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揭[揭，讀音作jie(ㄐㄧㄝˊ)]第一聲。n把蓋在上面的東西拿起，或把粘合着的東西分開：揭鍋。揭幕。n使隐瞞的事物顯露：揭露、揭發、揭底、揭穿、揭短、揭曉。n高舉：揭竿而起。n标示：揭橥（zhé）（本是作标記的小木樁，引申為标志。亦作“揭著”），揭示。n扛，持。n姓。n掀捂蓋
姓氏淵源
第一個淵源
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時期楚國官制之司揭，屬于以官制稱謂為氏。司揭，為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一種官職，主要執掌和管理君王的旌旗依仗隊，自己則親舉華蓋(王傘)。司揭在楚國是君王的貼身小官，屬于内廷侍從類，不列官籍，但負責曆代君王的威儀以顯示國祚，職責重大。元至元～至正年間，元朝學者範椁在《贈揭景哲茂才别》中說：“司揭本楚官，子孫以官氏，揭陽漢建侯，揭氏突出于史，回源而異流……驅與燕山市，路遇子揭子，為我述其先，本自司揭氏，及乎盱徒洪，着與揭陽通。以茲究其源，瀕海而南東，南東煙濤惡，将身犯蛟鳄。遠拜故侯墳，遺蹤尚如早……”明确指出司揭為楚國官職稱謂，子孫以官名為氏。
“揭”，在這裡是擔、負、舉的意思；而“司”，是掌管、負責之意。在曆代司揭的後裔子孫中，多有以其先人的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司揭氏，後省文簡化為揭氏、司氏等，或改為竭氏，世代相傳至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個淵源
源于官稱，出自春秋戰國時期上大夫谒者，屬于以官職稱謂為氏。谒者，春秋戰國時期設置此官，為國君掌管禮賓、消息傳達的職責。秦、漢時期沿襲，負責宮中賓客及拜谒皇帝者傳達通禀。到漢朝初期以後，郎中令系數的官員中就有谒者，在少府下屬官中有中書谒者令，後改稱中谒者令。郎中令的屬員谒者，負責賓贊受事，員額多達七十人。這七十人的首領就叫谒者仆射，俗稱大谒者。到東漢時期，稱作中宮谒者，隸屬大長秋管轄。到了晉朝、南北朝時期，朝廷設置了谒者台，屬員叫通事仆射，負責引見臣下，傳達使命。到後魏、北齊時期，稱作中谒者仆射。隋朝時期設通事谒者，唐朝時期原稱内谒者，後改為通事舍人，由宦官擔任。以後到宋朝時期廢黜，統稱使者。
谒者，其後裔子孫有以其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谒氏，後有字誤而改稱竭氏者，皆世代相傳至今。
第三個淵源
源于地名，出自古邑揭陽縣縣令史定，屬于以居邑名稱為氏。嶺南地區的揭氏族人堅持認為，揭氏源于揭陽，是原來以官為姓的史氏，因官于揭陽，遂以揭陽為姓氏，後省改為單姓揭氏。這在中華姓氏史上是遺世獨美，潮汕之光。據史籍《萬姓統》中“揭”姓條：“<千家姓>說：古代家族在豫章郡……<漢書·功臣表>文中有安道侯揭陽定”。
在史籍《揭陽文史·南康地名與北門關帝廟燈櫥》文中記載：“關帝廟燈櫥，有‘清樽調北海；桃熟獻南康之聯’。根據詞典，南康原為江西地名，古為南康郡，漢屬豫章郡(轄今江西及其南部一帶)，揭陽晉時屬南康”。廣東大埔名賢溫廷敬在《潮州福佬民族考》中記載：“潮州自秦朝史祿将率戍揭陽嶺，後皆家焉。南粵為揭陽令降漢之史定，當即祿後，以官為姓者”。在文獻《揭陽縣志·宦迹》中記載：“史定，秦時人，仕南越為揭陽令。元鼎六年漢兵下番禺，定決屬漢。武帝嘉之，封安道侯，邑六百戶。子當時襲侯爵，子孫遂家于揭陽。祀名宦。”在文獻《辭海·文學分冊》中注明揭斯為著名的元朝文學家(今江西豐城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著名的《豫章叢書》就是其詩文集，揭斯亦稱其祖先因官揭陽，遂以揭為姓。
在文獻《辭源》中“揭”詞條注解：“姓，安道侯揭陽定之後，改為單氏，江西建昌府多此姓。”二千多年前的古揭陽縣首任縣令史定，是豫章郡郡令史煥之長子，秦末漢初時已任揭陽縣令。漢武帝劉徹在征服南越時，“史定聞漢兵至，遂降漢。”因史定智勇超群，而被留用，“封為安道侯，仍任揭陽令。”後因史定自嫌“史”和“屎”諧音，而特别奏請漢武帝為其賜姓改名，劉徹遂以其原任官職所處為姓氏，賜其為複姓揭陽氏。
上述資料，說明揭氏源出于古揭陽縣，原為複姓揭陽氏，後省文簡化為單姓揭氏，世代相傳至今，代出名賢。
第四個淵源
源于壯族，出自蒙古族濟喇敏鄂瑪特部落，屬于以部落名稱漢化改姓為氏。據史籍《八旗滿洲姓氏通譜》記載：蒙古族濟喇敏鄂瑪特氏，原居錫喇塔拉地區(今甘肅張掖永固鎮和武威一帶，一說在今内蒙古東部和吉林西部一帶即鄂爾多斯草原，待考)。元朝時期，濟喇敏鄂瑪特氏部族随駐廣西地區。
元末明初，濟喇敏鄂瑪特氏所部為明軍統帥沐國公沐英擊潰，族衆分散逃逸于嶺南各地，後有以部落名稱首二音之諧音漢字“揭”為漢姓者，稱揭氏，後在明朝“改土歸流”過程中逐漸融入壯族，成為今廣西壯族揭氏。
第五個淵源
源于滿族，出自女真族濟喇敏鄂瑪特氏部落，屬于以部落名稱漢化改姓為氏。據史籍《八旗滿洲姓氏通譜》記載：滿族濟喇敏鄂瑪特氏，襲用蒙古族濟喇敏鄂瑪特部落的姓氏，滿語為Gilaminemate Hala，世居錫喇塔拉(今甘肅張掖永固鎮和武威一帶，一說在今内蒙古東部和吉林西部一帶即鄂爾多斯草原，待考)、上都河(今内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一帶地區。
清朝中葉以後，滿族濟喇敏鄂瑪特氏族人中有取原姓氏諧音漢字冠改為漢姓揭氏、竭氏、濟氏、吉氏、敏氏、鄂氏、瑪氏者，皆世代相傳至今。
郡望堂号
郡望
襄城郡：南北朝時北魏于縣境置鐘離、襄城、陳陽、石馬諸縣，分别屬南襄州、西淮安郡和襄城郡，今城關鎮為當時的襄城縣治，以後曆為州治、縣治。治所在襄城(今河南襄城)。
廣昌縣：廣昌建縣于南宋紹興八年(戊午，公元1138年)，系由南豐縣析出南部的三個鄉而成，迄今已八百餘年的曆史。因道通閩廣，隸屬建昌，故得名廣昌，盛産通芯白蓮，雅号“蓮鄉”。明朝洪武二年(己酉，公元1369年)農曆2月，改建昌為肇昌府，農曆9月改為建昌府。至整個清朝，廣昌均隸屬建昌府。民國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廢府，廣昌隸屬江西省。民國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全省分豫章、浔陽、盧陵、贛南四道，廣昌屬豫章道。民國十五年(丙寅，公元1926年)廢道，縣由省轄。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2月，廣昌南豐兩縣合并為南廣縣。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公元1933年)4月複原建縣，同年8月，廣昌析出南部置赤水縣。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公元1934年)9月，廣昌與赤水兩縣合并為廣赤縣，10月，複名廣昌縣。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廣昌隸屬甯都專區，1952年甯都專區并入贛州專區，廣昌改屬撫州專區，1954年7月改屬贛南行政區。1983年8月，廣昌劃入撫州地區。
揭陽縣：揭陽縣是廣東潮汕曆史文化的發祥地。從建制沿革上看，揭陽建制早于潮汕。秦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公元前214年)，秦将任嚣、趙佗平定南越，遂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南海郡領四縣：龍川、番禺、揭陽、博羅。今潮汕全境、梅州及福建龍溪、漳浦一帶隸屬揭陽縣。漢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發兵平南越，複置南海郡，轄揭陽、龍川、番禺、博羅、中宿、四會等六縣，史定任揭陽縣令。以後幾經複廢，至南宋紹興十年(庚申，公元1140年)，又複置揭陽縣。至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批準揭陽撤縣建地級市。
堂号
襄城堂：以望立堂。
廣昌堂：以望立堂。
揭陽堂：以望立堂。
家譜文獻
廣東湛江廉江揭氏十四修族譜，各譜皆有序，間有跋、傳、神道碑文及志墓銘；而在譜序中兼夾有對揭氏祖源考證。一修《揭氏族譜》之序作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公元1100年)，木刻活字印本。現被收藏在廣東省汕頭市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會揭立業處。
江西贛州石城揭氏宗譜，着者待考，清朝年間木刻活字印本。
江西豐城揭氏族譜，着者待考，明朝年間木刻活字印本。現被收藏在廣東省廉江市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
字輩排行
廣東廉江揭氏字輩：“德從休人開子元士敦行崇基衍業育英光世遠振嘉谟賢豪俊達文武超常宏圖丕顯展永耀華邦”。
家規古訓
據《石城揭氏宗譜》卷三《志家規》載：“安道之家風，固以武功賜姓”、“豫章之世德，胥以忠孝傳家”。查閱其宗譜，安道之風猶存，忠孝之道傳家。
宗譜生動描述了子女從“母血父精”始，“十月孕成”，“子始生時，魂飛魄驚。腸如刀割，命在幽冥”的情景。後經“三年乳哺”，“手抱帶綢”，“席不安眠”；“能行慣走，又憂跌傾”；“憂其緻疾，拜佛求僧”；“父為子計，百慮經營。”父母為子女，真是費盡了心機。宗譜教育後代，在父母的“百年垂老”時，應盡兒女的贍養、孝敬之道，即使是“貧難具物”，“半炙杯羹”，“承歡是孝”。兒女有錢，對父母并不是“财谷豐盈”就夠了，而是應該“毋假婢仆，事心親身”。“博親一笑，勝于三牲。”
對兄弟姐妹，要“親之骨肉”，“親愛姐妹，恩及其甥”。“吾兄親子，毋以少陵，讓梨推棗，肩随雁行”。“長兄猶父，長嫂母焉。事必禀命，勿以争杈。吾弟親兒，骨肉相連，飲食教誨，又以烝烝。”
對親人故去，“親故之日，抱恨終天”。“衣衾棺榔，各宜慎旃。”“葬祭虞祥，式禮莫愆。”對于昔己故去的先人，也要“報以嘗烝”。
閨門之訓
訓詞中明顯有鄙視婦女的封建思想殘餘，認為“古來家禍；悉由婦人。子未娶妻，事親怡然。一為妻惑，德色谇言。子未娶妻，·骨肉恩聯，一為妻惑，析寡分田。”宗譜中教育後代治家之道是“義正為先”，“閨帏燕好，敬如賓筵”。不要計較赀錢“誰多誰少”，“一言一動，正率無偏。”“教老禮賓，察畜雞豚”。家中的婦女，要“各司職業”，“苦勞均任”。“眠則俱眠，衣食均勻”，“服毋求鮮”，艱苦樸素。對于同鄉的婦女，常常“長舌便便”，不要與她們“說人長短”，這是萌生是非之地。宗譜以“商卒周姒”為曆史鏡子，教育後代不要迷于女色，“美婢嬌妾，縱欲流連。商卒周姒，亡鏡高懸”。
農桑之訓
訓詞教育子孫要勤耕力業，最忌的是養尊處優，不事家業。“胡弗安逸，履後席豐。誠以人心，最怕養慵。一無所用，馳逐難窮。”家訓還告誡後代，不是事農，就是求仕，‘兩途之外，異端勿攻。”“況爾愚賤，本非素封。一夫不耕，饑啼于宮。一日不積；寒号于童。”宗譜還說，要勤儉持家，“克勤克儉，财用乃通。務留有餘，可以禦冬。量入為出，毋至匮空。”宗譜中還講明了小與大、窮與富、積與敗的辯證關系。“毋嫌利小，務本有終。積小成大，富可千鐘。積之艱苦，敗亦從容。”“安閑習慣，奢侈為雄。縱有所得，其敗無蹤。何如守份，作田舍翁。”“既耕還讀，樂在其中。”
詩書之訓
家訓開章明義說明了讀書的重要性。“一不讀書，遂锢于欲。不孝不慈，不悌不睦。犯上作亂，将赤吾族。驕淫奸宄，身亡家複。凡百禍端，皆教不肅。”
宗譜中還有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家敦詩書，勝積财谷。”“毋以家貧，學能緻祿。”“毋恃家富，富勿縱欲。富不好禮，如牛似犢。”還告誡說，榮祿官爵，要靠個人奮鬥，不能靠錢去買。“買爵公廷，終難免俗。”在教育子女上，不要以子女天資的賢愚，而輕易決定是否讓子女讀書，“毋以子愚：，辄廢卷軸”，賢而不勤，“乃免放逐”。隻有這樣，才能“況我家聲，書香繼續”，“耀祖光宗”，“世家青箱，斯為望族。”
非為之誡
宗譜的誡詞；是充滿辯證思想的。誡曰：“人有不為，而後有為”。非為之誡提及的是誡毒、誡賭、誡飲酒遊獵。“嗟彼洋煙，出在四夷。誘人之始，無賢與愚。”“漸染日久，毒入心脾。”“富人典業，貧子典妻。”“終年皆卧，荒業廢時。”“嗟嗟夷禍，莫烈于斯”。
“不睡煙床，是好兒孫。”另外，賭也是害子害孫的禍害。“兄弟嬉戲，同場共賭。“輸赢千萬，厥算無涯。赢則浪費，嫖飲無遺。輸則回家，賣子傾赀。”“更有惡者，财喪命随。陰功喪盡，害及子孫。”宗譜還特别提到，酒飲無度，嬉戲遊獵，“亦同此譏”。“凡諸非為，戚莫自贻。”
争訟之誡
誡詞規誡子孫：“禍起于微”。凡事要忍讓，不要因為“些小事情，強為較此”，“忿在一朝，禍及兄弟”，“不慎不忍，訟由茲起”。要有寬廣的胸懷，“縱我有理，何妨讓彼”，“冤結愈深”，要回過頭來言歸于好就很難了。
佛事之誡
誡詞告誡子孫在長者死後，隻要遵照揭氏家禮“祭奠殡藏”、“惟盡悲怆”.做佛事不可吃葷，不可觀摩鑼鼓音樂把喪事變成喜事。然揭氏名人，宋元諸家都信仰佛法，不可不做佛事。
宗譜還說，對于小兒得病，弄神作鬼，也是十分荒唐的。宗譜認為，“小兒得病，贖魂彷徨。謂被魂魄，竊走他鄉。投胎出世，作人兒郎。必靠仙奶，贖魂返房。捉坐替死，說更荒唐。”宗譜還頗有唯物主義成份，認為“魄為形質，魂是氣揚。魂氣既散，焉能返降?”“魂魄何物，豈能捉攘？”認為隻有那些愚昧的婦姨才相信這些鬼話。宗譜還大聲疾呼要“讀書識禮”，“弗為迷诳。”
悖逆之誡
主要教育子孫不要犯上作亂，這與揭氏家族由帝賜姓，以忠孝治家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古訓
《石城揭氏宗譜》還附有“雜訓”、“古訓”二節。其中，“樹家樹人須樹德，克勤克儉便克家”；“勤以補拙，儉以助廉；勞則思善，逸則生淫”二句頗有意義，特引之。
揭氏家訓，有一般中華民族漢族宗譜以傳統美德為依規的共性，又有其獨特的個性。
（一）家訓的訓詞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如談到“小”與“大”、“窮”與“富”、“積”與“敗”的關系時，強調積小成大，窮可變富，家敗則窮，積之艱苦，敗亦從容的深刻道理，啟發後代克勤克儉，積小成大，居安思危。
（二）不信佛、不信巫。揭氏家族不相信巫醫、巫術，認為“魂為形質，魂是氣揚。魂氣既散，焉能返降?”不信邪。同時，對于先人的祭葬，也主張用家族獨特的禮俗，不做佛事。認為做佛事
“打沙過煉，鑼角叮當”，“易悲為喜”，“見笑大方”。頗有唯物主義成份。由此觀之，揭猛家族，“安道之家風”“豫章之世德”有着其可取的積極意義。
族譜
在潮汕的曆史長河中，人們可以将其淵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這上下八千多年的曆史中，長達六千多年的時間隻是考古學意義上的曆史，典籍有載的則要遲至秦漢之際。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以五嶺東端的揭陽嶺置戍所，就是最早載諸史冊的極其濃重的一筆。同時，史祿為南下大軍鑿渠運糧而後“留家揭嶺”，更成為有史記載的漢人入潮第一人。 不過，戍揭嶺事，向有争議，《水經注》就以大庾嶺為最東之嶺，五嶺不列入揭陽。在廣西修靈渠轉饷的史祿遠道東來，以揭陽為家，更曾為論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後，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一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區的遠古曆史上出現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載入典籍的史定。《史記》稱“揭陽令定”，《前漢書》稱“揭陽令史定”。《史記》的《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還載明史定歸漢後于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冊封為安道侯并任揭陽令。因為正史有載，故筆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一文就曾引用。但是，這麼一位在粵東乃至整個閩粵贛邊叱咤風雲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昙花一現，其生前身後一無餘聞，令潮學界不禁為之困惑。
令人振奮的是，去年（2004）11月10日第五屆潮學國際研讨會在揭陽召開，江西豐城揭氏族人攜上沉甸甸的《揭氏族譜》，和任職于汕頭濠江區政府企業投資中心的揭立業先生一起赴會，一下子揭開了西漢初年的這一曆史迷霧。會後，揭立業先生攜譜抵鄙舍晤談，使筆者有幸細閱全譜。喜悅之情，自不待說。揭先生帶來的《揭氏族譜》有兩部，一是江西豐城譜，二是廣東高廉譜。從豐城譜可知，豐城揭氏共修譜14次，初修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蘇過為作《史揭合序》；最後一修在1943年。從幾篇序文來看，高廉譜至少也有四修，分别為乾隆、鹹豐、同治年間及1983年所修。蘇過的《史揭合序》也照錄不誤，還收進了福建汀州連城揭氏于清康熙、雍正年間修譜時的幾篇序文，顯見高廉譜是對照了連城譜的。從諸家序文我們還可考知，連城揭氏源于豐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于連城揭氏，故最可引以為據者當推豐城北宋的一修譜，最精當的莫過于蘇轼的三子蘇過所撰寫《史揭合序》。
蘇過之所以為揭氏一修譜寫序，緣于蘇家與史、揭兩家的深厚交誼。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簡要地說，蘇過祖父蘇洵與同鄉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蘇過父蘇轼對史“以師禮事之”，并與史之子子熙及兩位侄子都是“筆硯同志”，故蘇過說蘇、史是“通家執友”。蘇轼曾與史子熙論及漢武平南越事，因而從史子熙處得知，史定之父史煥是子熙的祖先，從史煥到子熙已經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舊譜”載明史定“賜姓于漢武，令後人知揭出于史，史、揭允遠不可為婚”。
宋神宗熙甯年間，蘇轼通判杭州，後改知定州，得晤剛中鄉舉的揭樞（字伯徽），“握談甚歡”。不久，蘇轼又改知允州，過杭州舊治。揭樞剛好知杭，蘇、揭得以再次晤談。揭樞甚博學，蘇轼戲稱為“江南揭書櫃”。言談間，蘇轼“述史子熙家譜，揭原于史”。揭樞“即出其譜，自煥至樞也四十四世矣”。蘇轼不禁感歎地說：“君與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豐城揭氏族譜之修，并命蘇過“叙之”。
曆史就是這麼結緣于有心人。史煥的史、揭兩姓後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結識了蘇轼這位曠代文豪，并由此造就了蘇過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确是文史學界的一段千古美談。而今人揭陽潮學學者徐光華先生會前遠赴廣西、粵西，走訪各地揭氏後人，廣受揭氏族人的竭誠歡迎，充實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幹專論，率先在第三屆潮學會上公布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塵封兩千餘載的這一潮汕史事，故深為海内外學人，特别是饒宗頤先生的推許，這不能不說是文史學界的又一段當代美談。古之蘇氏，今之徐氏，先後為揭氏正本清源，從而為潮汕遠古的曆史研究提供了不争的史實，而這都是緣于《揭氏族譜》的發現與研究，故可以說這是《揭氏族譜》所帶來的令人感奮的信息。
細考蘇序并證之譜中有關姓原源流考，我們可以對在揭陽那段語焉不詳的史事，有了一個較為明辨的了解。可以斷定，元鼎六年古揭陽正式納入國家版圖，開始成為隸屬中央政權的一個縣級建置，其轄區包括當今的粵東以及閩南、贛東南一部分；揭陽令史定的确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區曆史上第一位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員。史定是中華所有揭氏族人的共同祖先，其父史煥則是史、揭兩姓的共同祖先。（按：有謂史定是史、揭兩姓族人的共同祖先，實誤）。
據譜所載，史定生于漢文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今年剛好2165歲（按：或曰為2166歲，誤了！因公元沒有零年）。世居江西廣昌，故此當史定有功于漢之後，乃父史煥得以“食爵豫章”。将揭氏譜中所載印證正史，我們已不難展示兩千多年前那一段風雲變幻的潮汕史。
秦末漢初，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漢文帝時感恩于漢朝廷的懷柔政策，上表稱臣。趙佗在位長達七十餘年，死後孫趙胡繼立。閩越犯境，漢武帝應趙胡之請，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護駕将軍随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嶺，閩越王之弟馀善殺郢降漢而罷兵。于是，史定“又承命随嚴助往谕南粵”。嚴助帶南越太子嬰齊北還，為人質；留史定居越，實也為人質。後史定為南越“令揭陽”二十餘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呂嘉判南越，殺漢使。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閩越馀善兵臨揭陽。就在這關鍵時刻，史定“挈地歸漢，收平兩粵（按：同越）”。“武帝旌其忠，發诏封為安道侯，世襲揭陽令，賜姓揭，賜名猛”。
史定之令揭陽，似是撲朔迷離，但正史有載，本就應是提之有據的。今《揭氏族譜》的出現，更見毋庸置疑。這應是《揭氏族譜》所帶來的另一個令人感奮的信息。為此，我們還有理由期盼着有那麼一天，典籍所載的秦皇之置戍揭嶺，史祿之留家揭嶺，以及史祿、史定的關系都能得到透徹的考釋。
志載揭猛（史定）有子揭當時繼襲侯位，并繼任揭陽令。此後，其子孫居停情況就在潮汕的志書上消失了
。治潮史者似都一直找不到其後人居潮的蛛絲馬迹。還是《揭氏族譜》給我們又帶來了這方面的重要信息。盡管豐城和連城兩譜，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豐城譜有載，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孫揭震生于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居潮州揭陽（按：唐無揭陽，應是循舊說），隐居樂道”，娶姬氏，生二子，長為揭漳，生于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次為揭钺，生于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
揭漳考取明經，任南昌錄事。後揭钺之長子揭鎮官至仆射，因而揭震“以孫貴，贈尚書仆射”。揭震長居揭陽直至去世，“葬揭陽縣梅嶺界，墳墓存焉”。由此可見，揭猛後人在揭陽傳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揭震之後，潮汕地區已一千一百多年找不到揭氏傳人。這是什麼緣故呢？揭陽有個民間傳說：古時候有個皇帝夢見一巨人“擊”劍闖入寝宮，利劍直指其喉。皇帝應聲倒地，醒過來後急召國師圓夢。國師認為“擊”諧音“橘”，橘産于南方，妖人必巢居南方。隻要找到了名諧橘之地，姓諧橘之人，斬盡殺絕，則可保無虞。
于是查到了嶺南的揭陽揭氏，即密令揭陽縣姓車的縣令行事。車公接旨後，左右為難。遵旨則枉殺無辜；違旨則有殺頭滅族之災。經反複尋思，終于求得兩全之策。當夜，車公一面暗命揭氏族衆趁黑逃離揭陽，遠走他鄉，隐姓埋名；一面一把火将揭家燒為廢墟，呈報朝廷。此後揭陽黎衆感車公盛德，于城東建一座石橋，稱車公橋，并稱揭家故地為火燒地。這就是“火燒地與車公橋”的故事。故事不一定是真，但卻暗示着揭氏之于揭陽絕迹，可能緣于某種天災人禍，也暗示着揭氏早已遷徙異地。這也許是故事編撰者的一個假設。
事實也說明了這個暗示或假設。揭震之孫揭鎮正是在唐末黃巢起義的戰争中“以禦黃巢功封護國将軍、左仆射”，“持節袁州諸軍”，而後定居于袁州。揭鎮之弟揭政有三子，一徙贛州，一遷海陵，一移豐城。移居豐城的揭祯成為豐城派始祖。江西各地，揭氏分布極其廣泛，其中豐城一派是較旺的一支。前所述蘇轼同僚揭樞就是出自此派。福建連城始祖揭五郎也是遷自豐城，為揭鎮後人。廣東高廉揭氏又徙自連城，始祖揭德秀為揭五郎之十七世孫，于明嘉靖年間入粵抵廉，居石城那蒙。揭氏一族在贛、閩、粵三省各地播衍繁殖，族衆殊盛，僅廉江一地即廣布八十多村，共三萬多衆（1983年修譜統計）。
據揭立業先生初步了解，除此三省外，湖南、廣西、湖北、河南、貴州、安徽、浙江、江蘇、内蒙古、山東、陝西、雲南、四川、北京、上海、台灣、香港等省、市、區都有揭氏後人定居，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歐美等地也有不少揭氏後裔，海内外各地揭氏族人都敬奉一個共同的祖先———揭猛，并幾乎都知道揭源于史，賜姓于漢。所有這些，也都是《揭氏族譜》給我們帶來的信息。
從兩部族譜多家序言，我們也看到了各個時代的揭氏代表人物，大體都認同了揭猛為共同祖先。至于宋末和元代修譜時刻意模糊族源的良苦用心，郭偉川先生已做了體察入微的分析。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已在明清各譜中得到了糾正。揭氏人才輩出，世代簪纓，完全有能力扭轉不實之舉，這應是不成問題的。從《揭氏族譜》的風俗記載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各地揭氏多以五月初四過端陽節，這也可見其對揭猛的崇仰信奉。原來此俗源于史定的一次重大軍事行動。
當年選定五月初五為擇吉出兵之日，于是全軍提早一天隆重過節，祭拜祖宗，大犒将士；第二天奮勇出征，大獲全勝。故而揭氏每年都在五月初四提早過端陽節。揭立業先生是廉江長山鎮六福村人，揭猛的第七十五代裔孫。1985年從戎，在汕頭機場空後服役，1988年冬分配到汕頭市工作，已育有一子。查明清以來，揭氏仕潮者共有三人，為明嘉靖通判并署海陽令揭鴻、澄海教谕揭楠（均為福建歸化人），清乾隆大埔訓導揭子治（廣東廉江人），但都未見有落籍或後代的居潮記載。為此，似可以說揭立業先生是揭震之後一千一百餘年來，第一位回潮定居的揭氏族人。這不能不說是由《揭氏族譜》帶來的又一個令人欣慰的信息。
綜上所述，随着《揭氏族譜》的入潮，潮學界獲得的可喜信息應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别令人振奮的就是正史記載的史定（揭猛）其人及其令揭陽事，不但得到了無可置疑的證實，而且使我們得以從曆史的深度，透徹地了解到當年史定順應曆史潮流，“挈地歸漢，收平兩粵”，為西漢的統一大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今天，我們也正在緻力于國家的統一大業，當更凸顯史定（揭猛）回歸大漢的積極的曆史意義和借鑒、啟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