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學:文化名詞-中文百科頻道

釋義

顯學，是指一時在社會上處于熱點的、顯赫一時的學科、學說、學派。

出處

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顯學》。

基本内容

簡介概念

從古到今,我們一直把學問分為顯學和玄學。顯學強調存在就是現實，對于顯學研究的成就根源于對發展變化和諧治理制衡的理解。顯學根于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提供治理管理的意見與建議，而忽視了對自身是否完善的探索而使得自身容易發生主觀的錯誤，帶來新的錯誤。當然顯學的不足可以通過玄學來豐富。對于中華文化的深厚也隻有揚長避短确定診斷發揮正确的部分，适時改變完善服務于對現實發展需要的實踐。遵循宇宙發展創建的規律，無論曾經存在還是現存在，都應該得到發展；顯學無疑應該成為未來創建的重要内容。

與名字的來曆

“顯學”之意始見于《孟子.滕文公》篇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于楊,即歸墨。”“顯學”之名後見于《韓非子》，它不僅指盛行于世而影響較大的學術派别，更是指文化内涵豐富、學術價值較高的學問。

作品原文

其文的顯學

韓非子·顯學第五十原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裡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複生，将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馀歲，虞、夏二千馀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論幾家學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争，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内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缪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馑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征斂于富人以布施于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于耳必随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鬥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于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鹄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途，則臧獲不疑驽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發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論富與強

磐石千裡，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内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内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者？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論歲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征于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将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副痤則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緻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産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征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馑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内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産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産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适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楊朱顯學

先秦時與儒、墨并稱的顯學還有楊朱。《孟子·滕文公下》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盡心下》又說:"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即是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學術上形成了儒、墨、楊三分天下的局面。

楊朱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名思想家，字子居，衛國人，生平已不可考。在當時各家的着述如《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現。他的行蹤多在魯、宋、梁一帶。據《莊子》記載，他曾經見過老子。其活動的年代，比墨子稍後，而又早于孟子。有雲他是老子弟子，或為道家别支。其學說在當時相當著名，但早已散佚不存，散見于《孟子》、《列子》及《淮南子》中。

《孟子．滕文公》篇雲：“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于楊，即歸墨。”可知春秋之世，楊朱之學與墨學齊驅，并屬顯學。楊子之學，曾風靡宇内，然卻如昙花一現，後繼無人。實則楊朱殁後，老莊之徒興，其一方既能踵楊子之餘緒，又能發其所未發，自是楊朱之名，遂為莊子所掩。

楊朱曾經和老子會面，所以他曾受老子思想的影響。後來有感于動亂的環境，困惱于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于是揚棄老子學說中的部份内容，朝着“養生”、“存性”的方向不斷深化，發展成以“為我”為中心的思想體系。楊朱的思想在戰國初年一度風行，與儒、墨兩家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勢。

楊朱的思想概略，可從以下四方面見之：

首先，從其中心要旨而論，楊朱學說實在是以“我”作為自然的中心。他認為人的生命，往往由于外界的蒙蔽、組織所拘束，因而無法明察生命的真象，使個人失去主體性。于是楊朱主張探求内在自我安身立命的境界，以擺脫社會的束縛，偏向于個人人性的追求。他認為隻有重視人類本有的自然性，人才會快樂，才能“全生（性）保真”。

其次，在政治方面，楊朱既然反對社會的束縛，所以在政治上也反對強權獨占的霸道，主張“天下為公”，要“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另外，他認為一切外在的道德刑法，皆不可妨害一個人的自由。政府隻是象征式的，不可對個人過份約束。由此可見楊朱的政治觀是放任自由的。

第三，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楊朱極力主張個人的“為我”主義。他說：“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的意思是說社會是由各個“我”所組成，如果人我不相損、不相侵、不相給，那麼天下便無竊位奪權之人，便無化公為私之輩，這樣社會便能太平。

第四，在對生命的态度上，楊朱既重說“全性保真”，因而重視“貴生”、“樂生”。他認為人生短促，故在生時必須享盡人生之天性，所以要适欲。發揚了老子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與養生等思想。重生、貴生的思想，在當時及近代被認為是否定儒家禮教的束縛，又摒絕了墨家的禁欲；承認命從而否定墨家的非命。《楊朱篇》非儒、墨、《力命篇》非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