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58年，全國農村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成了那時的主旋律。在公社化運動中，各村生産隊都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飯不花錢”的宗旨得到空前發展，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并試點“向共産主義過渡”。但這一試驗型的“共産主義大鍋飯”沒過兩三年便宣告終結。那時武清縣各村隊也普遍辦起了“吃飯不花錢”、一日三餐集體統做統吃的大食堂。圖為1958年11月，武清縣大頓邱公社某大隊的食堂裡，社員們正在吃早飯的情景。
十二條提出
1959年，全國遭受大面積旱災和其他自然災害。1960年，又有五六億畝農田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災、風災、澇災。雪上加霜，全國糧食産量再度大幅度下降。國家為了保證城鎮居民最低限度糧食供應，不得不在農村實行高征購。這樣，農民的留糧便難以保證其最低生存需要。此時，公共食堂也時停時辦。為了便于生産，方便社員，公共食堂的規模得到調整，一般以生産隊為單位建立，并允許采取各種靈活辦食堂的辦法。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除了提出堅決要從各方面擠出一切可能擠出的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産戰線之外，還提出“農村人民公社的糧食，應當由基本核算單位統收統支，統一管理，全面管好。積極辦好食堂，堅持計劃用糧，反對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對浪費；繼續實行口糧以人定量，指标到戶，糧食到堂，憑票吃飯，節約歸己的制度，獎勵社員節約糧食。”
顯然，“大躍進”帶來的弊端已露端倪，農村政策必須重新調控。為此，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制訂《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并經毛澤東審閱後，于1960年11月3日立即下發。“十二條”的核心，就是盡最大努力制止“共産風”，但對公共食堂，卻提出“應該積極辦好”。
據解密的開放檔案顯示，“十二條”專門設章節談“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問題。
其中第九條在談到雖然當年糧食大面積歉收，但國家征購任務必須完成，種子必須按計劃留足，口糧和飼料的留量也必須按低标準落實之後，特别辟出段落強調，“公共食堂必須辦好。‘政治到食堂，幹部下夥房’，是辦好食堂的關鍵。
食堂一定要由在食堂入夥的人民主管理。管理員、炊事員應該由品質好、作風好、成分好、辦事公平的人擔任，必須民主選舉，并且随時接受群衆的監督。食堂賬目必須按月公布。堅決實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戶、糧食到堂、憑票吃飯、節約歸己的制度。個人節餘的糧食，願意要糧的發糧，願意要錢的發錢，堅決兌現。”
“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但是，在北方，在嚴寒季節和燃料缺乏的地方，經過縣委批準，可以允許采取由食堂統一管理、由各戶分散做飯的臨時辦法，适應社員家庭取暖的需要。”
“食堂必須自己種菜，自己養豬，大搞副食品的生産，逐步做到：糧食由生産隊供應，油鹽柴菜從食堂自己生産和經營的副業收入中解決。食堂還必須大搞瓜菜和各種代食品，實行糧菜混吃，既節約糧食，又保證吃飽。”
“食堂種的菜、養的豬和打的柴草等等，不能在食堂與食堂之間無償調撥。必須進行調劑的時候，一定要按照自願兩利、等價交換的原則辦事。食堂自給有餘的蔬菜和柴草，可以到市場出售。”
研究之風
1961年是中國的辛醜年，也就是牛年。牛年好耕田，中央也确實将這一年的中心任務鎖定于農業問題。新年剛過，中央就在北京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李富春在作關于國民經濟狀況報告時強調，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必須更好地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針，并從這一年起，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别強調要恢複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号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重新提出調查研究，事出有因。“十二條”下發以後，基層廣大幹部和社員群衆反響很熱烈，也出現了一些對公共食堂的負面反應。有人說，現在吃公共食堂，就要大鍋大竈，燒柴火也不節省，勞力也不省；小鍋小竈，婦女、弱勞力都可以做飯，現在非強勞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更有激烈的言辭說，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
究竟農村的實際情況如何，隻靠聽彙報、看報表顯然了解不到真相，隻有下到農村調查研究，走進社員家裡，才能掌握第一手真實材料。
而恰在此時，有一篇毛澤東在30年前寫的文章失而複得。對自己的文章，毛澤東并不是篇篇都喜歡，但這一篇他卻格外偏愛。1930年春季，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剛剛召開，針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毛澤東寫下了這篇《調查工作》。但之後，這篇文章卻不見了蹤影，到處找也找不到，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就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樣。後來，中國革命博物館到福建龍岩地委收集資料，找到了這篇文章，交給了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看到這篇失散多年的文章，毛澤東喜出望外。這篇文章的主題是：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毛澤東說，“這些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情況不明。我的經驗曆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現在正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找到這篇文章，真是恰逢其時。
于是，毛澤東馬上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讓田家英和胡喬木、陳伯達，分别各帶一個調查組，去浙江、湖南、廣東做農村調查。毛澤東本人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也身體力行，親自深入各地農村，開展調查研究。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1961年3月11日開始，東北、華北、西北三個地區的負責人，中南、西南、華東三個地區的負責人要分别開會，讨論人民公社體制問題。前者稱三北會議，後者稱三南會議。
1961年3月13日清晨，毛澤東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以及參加三北會議的同志寫了一封信，強調要認真調查人民公社内部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并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後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做指導工作。
為了讓三北會議和三南會議口徑一緻，兩會最終合并，于3月15日至23日在廣州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讨論并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并提出要将此草案發給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在讨論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切實解決人民公社中的問題。
調研
鄧小平到北京郊區順義縣調研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鄧小平、彭真同志率五個調查小組分赴北京郊區農村進行調研。其中，公共食堂問題是重要的調查内容。
1961年4月，楊柳剛剛吐綠，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一行，便來到北京郊區順義縣。短短一個月，小平同志先後召開了五次座談會，分别與縣委、公社以及大隊書記、生産隊幹部和手工業、供銷社幹部等進行了交流座談。每次座談會之後，當時的工作人員都對談話錄音包括小平同志的插話進行了系統整理，再現了當時座談會的原貌。錄音稿現保存在順義縣（已改為順義區）檔案館。
第一個座談會是召集縣委領導開的，1961年4月8日上午9∶00開始，一直持續到中午13∶30。小平同志希望大家能夠敞開思想，把對“六十條”的意見都充分發表出來，當然也包括公共食堂問題。
“六十條”已經定了調子，按照其中對公共食堂确定的“積極辦好”的方向，小平同志最初的指導方針還是要按照文件規定去辦。“公共食堂問題是一個大問題，現在群衆的議論很多，要注意一下，正是困難時候，不能一哄而散。總的方針還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
他還特别指明：“‘六十條’關于這個問題寫得很靈活，從辦到不辦，形式也允許多樣。總之要把食堂辦好，把優越性體現出來。要把食堂當作一個企業來經營管理，這是一門學問。可否單獨搞經濟核算？食堂占用的勞力（包括食堂種菜、養豬、磨面等勞力）不能多了，多了就不上算，強勞力多了也不上算，不能超過總勞力的10%。”
随後，他又提醒大家：“在考慮公共食堂時，還要注意到這樣兩個新條件，一是貫徹‘六十條’後，工分值錢了，一是食堂已有自己的菜地，這兩個條件都會影響到人們對食堂的态度。總的是把生産搞好，将來生活富裕了，食堂可能比現在更好辦些。”
1961年4月12日，小平同志又召集八個公社和大隊書記座談了整整一上午。涉及食堂問題時，木林公社書記王心田彙報：群衆對食堂問題議論很多，念“六十條”時，念到這一條就念不下去了。主要是大夥吃不到實足定量，成本高，占用勞動力多。小平同志對此很能理解：“由原糧搞成熟食，增加成本50%，這樣群衆是不會贊成，有很大的剝奪。一個五六十戶的食堂，占用十幾個勞動力太多了。糧食加工是否可以采用半機械化呢？這樣可以節省成本和勞力。一個縣用五噸煤，有沒有辦法不燒煤？一堂多竈怎麼樣？”
牛山公社書記王志儒接過話茬說：我們也研究過，一個作業組二三十戶，建一個食堂。但這樣又有了新問題，炊管人員占的更多了，炊具也不足，燒柴成本高，因此還是贊成辦四五十戶的食堂。小平同志聽了點點頭表示贊同：“這也有道理。看起來農忙辦食堂，冬天分家吃好，要不群衆也得燒火。”
辦農忙食堂的辦法，在1961年4月15日下午召開的木林公社五個生産隊幹部座談會上，又被重點提了出來。
座談會從下午3∶00開始，持續了四個小時。在談完生産問題後，小平同志專門提出“議論一下食堂”。上辇生産隊支部書記孫舉說：“群衆對食堂議論較多，大多願意辦季節食堂。也就是從9月15日開始辦，辦到11月底，等開春4月再開始辦，辦到7月中旬，一年共辦六個半月。”孫舉接着分析，這樣辦符合農村的特點。
因為冬天冷，老百姓從食堂打回來的飯都涼了，還得熱了才能吃。再說，冬天老百姓要燒炕，反正都得生火。如果冬天讓老百姓回家自己做，也能為大隊節省燃料開支。而到了7月中旬，新麥子下來了，想吃細糧、新糧的群衆可以自己在家裡做。
小平同志馬上追問了一句：“還有五個半月，辦食堂的管理員和炊事員幹什麼去？”孫舉說，管理員可以留下，炊事員可以參加生産第一線。小平同志接着問：“如果這樣辦，群衆能滿意嗎？”孫舉說，這樣的話，一部分富裕戶可能會在家吃。小平同志問：“如果一部分人出去，一部分人留在食堂，那菜地怎麼樣？”孫舉說：“這個問題還沒有讨論，不過目前還沒有人出去，他們還拿不定主意。”
小平同志很理解地說：“恐怕他們是怕别人議論他，怕不在食堂，有便宜占不着，想法是不是很多？”同去調研的卓琳同志接過話：“幹部在食堂，社員出去就會不放心。”小平同志沉思了一會又說：“現在工業用煤不足，火車都沒有煤，食堂用煤更是問題。辦農忙食堂，可以解決六個半月的問題，那五個半月的燒煤問題就節省了。”
木林公社仇家店生産隊支書仇配忠接着說：“我們有一個想法還沒有跟社員商量。社員都願意吃熱飯，辦五六十戶的大食堂賣飯就得一個鐘頭，後面來買的飯菜都涼了。可以試辦三四個小食堂，每處十五六戶的規模，配兩個炊事員，一個做飯，一個輔助，并且都由一個管理員統一管理。這樣，社員随來随吃，打飯回家也可以，就能吃到熱飯了。但這樣用煤就更多了，很矛盾。”
小平同志考慮了一下說：“食堂多種多樣，方針是辦好，辦得更節約。食堂是一個大問題，一個吃，一個住。将來我們富裕了，就好辦了。”
通過幾天的調查，小平同志對現階段辦食堂有了一定的想法，在相隔幾天的縣委彙報會上，他明确提出：“搞農忙食堂是定下來了，搞六個月，食堂要辦好。搞好食堂家底是個關鍵問題。但有人入食堂，有人不入食堂，養豬、菜地怎麼分配還要研究一下。”小平同志還特别提到白廟生産隊的一個八九十戶的食堂，“太大了，不容易辦好。”“食堂鞏固的道路就是企業化，把食堂辦成一個大核算單位中的小核算單位，自負盈虧。
食堂要種好菜地，養好豬，搞好家底，支付養豬、種菜、炊管人員的工資。開始，大隊要幫助食堂搞家底、搞積累、創造條件，食堂搞成企業化。食堂做飯的、養豬的、種菜的也都要實行定額，超額獎勵。食堂家底大了，積累多了，還可以少量補貼入夥人員。這樣食堂就能鞏固了，不願意在食堂入夥的就可以不攤工分了。食堂怎樣實行企業化管理，有什麼新問題，怎麼解決，要定出辦法，交由社員很好讨論，搞出典型經驗來。
總之，要使吃食堂的人，占點便宜。這樣，就能辦好食堂，鞏固好食堂。現在是食堂過渡時期，可以自由一下。積極辦好一批食堂。農忙食堂搞六個月或六個半月，其餘的時間，社員回家做飯吃，可以解決社員取暖、燒炕，可以節省一些煤。農閑不辦食堂，糧食也要管起來，由食堂負責分糧。”
成立制度
公共食堂辦與不辦由社員讨論決定
這次調查，小平同志了解了很多情況。在當時情況下，要把食堂辦下去并且辦好，雖然可以想一些辦法，但是問題還是很多。他的一個強烈感受就是，要讓群衆滿意，提高大家的勞動積極性，辦不辦食堂、入不入食堂都要由社員自己決定，決不能強加于人。
1961年5月18日，根據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調研的結果，中共北京市委就農村食堂問題的調查，給中央和華北局上報了一份内容詳細、分析透徹的調查報告。
據北京市檔案館解密檔案顯示，這份報告起筆就開門見山地指出：北京郊區農村廣大幹部和社員對公共食堂議論紛紛，情況相當複雜。
過去的公共食堂大多是幾天之内一哄而起的，并沒有經過社員的充分醞釀，所以許多人吃食堂都很勉強。“六十條”出台後，已經解散了一批，全郊區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個食堂，解散了一千二百四十五個，占11%。各區縣情況各有不同：近郊收入多、食堂辦得好并且允許一些小自由的生産隊，願意入夥吃食堂的社員就多一些。社員們都有自己的小算盤，收入高、工分值錢的生産隊，大夥願意入食堂，可以節省時間多出工，多掙工分。
那些單身漢或家裡沒人做飯的也願意入夥。還有的社員自家缺煤少柴，又擔心在家做飯，用糧不能控制，孩子們多吃了幹活的大人的定量，所以，他們入夥也有一些積極性。而那些家裡有老人或半勞力可以做飯，家境不錯想吃好一點的，擔心食堂給的分量不足又沒有泔水和糠粃可供養豬的，就不大願意加入食堂。
報告在詳細談了這些現象之後，提出建議：當前的關鍵是，必須徹底走群衆路線，一切經過群衆充分醞釀和讨論，完全按照群衆自願的原則辦事。
報告最後，還附上了中共北京市委關于食堂問題給農村黨員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市委在食堂問題上的态度：吃不吃食堂完全是社員自己的事情，應該完全由社員自由選擇，一點也不能勉強。吃食堂合算不合算，要讓農民自己充分考慮。要反複解除群衆的顧慮，充分向社員說明，吃不吃食堂都完全自願，都好，都光榮，都給予便利。隻要入了社，積極參加集體勞動，吃不吃食堂都是擁護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堅持完全自願的原則，這樣，才能讓群衆滿意，心情舒暢。
北京方面的意見與其他領導人在各地的調查結果完全一緻，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也分别向毛澤東彙報，提出解決公共食堂和供給制問題的意見。
為此，中央在5月21日至6月12日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對“六十條”草案進行了修改，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這個文件改變了過去要求每個生産隊都辦公共食堂、社員口糧分到食堂的硬性規定。
第三十六條明确指出：“在生産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讨論決定。凡是要辦食堂的，都辦社員的合夥食堂，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這些食堂，都要單獨核算，同生産隊的财務分開。生産隊對于社員辦的食堂，應該給予可能的支持和幫助，但是在經濟上不應該有特殊的待遇。對于參加和不參加食堂的社員，生産隊都應該同樣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視。社員的口糧，不論辦不辦食堂，都應該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口糧分配到戶的辦法，可以在收獲後一次發，也可以分期發。”
顯然，這樣的決定大得人心，社員們廣泛擁護。随着文件的貫徹，在全國農村勉強維持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按照農民的意願相繼解散。
結果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這一失誤有它的由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說:“中國經濟落後，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态，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
這番話，說出了全黨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奮發努力，要為民族振興和社會主義發展有所作為的精神是可貴的。廣大幹部群衆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一部分實際成果。但是，經濟建設和生産關系的變革有它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生産力的發展也需要有積累的過程。
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經濟文化落後、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複雜性估計不足，對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全黨普遍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雖然初步積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較好的經驗，但也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在過去的鬥争取得一連串勝利後，黨内驕傲情緒明顯增長。這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難以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