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戴高樂将軍于1959年1月再主愛麗舍宮後，推行戴高樂主義，與美國相抗衡。20世紀60年代，中法的角色類似：一個是在全球範圍向美國霸權挑戰的不馴服的盟國；一個是不聽從指揮棒直至公開脫離蘇聯軌道的“大家庭成員”。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說獨立自主是中法之間基本共同點，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礎。
過程
新中國誕生不久，便先後與挪威、瑞典、丹麥、芬蘭、瑞士等國建交。由于在台灣問題上拖泥帶水，盡管英國、荷蘭對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予以承認，但中國同這兩個國家始終處于“半建交”狀态。而由于中國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鬥争，法國當時拒絕承認中國。
1950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法國派兵參加了朝鮮戰争，同中國軍隊面對面地站在了朝鮮戰場上。朝鮮戰争結束後，法國也結束了印支殖民戰争，這本來可以成為中法兩國接觸的一次機會，但是法國又沒有抓住。
1954年4月至7月，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出席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與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内瓦會議，周恩來總理兼外長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會議期間，法國本可直接與中國對話，但當時的法國總理拉尼埃是主戰派，會議期間雙方沒能進行接觸。後來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弗朗斯組閣，接着他以總理兼外長身份出席了日内瓦會議。
1954年6月19日，孟戴斯·弗朗斯在瑞士伯爾尼中國大使館與周恩來總理舉行會談。這是中法兩國總理的首次會晤，它不僅對日内瓦會議的成功召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改善中法關系也産生了積極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此次會談是兩國建交進程的起點。
日内瓦會議後，國際形勢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緩和，特别是由于朝鮮停戰及印度支那和平的恢複，法國越來越不能無視新中國崛起的事實。會議後期，兩國代表團彼此接觸，增加了了解，為中法關系的正常化開辟了前景。然而可惜的是，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不久就倒台了。
1955年，新上台的法國居伊·摩勒政府曾試探過中法之間建立過渡性代表機構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後又無果而終。
法國過渡政府之所以遲遲未能作出承認新中國的決定，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曆屆政府，在諸多事務中極力和美國保持一緻，其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美國的影響。這種狀況在戴高樂執政後才有了改變。
富爾首次訪華與兩國建交障礙的消失
戴高樂将軍是敢于對美國采取獨立行動的人，但由于一直持續的阿爾及利亞戰争，他在再度執政5年多之後才啟動了同中國建交談判的進程。當法國由于阿爾及利亞戰争陷入全面危機時，戴高樂正在科隆貝雙教堂隐居，法國統治集團極力請出這位二戰英雄，以救共和國于危難。戴高樂重新執政後，對内外政策進行了重大改革，成立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可以說，他的上台為中法兩國建立外交關系提供了可能，而這種可能又在埃德加·富爾的推動下一步一步變成現實。
富爾是法國激進社會黨人，律師出身，對國際法較為熟悉，能言善辯且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曾經兩度擔任法國總理，在法國政界擁有較高聲望，并同戴高樂關系密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就做過戴高樂政府的副秘書長。1958年戴高樂再次上台前夕，富爾沒有像多數老牌政黨頭面人物那樣退居反對派地位；相反，他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戴高樂上台。富爾雖然反共，但他對中國尚友好，一直主張承認中國，支持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也正是因此，富爾進入了中國高層的視野。
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下野後的富爾偕夫人對中國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訪問。訪問期間，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分别會見了富爾夫婦。毛澤東在接見富爾時，引用了“鹬蚌相争、漁翁得利”的典故，闡述了中法關系的利害。富爾回國之後，發表文章稱，“法國沒有奉行‘兩個中國’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澤東詞中“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句的意思，希望能在法中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
富爾首次訪華的成功無疑在中法間架起了這樣一座橋梁，這也加快了中法建交的進程。1960年，戴高樂總統曾專門召見富爾，就打開中法關系征詢其意見。當時富爾的回答是：主張承認中國，但建交時機還未來到，因為當時中法關系還存在着一大障礙——阿爾及利亞戰争。
1962年3月28日，法國同阿爾及利亞簽署了《埃維昂協議》，結束了曆時7年零8個月的阿爾及利亞戰争，法國對阿爾及利亞長達132年的殖民統治也宣告終結。至此，中法建交的障礙便不複存在了。
富爾再次訪華與兩國“内部默契”的達成
1963年10月21日，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富爾再次訪華。這是他代表戴高樂總統進行的一次重要訪問。經過商談，雙方确定富爾将經香港抵深圳，然後再從廣州飛赴北京。從深圳羅湖口岸入境後，富爾很快見到了前來迎接他的中國官員。在香港時富爾曾對記者說，此次訪問純系私人性質。但當見到中國官員後，富爾改變了此前的論調，強調此行是正式的、官方的，并自稱是戴高樂總統的特使，攜有戴高樂總統的一封親筆信，需要面交我領導人。由于當時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領導人寫信，他遂采取表面上寫信給富爾，實際上卻是寫給中國領導人的方式，向中國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即：富爾是代表戴高樂來華磋商建交問題的。此舉可謂用心良苦——戴高樂既要盡一切可能擡高富爾的身價，使之有機會能直接同中國領導人商談中法建交問題，同時又要顧全自己作為法國總統的體面，尤其要避免“萬一談不出結果而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這種狀況的出現。因此，富爾之前的所謂純系私人訪問雲雲，隻不過是向外界施放的煙幕彈。鑒于此，中方經向上請示後決定按照預定的高規格方案接待富爾一行，立即調用一節專列車廂挂在從深圳開往廣州的火車上。
這同富爾上次訪華時坐在普通軟席車廂裡自然大不一樣，他感覺到情況正在起變化。當晚，廣州市市長曾生出面設宴歡迎富爾夫婦。次日，富爾偕夫人飛抵北京，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全國政協副主席包爾漢、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歐司司長謝黎等前來機場迎接富爾一行。與上次訪華時入住六國飯店不同，此次富爾住進了中方事先安排好的釣魚台國賓館。晚間，張奚若會長舉行了歡迎宴會，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元帥也特地從外地趕來出席。富爾從不斷升級的接待規格中察覺到，中方已經收到了戴高樂發出的信息。抵達北京後的第二天，周恩來總理便同富爾進行了第一次會談。之後，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又分别同富爾在北京、上海兩地進行了6次認真、坦誠的實質性會談。在富爾訪問即将結束時，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會見了富爾。
應當指出，北京、上海的談判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因為，富爾帶來了戴高樂對華建交的3個方案，顯示出法國對中法建交還存有某種僥幸：
一、無條件承認方案。即：法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中國，中國表示同意。
二、有條件承認方案。即：法國政府表示願意承認中國，中國提出承認的條件。
三、延期承認方案。即：法國政府對中國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間形成特殊關系局面。
戴高樂的意思是，希望能争取立即實現第一方案。第二、第三方案是備用方案。周總理在會見富爾時，對戴高樂委托富爾提出的3個方案作了明确的答複。他指出，法國可以從與中國完全平等的地位出發，在以下方式中任選其一：
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與北歐諸國那樣。即在解決法國對台灣關系問題的條件下，實現中法建交。也就是說，法國先同台灣斷交，然後同中國建交。
二、“半建交”方式，如英國、荷蘭那樣。
三、暫緩建交。但前提是雙方應積極創造條件，而不是消極等待。
周總理在最後指出，中國方面歡迎積極的直接的建交方式，這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最好選擇，也是法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尊重。他又說：英國、荷蘭承認中國13年了，但同中國一直是“半建交”關系，雙方沒有互派大使，因此都不愉快。與其像英國、荷蘭那樣，中國認為不如等待下去。周總理還明确地說：“如果法國認為采取勇敢的行動，斷絕同蔣幫的關系，同中國建交的時機已到，我們歡迎這種決心，也願意同法國建交，直截了當互派大使，這是友誼的表現而不是交易。”同時表示，如果戴高樂将軍覺得時機尚未成熟，還有困難，我們願意等待。
富爾當即表示，戴高樂總統希望法中之間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絕不仿效英國拖泥帶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國也不願采取第三種方式。
在台灣問題上，富爾又說，他們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同台灣斷絕“外交關系”這一前提。同台灣斷絕關系，對法國來說，是不愉快的，因為這是一個禮遇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
周總理聽了富爾的話後，嚴正指出：蔣介石集團是被中國人民推翻和抛棄的，這是中國人民意志表現的結果。蔣介石集團之所以能留在台灣，完全是由于美國的保護，這是對中國内政的幹涉。全世界人民也都很清楚，蔣介石集團之所以在聯合國有席位并作為安理會成員，也是由于美國的操縱。周總理又以打比方的方式反問富爾：現在法國是戴高樂将軍領導的。皮杜爾是反對戴高樂的，設想如果皮杜爾在外國勢力的扶植下成立了反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說這是法國政府，法國對此采取什麼态度？我們中國能否因為一度與他有過關系而不承認法國現政府而承認他，或者兩個都承認呢？周總理說，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兩國均為奉行獨立的國家，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然而，由于富爾死守住無條件建交的立場，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為緩和雙方暫時的矛盾，外交學會安排富爾夫婦去内蒙古、山西等地參觀訪問。考慮到尋求現實解決法台關系的辦法，并照顧到戴高樂的處境，周恩來總理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條件下，于是10月31日提出積極地、有步驟地建交的變通方案，即：
一、法國政府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建議中法兩國立即建交，互換大使。
二、中國政府複照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政府的來照，願意立即建立外交關系，互換大使。
三、雙方同時發表上述照會，立即建館，互派大使。
而以上方案的形成，又基于中法間之前達成的3點内部默契之上，即：
一、法國政府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二、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三、中法建交後，在台灣撤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變通方案的提出，主要是照顧到戴高樂和法國政府面臨的處境及困難。這一高度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的談判結果，巧妙地排除了來自法國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決了談判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為兩國開啟關系正常化的大門鋪平了道路。這是周恩來總理的過人之處，體現了中國總理高超的談判藝術。
對于這樣一個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富爾欣然表示同意，隻是由于他未被授權簽署正式協議，隻能攜周總理提出的中方方案返回巴黎向戴高樂複命，然後再答複我方。至此，中法兩國建立正常外交關系初步的但又是實質性的談判告一段落。
伯爾尼會談與中法建交公報的形成
富爾回到巴黎後，為保密起見，法方決定更換其談判代表。1963年12月11日，法國駐瑞士大使館通知中國大使館：法國外交部長德姆維爾委派法外交部歐洲司公使銜司長博馬歇前來瑞士，希望12日上午會見李清泉大使。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國的響應。
博馬歇是有備而來的。在此次會談之前，戴高樂親自就伯爾尼談判給予博馬歇以書面指示：
您應盡早去伯爾尼同中國駐瑞士大使接觸。為此，我國大使館将負責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接觸。現在，看來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巴黎和北京都表示了一俟可能就建立兩國政府間的正式關系和實現互換大使的共同願望。我方與對方都談不上提什麼條件。因此，主要是确定建交程序，愈簡單愈好。
12日上午，博馬歇如約來使館面見李大使。在這次談判中，博馬歇按照戴高樂授予的口徑，着重提出把确認兩國建交的方式由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改為發表聯合公報或各自發表内容相同的公報。博馬歇還口頭提出了公報措辭，強調雙方都不提任何先決條件。
很快，我國外交部發來了同法方談判的具體指示。總的精神是：原則問題要堅持，不能有任何含糊。具體做法可以靈活，争取盡快達成協議。同時附來了周總理同富爾的談話要點，即周總理同富爾達成的3項默契。
考慮到中法談判的重要性，李大使在仔細研究外交部指示後，就談判中可能出現的情況以及文字措辭等問題拟定出一份意見，上報外交部作進一步請示。由于當時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正率團對亞非14國進行訪問，而中法建交始終是在周總理親自領導下進行的，因此我外交部通知李大使可直接從瑞士到阿爾及利亞，向正在那裡訪問的周總理當面彙報情況。
1963年12月26日，李大使向周總理作了詳細的彙報，周總理在訪問14國之行的百忙之中，對李大使的意見稿作出詳細批示。緊接着，李清泉大使在中國駐阿爾及利亞使館把他對周總理指示的理解，包括有關方針及在各種情況下處置的原則，綜合起來，報告了外交部。當李大使返回到瑞士時，同時也看到了外交部的批示。
1964年1月2日下午，法方代表博馬歇應約來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進行會談；随後在1月9日，博馬歇再次來到了中國使館繼續與李大使進行磋商。根據中央和周總理的指示精神，隻要法方實際上不支持制造“兩個中國”的立場，還是應該與法方達成建交協議的。在實質問題上堅持原則，毫不含糊；在程序問題、方式問題上可以變通處理。我方表示，為了照顧法國的意願，可以采取聯合公報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報中應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辭。對此法方表示，在接受上有困難，強調雙方越簡單越好。我方申明，如果法國政府實質上不支持制造“兩個中國”的立場，而隻是認為接受這一措辭有困難，中方可以考慮删去這一句。但中國政府将對外發表自己的解釋，說明同法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決定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中國政府将在聯合公報公布後發表單方面聲明，闡述自己的立場，法方則以默認的方式加以确認。在互換大使的問題上，戴高樂很擔心，如台灣不采取主動斷交步驟而導緻中方變卦到時不派大使，這将使他在外交和政治上陷于被動。因此，法方強烈要求在聯合公報中寫明“三個月之内互換大使”，後又改為“三個月内任命大使”。最後中法雙方對公報措辭達成一緻意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緻商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商定在三個月内任命大使。雙方同意于1964年1月27日在兩國首都同時發表建交聯合公報。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在建交事宜上一貫堅持：凡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首先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須斷絕與台灣的所謂的外交關系。而中法兩國隻有兩句話的建交公報中卻隻字不提對方所承擔的相應義務，這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因此，法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灣當局斷交的國家。
1月11日，李清泉大使根據外交部指示通知法方：中國政府已批準中法建交聯合公報并歡迎法方派員赴北京籌建使館。随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發表聲明。1月27日，中法雙方同時發表建交公報。1月31日，戴高樂總統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承認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2月10日，法國政府通知台灣當局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員到達巴黎，台灣外交機構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盡管美國政府“建議”蔣介石不要主動采取同法國斷交的步驟，但是迫于形勢，台灣當局不得不在同一天宣布同法國斷絕外交關系，并撤走了它在巴黎的代表機構。法國政府也按照中法建交3點默契的規定，相應地撤回了它在台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工作人員。
“驅蔣問題”就這樣順利解決了，這為實施中法建交公報中規定的建館派員事項掃除了障礙。法國首任駐華大使呂西安·佩耶于5月27日抵京。中國首任駐法國大使黃鎮亦于6月2日到任。中法兩國外交關系的建立，是兩國曆史進程中的大事，它的意義已超出了兩國雙邊關系的範疇，對世界政治格局亦産生了重要影響。法國在與中國建交問題上邁出的實質性一步，宣告了美國長期以來打壓中國、包圍中國政策的失敗。
法建議尼克松承認中國
當時全球震驚的輿論，這不啻是新中國的一顆外交原子彈(當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試爆了原子彈)。法國的決定受到其他西方盟國、特别是美國的指責。但法國政府仍堅持它的決定。戴高樂在各種場合不止一次地對其盟友說，“時間會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确的 ”。
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後不久，在美國政壇上失意的尼克松來到巴黎。戴高樂在會見這位美國前副總統時，反複解釋了法國與中國建交的理由。
他對尼克松說:“我無意幹預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應當考慮承認中國。”他還說:“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她要好。”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尼克松後來主導的中美建交曆程與中法建交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
戰略意義
中法建交，是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一個巨大勝利，也讓美國封鎖、扼殺新中國的政策徹底破了産。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論家薩波伊斯特萬所說的那樣：“法國不管美國的公開威脅和抗議而承認人民中國，給了美國一記響亮的耳光。”
建交50周年
法國是最早同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從1964年兩國建交至今已50周年，雙方關系不斷發展，日益成熟，展示了戰略性、全球性和時代性。當前中法各領域合作和人文交流蓬勃發展，不斷造福于兩國人民。
中法大事記
●1964年1月27日，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法同時發布聯合公報，内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緻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商定在3個月内任命大使。”短短的兩句話，卻猶如“外交核爆炸”一樣在國際上引起了連鎖反應。此後，西方國家紛紛效法法國，改變孤立中國立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1973年9月11―17日，喬治·蓬皮杜總統訪問中國。他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法國國家元首，也是西方國家元首訪華第一人。訪問結束時發表《中法公報》，表達了兩國政府進一步發展雙邊關系的共同願望。雙方商定，将研究發展經濟關系的現實可能性，以及在技術、工業等方面加強交流的問題。雙方決定簽訂海運協定，并加強航空運輸方面的合作。雙方還談妥了遼陽化工項目，合同總金額達12億法郎。這是多年來中法之間最大的一宗合同。
●1975年5月12―18日，鄧小平副總理訪問法國。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正式訪問西方國家。訪問期間，兩國決定成立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商定兩國外長不定期地就重大國際問題進行磋商。
●1978年1月19―24日，雷蒙·巴爾總理訪問中國。中法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這是中國同西方國家簽定的第一個科技合作協定。
●1979年10月15―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問法國。這是中國總理首次訪問法國，其間兩國簽署了“關于1980年至1981年文化交流計劃”等文件。
●1980年10月15―21日，瓦萊裡·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訪問中國，同鄧小平等領導人就國際重大問題和發展雙邊關系深入交換了意見。中法雙方商定兩國外交部官員進行定期磋商，簽訂了關于設立領事機構的協議，決定兩國在上海和馬賽互設總領事館。雙方還談論了在廣東建造大亞灣核電站項目問題。
●1983年5月3―7日，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訪問中國，同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主要就雙邊關系和柬埔寨問題舉行了會談。密特朗表示，希望建立工業上的合作，中國可以從法國獲得設備和投資，法國可以向中國轉讓技術。他還表示法國重視加強同中國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并進一步采取相應措施；法國今後的主要任務是使已經達成的協議更加具體化，使雙方的合作更具有活力。訪問期間，中法簽署了關于核電合作的備忘錄和廣播電視合作的議定書。
●1984年5月30日―6月3日，趙紫陽總理訪問法國。兩國政府簽署了相互鼓勵和保護投資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雙方還就合作建造大亞灣核電站和電訊合作項目達成原則協議。
●1986年6月16―19日，胡耀邦總書記訪問法國，就廣泛的國際問題和進一步發展兩國友好關系深入交換了意見。
●1987年11月7―12日，李先念主席訪問法國。這是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法國。中法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财政議定書。根據議定書，法國政府在1987年向中國提供總額為6.4億法郎的混合貸款。
●1989年6月18日，米歇爾·羅卡爾總理在法國國民議會宣布凍結同中國的各級關系。次日，法國外長在議會指出，這一“凍結”關系的決定“适用于軍事方面的一切合作”和“整個政治關系”。中法關系開始出現倒退。
●1991年9月27日，法國政府宣布批準向台灣出售6艘“拉法耶特”護衛艦，金額20億美元。另10艘由法國出售技術，讓台灣建造。16艘潛艇總金額約45億美元。9月28日，中國政府對此提出嚴厲抗議，要求法國遵守中法建交原則和國際關系準則，不向台灣出售武器，不與台灣建立任何官方關系和進行任何官方接觸，并将法台關系嚴格限制在民間經貿關系的範圍内。此次出售潛艇事件對兩國關系造成了嚴重損害。
●1992年11月18日，法國達索等公司簽訂向台灣出售60架"幻影2000-5"戰鬥機合同，總金額38億美元。後經中國政府多次警告無效，法國政府堅持批準這一軍售合同。
●1992年12月23日，中國外交部要求法國在一個月之内關閉其駐廣州總領事館。中法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遭受重大打擊，進入嚴重困難時期。
●1994年1月12日，中法發布聯合公報。雙方認為，中法兩國應在建交原則的基礎上，恢複傳統的友好合作關系。法國确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國政府承諾今後不批準法國企業參與武裝台灣。中法兩國表示加強政治磋商，舉行定期會晤，發展兩國間的經貿合作。公報的發表标志着法中關系翻過了困難的一頁，在政治上為法國企業界發展同中國的經貿合作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
●1994年2月22―26日，莫諾裡參議長訪問中國。他此次訪華是為同中方進行對話、加強相互了解，也是為巴拉迪爾總理來訪創造良好的氣氛。莫諾裡表示，随着兩國關系的改善，法中兩國議會和教育界的交流與合作将會得到發展，他将為此做出努力，并希望法中關系中的困難時期盡快結束，使兩國關系恢複和諧氣氛。這次訪問表明，中法關系已經走上了正常軌道。
●1994年4月7―10日，愛德華·巴拉迪爾總理訪華。雙方讨論了在重要項目上的合作可能性，并商定，雙方将保持高層互訪的勢頭，加強政治磋商，并确認雙方達成的兩國外長、副外長等舉行定期會晤和磋商的諒解。巴拉迪爾總理高度評價了法中關系的重要性，認為兩國合作的潛力很大。
●1994年9月8―14日，江澤民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此次訪問适逢中法建交35周年，又正處于世紀之交，可稱為中法關系史上意義深遠的一次訪問。訪法期間，江澤民主席會見了法國總統密特朗、總理巴拉迪爾、法國參議院議長莫諾裡等法國領導人。中法雙方一緻同意面向21世紀，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持續穩定地發展雙邊關系。雙方簽署了19個經貿合作的合同、協議和意向書，總金額達181億法郎。此外，中方還提供了可供法方參與競争投标的大型項目的名單。
●1996年4月9―13日，李鵬總理訪問法國。訪問期間，他同希拉克總統和朱佩總理及法國其他領導人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交談，并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系等一系列問題達成共識。中法兩國政府和企業界共簽訂合作項目13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向法國購買3架A340空中客車飛機和30架A320空中客車飛機的協議與合同，協議總金額為18.9億美元。
●1997年3月25―31日，喬石委員長訪問法國，與希拉克總統及衆、參兩院議長等領導人會見，談論了促進兩國間友好交流與合作的各個問題。此次訪問使中國全國人大與法國議會間的友好合作得到強有力的推動。
●1997年5月15―18日，雅克·希拉克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法元首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全面夥伴關系”。《聲明》指出：“中法兩國應承前啟後，建立長期的全面夥伴關系，從而使中法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雙方決定進一步密切合作，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支持在尊重多樣化和獨立的基礎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反對國際事務中任何進行支配的企圖，實現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這是自1964年以來中法關系中最重要的文件。此外，中法還簽署了《環境保護合作協定》、《發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衛生和醫學科學合作協定》、《研究與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合作協定》等一系列協定，承諾雙方在環保、和平利用核能、衛生、農畜業、利用外層空間等方面進行政府間合作，法國保留駐香港總領館。雙方還簽署了中國預訂30架空客飛機框架協議，中國采購10架ATR飛機合同，以及100座級民用噴氣客機合作項目的框架協議。兩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也進一步加強，一家法國保險公司和一家法國銀行将在中國開展業務。
●1998年4月6―7日，朱镕基總理訪問法國。這是他當選總理後首次訪法，與法國總統、總理、議會議長就國際問題與雙邊關系舉行會談。雙方對建立“全面夥伴關系”後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感到滿意。希拉克總統表示贊賞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負責任、有勇氣”的态度，承諾人民币不貶值，使危機免于進一步的惡化。他還表示，法國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并繼續大力促進。
●1998年9月24―26日，利奧内爾·若斯潘總理訪華。若斯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法國與中國的貿易聯系。中法兩國簽署了财政議定書、中法關于信息新技術的行動綱領、兩國政府關于知識産權的合作協定、中國科技部與法國國家電力公司合作協議以及14項商務協議，總金額為3.45億美元，内容涉及水處理、金融、環保等方面。兩國中法還決定發表關于成立農業及農業食品合作委員會的聲明。
●1999年9月13―18日，克裡斯蒂昂·蓬斯萊參議長訪問中國。兩國表示将加強議會間的交流，進一步推動在經濟、工業和貿易等領域的合作文化、教育交流。
●1999年10月21―26日，江澤民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與希拉克等法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兩國對世界多極化發展達成一緻看法，認為歐中之間應進一步加強對話與合作。雙方還《反彈道導彈條約》等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地交換了意見，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為進一步加強合作，法中兩國決定建立兩國元首間的熱線電話，并加強兩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之間的磋商機制。法國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并表示支持中國盡快加入世貿組織。這次訪問，為拓展兩國面向21世紀的夥伴關系打下了重要基礎。
●1999年12月，法國政府批準企業向台出售軍民兩用衛星，在中法關系中再掀波瀾。
●2000年10月21―23日，希拉克總統借中歐舉行峰會之機，再次訪問中國。中法雙方再次确認，不售台衛星問題成為發展兩國關系中的障礙，将從戰略的高度和兩國關系長遠發展的大局出發，更密切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與合作，鞏固和加強兩國面向21世紀的“全面夥伴關系”。兩國同意為促進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經濟、科技等領域的交流，兩國将在對方國家舉辦文化年。雙方還簽署了關于建立元首間熱線的協議。
●2001年4月，李岚清副總理訪法。
●2001年11月1―5日，胡錦濤副主席訪問法國。中法雙方表示，在複雜多變的新形勢下，将加強國際磋商與合作，就多極化、全球化、反對恐怖主義、打擊跨國犯罪等重大國際和戰略問題進行探讨，并進一步挖掘中法關系潛力，擴大經貿、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胡錦濤在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演講，就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全球化、中法及中歐合作等發表了中國的看法。
●2002年9月，朱镕基總理訪法。
●2002年11月，李岚清副總理訪法。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國文化中心正式挂牌成立。這是中國在西方國家投資建立的第一個文化中心。當日，正在法國訪問的李岚清副總理與法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關于設立文化中心及其地位的協定》。
●2002年9月26―28日，朱镕基總理相隔4年再度訪問法國。中法雙方就深入發展中法“全面夥伴關系”及重大國際問題交換看法。訪問期間，兩國簽署《中法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
●2003年4月25―26日，讓-皮埃爾·拉法蘭總理訪問中國。此次訪問正值“非典型肺炎”肆虐時期，他仍堅持如期訪華，表達了法國對中國抗擊“非典型肺炎”鬥争的真誠支持，是法中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标志，顯示了法國對發展與中國“全面夥伴關系”的高度重視。中法雙方簽署了《中方購買30架空客飛機的總協議》、《四川白馬電廠有關設備采購和技術轉讓合同》等三個協議。
●2003年6月1―2日，胡錦濤主席赴法國埃維昂參加“八國峰會”之外的南北國家領導人的“非正式對話”，并與希拉克總統單獨會面。兩位領導人都認為，中法“全面夥伴關系”不斷鞏固和充實，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也形成了高質量、多層次的良好局面；兩國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機構中保持了密切磋商、協調和合作。今後，雙方将保持更密切的高層交往，完善雙邊戰略對話和磋商機制，鼓勵和支持兩國有實力的企業深化合作。兩國元首還就伊拉克戰後重建、朝鮮半島局勢、解決巴以沖突等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和看法。
●2003年10月6日，中國在法國舉辦“中國文化年”。在"古老的中國、多彩的中國、現代的中國"三大主題的統領下，舉辦300多項立意新、質量高的文化、教育、科技、廣播電視、青年、體育、民族、宗教、建築等方面的展示活動。這是中國在國外首次舉辦文化年。
● 2004年1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法，兩國元首簽署聯合聲明，決定建立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系。
●2004年6月，曾培炎副總理訪法。
●200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訪法。
●2004年10月，希拉克總統訪華。
●2005年4月，拉法蘭總理訪華。
●2005年9月，蓬斯萊參議長訪華。
●2005年12月，溫家寶總理訪法。
●2006年4月，回良玉副總理訪法。
●2006年6月，王兆國副委員長訪法。
●2006年7月，周永康國務委員訪法。
●2006年10月，希拉克總統訪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聲明
——開創緊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系新時代
應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于2014年3月25日至28日對法蘭西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值此中法建交50周年之際，兩國元首一緻認為中法建交的創舉開啟了兩國關系新紀元，重申高度重視中法關系，願共同努力，開創緊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系新時代。
一、作為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法決心根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促進國際和平、安全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雙方重申保持定期戰略對話。基于這一精神，兩國元首提出以下倡議：
（一）共同推動世界多極化。堅持多邊主義，通過民主協商确定國際規則。深化協調，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運載工具的擴散等全球性挑戰。
（二）堅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争端，積極推動解決伊朗核、朝核、中東、非洲尤其薩赫勒、阿富汗和烏克蘭等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就聯合國維和行動加強協調合作，重視支持非洲應對危機的能力。
（三）共同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創造開放并基于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反對任何形式的保護主義。支持二十國集團作為全球經濟合作主要論壇的工作，支持二十國集團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制定積極務實的全面增長戰略并在布裡斯班峰會上宣布。法方希望從未舉辦過此類峰會的中國盡快主辦二十國集團峰會。雙方支持加強貿易、氣候、能源、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多邊規則與協調。支持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标。
（四）共同推動文化和諧，珍視文化多樣性和豐富性，尊重不同文化的獨特價值。應推動不同文化間對話互鑒，共同分享人類文明進步成果。
（五）加強氣候變化領域協調。在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COP21）努力推動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下适用于所有締結方的一項議定書、另一法律文書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議定成果，以根據坎昆大會作出的承諾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全球氣溫增長。為此，雙方繼續就2014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組織峰會的籌備工作保持溝通，并圍繞有關能源轉型的具體倡議開展合作。雙方共同承諾遵照華沙會議确定的安排推出各自舉措。
二、兩國元首重申，願在中法高級别經濟财金對話機制框架下，根據互利和共同發展原則，進一步深化、擴大和再平衡雙方經濟領域合作。
兩國元首強調推動能夠長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的投資的重要性和為對方國家投資提供透明、非歧視的環境的必要性。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在知識産權領域的合作。
兩國元首也歡迎雙方銀行與企業發展巴黎人民币離岸業務的努力和金融管理部門的合作，使巴黎金融市場成為中國對歐元區投資和歐洲對華投資的重要交易地。法方歡迎分配給法國800億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雙方同意繼續就在巴黎建立人民币清算和結算安排進行讨論。此外，雙方承諾就銀行和金融業特别是監管改革的重大進展，加強定期對話與交流。
（一）鼓勵兩國工業企業和機構部門在兩國政府同意的框架内，在嚴格遵循安全性、可靠性和環保最高準則基礎上，推進核能上中下遊領域全面合作：包括在役在建核電安全性提升、推進乏燃料後處理廠、聯合開發欣克利角及其它英國新建核電項目、在海外進行天然鈾礦開發、台山1、2号機組建設、在國際範圍内建立核領域長期夥伴關系。
（二）強調雙方在民用航空和航空工業領域的合作互利互惠，前景廣闊。歡迎雙方簽署協議，将天津A320總裝線合作延長至2025年。将努力擴展和提升天津A320總裝線合作，根據市場需求，将天津打造成空客亞洲制造中心。鼓勵通過以空客A330為基礎開發适合中國市場的雙通道飛機加強現有工業合作。歡迎法國企業參與中國C919客機項目的研制生産工作，對雙方在民用直升機、民用航空發動機、航空運輸管理等領域合作的發展感到高興。雙方對機場建設領域建立的夥伴關系表示歡迎。
（三）繼續中法海洋衛星和天文衛星項目合作。
（四）支持在新興領域進一步開展合作。重申在創新、旅遊、鐵路運輸、城市交通、汽車、能源和可持續發展、城市規劃以及水、垃圾處理和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開展雙邊合作的重要性。加強在城市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合作，共同組織好武漢試點。實施好沈陽、成都生态園區等項目。深化在提高能源效率、農食産品、衛生等領域的合作。
三、兩國元首強調，在雙方慶祝建交50周年的特殊時刻，應繼續推動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認識和相互了解。為此，兩國元首決定建立中法高級别人文交流機制，促進雙方在教育、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進一步加強兩國青年學生間的往來，深化高教、科研、創新領域合作。對兩國高校間合作夥伴關系的發展表示歡迎。加強在廣播影視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鼓勵雙方共同拍攝、共同制作，擴大視聽産品在對方國家的播出和發行。
進一步采取積極措施，便利和增進兩國之間的人員往來。
加強在打擊非法販運、欺詐、有組織犯罪等方面的合作。
四、兩國元首重申進一步深化中歐戰略夥伴關系的重要性，歡迎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通過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發揮的推動作用，願繼續推動加強中歐合作。兩國元首對葡萄酒貿易糾紛通過對話得到解決感到滿意。
五、雙方強調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促進和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對于各國發展的重要性。雙方重申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繼續開展中歐人權對話與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為實現上述目标，雙方制定了中法關系中長期規劃，指導兩國各領域合作。
習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奧朗德總統，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在這春光明媚的日子，同大家在美麗的巴黎歡聚一堂，紀念中法建交50周年，感到十分高興。首先，我謹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并以我個人的名義，向在座各位，并通過各位，向長期緻力于中法友好事業的各界人士，向友好的法國人民，緻以誠摯的問候和良好的祝願！
中法關系正處在承前啟後的重要時刻。我來到法國，帶來的是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中法兩國人民友誼的美好回憶和深化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的真誠願望。
“吃水不忘挖井人。”此時此刻，我們都會想起兩位偉人。50年前，在東西方冷戰正酣的大背景下，毛澤東主席和戴高樂将軍以超凡的戰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曆史性決策，在中法之間同時也在中國同西方世界之間打開了相互認知和交往的大門。從此，中法關系成為世界大國關系中的一對特殊關系，始終走在中國同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關系前列。
總結過去的50年，中法兩國和兩國人民在發展兩國關系中，共同培育了獨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遠矚、合作共赢的精神。這一精神，對我們開創中法關系更加美好的未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和法蘭西民族的共有禀賦。中國和法國都是有着獨特文明的古老國度。以黃河長江和盧瓦爾－羅讷水系為母親河的兩個偉大民族，都曾經長期引領各自所在地區的文明發展進程。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等中國諸子百家學說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義，聲名遠揚的法國思想家們為全人類提供了寶貴精神财富。進入近現代，兩國都經曆了民族苦難、戰火洗禮和對發展模式的艱辛探索，走出了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中法都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随波逐流，不随風起舞，積極倡導和緻力于多邊主義、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
——相互理解，是中法關系發展的重要基石。50年前，戴高樂将軍說：“中法兩大民族都對對方懷有深厚的仰慕和尊敬，兩國間存在的明顯默契總有一天會發展成一種越來越深厚的合作。”兩國特色鮮明的文化深深吸引着對方人民。曆史上，中華文化曾經成為法國社會的時尚，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着作和凡爾賽宮的裝飾中都能找到中華文化元素。同樣，法國作家和藝術家的傳世之作也深受廣大中國讀者喜愛。50年來，中法兩國和兩國人民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為兩國關系走穩走遠打下了重要基礎。
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産黨老一代領導人中很多是在法國負笈求學的，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陳毅、聶榮臻等人就是他們中的佼佼者。由于這個原因，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曆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着我。讀法國近現代史特别是法國大革命史的書籍，讓我豐富了對人類社會政治演進規律的思考。讀孟德斯鸠、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等人的着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裡哀、司湯達、巴爾紮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着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冉阿讓、卡西莫多、羊脂球等藝術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腦海之中。欣賞米勒、馬奈、德加、塞尚、莫奈、羅丹等人的藝術作品，以及趙無極中西合璧的畫作，讓我提升了自己的藝術鑒賞能力。還有，讀凡爾納的科幻小說，讓我的頭腦充滿了無盡的想象。當然，法國的歌劇、芭蕾舞、建築、體育、美食、時尚、電影等在中國也有廣泛的吸引力。了解法蘭西文化，使我能夠更好認識中華文化，更好領略人類文明的博大精深、豐富多彩。
——高瞻遠矚，是中法關系發展的根本保證。50年來，中法曆代領導人以登高望遠的戰略眼光，“不畏浮雲遮望眼”，堅持不懈進行着超越集團對抗、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互利共赢的探索和實踐。法國是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全面夥伴關系、全面戰略夥伴關系，開展戰略對話的西方大國。中法兩國開展了許多具有開創性的戰略合作。兩國在國際事務中保持密切溝通，積極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互利共赢，是中法關系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中法合作是雙赢的事業，兩國人民是這一事業的最大受益者。50年來，雙邊貿易額比建交之初增加500多倍；人員往來從無到有，已經接近每年200萬人次；有5萬法國人正在學習漢語，學習法語的中國人數達到10萬。不久前，蘇菲·瑪索走上了中國收視率極高的馬年春節聯歡晚會舞台。中法合作潛移默化影響着兩國人民生活，必将為中華民族和法蘭西民族創造出越來越多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