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背景
兵法
《孫子兵法》傳入日本後一直作為朝廷與兵家的“密笈”不向外傳。長期以來，中國兵法在日本被一種神秘主義的色彩所籠罩，當時流傳的隻有中國的兵陰陽家兵書，其日譯本書名為《訓閱集》共120卷。孫武、孫膑、張良、範增、李廣利、張角、諸葛亮、李傕、司馬懿、沮授……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将軍師，都屬于兵陰陽家。
漢代是中國軍事着作創作高峰之一，漢初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共得兵書182種，“定着三十五家”；至東漢初，《漢書·藝文志》收錄兵書53家，790篇，另有12家，451篇或省去，或入他類。兵陰陽家着作随之大量出現。《漢志》着錄兵陰陽家13種，數量似乎不多，但這不僅沒有包括東漢時期的着作，而且可以肯定隻是此前同類着作的一部分，因為考古發現的多種此類文獻并不在其中。
以最重要的幾次發現為例：湖南長沙馬王堆、山東臨沂銀雀山和安徽阜陽擂鼓墩漢墓出土術數文獻都在10餘種以上，其中可歸入兵陰陽家者有：馬王堆《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刑德》（甲乙丙三種）、《辟兵圖》、《陰陽五行》（甲乙兩種）;銀雀山《地典》、《雄牝城》、《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及拟題《占書》中的若幹種;擂鼓墩《五星》、《星占》、《刑德》（甲乙兩種）。僅這幾項，合計已在16種以上。
這還未包括漢代源源不斷湧現的各種雖非兵陰陽的專門着作，但同樣包含有大量兵陰陽内容的術數文獻。以堪稱漢代星占大全的《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為例，其所述大部屬于軍占。據統計，《天官書》的星占學内容共有321款，其分布為：用兵14244.2%、年成豐欠4915.3%、兇或有憂226.9%、喪195.9%、國利、昌、得天下175.3%、王者惡之或有憂154.7%、其他（土地得失、内亂、盜賊等）5717.8%。
當時較重要的術數形式有：
蔔筮
蔔筮，是中國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為人們熟悉的占蔔術。《史記·龜策列傳》：“王者發軍行将，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兇”。漢代各種新方術和兵陰陽家大興，但蔔筮仍然是基本的戰争術數之一。《龜策列傳》載漢武帝“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蔔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将推鋒執節，獲勝于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現象，而是兩漢之通狀。
天文雲氣占
這也是古老的軍事占候之術。《淮南子·兵略訓》：“明于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明于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譏祥，此善為天道者也。”
《漢志》着錄和考古發現此類文獻最多，而從《天官書》、《天文志》和簡牍帛書資料中，不難發現戰國秦漢時期各種天象、雲氣的記錄和分類比春秋複雜細緻的多，不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鬥和衆多恒星及氣象現象，占斷也極為廣泛繁雜。如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占》僅慧星就有29個圖形和18個名稱，雲氣則有200多種，每個圖形之下均有吉兇占文且絕大多數與軍事有關。
式占
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禮》中就有“大師，太師抱天時以從”的記載。“天時”即式盤。但式法的廣泛流行，是西漢以來的事情。目前漢代式盤實物已發現7件以上，王莽在複滅前模仿式盤制作威鬥，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後分化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軍術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礎上生出的奇門遁甲術，向被視為兵陰陽家的看家本領。
風角
候風術的出現不晚于商代，其演變為系統的風角預測術并用于軍事，則不遲于春秋而活躍于漢，名家輩出。漢代兵陰陽家的風角言，《天官書》和《天文志》有專門論述，《漢志》“兵陰陽家”着錄有《師曠》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銀雀山漢簡有《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馬遷着《史記》，其兵書即《律書》，充分表明了其軍事上的重要地位。風角和奇門遁甲一樣，也被後世的術數家十分看重。
象占
根據自然界的種種奇異罕見現象推斷人事，即象占（也可稱作雜占）。戰國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漢代有質的飛躍。建立在天人感應基礎上的災異學說自西漢中期盛行起來後，形成中國兩千多年講究災異的傳統，其集大成之代表作，為劉向《洪範五行傳》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漢書·五行志》。從此，幾乎一切少見的自然現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災、動植物異常乃至于特殊的人類生理、病理現象和民俗、謠諺等，都在陰陽五行的框架下被賦于特殊意義，并被鄭重記錄和向皇帝報告。災異說導緻象占在政治、軍事活動中更加流行，《漢書·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擇吉
幾乎所有術數都有擇吉功能，這裡僅指較專門的時日選擇之術如建除、刑德、孤虛等。“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法愈鑿，”“時日之書，衆多非一”，所以才會出現武帝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兇，曆家曰小兇，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這樣近乎喜劇性的場面。漢代兵事擇吉而動，一如前代，《龜策列傳》所謂“蓍龜時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劉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将，就是一個典型的史證。
圖谶
西漢後期以來谶緯大興，作為一種術數形式，它雖與兵陰陽學說不是一回事，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本以預測政治變動為主要功能的圖籍，常有兵陰陽文字側身其間，而且事實上漢代人确實每每運用谶書惑衆起兵和決斷軍事，如劉揚等“造作谶記”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稱帝鄗城，公孫瓒以谶謠遷守易城，等等。
祭禳祝咒。先秦時期，軍事祭祀和禳禱之法已經極為發達。漢代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有新的發展：
一是專門的軍神祭禱的确立。秦代以蚩尤為軍神“兵主”，立祠長安;高祖起兵，“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而釁旗鼓，幟皆赤”。漢興，蚩尤亦成為一代軍神。漢武帝時又加太一神為出兵祭祀對象，“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鬥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二是禳禱詛咒之術更形發達。作為統一帝國，漢王朝有意識地将各地方士巫師集中于長安，形形色色的地方術數融會交流，并被運用國之大事中。如武帝時對匈奴作戰，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詛軍術”，以對抗對方的同類術數。馬王堆所出“辟兵圖”，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語。
厭勝
厭勝是用巫術手段祛禍趨福或緻禍于人的術數形式。漢代政争中巫蠱厭勝風氣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時在軍事上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戰争激烈之時，同樣經常用及。如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下”。
宗教
道教。衆所周知，漢代是中國道教起源和形成時期。道教在民間巫術和方士方術基礎上，創造出一套科儀和符錄法術，而這些東西，到東漢就很快被運用或影響到軍事中來，如：
《後漢書》注引《江表傳》：幹吉在吳會立精舍，燒香傳教，“助軍作福，醫護将士，”江東将士多拜之。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歌讴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
《太平禦覽》卷337引曹操《掩獲宋金生表》：“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雲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為汝守。不從其令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迹。”曹命将掩捉，俘虜甚多。
《後漢書·臧洪傳》：黃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群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
《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魏書》：卓将牛輔膽怯恐懼，“常把辟兵符，以斧質緻其旁，欲以自強。”
《資治通鑒》卷210，獻帝建安十五年：張津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着绛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雲可以助化，為其将區景所殺。”
漢代大量湧現的“妖賊”，更是以道教為号召和戰鬥手段（詳下）。
道教是宗教，與兵陰陽家也不屬于同一範疇，然而道教“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宗，而多巫觋雜語”，運用道術從事戰争活動，事實上也頗合《漢志》界定的兵陰陽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道教也可以視為兵陰陽家的一種特殊發展和表現形式。
典籍記載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有《苌弘》15篇，今佚。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兵家》謂：“陰陽、技巧之書，今已盡亡。權謀、形勢之書，亦所存無幾。大約兵陰陽家言，當有關天時，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實用。然今古異宜，故不傳于後。兵形勢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後人所能解。至兵權謀，則專論用兵之理，凡無今古之異。兵家言之可考見古代學術思想者，斷推此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