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三藩指清初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藩王所轄藩鎮。清朝初年，由于清朝統治者力量尚不足以直接控制南方各省，因此将漢人降将有功者分封管理在一些南方省份：吳三桂封平西王，鎮守雲南，兼轄貴州；尚可喜封平南王，鎮守廣東；耿仲明封靖南王，死後，其子耿繼茂襲封，鎮守福建。上述三方勢力合稱三藩。三藩在所鎮守的省份權力甚大，遠超過當地地方官員，并可掌控當地軍隊、稅賦等。
三藩的建立和其勢力的養成，是清廷利用明朝降将平定及鎮守南方的結果。清廷入關之後，因為八旗兵力不足，為了對付農民起義軍和南明小朝廷的反抗，不得不依靠明朝的降官降将充當前驅，從事招撫及武力鎮壓。在明朝降将中，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四人替清朝出力最大，所以均受封為王。他們所率領的軍隊成為八旗以外的重要力量，在滿清入關後為其效盡犬馬之勞。經過二十年的鬥争，堅決抗清的農民軍失敗了，南明的腐朽政權也垮台了。這時清廷把八旗基本力量放置在北方，以保衛京師及駐防各重要城池，而南方就暫讓給吳三桂等去鎮守。吳三桂駐雲南，尚可喜駐廣東，耿精忠（耿仲明之孫）駐福建，這樣便形成了三藩。三藩之外，還有一個孔有德。但是孔有德在同農民軍李定國作戰時失敗自殺于桂林，其子也被李定國所殺，所以無人襲封，僅有一女孔四貞嫁給孫延齡，清廷即以孫延齡為将軍代領其衆，駐守桂林。
原因
擁兵自重
三藩各擁重兵，久據數省。平南、靖南二藩各有兵力十五佐領，綠營兵各六七千，丁口各兩萬；平西王所屬兵力五十三佐領，綠營兵一萬二千，丁口數萬。吳三桂功高兵強，四方精兵猛将多歸其部下。清廷又擢升其部将王輔臣為陝西提督，李本深為貴州提督，吳之茂為四川總兵，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為雲南總兵。三藩勢力幾及全國之半。
吳三桂初鎮雲貴，清廷曾準予便宜行事，雲、貴督撫全受他節制，所除授文武官員，号稱“西選”，“西選”之官幾遍各地。當時有“西選之官遍天下”之說。順治十七年，雲南省俸饷九百餘萬，加以粵閩二藩運饷，年需兩千餘萬。鄰近諸省挽輸不足，則補給于江南，緻使清朝财賦半耗費于三藩。吳三桂自恃勢重，益驕縱，踞明桂王五華山舊宮為藩府，增崇侈麗，盡據明黔國公沐氏舊莊七百頃為藩莊，圈占民田，迫令“照業主例納租”，并“勒平民為餘丁”，“不從則誣指為逃人”。又借疏河修城，廣征關市，榷鹽井，開礦鼓鑄，壟斷其利，所鑄錢，時稱“西錢”。吳三桂專制雲南十餘年，“日練兵馬，利器械”，暗存硝磺等禁物。通使達賴喇嘛，互市茶馬，蒙古之馬由西藏入雲南每年數千匹。他遍布私人于水陸要沖，各省提鎮多有心腹。部下将士多李自成、張獻忠餘部，勇健善鬥。其子吳應熊為額驸，朝政巨細，可以旦夕密報。于是，吳三桂自以為根蒂日固不可拔，朝廷終究不會從他手中奪去雲貴。
耿精忠襲封王爵後，縱令屬下奪農商之業，“以稅斂暴于閩”，縱使其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銀米”。又廣集宵小之徒，因谶緯有“天子分身火耳”之謠，妄稱“火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據八閩以圖進取，可以得志”。
尚可喜在廣東令其部屬私充鹽商，又私市私稅。廣州為對外通商口岸，“每歲所獲銀兩不下數百萬”。尚可喜對清廷比較效忠，但年老多病，将兵事交其子之信。尚之信素性桀骜，橫暴日甚，招納奸宄，布為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恨。又酗酒嗜殺，常在其父面前持刃相拟，所為所行，日益不法。至此，三藩各據一方，互通聲氣，廣布黨羽，實際上已成為割據勢力。
矛盾衆多
以往史學界對三藩之亂衆說紛纭，或者認為它是一場“清廷與其‘老牌奴才’之間的‘大火并’”，或者認為它是明清之際民族矛盾的繼續和發展。因此，需要對三藩之亂的性質再做一些分析和考察。
三藩在變亂後發布的檄文中，指斥清朝統治者“竊我先朝神器，變中國冠裳”，聲稱要“共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這正是利用了當時的社會形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
經過
清廷撤藩
康熙帝決定撤藩三藩。早在順治死時，吳三桂擁兵北上入祭，兵馬塞途，居民走避，清廷恐吳三桂生變，命其在城外張棚設奠，禮成即去。康熙帝親政數年，深知朝廷中外之利害和前代藩鎮之得失，曾說：“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康熙六年，吳三桂以目疾請解除總管雲貴兩省事務，以相試探。康熙帝命吳三桂将所管各項事務交出，責令雲貴兩省督撫管理。雲貴總督卞三元、提督張國柱、李本深合詞請命平西王仍總管滇黔事務。康熙帝以照顧吳三桂身體為理由，予以拒絕。
1673年（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遼東，留其子尚之信繼續鎮守廣東。經戶、兵兩部和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認為如果尚之信擁兵留鎮廣東，跋扈難制，康熙帝遂诏令盡撤全藩。吳三桂和耿精忠得知不能自安，在同年七月先後疏請撤兵，以試探朝廷意旨。經戶、兵二部确議，吳三桂及所部五十三佐領官兵家口應俱遷移。疏下議政王大臣會議，大學士索額圖、圖海等多以為三藩不可遷移。惟有刑部尚書莫洛、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等力請徙藩。康熙帝再命議政王貝勒大臣及九卿科道會同确議，畫一具奏。諸王以下所見不一，仍持兩議。康熙帝考慮到藩鎮久握重兵，勢成尾大，非國家之利；又以為吳三桂之子，耿精忠諸弟都宿衛京師，諒吳、耿二人不能發動變亂。遂下令三藩俱撤還山海關外。
吳三桂、耿精忠疏請移藩，實迫于形勢，并非本意。吳希冀朝廷慰留，如明代沐英世守雲南之先例。及撤藩命下，愕然失望，遂與其心腹聚謀，暗中部署兵馬，禁遏郵傳，隻許入而不許出，并勾結他省舊部，又與耿精忠聯絡應和，準備叛亂。康熙十二年八月清廷命禮部侍郎哲爾肯等赴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标等赴廣東，吏部侍郎陳一炳等赴福建，各持敕谕，會同該藩及督撫商榷移藩事宜。九月，清廷命陝西總督鄂善總督雲南軍務，甯夏總兵官桑額提督雲南軍務。此時吳三桂與其黨正日夜加緊密謀。侍郎哲爾肯、學士傅達禮等既至雲南，催促起行。吳三桂表面拜诏，而屢遷行期，反謀益急，而難于舉兵之名。欲立明朝後裔以号召天下，但緬甸之役及殺害永曆帝無可自解；欲行至中原據腹心之地舉兵，又恐日久謀洩。是年十一月，吳三桂起，殺雲南巡撫朱國治，拘捕了按察使以下不順從的官員，發布檄文，自稱“原鎮守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元帥，興明讨虜大将軍”。佯稱擁立“先皇三太子”，興明讨清，蓄發，易衣冠，傳檄遠近，緻書平南、靖南二藩及各地故舊将吏，并移會台灣鄭經，邀約響應。雲南提督張國柱、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等随吳三桂反。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州聞變，馳書告川湖總督蔡毓榮，急走至鎮遠，被副将江義以兵包圍，甘文焜自殺，三藩之亂由此開始。
自1673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吳三桂起兵叛亂。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九吳世璠自殺，清軍進入昆明，三藩之亂曆時八年。其演變過程，大緻可分為三個階段。
起兵江南
1673年（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五年四月。戰亂不斷擴大，吳三桂兵出三貴，進據湖南澧州、常德、嶽州、長沙；清軍雲集荊州、武昌、宜昌，但不敢渡江撄其鋒。孫延齡叛于廣西，羅森、鄭蛟麟、吳之茂叛于四川，耿精忠叛于福建，台灣鄭經渡海進兵福建漳州、泉州和廣東潮州，提督王輔臣又叛于甯羌，擊殺清陝西經略莫洛。四方震動，人心動搖。康熙帝欲親征，經議政内大臣密議谏止。清軍東征西讨，顧此失彼。随後尚之信又叛于廣東，總督、巡撫俱附之，清廷增兵兩江。
天下響應
清政權統一大陸後，民族矛盾在全國範圍内依然普遍存在；階級矛盾這時已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統治階級内部矛盾也繼續存在。因此，當吳三桂剛一舉起反清旗幟，明皇室以及鄭經集團、部分漢宮、漢兵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一些地區的農民、奴仆都迅速做出反應。
此外，三藩舉起反清旗幟後，四川的幾個土司、苗民、察哈爾蒙古布爾尼、青海墨爾根台吉等少數民族也相繼響應。
相持階段
1676年（康熙十五年）五月至十七年七月。以王輔臣敗降平涼為轉機，形勢向有利于清軍發展。随後，因鄭經部争據福建漳、泉、興、汀等地，耿精忠腹背受敵，倉促撤兵請降。尚之信也相繼投降。孫延齡又被吳世璠殺于桂林。于是，清軍集中兵力進逼長沙、嶽州，吳三桂聚衆固守。兩軍在江西吉、袁二州、廣東韶關、永興和廣西梧、浔二州及桂林等湖南外圍要地反複争奪。清軍将帥每多觀望，曠日糜饷，在軍事上仍處于相持階段。
平定雲南
1679年（康熙十七年）八月至二十年十月。1679年（康熙十七年），吳三桂在衡州稱帝，國号大周，但未能改變叛軍的困境。同年秋，吳三桂病死，形勢陡變。叛軍無首，衆心瓦解。其孫吳世璠繼承帝位。清軍趁機發動進攻，從此叛軍一蹶不振，湖南、廣西、貴州、四川等地逐步為清軍攻陷。但馬寶、胡國柱等叛軍仍困獸猶鬥，節節頑抗；滿洲将帥仍多遷延，以緻時逾兩年，清軍才進逼雲南，康熙二十年底，圍攻省城昆明。吳世璠勢窮自殺，餘衆出降，三藩之亂終告平定。
影響
清廷在平叛戰争結束後，沒收藩産入官充當軍饷，撤藩回京師。除吳三桂部調往邊區站、台服役外，其餘各部重新編入八旗。福州、廣州、荊州派八旗兵駐防，廣西、雲南派綠營兵鎮守，徹底消除了藩鎮制。此外，這次平叛戰争的勝利，意味着受“三藩”割據之害的人民的解放，給這些地區的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從而有利于邊疆和内地經濟、文化的交流。之後，又于公元1683年滅亡了台灣的明鄭政權。至此徹底消滅了南明的抗清實力。從此有組織的反清複明運動不複存在。此後，清廷才開始從事行政和财政經濟的調整改革，然後緻力于解決邊疆問題。
争議
•t康熙盲目“撤藩”引發災禍
由于康熙盲目的做法把吳三桂逼上了絕路。被逼上了絕路的吳三桂絕對不會束手就擒。曆時八年的“三藩之亂”開始了。
所以說，康熙皇帝“撤藩”的做法是錯誤的。其實，不僅如此，如果從中國曆代強盛王朝撤藩的曆史來看，康熙此舉，也是十分冒險的。如果康熙皇帝多讀一些曆史書，他就會發現，大清以前的曆代強盛王朝，其實都存在着如何撤藩的問題。武力撤藩，都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的損失，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t清軍在戰争期間的暴行
不提與康熙尚無關系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隻說康熙在平定三藩時，清軍對平民的屠殺，從許多記載來看也是相當驚人。
《清史稿.王骘傳》裡記載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裡，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衆”。這個時期四川人口的損失，平民的死亡顯然和清軍是脫不了幹系的。
其實不僅是四川，其他相關地區也遭受類似的厄運，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數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陽縣知縣曹鼎新說“自甲寅吳逆倡亂，……以至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老幼死于鋒镝，婦子悉為俘囚，白骨遍野，民無噍類”。
這裡說的就更明确了“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聯系到清軍一向有屠殺平民的傳統，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員也不會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這類記載的真實性是沒有疑問的。
評價
這次平叛戰争的勝利，清除了地方割據勢力，避免了一次國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同時中央集權制力量得到加強，提高了抗禦外敵的能力。
吳三桂等人發動的起事，雖然打出了“興明讨虜”的旗号，赢得了不少漢人和對滿清朝廷心懷不滿的人支持，得以在短短的時間内席卷長江以南地區，但由于他曾經親手引清軍入關，親手殺害永曆帝，實乃無以自圓，所以并未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再加上其根本目的在于搞分裂割據，起事諸将皆為其朋黨，吳三桂一死，登時土崩瓦解。所以其失敗是必然的。
康熙若能以史為鑒，認真吸納曆史經驗教訓，制定一個比較完整詳細的撤藩計劃和被撤藩的藩王的待遇安排等等，曆時八年的“三藩之亂”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