早已脫離了老一輩“掙點錢回鄉養老”的歸根祈願。他們的土地情結較上一輩人更為淡漠，反而更想融入城市生活，增長自己的見識和閱曆，得到更好的發展，進而享受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醫療、住房等權利。然而，這些身處城市的農民工卻注定隻能遊離在城市生活的邊緣，城市給了他們夢想，卻拒絕給予其尊嚴；城市給了他們生活方式，卻拒絕給予他們足夠的生存的權利。
這樣的一群人，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親手建造的城市，卻從來無緣與城市乃至企業的相應福利親近。他們生活在城鄉二元的剪刀差之下，遭受着同命不同價，同工不同權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隻是他們低廉的價格，而他們所需要的養老、住房、子女教育、醫療、就業權利，卻不過隻是無根浮萍。在企業與社會的雙重權利漠視下，農民工就這樣基本處在“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排斥”的浮萍漂泊狀态——既沒有可供衣錦而歸的高額工資，又沒有融入城市生活的權利保障，對他們來說，這樣的城市生活幾無意義。是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之後，沿海衆多企業毫不留情的民工裁員潮，更讓農民工們被這種棄如敝履的城市生存所傷，并最終引緻他們決絕離開這些城市的“民工荒”。
“荒”是農民工“用腳投票”的權利自救，卻也更似一種被城市慘痛掠奪後的無奈選擇。如若不信，看看那些悲情返鄉的摩托大軍，看看那些貧富分化下，夢想早已被城市化所撕裂的農民工生活便知。在生存壓力下，中國的農民工們早已被磨練成天然的生活經濟學家，他們懂得，哪裡可以為自己掙得更有尊嚴的生活，哪裡可以安放自己追尋夢想的青春。當沿海制造産業向内地轉移升級之後，當大城市依然固守着過往的權利掠奪意識之時，回歸故鄉，重新開始，隻是他們的理性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