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

傳記

一種文學形式
傳記,文體名。亦單稱傳。是一種常見的文學形式。主要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據各種書面的、口述的回憶、調查等相關材料,加以選擇性的編排、描寫與說明而成。傳記大體分兩大類:一類是以記述翔實史事為主的史傳或一般紀傳文字;另一類屬文學範圍,傳記作者在記述傳主事迹過程中,可能會滲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斷,但和小說不同,傳記一般不虛構,紀實性是傳記的基本要求。
    中文名:傳記 英文名:biography 讀 音:zhuàn jì 性 質:文體名 又 名:傳 類 型:常見的文學形式

詞語解釋

文體名。亦單稱傳。是一種常見的文學形式。主要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據各種書面的、口述的回憶、調查等相關材料,加以選擇性的編排、描寫與說明而成。傳記和曆史關系密切,某些寫作年代久遠的傳記常被人們當史料看待。一般由他人記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稱"自傳"。傳記大體分兩大類:一類是以記述翔實史事為主的史傳或一般紀傳文字;另一類屬文學範圍,傳記作者在記述傳主事迹過程中,可能會滲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象或者推斷,但和小說不同,傳記一般不虛構,紀實性是傳記的基本要求。

分類釋義

1.經書的注釋。

《漢書·元後傳》:“‘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章炳麟《國故論衡·明解故下》:“傳記有古今文,今文流别有數家,一家之中,又自為參錯;古文準是。”

2.泛指記載的文字。

《漢書·東方朔傳》:“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禦射,頗讀傳記。”唐韓愈《南海神廟碑》:“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宋張淏《雲谷雜記》卷四:“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於傳記,不可具紀。”

3.文體名。亦單稱傳。記載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記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稱“自傳”。傳記大體分兩大類:一類是以記述翔實史事為主的史傳或一般紀傳文字;另一類屬文學範圍,以史實為根據,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明郎瑛《七修類稿·詩文·濟颠化緣疏》:“﹝濟颠﹞至今相傳之事甚衆,有傳記一本流于世。”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上》:“析言紀傳,記志,總曰傳記之屬。”趙樹理《實幹家潘永福》:“我對他生平的事迹聽得很多,早就想給他寫一篇傳記。”

相關詞條

志屬信史

“志屬信史”,志傳和史傳一樣,必須真實可靠,符合曆史事實。對人物的記述也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過是過,不虛構渲染,不隐惡揚善,不拔高溢美,不貶責降低,據事“直書”,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隻有做到“情真而不詭”,“事信而不誕”,才能有益于人,傳之久遠。

公允評價

從人物的複雜性中對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曆史是絢麗多彩的萬花筒,曆史人物有其複雜性。在錯綜複雜的曆史條件下,大量的曆史人物功過滲合,斑瑜互見。有的人功大于過,有的人過大于功。因此,我們對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體分析,一分為二地看人物的好與壞,功與過,決不能因為一個人後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勞一筆勾銷,也不能因為做過一些錯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貢獻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實,尊重曆史。司馬遷寫《淮陰侯列傳》對韓信的軍事才能是滿懷激情的描寫,但對韓信早年的“無行”、“不能治生商賈”、“食從人寄食飲”、“俯出胯下”卻并沒掩蓋而是直書,讀者讀後反覺真實可信。所以我們寫人物傳記,一定要從當時社會曆史的客觀條件出發,實事求是地記載和評價曆史人物,真實地反映曆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基本特點

“實用類文本”中的人物傳記,是遵循真實性原則,用形象化的方法記述人物的生活經曆、精神風貌及其曆史背景的一種叙事性文體。其文體特點是真實性和文學性。其中,真實性是傳記的第一特征,因為傳記叙寫的是曆史或現實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實姓、居住地點、活動範圍等,寫作時不允許任意虛構。但傳記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曆史記錄,它又具有文學性。它是寫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過作者的選擇、剪輯、組接,傾注了愛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藝術的手法加以表現,以達到傳神的目的。從叙述人稱看,傳記可分“自傳”和“他傳”:前者是作者自己撰寫的,後者是他人撰寫的。從表達方式看,一般的傳記以記叙為主,還有的傳記,一面記述人物的經曆,一面加以評論,記叙與評論各半,這種傳記則被稱為“評傳”。從創作方法看,有的傳記以記叙翔實的史實為主,用語比較平實,稱為“曆史性傳記”;有的傳記多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經曆、精神風貌及其活動的曆史背景等,以史實為依據,但又不排斥某些聯想性的文學描寫,稱為“傳記文學”

人物傳記分類

一是自傳體傳記。這是某一個人物自己寫的記載自己的生活經曆的文章。記載自己前半生或大半生的生活經曆的一般稱為自傳,如《馬克·吐溫自傳》,愛新覺羅·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等。有些是以記載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斷或某一方面的經曆為主,這一般稱為自述,如《彭德懷自述》。

二是回憶體傳記。這類傳記的作者往往是被立傳者的親屬、朋友、同事或部屬,他們主要是通過自己的回憶記載被立傳者的生平與事迹。

三是采訪體傳記。這類傳記的撰寫人,一般與被立傳者原來并無交往,或者是與被立傳者相隔幾代的後人,他們主要靠采訪被立傳者的親友,搜集被立傳者的各類資料,然後經過作者取舍、創造,形成傳記。如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魏巍的《鄧中夏傳》等。

四是自傳體傳記和采訪體傳記融彙在一起的傳記。如聞名于世的瑞典電影名星英格麗·褒曼和美國作家阿倫·吉伯斯合作寫成的《英格麗·褒曼傳》。

傳記起源

我國人物傳記不僅起源很早,而且體裁多樣。歸納起來,人物傳記體裁可分為四類:一是紀傳,二是文傳(即傳記文學),三是史傳,四是志傳(指方志中的傳說)。我國人物傳記的寫作,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處于萌芽狀态。《左傳》、《國語》和《戰國策》等曆史著作中都出現了相當生動的人物形象。這時期可以看做是人物傳記的濫觞時期。到了西漢中葉武帝時期,被譽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出現了。司馬遷首創的紀傳體,标志着我國人物傳記走上了成熟的階段,并且達到了高峰。司馬遷不僅首創了以人物記傳來代替曆史事件的叙述,通過傳人來記事,同時,他還以文學的手段,來描寫曆史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生動而又形神具備的人物形象,不僅為我國文學和史學的興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且對史學、文學、戲劇的發展都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史記》以後的所謂正史,一般地說都是學習或模仿《史記》的筆法,以紀、傳作為主體。到了魏晉以後文史開始分流,文學和史學各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特點向前發展,以至于越來越泾渭分明。文學家注重辭藻和形象,史家則注重史料的真實及表述的準确,而對文采方面卻顧及不多了。東漢以後特别在唐代以後,雜體傳記的發展很快,如碑銘、傳狀、自傳之類,也出現了許多高手佳作。

這類傳記不僅在數量上增加了而且在形式上更加豐富多彩。它們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忠于史實,但其筆法都屬于文學性質的。所以類似這些作品隻能屬于文學著作——傳記文學。方志撰述人物由來已久。據《隋書·經藉志》載:“後漢光武始诏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見《隋書·經籍志》982頁)此後,到了晉代,常著的《華陽國志》中,從卷五至卷十二都是關于人物的記述。從此之後,地方志記述人物就成為定例。宋代以後,我國地方志的寫作,已漸趨成熟,從體例到内容的設置更加完備。“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又以地區而編入姓氏人物,并因人物而詳及官爵與詩詞、雜事。宋代方志記人物及有關史事與文獻者更多。”(見傅振倫:《論人物志的編撰》)。到了明、清之際,是方志走上大盛的時代,不僅數量多,而且設置的門類齊全。每種方志大都記述人物。清代方志,人物志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僅占據篇幅多,人物的類别也多,隻要是被統治階級認為有利于當時社會的人物都進入志書。

綜上所述,我國人物傳記的發展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曆史時期,從文史不分的紀傳體,到文史分流的史體傳記,又從紀傳和雜體傳記發展到傳記文學,以及一方之志中人物傳記的出現。說明了我國人物傳曆史悠久,内容豐富,形式多樣。二屬于人物傳記性質的作品在古代名稱很多。諸如傳、箴、銘、碑、表、頌、贊、哀等等,細分起來,更為複雜:如“傳”指傳記,以其内容有全傳、大傳、小傳和傳略之别,以傳者與傳主關系而言,又有他傳和自傳之異,此外還有别傳、外傳、評傳等名目。再如“狀”有行狀、事略;表有墓表、阡表、墓志和墓志銘等等,都是記述和頌揚死人的生平事迹,多數是頌揚曆史上有地位的人物。現存最多的作品是傳記和碑文。這些是我們編史修志的珍貴資料。

傳記寫法

選材典型

要達到上述要求,一要選材典型。編寫人物傳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時,選擇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詳細記述,把不能表現人物特征的事件摒棄或一筆帶過。從各種素材中加工、提煉,選擇最能表現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典型事件來寫。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關鍵所在。寫好這些關鍵之處,不僅可以表現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顯示曆史發展的進程及其特點。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借鑒,如《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廉頗和蔺相如都是趙國封建統治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司馬遷為了要表現廉頗、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是給他們各開一張履曆表,而是選擇了“完璧歸趙”、“渑池之會”、“負荊請罪”三件事來寫。這三件事反映了兩種矛盾,一是秦趙兩國之間的矛盾,一是廉蔺兩人之間的矛盾,前一個矛盾發展的後果,是構成後—個矛盾的原因。通過這兩對矛盾沖突,廉頗、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時秦趙争奪和氏璧以及渑池之會兩件事,實質上是秦趙兩國統治階級兩次實力較量,是秦國大舉進攻趙國的前奏,所以選擇這兩件事情,也顯示了曆史發展進程的特點。  寫大事固然重要,但對細節描寫也不可忽視,有時人物的性格特點往往在一些細節中表現出來。茅盾稅:“善于描寫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來表現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細節的描寫。”恰當地記述小事,能見微知著、增強傳記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預示着人物日後的發展。如《史記·陳涉世家》,開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陳涉為人傭耕時,曾對同伴說:“苟富貴,無相忘”,并十分自負地說:“燕雀安知鴻鹄之志哉!”這個細節,看來或許并非必要,其實對描寫人物來說,卻有助于展示人物思想脈絡,寫出人物前後一貫的性格史。寫陳涉少時就有鴻鹄之志,所以後來才發展到大澤鄉起義。寫陳涉少時就把别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稱王後嚴重脫離群衆,甚至把早年同過患難的老朋友也殺了。這是他最後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卻早就種下了。

叙行錄言

二要叙行錄言。思想支配行動,行動表現思想。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現出來的行動也就不一樣。記叙人物行動,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點的重要方法。因此記叙人物,要選擇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動來寫。例如在《吉鴻昌傳》中,作者記述吉鴻昌在1931~1932被迫出國期間,為了反對美國歧視華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帶“我是中國人”的牌子。這個細節的描寫,表現了吉鴻昌高尚的民族氣節,也體現了他的個性特點。又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在巨鹿之戰的巨大勝利之後,叱咤風雲,諸侯懼服。作者通過項羽召見侯将,侯将“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的動作描寫,反襯出項羽驕橫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見動作的描寫對記叙人物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了具體的行動,才能生動感人。“言為心聲”。人物的思想、感情、願望、要求,無不表現在他們的語言中,因此選擇人物的典型語言,來表現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見秦始皇出遊的壯觀時說:“彼可取而代之”。而《史記·高祖本紀》寫劉邦看到這種壯觀時卻說:“嗟呼!大丈夫當如此。”盡管他們兩人的話意思都是羨慕帝王,但卻體現了兩種不同性格。  人物的詩作、著述(包括文章、書信、日記)和話語一樣,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結和表露。無不凝聚着人物對客現事物的認識、主張以及所持的态度。恰到好處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詩作著述,對寫活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講究文采

三要講究文采。人物傳雖不能偏向華麗的詞藻,繁瑣的描寫,多餘的形容,曲折的情節。但語言生動形象,用詞精當貼切,句子流暢,層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話,文采還是必須講究的。  雖說史志中的人物傳記與文學中的人物傳記有區别,前者完全是根據曆史事實,不允許任何虛構,後者在符合曆史真實的基礎上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但是,在需要生動因而需要文采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因為傳者,傳也。立人物傳記就是為了傳于後世,為了“記一方之言,激千秋之愛憎”為了“鑒人明事”。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可見講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編寫人物傳記應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馬克思要求人物傳記應當寫得有“強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認為人物形象應當“光芒奪目”。《史通》說:“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複忘返,百遍無緻”。在不影響曆史真實性的情況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勝,還是必要的。因此,在寫人物傳記時,應當重視文字錘煉,講究藝術手法。

區别紀傳

傳記在内容表述上忠于史實和抑惡揚善,是我國人物傳記寫作的優良傳統,一直持續到今天,這是各種形式的人物傳記的共同特點。但是,各種傳記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志傳和紀傳不同。一是“紀傳”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詞藻”上下功夫。有大量的形容詞和修飾語,以增強傳記的文學性;二是“紀傳”在撰寫人物時雖然也以事實為根據,同時它又偏重于文學形象的刻劃。使曆史傳記同文學傳記合為一體,這就不能不使人物曆史的真實性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三是在“紀傳”文章的最後都要加上一段評語,如“太史公曰”、“贊曰”等等。作者公開站出來對人物進行評價。以上三點在“志傳”中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其次,志傳與史傳不同。有專家從“志屬史體”出發,進一步指出方志傳記與曆史傳記是一樣的,屬于同一種體裁——史體。但史傳可以史論結合,有史有論,志傳不能議論,是“寓褒貶于記述之中”。史傳手法多樣,可以夾叙夾議,也可以先議論、後記事,或者先叙述後議論。而志傳隻能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過。人物的善、惡、美、醜則需要通過叙述反映出來。應該說志傳别于史傳,因此在志傳的寫作中,文字運用就要仔細地斟酌,對傳主的是非不能明斷,但又要讓讀者從字行間看得出來。

節寰袁公傳

明黃道周

【明大司馬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号節寰,睢州(今河南省睢縣)人,先世安徽鳳陽府颍州人。袁可立中萬曆己醜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樞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天啟二年為登萊巡撫,主持遼務多年,參與并指揮明清戰争。以智取策反收降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在任上積極為毛文龍請饷募兵,後因奉旨指斥毛文龍

貪功冒饷又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禦。天啟末以虜情危急起兵部左侍郎,反對袁崇煥議和,注重加強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後袁崇煥獲罪遭殺身,然毛文龍被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漸次瓦解,緻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袁可立像

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弑君篡權,袁可立嚴詞質責,并牽及朝鮮勾通倭寇等舊事。五十年後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朝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專使來中國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禦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由于清朝對建州史諱莫如深,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有傳記史料均遭删削,袁可立、毛文龍、劉興祚等遼戰敏感人物《明史》皆禁不立傳,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竟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

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見的幹練之才。二十八歲彈劾炙手可熱的應天巡撫李涞,平反蘇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禦史巡視西城,抗旨斬弄臣,懲辦權貴;因直谏觸帝怒,削職為民二十六年,史稱“震門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間,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戶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因公開反對魏忠賢再遭罷官。皇帝念可立登萊勞,授兵部尚書,特準馳驿乘傳歸。

天啟四年春,登州巡撫即将離任,作《觀海市》詩,描述海市生動真實,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是豫東現存最大道場,《道藏輯要》所記最詳,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節寰袁公傳》文錄自台灣文獻叢刊明末著名愛國主義學者黃道周的《黃漳浦文選》,内容詳實可考,能補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見和不足,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資料。另見孔貞運《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之矣。方其時,室有凝陰,野有亢血。鸱虜号于其外,枭藩伺于其側,堂奧之間,疑檄不絕。然值天子英武,練于情事,絫澤所參,衆志如結,二三賢士大夫黾勉戮力,柴叔輿以質實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駿烈克鞏于後,吳永清、羅學古之徒鹹将助竭蹷也。

康陵時,人才方興,庭徑各别:許季升瞻遐矚幽,清氣見于禁旅;何世光調停折沖,權用究于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殊态,而裁酌當心。諸常侍即縱橫,爪牙自豎,要如蟠蟒學虬,未有吞海之意。諸君子上視王鈇,下祝鼍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

至于魏崔,岸谷所漸,渎嶽易勢。北牙擐甲之士,雄于猰□,天偷斯難,以養外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賴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然。計其時即有于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删傑就厭,則中門近關,兩窦其選矣。然且諸君不能。

予觀古人尚哲簡戆,因事蟬脫,如季劄、蘧瑗、晏嬰、樂毅之流,皆值禍難飄然,有以自立。逮于東漢,懷鸩搗椒,以死相勉,以為春秋之義與易殊旨。間有挂冠拂衣,蓋亦疏逖無甚系着意而已。至乘朝車、執宮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

舍命豹袖之下,即獨行安之,如張然明、皇甫義真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恥為王曹所賣,發憤申陳窦之冤,卒不得為三公。皇甫義真蕩黃巾,破梁州賊,征赴城門,賴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

當魏崔時,蓋無複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台,抗疏歸。

二十六載始出,仗钺治登萊軍。于時遼左新潰,三韓餘衆大東焉,依東人,遇遼衆,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

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兖東之功。

于時毛文龍诪張于島上,劉愛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盤于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複旅順,而海上晏然。

又猝有朝鮮廢立之事,公毅然請讨。既而李倧銜太妃命,稱李珲通□失國人心,改步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剿為券,與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為□陷。凡公所發轫者,率視旋轍為重輕如此。

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焰益肆。

孫樞輔滞塞外,久請陛見,中外洶洶,以為志在君側。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警起公為少司馬。公久在東疆,于諸大醜變态甚悉,政府欲借公為功。公既至中朝,觀諸侯動靜,邑邑不樂也,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

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緻仕去。蓋是時緻仕者若鳳□,以為奇表矣。

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韪之。

凡公值事,多長算,得大體,洞于要會。方為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赀為亂民所窘,哄甚,兩台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

又值倭警,吳中豪子弟王士繡、喬一琦輩馳驟自命,怨家诋為不軌。兩台急诇之。公獨謂是狂生,無他。卒谳不得實,乃已。衆謂公長者也。

及在登萊,方元宵宴客,有傳遼将李性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司怖甚。公徐命小隊阿殿過沈帥問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他。公曰:‘吾固知其無他,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飲,示二倭刀。公谛視還之。後半載,報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貢使至,稱數月前有飄舟墜此岸,出其人視之,則皆琉球也。衆鹹謂公神明。

及在登萊,毛帥盛自诩滿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滿千,不遺一矢,伏炮機發,使□自踐藉,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颠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臣子勿欺,何厭詳者。于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牍盡雪其冤。同列為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谳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衆鹹謂公強項也。

及在禦史台,值他禦史觸上怒,将廷杖,諸禦史詣政府乞伸救,輔臣以上意為辭。公于末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拂然,廉知為公。先是雷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阙政,如郊祀、講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谪公,再收再黜,以底于削甚哉!救之罔效也!

公既用,久踬複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方在司馬門時,會□□(老酋)死,袁經略遣僧吊贈,公力诋其辱國。一日,請權貴祗候乾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匡挽,而義形之意再見之矣。凡公精神着于為司李、禦史時,即不跻台輔,其精神亦有以自見。

又當定陵鎮靜,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間,留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教相厲,若不複知有延熹、建甯之事者。公以已醜理蘇郡,乙未入西台,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骢。公一日視西城,有内珰殺人者,公辄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厭諸激聒,政府動以賣直沽名抑正論。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緻幹聖怒,廢斥者不止百十餘人,概目為賣直沽名。夫賣直者退,則不直者進;沽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誰複為國家昌言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藝,善持論,急主上之急,積精自衛,無悶毒,故在亂能免,居危不廢。丙丁之間,天子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數器,心運四慮,藉令一再出,不于毛帥、魏珰之時,得行其意,展四體,韓範之業,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勝于功名。善刀而藏,見機勇退’。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钺者,名在刑書,曆曆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公先鳳陽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為睢陽百戶,因家焉。八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颡稀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妊時,數盥水,見金鯉蕩漾盎中。及長,數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墜地有聲。子樞博雅有膽識,為戶部郎,别有傳。

贊曰:溪子子貴洞,千将利斷,桑榆決機,不以為晏。然明年有卒,義真不亂,道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膻曷及?濟物微巧,扶繩緩急,剛柔之中,則有袁公。事不可調,睍視未窮。嗚呼才難,睇彼東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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