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

合法性

法律術語
“合法性”概念在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中的使用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讨論社會的秩序、規範(韋伯1998:5-11;Rhoads 1991:167),或規範系統(哈貝馬斯1989:211)。狹義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理解國家的統治類型(韋伯1987:241),或政治秩序(哈貝馬斯1989:184)。
    中文名:合法性 外文名:Legitimacy 适用領域:法律 所屬學科: 廣義:用于讨論社會的秩序、規範 狹義:理解國家的統治類型或政治秩序

定義

合法性 héfǎxìng[legality;legitimacy]∶合法的性質或狀态:如通常因合法婚姻懷孕、生孩子與家長之間的家庭關系引起的法律地位,孩子有受撫養的權利,有使用合法父親的姓氏的權利,有不可限制的繼承權和受法律充分保護的權利

詞源

在英文中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個詞,而在中文中,其主要部分由“合”與“法”組成,單從字面意思講,中文的合法性暗含的意思是“對某一個‘法’的符合程度”,所以許多中國人在讨論這個詞時常會先提出一個疑問:“‘合法性’中的‘法’是指哪個‘法’?”。

但事實上由于中國正式的、法律意義上的、政治意義上的“合法性”這詞是由“Legitimacy”翻譯而來,所以中文“合法性”中的“法”并不特指某一個“法律”或“法規”。

中文“合法”(對應于英文中的LEGAL)一詞在被用來描述某件事物沒有觸犯法律。“合法性”并非指“合法”的程度,而是對法律或者政府機構權威性的來源的讨論。鑒于這種語義理解的混亂,也有學者提出中文應當用“正當性”來描述。

涉及領域

廣義的合法性概念涉及到廣泛的社會領域,比法律、政治更廣的範圍,并且潛含着廣泛的社會适用性。韋伯所謂的合法秩序(a legitimate order)是由道德、宗教、習慣(custom)、慣例(convention)和法律(law)等構成的(萊因斯坦1998:38)。羅茲曾概括說:“總而言之,韋伯所認為的合法秩序包括這樣一些在經驗上有效力的規則,它們由于實施方式的差别而分為慣例和法律”(Rhoads 1991:168)。那些由專門人員和機構保證人們遵從的規則是法律,社會自然遵守的規則是慣例。合法性是指符合某些規則,而法律隻是其中一種比較特殊的規則,此外的社會規則還有規章、标準、原則、典範以及價值觀、邏輯等等。因此,合法性的基礎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一定的社會價值或共同體所沿襲的先例。

來源

民主

當今政府合法性最普遍的來源是執行民主政治和順應民意。政府時常提出符合民意的法令來實行治理,然而這類法令的來源因政權不同而異。自由民主主義主張民主的合法性來自其定期的,自由公正的競選的基礎。

有些專制國家政權同樣宣稱具有民主的合法性。而實際上他們的價值觀與自由民主的觀念背道而馳,這引起了很多對民主涵義的争論。共産主義國家通常宣稱其具有民主的合法性,并将此合法性歸因于共産主義國家領導的人民革命和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代表了人民。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同樣宣稱他們代表了多數民意比自由民主主義更可信。

民主的國家由于政府的合法性并非受制于單一的領導人或執政黨,而被認為比較穩定。在一個專制國家裡當權者的退位可能引發整個政府系統的崩潰。然而,在大多民主國家裡執政黨和平地輪替而沒有引發任何國體上的改變。即使在最專制的國家,公民仍然可以通過革命尋求一種新的合法性取而代之。

憲政主義

另外一種形式的合法性與政治有關,他包括了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或者是信任某種遵循正規程序(如憲法)的行為為合法。這種形式的合法性與政治相關,因為這類憲法程序的合法性源自其符合民意的基礎。然而,由于這類程序需要符合主流民意,而有時可能沒有保護到少數族群的利益。

民族主義

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能激起對國家的忠誠。這可以采取多種形式。前述描述的民主有時被稱為“全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

傳統主義

在君主政體,國王能獲得普遍認同的合法性是因為他是王國裡公正的封建領主,這種理解經常被“君權神授”這類宣傳所強化。這種形式的合法性仍然存在于現今一些實行絕對君主制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在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裡傳統君主的合法性來源融合了民主和憲政的合法性來源。

基礎

合法性必須建立在一個共同認可的基礎上,這種認可可以是神秘的或是世俗的力量。對合法性基礎的認識最經典的是馬克思·韋伯的概括,他将之分為傳統型,法理型和克裡斯瑪型(個人魅力型)。

在當代國家中,合法性更加依賴于政治權力的有效性,這也是近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這包括了政府能否有效的對社會事務進行管理,經濟能有持續發展。這取決于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政策能力。

專家論述

當韋伯和哈貝馬斯論述統治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都是在狹義地使用合法性概念。合法統治是合法秩序的多種形式之一,它包含着被統治者對統治的承認。哈貝馬斯說,合法性意味着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以及事實上的被承認。

統治能夠得到被統治者的承認,是因為統治得以建立的規則或基礎是被統治者可以接受的乃至認可、同意的。從理論上說,統治因為具有合法性而得到承認,可是,從社會學研究來看,統治因為得到了承認,才具有合法性。這種以承認為指标的社會學研究,對我們理解中國當前社團的合法性具有方法論的借鑒意義。

韋伯和哈貝馬斯論述的合法性統治表現為“下”對“上”的承認。而近幾年關于文化多元主義的讨論把承認引申到群體與群體的關系(平行的承認)、當權者與被統治群體的關系(“上”對“下”的承認),這種關系構成了一個共同體内異質文化群體的“承認的政治”,特定的文化或者具有特定文化的群體通過這種過程獲得自己的合法性(泰勒1998)。

于是,我們從社團獲得的承認來分析社團的合法性時,可以把表達承認的主體界定為國家、政府部門及其代表人物,也可以界定為各種單位、社會團體,還包括社會上的個人。國家、政府部門的承認是與同意、授權社團開展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承認是與合作、提供資源聯系在一起的。個人的承認則是與個人的參與聯系在一起的。社團活動是一種群體的或組織的公共活動,這三種主體賦予它的合法性是它開展公共活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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