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曆史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9—1982年，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管理原則。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國民經濟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輔助作用”（P141）。由此開始，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市場經濟）不再被視為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了。黨和政府認識到兩者必須結合，但在結合中不是平等的結合，而是有主與次的問題，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有個“排座次”的問題。
1981年11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吸收和采納了上述思想，并上升到相當高度，認識到“正确認識和處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關系，是改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Pl029）。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國家在制定計劃時要充分考慮和運用價值規律”（P1028）。
報告還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設想了“四種類型”企業，一是嚴格按照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生産的骨幹企業；二是既按市場變化又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内生産的企業；三是大部分産品按國家計劃生産的企業；四是大部分産品由企業按照市場變化組織生産（P11029）。在這一階段，關于“實行政企分工，擴大企業自主權，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單位”（P1029）的“設想”被大力推行，在企業中實現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原則。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确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管理原則，指出：“正确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要正确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範圍和界限。”通過這一階段的改革，市場主體開始形成，市場機制逐漸發生作用，市場開始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補充手段。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此原則下，中國沿着放權讓利、雙軌并行，計劃與市場結合的方向進行改革。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個體，私人和“三資”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放開了一塊市場經濟；在公有制經濟的經營形式方面，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家庭聯産承包經營責任制，國有小企業實行租賃制，國營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承包制和若幹企業的股份制試點，減少了國家指令性生産和物資分配計劃的種類；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方面，權力下放特别是推行财政大包幹制度，大大增強了地方的财政和财力。
但是，總的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還是傳統計劃經濟的派生物。直接的指令性計劃仍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整個經濟運行的基礎，市場調節隻是從屬的、次要的；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一種不平等的“闆塊”式拼湊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市場”是被恩準在計劃經濟的總框架内運行的。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1983—1986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決定鏟突破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确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利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确定了中國經濟體制的4個基本點：”第一，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第二，完全山市場調節的生産和交換，主要是農副産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它們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實行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杠杆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劃則是必須執行的，但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
按照這一基本原則，1985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進一步勾畫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輪廓，即“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聯系的三個方面：第一，進一步增強企業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第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第三，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P821）
第三階段是1987—1992年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問題進行了新的理論概括，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内在統一的體制。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明确幾個基本觀念，第一，在于所有制基礎不同”。第二，“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和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第三，“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都是複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P26）
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是對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一次重大發展。表現在，第一，報告中不僅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而且沒有再提計劃經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計劃與市場各分一塊的老框架。第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從内容上把制度與體制區别開來，明确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别不在于市場與計劃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制的不同。第三，在“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中，市場的地位大大增加了。而且明确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包括生産要素市場。
在本階段中，“市場”已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相當的比重，在某些領域甚至開始起主導作用。
如在工業生産方面，國家的指令性計劃産品的品種，由1984年的123種減至1988年的50種；同期，國務院各專業部門的指令性計劃産品品種由1900多種減至380種。在工業産品流通方面，計劃分配的重要物資占其生産量的比重大幅下降：煤炭由1980年的57.9%降至1988年的42.7%；同期，鋼材由76.9%降至49.2%；木材由36.96%降至12.6%。在價格方面，1990年，社會全部産品和服務的價值總額中，國家定價僅占25%，其餘75%為國家指導價格和市場定價。
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是1992-2003年，确立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88年9月，針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按照“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P286）的方針進行治理整頓。在此期間改革有所停滞。政府加強對經濟的行政控制，直接計劃調節的作用有所突出。
治理整頓是必要的。在治理整頓期間，當然可以采取應急情況下的具體措施和方法。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計劃的調節重于市場調節”。實際上是重又強調和突出計劃和計劃經濟，因此，市場作用下降，市場調節隻能管“企業日常的生産經營、一般性技術改造和小型建設等經濟活動”，不能不使人感到相對于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這是一種後退
在此形勢下，1992年1—2月鄧小平南巡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南巡講話中針對社會上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潮以及“雙軌制’格局下”計劃經濟體制“因素的重新擡頭，鄧小平做了大量的理論闡發。
這個時期，主要解決了兩大問題：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構建問題。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由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五大支柱”構成，并制定了總體實施規劃。
2.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1994年12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天津考察工作時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餘，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這進一步闡明了十四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論斷。而這個結合，首先是要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什麼呢？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第五階段是2003年至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時期
2002年10月十六大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2003年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标志着中國經濟體改革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時期。如何才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目前的改革是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的改革。其标志：
一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改革。二是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改革。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敏感和複雜。老問題新問題相互交織，國内國際因素相互影響，這需要“啃硬骨頭”和“涉險灘”。三是在新的發展水平上的改革。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正面臨“崛起困境”。
就中美關系來說，問題的核心在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為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的專訪時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隻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适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目前，在新的曆史起點，如何将經濟優勢轉化為戰略優勢和政治優勢、有效地保持與主要大國的合作共赢關系這是一大挑戰。
在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完善時期這10多年來，我國經濟已初步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學發展觀，“十一五”規劃作為科學發展觀提出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從規劃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經濟發展方式初步納入科學發展軌道。這主要得益宏觀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不斷取得新進展，尤其是作為宏觀經濟調控主體的政府，其自身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方略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明确和清晰。
買方與貨币總量
“買方”代表了市場需求。這是市場經濟之所以存在和發展的現實根源和理論根源。沒有買方就沒有任何市場，沒有買方需求就沒有市場經濟發展的源頭動力，沒有買方需求價值的提升和需求範圍的擴大就沒有市場容量的擴展，也就沒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不同于原始市場經濟可以随時以物易物，所以，買方需求必須與貨币量結為一體，才能構成現代市場經濟真正意義的“買方需求”。買方需求，包括普通消費者需求、制造商對資源消耗的需求、公共設施的資源需求、國家戰略儲備和國防安全的資源需求，等等。這所有的需求量都是以貨币總量來計量的。買方的主體，實際上是持有貨币總量的國民和團體。
賣方與商品産能
“賣方”代表适應市場需求的供給主體。它是與商品産能或産量緊密結合的。賣方所提供的商品産能與産量是否與買方需求保持均衡，可以從基本方面決定市場價格起伏和波動，也從基本方面決定了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和能否可持續運行。
法人與公司治理
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要成為有自主買賣權和經營權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有效參與市場競争。現代市場經濟是由自然人和法人代表構成的市場主體。為企業确立法人地位，走向公司化治理結構，可以保證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效運行和企業健康發展。
任何産權的企業都需要實行公司化治理結構改造，都可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合資企業如此，國有企業如此，股份制企業也如此。并非是隻有私有産權企業才适應公司化治理。恰恰相反，西方的家族式企業是在經曆了痛苦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之後，才具備了參與現代市場經濟競争條件的。也可以說，産權性質與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沒有必然聯系。私有産權企業若要适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文明與進步并長期健康發展，同樣要普遍實施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離的公司化治理結構改造。
差别與競争機制
市場競争的所有根源都來自于”差别“，有差别就必然有競争和競争機制。有分配差别，就有人力資源的競争；有質量差别，就有品牌的競争；有服務差别，就有赢得客戶的競争；有企業核心實力的差别，就有企業生存與發展思路的競争；有企業效益的差别，就有企業管理水平的競争。同樣，差别是怎樣形成的，決定着競争的無序和有序。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差别就會形成”自由競争“；如果是通過腐敗途徑形成了差别，就會促成紛紛利用腐敗途徑的”不正當競争“；如果是通過有序的市場規則引導形成了差别，就會激勵正當途徑的合理合法的”有序競争“。
資本效用制度
資本，是用于增值或産出目的的固定資産、流動資金、專項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是現代市場經濟要素的重要構成。資本的現實效用方向是實現财富增量。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還規定了資本的多種效用，如：證券投資、期貨買賣、資産經營、技術參股、專利交易，等等。資本市場的發達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資本效用制度的不斷完善，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人類文明與進步的标志。
核心制度
産權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制度。根據經濟學理論，産權是對經濟主體财産行為權利的法律界定。市場經濟是一個不同利益取向的經濟主體在産權明确界定的條件下進行公平自由交易的經濟系統。在市場經濟中，産權用以界定人們在交易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如何補償的行為權利。現代産權理論認為，産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權利。在排他性權利制度中，各經濟主體的權利邊界是清晰的。各經濟主體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但要受到他人權利的約束，即人們的行為不能損害他人的權利。在這種對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受他人權利的制約的制度規制下，經濟活動趨于有序和高效。現代社會依靠有效的産權制度，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産權制度之所以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因為它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或決定着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制度效率。
第一，如果産權是界定明确的，那麼交易的受益效應和受損效應在更大程度上對交易當事人發生影響，即交易當事人完全對自身行為的結果負責，從而減少交易的外部性，提高社會總福利水平。例如，專利法的保護使得創新受益向發明者集中，從而給予創新活動以有效的激勵，并有利于社會進步。
第二，現代産權制度是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界定明确的、受法律保護的産權減少了經濟活動中的不确定性，使經濟當事人的利益預期和法律責任清晰化。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基本上都是以信用為中介的交易，諸如合同、債權債務、擔保、保險、票據等交易活動均要以信用為基礎。如果信用缺失，則市場交易的風險增大，欺詐、造假、失信等行為大行其道，造成交易成本上升，市場秩序混亂，經濟效率下降。所以說，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而信用體系的健全和完善是依賴于産權制度的。如果産權界定不清和缺乏保護，交易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缺乏法律制度的規制，交易就沒有安全性可言，經濟的運行效率會深受影響。
第三，現代産權制度保證了一種自由選擇和公平交易的經濟關系。産權明确界定保證了交易的受益效應和受損效應都由交易當事人直接承擔，這就決定了交易當事人擁有自由交易的權利。交易當事人根據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作出是否交易的選擇。當大量的交易都在這種條件下進行時，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會優化，并引緻社會福利的增長。所以，所謂資源配置優化，就是交易主體通過自由交易行為而受益或避免受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産權應當是明确界定的。産權明确界定保證了交易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收益激勵和受損約束，使資源能夠配置在效率更高的使用上。
制度特征
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機制，它的基本特點或内在要求，就在于通過運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競争性和有效性來配工資源。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下發展市場經濟，而不是說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區分。
市場經濟是由生産力發展水平和不同利益關系決定的一種經濟形式，它有自身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使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點，表現為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必然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呈現獨特的基本特征。
以公有制為主體
鄧小平同志曾說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臉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曆史結論”，“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而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在于生産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實際上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證。生産資料為誰所有，誰就可以支配财富為誰的利益生産。
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産力發展的水平低，發展又很不平衡，客觀上要求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且，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有着天然的聯系，如産權清晰、機制靈活、适應性強，能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必須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有更大更健康的發展，使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以計劃指導
傳統觀念認為，杜會主義是公有制、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因此，我國在1956一1978年間，一直把非公有制、市場經濟視為異己力量對之進行排斥打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事實上，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短短的2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多年來，我國經濟平均增長率9.5%，高于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也高于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創造的世界曆史奇迹。
計劃和市場具有各自的優勢和長處，也有各自的局限和短處。計劃調節的優勢範圍主要在宏觀領城，能有效地對經濟總量進行控制，但對徽觀經濟活動難以發揮有效的調節作用;市場調節的優勢範田主要在徽觀領域，能有效地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但對經濟總t的平衡、宏觀經濟結構的調整、生态平衡和環境保護等的調節顯得無能為力。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确切地證明，克服市場經濟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态的根本手段，就是計劃，而不是不能與計劃相提并論的宏觀調控。隻要社會主義不以盲目無序的市場經濟為追求，那就不能不要計劃。隻要摒棄計劃，不論市場體系多麼發達，市場機制怎樣健全，市場經濟就總是脫不了盲目與無政府狀态，因為它隻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脫離計劃的市場經濟，是沒有資格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以達到全民的共同富裕為目标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必須形成生産無政府狀态，兩極分化，需求不足，周期性經濟危機。失業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伴侶和必要條件。
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和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必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用“最終”來說明“共同富裕”的時段性和目的性。
市場經濟能夠促進生産力更快發展，有利于增加财富，有利于共同富裕.同時必然帶來兩極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以緻從某種文化的事實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市場經濟目前顯現出來的功能和作用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還具有相似性。嚴格和徹底意義上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具有共同富裕的内在特征，并能實現它。能夠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市場經濟真正充分地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因而也是它區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
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成為達到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的思維有兩種：一是用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市場經濟本身，如增強和擴大公有制經濟，防止私有化和私有制經濟的蔓延；啟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機制、計劃機制，使二者相協調，追求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二是市場經濟外部采取措施，如運用完善的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減緩和減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除上述之外，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這個大家庭中農民是占有絕大多數的。因此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尤其要關注農民，農民作為市場主體遠比其它任何市場主體都大。發展市場經濟使人民共同富裕，其重點、難點和核心就是使農民逐步富裕。
從我國實際出發，使農民通過市場經濟走向富裕，根本在于如下兩點:堅持發展鄉鎮企業，使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發達的交通、通訊和社會化流通體系，把浩如海水而又分散的農民同整個國民經濟聯結起來。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政治保證
中國共産黨的最離綱領是實現共産主義社會，當前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現在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标，領導經濟建設就是黨的中心任務。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偉大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一般市場經濟的重要區别，就在于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相結合。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歸結為“四個堅持”，并視為“成套設備”。因為這個“成套設備”是包含了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主導意識形态的有機整體，體現着經濟關系的本質内涵，規定着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而黨的領導正是“四個堅持”的集中表現。
當然，在新的曆史條條件下，黨領導經濟建設要有一個新的定位。要完善領導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新機制和新方式，就是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堅持民主原則，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經濟單位和廣大群衆的積極性，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内，履行對經濟建設的領導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