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由
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特權思想”和“以權代法”行為,在一些地方黨政部門領導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因此,作為日常出行的最重要的行車權(包括免費特權和違規豁免特權),就成了他們認為的最佳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此,隻要國家法規規定有“特權車”的存在,他們就會竭力利用“特權”從中分到一杯羹。這樣,一個個有違規定的“特權車”就競相而出。
因此,即使是代表着特權的“O牌”特權車被取消了,但由于其根子裡的“A牌”(即“老大”、“第一”)特權思想,這些車還會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出現,這使得不少地方清理“特權車”行為陷入了“清理,好轉,複發,清理”的“怪圈”之中。
背景
“特權牌車号”，或許是中國公共管理中較有特色的創造之一。同樣是面對的交通法律法規，同樣面對的是公共交通安全，同樣行駛的也是公共道路，但不同的人卻有天然之别，可以産生一個特定的車群——“特權牌車”。而往往也就是這些特權車在盡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其特權的威風：不管交通如何擁堵、不管有什麼交通限制，這些特權者都會在衆人的矚目下目中無人，搞螃蟹式的橫行表演。
在這些特權車的面前，一切的公共管理規章都可視為無物，百姓們必須嚴格遵守的的各種規範，對于“特權車”們都屬于天方夜譚之類。百姓敢怒不敢言，怒了言了當然也沒有任何效果。
其實，就今天出現的特權車牌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是交警部門本身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當初，這些特權牌不可能是别人授的（除了假冒、盜用），還不都是交警部門給辦的，在辦理時，交警部門自己考慮過後果嗎？堅持過原則嗎？想過有法律依據嗎？而當特權“打架”的時候，已經影響到了正常的管理的時候，這時才來想起特權車的危害。當然，能知錯就改，那也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交警部門也有自己說不出的苦衷，交警也不可能所有都是徇私枉法，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的公共交通早就亂了套，而是交警頂不住背後更為強大的特權壓力。因此，造成特權車“橫行”的背後，固然有交警管理不規範的原因，但主要還是特權的意識和特權的無法監督所緻。畢竟，在不講理的特權者面前，不換思想就會被換人的，不會順從是會被“下崗”的。在目前這個就業難的年代，誰又會為了公家的事去得罪不該得罪的人呢，這才是特權車屢禁不絕的原因。
因此，解決特權車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車牌停用了就可以解決得了的，而是必須從使用特權車的人身上去找原因。假如，我們的體制已經鏟除了特權生存的土壤，法制已經解決了公平公正問題，那就是再多特權車牌也無濟于事。
難題
特權車的壞處,是人所共知的,但特權車照樣在路上耀武揚威,這正是終結特權車的難處。論其社會根源,則類于呼市取消特權車引發的所謂“争論”“争議”。消滅一個嚴重妨害公平與效率的社會存在,難道還有什麼可争論、可争議的嗎?乍看起來,令人費解,但細想之下,則不但“有”,而且很“有”。在大多數人看來,特權車是切齒痛恨的惡之花；而在極少數人眼裡,特權車卻是特殊身份和特别地位的象征。可以斷定,對取消特權車的争論、争議,不是來自别人,而是來自特權車的擁有者以及向往擁有特權車的人。這股力量不可小視,他們并不因人數之少而占下風,他們能夠擁有特權車,就意味着他們事實上行使着法律不曾賦予的特權。說到底,特權車不過是自設特權者物化的象征。
由此不難辨明,取消特權車是“标”,而“本”乃在于根除特權思想以及滋生法外特權的體制。但盡管隻是治标,也一定會觸動自設特權者的敏感神經和既得利益,他們一定會發出聲音,并以所謂“争論”或者“争議”的面目呈現。如此情勢之下,率先的改革及改革的主持者,就将面臨非難甚至被颠覆的危險。保護改革者自是十分必要的,但從曆史經驗來看,點上的突破如不能獲得高層的支持,進而成為普遍的行動,則點上突進的成果也難以維持,順應民意、銳意進取的改革精神甚至将由此沉淪。
在非嚴格的意義上,可以把呼市取消特權車的舉措看成終結特權車的嚆矢。我當然對呼市的改革樂觀其成,但更希望由此造成自上而下、縱橫交錯的改革局面。倘若别處的特權車還是像從前一樣耀武揚威,則呼市的改革不免有些落寞孤單,在特權車繼續持有者眼裡甚至會變得十分幼稚可笑。
“O”牌車頻頻肇事
2006年，交通部就宣布在全國範圍内開展整頓“特權車”和“人情車”違規減免車輛通行費的專項活動，取締“特權車”和“人情車”。但現實中各地“特權車”并未根除，清理“特權車”陷入了“清理—好轉—複發—清理”的“怪圈”之中。陷入“怪圈”中的特權車因常常享有免費特權和違規豁免特權，還有衍生的套牌問題，引起了老百姓的長期反感，成為有礙社會公平的一大“頑症”。
據新京報報道，最初部分“O”号牌車輛被用作秘密偵查等警務工作，履行正常的緊急公務時，出示證件可獲得優先通行權。後來“滬O”牌照越來越多，成為人人皆知的警車标志，還出現了不是警察也可以開着“O”車輛任意違章，而不受處罰的情況。
2004年上海取消“滬O”号牌時，僅2003年上半年，被督察隊查實的“滬O”牌照的違章車輛有282人次。一些執勤的交警面對“滬O”車輛無可奈何，常常是見到以後，悄悄轉身當作沒看見。
此外，“O”牌的發放範圍也從公安機關“擴大”到黨政機關。例如陝西、廣西、河南等地“四套班子”的公車，都曾挂“O”牌。2009年，呼和浩特決定取消“O”牌時，全市700副“蒙OA”警用車牌中，公安使用的有650副，另外50副被關系單位、合作單位使用，有的流入個人手中。
據《人民公安》雜志報道，“豫O”使用三年後，河南公安廳于1998年上半年搞了一次清理整頓，查實非警用“豫O”等不按規定挂的“豫O”牌照600餘副。對于“O”牌亂象，時任河南省公安廳副廳長張程鋒稱：亂挂濫挂，誰都能挂，不僅公安機關挂，黨政機關、檢、法、司、安機關挂，其他部門也挂，甚至不少個體戶、經理、老闆的車都挂上了“豫O”号牌，打着公安機關的招牌耀武揚威。
2012年3月20日晚，遼甯省政府糾風辦當街設卡，篩查了途經的65輛“遼O”号牌車。其中15輛保時捷卡宴、豐田霸道等豪車，懸挂的“遼O”都是套牌和假牌。一輛豐田霸道車主說，着急去火車站送孩子，隻有闖紅燈才能不晚點，所以專門找朋友借了一副“遼O”牌。
取消“O”牌照
2013年9月1日起，吉林、安徽兩省都将視所有懸挂“吉O”和“皖O”号牌上路的機動車，為假牌或無牌照車輛。
廣西則計劃取消除公安系統外的所有“桂O”号牌。2013年7月26日，中共廣西自治區黨委所有常委公務用車由“桂O”車牌，更換成普通民用車牌。
初步統計，截至2013年8月，全國31個省區市中，全面取消“O牌”的省份達15個；部分取消“O牌”的省份共4個；尚有12個省份未取消“O牌”。
較早實施“O”牌“車改”的上海市，于2004年全面取消“滬O”車牌。
2003年上海“兩會”，上海市政協委員章繼浩建議取消“滬O”牌照。随後，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公安車輛改革課題小組，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的鄭善和任組長。
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的鄭善和回憶，當時存在着是停用部分地區、部分單位的“O”牌（俗稱“小改”），還是讓當地“O”牌徹底退出舞台（俗稱“大改”）的争議，他們抽樣調查警用車使用實情，在對某分局一個大院抽樣調查時發現，車輛使用率隻有40％；有一輛車一年隻跑了8000公裡，隻是上下班代步的個人專用交通工具。調研後，上海制定了“大改”決策，2004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滬O”号牌。
其後，其他地區陸續采用上海的方案。截至目前，全國全面取消“O”牌的省份共有上海、北京、天津、重慶、浙江、江蘇、陝西、河南、湖南、甯夏、四川、安徽等15個。
與全面取消“O”牌不同，内蒙古、山東是在下轄部分市取消“O”牌，其他下轄市仍在使用。湖北、廣西則是回收除公安機關外其他單位的“O”牌。
原湖北省公安廳長吳永文曾在2010年8月10日的公安機關視頻會上發言透露了“O”牌“小改”的弊端。2003年到2006年，湖北用三年時間，分批回收除公安機關外的所有“鄂O”車牌。但之後“鄂O”車牌成為“稀缺資源”，一些民警違規發放。
據統計，現河北、遼甯、雲南等12個省份仍未取消“O”牌。但雲南等地采取了與取消“O”牌截然相反的車改措施——包括“O”牌在内的公務車，張貼統一标識亮明身份。
2013年8月，雲南省公務管理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關于實行公務用車标識管理試點的通知》，要求大理、德宏、曲靖、文山4個州市34個縣市區，在所有公務用車的前後擋風玻璃上，張貼“公務用車”标識牌，标明車屬單位、監督電話，接受社會監督。
廣東廣州、惠州和河北保定、秦皇島等未取消“O”牌的地區，也曾采取相同做法。但一些地區的公車标識制度，實踐中多遇到尴尬。
據《河北日報》報道，保定2009年10月啟動了公車标識制度，但實施近兩月，未接到一個群衆舉報電話。原因在于相當數量市民并不了解該項制度；還有一些市民反映，雖然在居住區、酒店、學校門口經常看到“O”牌車，可無從判斷這些車是在執行公務，還是公車私用。
北京1995年停用“京GA”，啟用“京O”專段民用号牌。公安部警用車挂“京OA”号牌；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交管局警用車分别挂“京OB”、“京OD”号牌。至2005年，挂“京OB”、“京OD”号牌的警用車輛約1萬多輛。
2005年9月1日至當年底，“京OB”、“京OD”号牌分批“下崗”。當年，北京機動車上牌已随機選号，但“京OB”、“京OD”更換并沒采用計算機選号系統，而是将1萬多新牌照穿插在京F、京E、京J等号段中。老交警張良（化名）說，“不用說老百姓，交警也分不出哪些車牌是警用車牌，哪些是社會車牌。
2006年1月1日後，“京OB”、“京OD”退出曆史舞台。警用車輛懸挂的号牌，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刑偵、治安、交管、預審、看守等一線部門制式警車，統一挂“京A警”白牌照；一類是替換“京OB”、“京OD”的民用号牌。之後，公安部“京OA”也開始更換。
專家觀點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取消“O”牌如同“撕标簽”，目的在于車車平等；公車标識相當于“貼标簽”，廣而告之“這是公車等待監督”，兩種做法各有弊端。撕标簽讓公衆發現公車私用的難度加大；貼标簽讓交警網開一面的可能性提高。
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表示，湖北的公車标識制度一直在堅持。現在在荊門等地，經常看到貼着統一标識的公車，但是百姓關注度并不高。因為标識不醒目、不少百姓不清楚這個規定。今年年初，北京一名小學生建議公車挂紅色牌照，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