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曆
宗璞1946年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後轉人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
曾任《文藝報》、《世界文學》等刊物編輯。1981年調到外國文學研究所英美文學研究室。195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寫有《紅豆》、《桃園女兒嫁窩谷》等小說。
196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為會員。1982年加入國際筆會為會員。1984年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經澳中理事會、英中文化協會邀請，于1981、1984年訪問澳大利亞與英國。
現列入1986年國際名人錄和國際著名作家名人錄。
創作經曆
宗璞(pú)的祖籍是河南省南陽唐河縣，原名馮鐘璞，筆名任小哲、豐非等。畢業于清華大學外文系，退休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中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十歲時随家庭南遷到昆明。上過南菁小學和西南聯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後轉人清華大學外文系，1951年畢業。曾在中國文聯、文藝報等單位工作。1960年調《世界文學》編輯部。
“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說《紅豆》、《桃園女兒嫁窩谷》、《不沉的湖》、《後門》、《知音》等，《紅豆》曾受到不應有的批判。“文革”後，有短篇小說《弦上的夢》、中篇小說《三生石》，獲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獎。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說散文選》。後來又抱病奮力創作反映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其第一部《南渡記》已于1987年問世，獲得了好評。
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成名作為1957年的短篇小說《紅豆》。新時期她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弦上的夢》(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三生石》(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童話《總鳍魚的故事》(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蝸居》《我是誰》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南渡記》，1996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1994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鐵箫人語》，《紫藤蘿瀑布》被收入初中課本，其作品大多反映中華知識分子的生活。作品《A.K.C》、《尋月集》、《紅豆》、《宗璞散文小說選》、《丁香結》、《南渡記》、《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
宗璞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精粹，學養深厚，氣韻獨特。她的小說，刻意求新，語言明麗而含蓄，流暢而有餘韻，頗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長，隽永如水。
宗璞在病中苦耕，曆時7年，《南渡記》的第二部《東藏記》終于面世，榮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西征記》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曾在《收獲》上部分發表，計劃中尚有《北歸記》。這是總書名為《野葫蘆引》的多卷長篇系列。
宗璞以她細密從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優美溫婉的語言風格。衆多的人物命運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細節中緩緩展開，伏有大氣磅礴的布局。宗璞筆下的戰争沒有刀光劍影，卻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創痕，并具有一種柔性的書卷氣息。那種浸入骨髓的文化質感，在閱讀中竟令人有如置身于《紅樓夢》的語境之中。讀《東藏記》和《紫藤蘿瀑布》這樣隽永而精緻的作品，真是受益又享受。
宗璞對創作情有獨鐘，她說：“讀小說是件樂事，寫小說可是件苦事。不過苦樂也難截然分開。沒有人寫，讀什麼呢？下輩子選擇職業，我還是要幹這一行”。
主要作品
《紅豆》、《桃園女兒嫁窩谷》、《不沉的湖》、《後門》、《知音》、《弦上的夢》、《三生石》、《宗璞小說散文選》、《野葫蘆引》、《東藏記》、《南渡記》、《西征記》、《北歸記》、《總鳍魚的故事》、《蝸居》、《我是誰》、《紫藤蘿瀑布》、《泥沼中的頭顱》、《花的話》
個人榮譽
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成名作為1957年的短篇小說《紅豆》。新時期她開始大量發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弦上的夢》(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三生石》（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童話《總鳍魚的故事》(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蝸居》、《我是誰》等。
1988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南渡記》，1996年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來又抱病創作反映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命運的系列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其中第二部《東藏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堪稱名至實歸。
筆耕不辍
《南渡記》、《東藏記》與尚未完成的《西征記》、《北歸記》構成了她的"野葫蘆引"系列，寫的是抗戰爆發後，北平的學生南下昆明，參加滇緬戰争，又北上返家的故事。關于宗璞的《東藏記》（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經72歲的老作家宗璞因為身體原因，隻能口述作品，由他人打字記錄。《東藏記》就是這樣一部來之不易的小說。
宗璞寫年輕學生卻能不露老态，反而多了一份對世态炎涼的深刻了解。家學淵源的宗璞刻畫人物、運用語言都極含蓄講究，王蒙曾形容她的寫作"吐氣如蘭"。
《北歸記》是宗璞多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壓卷之作。前三卷《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發表之後在讀者和批評界引起極大反響。其中第二卷《東藏記》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北歸記》的發表，使讀者們有機會看到了《野葫蘆引》的全貌，作者刻畫了在風雨飄搖國将不國時代，知識分子與時代的密切關系。宗璞學貫中西的文化根底，也使得她的作品具有極高的藝術品質和辨識度。
人物點評
秋風裡的燕南園富有優雅的情韻。三松堂前的三棵虬枝橫斜的古松依然風姿卓然。還未見到宗璞先生，我似乎已然聽見了“風廬人語”。
剛從異域歸來的宗璞先生，沐浴着窗外的秋陽，與我的話題首先是她第三次再版的《宗璞散文選集》。宗璞先生的散文更臻于爐火純青，這以《鐵箫人語》的暢銷而證明。
早在20世紀五十年代，她以小說《紅豆》面世，人們為其獨有的知識女性的才情、清隽的文筆及儒雅的氣質而傾倒。這不僅得之于家傳（乃翁馮友蘭先生、姑姑馮沅君女士），更得之于她長期濡浸于舊京文化區高層文化氛圍的環境之中，加上中西文化對她的熏染，使她成為一個優雅的學者型兼有高尚情操和追求的女作家。
67歲的宗璞先生盡管身體狀況不是太好，但仍然計劃在明年完成她的長篇小說系列《野葫蘆引》第二部《南渡記》，其中第一、二章已在今年第三期的《收獲》上連載；明年還要出版《宗璞文集》4卷（華藝出版社），包括她的散文、中短篇小說、長篇及童話、詩歌、翻譯、評論等；還要與谌容、張潔、王安憶、鐵凝等在現代文學館舉辦8位女作家展覽……當然，她還沒有忘記明年初為《中國藝術報》交上一篇散文──她對我說，1956年她曾在中國文聯工作過，因此前不久她去看望曹禺先生時還提及此事。
宗璞先生最大的精力還是花在整理已故的父親馮友蘭先生的遺著上，這包括巨著《三松堂全集》、《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先生百年紀念文集》等。此外還有一些重要活動。例如今年8月美國舉辦的“國際中國哲學會”以及明年清華、北大、社科院哲學所舉辦的“馮友蘭學術思想國際讨論會”等，她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我覺得，她甚至是以近乎悲壯的韌力在拼争。這是不是會影響她的文學創作呢？但事實證明，她的文學精品竟像汩汩的清泉一樣，在不斷地流淌。
在交談中，宗璞先生向我發過幾次感慨：她感慨有些年輕人竟不知清華有文學院──她自己是清華文科畢業。她的父親馮友蘭先生做過18年的文學院長。不過，我說：畢竟清華在1993年恢複了文學院。她颔首而欣慰。她還感慨現在古典音樂的不普及，對古典音樂情有獨鐘的她曾幾次撰文呼籲過要建立古典音樂台。但她終于失望。于是，聽高雅音樂會成了她的一大嗜好。我從她的感慨中，領悟到了曆史、文化、人文荟萃的淵源、内蘊傾注在一個學者型女作家身上的魅力……
我告别了宗璞先生，沿着幽靜的花叢小徑走出來，領略着燕園中秋風的情韻，仿佛宗璞先生筆下的“鐵箫人語”、橋石碑樹、晨夕松影……都和着秋風在輕輕吟詠……
人物故事
“父親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和諧’，他曾說：‘一個人，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滿足和表達到恰當的限度，他的内部就達到和諧，在精神上很健康。一個社會也同樣，其中各式各樣的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滿足和表現到恰當的限度，這個社會的内部就達到和諧，安定而有秩序。和是調和不同以達到和諧的統一。’”
9月20日，在南陽理工學院舉辦的馮友蘭哲學思想高層論壇，一位滿頭銀發、精神矍铄的老人的發言引來陣陣掌聲。她，就是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的次女、著名作家宗璞。
得力助手
宗璞，原名馮鐘璞,1928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長篇小說《東藏記》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已屆81歲的她如今仍在堅持長篇創作。
宗璞的父親馮友蘭是從南陽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代國學大師，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是中國哲學界旗幟性人物。自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法科至1990年去世，從事哲學活動長達75年。馮友蘭一生曲折、動蕩，充滿傳奇色彩，被稱作20世紀中國名聲、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很多學者認為，馮友蘭的哲學是“承百代之流，會當今之變”而“自成一家”的，在中國哲學的發展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國曆史上經過幾次文化融合，第一次是漢代董仲舒對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第二次是宋代程頤、程灏和朱熹等對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和印度佛教的大融合，第三次就是馮友蘭等學者們所做的中西文化的融合與創新。
馮友蘭晚年一直是和宗璞一家生活在一起。馮友蘭曾說自己早年賴慈母，中年仗賢妻，晚年靠孝女。80歲以後，馮友蘭逐漸失明，病情越來越嚴重，身體也越來越差，但對學術研究樂此不疲。花了15年時間，雙目失明的馮友蘭以95歲的高齡完成了150萬字的巨著《中國哲學史新編》。
這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奇迹。這奇迹有宗璞很大的功勞。
作為數十年都生活在馮友蘭身邊的女兒，宗璞是“秘書、管家兼門房，醫生、護士帶跑堂”。從1977年母親去世到1990年馮友蘭去世，宗璞盡心盡力，支持父親完成了巨著。
在協助父親的過程中，宗璞對父親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有學者稱“馮友蘭‘和’的哲學是中國哲學對世界未來哲學的最大貢獻，是馮友蘭最後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哲學遺産”，宗璞對此深表贊同。她同樣認為，“和”的哲學是父親馮友蘭的一貫思想。早在1924年撰寫的《人生哲學》一文中，馮友蘭就指出“‘和’之目的，就是要叫可能的最多數之欲，皆得滿足”，馮友蘭及其哲學的最大理想是追求“大和”。到了晚年，馮友蘭更加突出了這種“和”的哲學，把“和”歸結為中國哲學最優秀的傳統和中國古典哲學辯證法的核心，“和”是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哲學的最大貢獻，也是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構建和諧世界的最寶貴的哲學。
宗璞就目前的馮學研究談了自己的看法。她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平均發展才是健康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父親馮友蘭一生孜孜不倦，為闡釋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而不懈地追求、奮争、思考、創作，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精神文化遺産和永恒的懷念。父親的哲學精神、思想視野以及學術方法、學術意識等，值得當今中國學術界深入研究并認真汲取。希望大家能夠靜下心來讀一讀馮先生的書，相信會有所收獲，特别是《新世訓》，讀後會讓人心胸開闊、心神甯靜。
故鄉之行
馮友蘭自離開故鄉唐河後隻回過一次，就是1945年母親去世。當時在西南聯大當教授的馮友蘭和弟弟馮景蘭輾轉一個多月回到故鄉為母親奔喪。此後，馮友蘭雖沒有回過家鄉，但心牽故鄉。每有家鄉人到北京看望，他都關切地問家鄉的方方面面。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給鎮第一初級中學捐資上萬元，蓋一棟以母親吳太夫人的名字命名的“清芝樓”教學樓。
宗璞雖生于北京，但對故鄉一直有深深的感情，多次表示希望能走上故土，一睹家鄉的風采。直到1992年，64歲的宗璞才來到唐河縣祁儀鎮馮友蘭的故居，圓了思鄉之情。首回家鄉，宗璞對家鄉充滿了新奇和好感，對家鄉的落後也深有感受。捐資、贈書，宗璞也一直為家鄉的發展盡綿薄之力。
經過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南陽市及唐河縣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馮友蘭的哲學思想在國内外都越來越受到關注，家鄉也掀起了一個懷念馮友蘭、學習馮友蘭、研究馮友蘭的熱潮。南陽理工學院成立了馮友蘭研究會，同時還是中國哲學史學會馮友蘭專業委員會南陽分會。南陽師範學院成立了馮友蘭研究所。經常性地開展馮學的研究、宣傳、普及和學術交流活動，并決定在今年舉行“2007年馮友蘭哲學思想高層論壇”。
宗璞自然成為重點邀請的對象，也得以有機會第二次回故鄉。今年8月份，南陽理工學院副院長兼馮友蘭研究會會長劉振山專程到北京，期望宗璞回家鄉看看。宗璞欣然同意，并說家鄉的文化滋養了父親，自己十分想念家鄉，想念馮家故宅的臘梅和銀杏，也一直企盼着家鄉發生新的變化。
參加了各種公務活動後，9月22日，宗璞回到了魂牽夢繞的馮家大院。“歡迎您回來看看，鄉親們永遠想念您”的條幅格外醒目，讓宗璞分外感到家鄉的溫暖和親切。
馮家大院是宗璞的曾祖父所選地址，院前是水流潺潺的清水河，遠眺是群山連綿，是古人所崇尚的風水寶地。經過數十年的變遷，如今馮家大院是祁儀鎮政府辦公所在地。馮家的老房子雖然不在了，但宗璞曾祖父馮玉文親手所植的一棵已有160餘年樹齡的銀杏樹和父親馮友蘭年少時所植的一株臘梅仍綠意蔥茏，長勢喜人，而且樹前新建有保護設施和立有石碑，碑上詳細記載着樹的由來。宗璞對此激動不已。
宗璞在故居前的河邊駐足。一股清新的空氣撲面而來，她驚訝地拉住身邊的堂弟馮鐘俊問：“這水啥時變清了？”原來，宗璞首次回鄉時看到這條河變成了一條污水溝，曾非常感慨。盡管這次她已看不清楚，可空氣的味道還是讓她感到了變化。堂弟告訴她：“去年開始變清的，和建馮家大院時一樣清，‘清水河’成了名副其實的清水河。”宗璞大聲笑了，分别在河邊和樹前照相留念。
南陽文化底蘊深厚，古迹衆多。因馮友蘭的父親曾擔任過湖北崇陽縣縣令，馮友蘭對衙門接觸較多，在書中多次描述衙門和衙門文化，宗璞更想親身感受中國的衙門文化。9月25日，她到我國唯一保存完整、規制完備的知府衙門——南陽府衙參觀。南陽府衙始建于南宋鹹淳七年（1271年），曆經元、明、清共199任知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宗璞對這個秦始皇設置郡縣制以來留下的完整郡級實物标本興緻很高，對府衙中的楹聯尤感興趣。她說：“南陽正是因其厚重、博大的曆史文化而充滿靈氣和魅力。”
這次故鄉之行，宗璞感受到了家鄉人懂文化、懂哲學，愛文化、愛哲學，發展文化運用哲學的濃濃氛圍。她說，家鄉的耳聞目睹使我堅信：家鄉的明天更美好。回北京後，宗璞又接連三次緻電劉振山說：“故鄉之行令我難忘，南陽所見所聞令我興奮。我父親一生追求的和諧社會正在構建。他老人家九泉有知當欣慰。”
馮氏家族
在唐河，有這樣一個傳說：曾有先人預測說，唐河應該建4座塔，預示将有4個傑出人物出現，在中國産生非凡的影響。遺憾的是，唐河隻建了泗洲塔和文峰塔2座塔，所以隻能出現2個傑出人物。據說，這兩個傑出人物就是馮友蘭和徐旭生。前者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後者是中國著名的曆史學家，都在中國的文化發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二次回家鄉，宗璞也特意到始建于北宋的泗洲塔以及文峰塔參觀。
對這一傳說，馮友蘭和宗璞都曾當做笑話來講。其實，他們都清楚，馮友蘭能取得這樣巨大的成就，靠的是吃苦耐勞的努力和堅忍不拔的毅力。
馮友蘭12歲喪父，母親帶着他和弟妹含辛茹苦地支撐住家庭。少年的馮友蘭深知生活的艱難，勤奮好學，得以公費留學美國，回國後任教清華大學，30多歲就成為知名的哲學家，獨創自己的哲學體系。文化大革命期間，雖曆經波折，但對生活、對祖國始終充滿信心。改革開放後，雖身體每況愈下，但仍醉心學術，筆耕不止。
馮友蘭的精神、品德和成就，既是馮氏家族的最高成就，也是家族的寫照。據不完全統計，自馮友蘭起馮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級的人物就有30多人。
弟弟馮景蘭是著名地質學家，中國礦床學的重要奠基者。妹妹馮沅君是文學史家，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位女一級教授。不僅“三馮”享譽學術界，馮氏家族可說是人才輩出，同輩堂兄妹中，培蘭、瀛蘭、豐蘭、讓蘭、靜蘭等也都學有所成；下一代中，馮鐘芸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馮鐘璞（宗璞）是著名作家，鐘遼、鐘越、鐘魯、鐘豫、鐘燕、鐘廣、鐘睿等，也都是有成就的專家、教授。著名哲學家張岱年是馮友蘭的堂妹夫，著名哲學家任繼愈則是馮景蘭的女婿。
毫不誇張地說，從山鄉祁儀走出來的這個家族，創造了一個文化奇迹，構築了中國學術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勤奮是決定因素
一個偏僻的山鄉，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輝煌粲然的世家大族？民間有各種各樣的傳說，其實真正的原因是與馮家世代重視教育密不可分的。作為家庭男丁，馮友蘭、馮景蘭兄弟自小受到嚴格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馮友蘭1915年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時，正趕上新文化運動，中國社會當時的精英人物彙集北大，開闊了馮友蘭的眼界，為他日後的成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相比之下，妹妹馮沅君從小纏了小腳，并且在五六歲的時候，父親就把她許婚給唐河一戶人家。1916年夏天，馮友蘭回到唐河老家過暑假，興之所至，就按“黃調”念詩念文章。旁邊的小妹馮沅君聽得羨慕無比，纏着哥哥要學。馮友蘭就選了些詩文，給小妹講、念。沅君興趣盎然，一個暑假的時間就學會了，不但會講、會念，還能寫，寫出的小品文清新優美，深得六朝小賦神韻。第二年，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要招國文專修科，馮友蘭等人都主張讓沅君去應考，沅君本人更是堅決。在當時的唐河，一個女孩子進京上學，是聳人聽聞的大事。平生最喜兒女讀書的母親不顧别人的議論，同意了女兒的要求。于是，沅君跟友蘭、景蘭一起，離開家鄉到北京報考，一考即中。如此，“五四”時期多了一位才華橫溢的女作家，中國後來多了一位學識淵博的女教授。
對于成才，馮友蘭自己曾多次說，一個人成功的條件，主要是天賦、勤奮和機遇，其中勤奮是決定因素。
宗璞在回憶父親時曾說，父親給我的人格和文學影響都很大，他不是很勤奮的那一類，但有恒心，有韌勁。他引以自豪的是從來不開夜車，不熬夜。他待人很寬容，講忠恕之道，常常替别人着想。他讓我“莫将《新編》代《雙城》”，意思是不要因為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耽誤了我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
宗璞在談到自己的成就時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父親的執著精神給我印象最深，以85歲高齡開始寫作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我現在也要用父親的這種執著精神把我的小說寫完。1985年到2000年，同樣在燕南園三松堂馮友蘭書房，同樣在雙目基本失明的情況下，同樣用口授的方式，宗璞完成了100萬字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一、二卷。其中第二卷《東藏記》獲茅盾文學獎。王蒙認為，能夠把童話寫成散文詩而不去靠攏民間故事的作家，除了安徒生外，隻有宗璞。總之，宗璞的小說、散文、詩歌無不體現出一種“蘭氣息，玉精神”。
宗璞患有白内障。2000年，由于視網膜脫落，做了三次手術。最終，宗璞告别了閱讀。她曾這樣描述自己失明後的情景：“一個夜晚，我披衣坐在床上，覺得自己是這樣不幸，我不會死，可是以後再無法寫作。模糊中似乎有一個人影飄過來，他坐在輪椅上，一手拈須，面帶微笑，那是父親。‘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會的。’我的心聽見他在說。此後，我幾次感覺到父親。他有時坐在輪椅上，有時坐在書房裡，有時在過道裡走路，手杖敲擊地闆，發出有節奏的聲音。他不再說話，可是每次我想到他，都能得到指點和開導。”
宗璞最得意的是父親為她寫的對聯：“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這副對聯寫于20世紀80年代。馮友蘭在落款裡說：是為“苦女”而寫的。但宗璞一直以此為樂。
人生之路
宗璞走過的是怎樣的一條人生之路呢?翻開作家的履曆，撲面而來的是一股與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韻味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書香之氣。宗璞的經曆，與大多數作家不同。她不像師陀、田濤等老一輩作家，是從中國的底層社會一步步艱難地爬到了知識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謝婉瑩，從舊的地主家庭中遊離出來，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說的一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時期湧現出的一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時代就離開書本，離開家人，在貧窮、愚昧與困惑中探索人生的價值。甚至生長于“文革”之後的一代年輕人，也很少有像她這樣得天獨厚的學養根基。她是一株冰清玉潔的蘭花，有幸在遠離貧困與肮髒的淨土中發芽，成長，就象夏洛蒂所言，擁有一個“沒有污點的，飲之不盡，令人神清氣爽的清泉”般的純淨記憶。她的生活環境，基本上限于高等學府和高等學術研究機構，由于自小在和諧淳厚文雅的學術氣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一生的做人與做文準則。她确實擁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童年時代。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宗璞的作品中總有一種别人學不來的大家之氣，沖和之态，甚至一種率真潔白的“學生腔”的原因所在吧。
校園情結
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學校園中，教授的生活條件是極其優越的，絕無今日“腦體倒挂”之虞。生活的舒裕與地位的高貴，使得鑽研學業的教授們能比較專心于書本的研究(當然抗戰開始後又有了不同)，他們的子弟也能在一個相對單純、明淨的天地中獲得比同齡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養。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使得他們過分地單純，書卷氣過于濃厚，在今後的人生曆程中則免不了要經受更多的磨難與挫折。我手頭正好有一本1990年出版的《清華校友通訊》，不妨拿來，随便撷取幾段，為宗璞筆下的清遠世界作一個更詳盡的注腳。宗璞的同輩人，著名文史專家虞振镛的女兒，西南聯大1943年學生虞佩曹在《水木清華——童年的回憶》中曾飽含深情地描寫了清華校園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靜與清雅，以及清華人文景觀的優越與獨特。她說“那時清華隻有附小(即馮友蘭提到的宗璞就讀的成志小學)及附設的幼稚園。馬約翰是我們的校長。……後來由蔡順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學生。”在這樣條件下成長的孩子，的确有常人不及之處。而當時孩子們生活的環境又是怎樣的呢?“水木清華的工字廳……裡面典雅、陰涼，有一股楠木香味，單身教授吳宓、葉企孫先生曾在裡面有過住所。”“我們住的南院是一個四周由房屋圍繞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趙元任先生家……”。這種耳濡目染的文化氣韻，在一點一滴中已深深地滲入了孩子們的靈魂之中。宗璞《南渡記》中所寫的方壺小院，不就是這種充滿清遠文化氣息的精英荟萃之地嗎?法國現代派女作家納塔麗·薩馬特說：“文學所描寫的，永遠隻能是某種看不見的，每個作家所向往的——他獨自一人感覺的現實。”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虛構，然而意境卻總是忠誠地反映出一個具有敏感禀賦的作者童年時對周圍景物的特殊感覺以及這種感受對其終生造成的影響。宗璞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現出的那種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一縷輕煙，又好似一絲馨香，着意體會時捉摸不出，隻有親身體會過這種生活的人，才能從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寫中領略到作家實際極其濃厚的感情，那種對童年精神生活的無限追憶與留戀。這種非過來人不能寫出亦不能讀出的愛，正是宗璞“校園情結”的真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