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預警
心理健康
新生代打工者心理健康。采訪中發現，80後、90後農民工自認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他們中許多人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長大，更習慣都市生活，注重個人發展和生活品質。如果說第一代農民工是單純地追求工資收入，更願意“落葉歸根”的話，新生代農民工則更注重自身的權益和個體感受，融入城市的沖動更強，“打工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更是為了尋找個人發展的更好機會”。
專家認為，戶籍、醫療、住房、社保的差異，使新生代農民工明白自己并不是“正宗的城市人”。雖然有夢想、很自信、更獨立，且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其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新生代農民工經曆着更加顯着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他們生活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無法忍受的歧視與落差侵蝕着他們的心靈。
“無人溝通、壓力過大、需要伴侶、對未來恐慌。”有心理學專家分析認為，不排除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存在社會閱曆淺、抗壓能力差、心理脆弱等問題，更主要的是，密集型工作、勞動強度大，進一步增加了其挫折感和孤獨感。同時，企業的程式化管理，缺乏人情味和心靈關懷的氛圍，使這些年輕人人際交往途經匮乏，導緻抑郁心理無處排解。
職業壓力
調查顯示，像機器一樣超負荷、超強度、超時間的工作，隻是職業壓力的表現之一。
職業壓力還表現在：工資報酬不合理給員工造成的壓力；管理模式落後、不科學造成的束縛壓抑員工熱情的壓力；組織文化惡劣導緻的與同事和上下級關系、部門關系沖突的人際關系壓力；因工作過于繁忙導緻無暇兼顧家庭而産生的壓力；因結構和崗位調整而産生的職業發展前景壓力；因各種現場安全事故和隐患形成的安全壓力等等。這些職業壓力，如影随形地影響着人們在職場中的心理與行為。
按照法國社會學“鼻祖”塗爾幹在《自殺論》中的說法，個體的社會關系越孤立、越疏離，就越容易自殺。在許多勞動密集型大企業中，員工之間的冷漠關系成為常态。
起因分析
“維特效應”，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就像情緒上的“流感”。媒體對自殺新聞的大肆渲染對于一些徘徊在生死邊緣的人具有強大的暗示、誘導性。比較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4月1日，張國榮自殺事件發生後，媒體的報道連篇累牍、大肆渲染。結果從當天深夜到第二天淩晨9小時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樓自殺，其中5人不治，當月香港共有131宗自殺身亡個案，較3月份增加32%。有幾名死者留下遺書，清楚寫明其自殺與張國榮輕生有關。
在中國，每年約有25萬人死于自殺，至少有100萬人自殺未遂。自2000年以來，每年10萬人中有22.2人自殺，每2分鐘就有1人自殺、8人自殺未遂。可以說，如果每一起自殺都要報道的話，恐怕整張報紙都裝不完。
實際上中國人自殺的比例越來越大，這當然跟中國社會轉型期急劇變化，人們承受的精神和物質壓力越來越大有直接的關系，自殺行為的增加，也不能全部怪罪于媒體。但是正如筆者前面所說的，媒體的自殺新聞與自殺行為的增加确實有不可回避的關聯。僅僅出于敬畏生命的人道主義考慮，媒體也應該主動進行反思并警醒。
社會可以關注自殺現象，但不應炒作自殺個案，或者把自殺“娛樂化”處理，而應該在報道中采訪一些專家學者等，突出心理危機幹預，從而啟發公衆對自殺背後社會問題的思考和讨論，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預防措施
心理壓力。工廠封閉的環境、等級森嚴的管理、冷漠的人際關系，無疑都将對年輕人的自信心和人格産生巨大的沖擊。
據英國的研究顯示，每年由于壓力造成的健康問題，通過直接的醫療費用和間接的工作缺勤等形式造成的損失達GDP的10%。
“一個人的情緒是非常微妙的，如果企業可以真正關心員工的心理健康，為他們解決心理煩惱，員工就會沒有後顧之憂地為企業組織發揮自己的才能，甚至發揮出更大潛能。”專家們表示，企業應設立員工心理咨詢機制并切實發揮作用，同時，可定期組織交流、娛樂活動，給員工過生日，并為員工制定“職業規劃”等，讓年輕員工們感受到“人情味”。
“所有的企業都應該遵守法律、盡到社會責任、遵循企業倫理，不能成為誰都管不住的孤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銮希望，企業決策層應盡快意識到員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而不是把這個責任推給社會。
易發人群
打工族
員工“連環自殺”曾經發生在多家公司，類似事件也發生在外國企業。2009年，歐洲第三大手機運營商——法國電信集團員工自殺，18個月23人自殺。該公司“大幅裁員、轉崗和重組”有着直接關系，法國電信不停地要求員工加快工作進度，嚴重影響了員工情緒。
自殺是“心理傳染病”。當有一個人選擇自殺時，其他有着類似境遇的人很可能效仿，稱之為“維特效應”。也有觀點認為，“維特效應”是導緻自殺者選擇自殺作為解決問題方式的原因，遇到的“問題”，才是導緻自殺事件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