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由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革，整個社會意識和人們文化心理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對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采取全面理解和不斷發展的态度，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的原則，對以往曆史重新認識與評價并積極汲取世界範圍現代科學的最新成果。這種開放性的思想文化狀态，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封閉狀态恰成鮮明對比，使文藝工作者普遍開拓了自己的思維空間和創造活力；公衆的文化視野得以日益開闊；與此同時對民族傳統文化也重新予以批判地繼承，并力求發揚光大，從而有利于新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文化得到迅速發展。這一切，都給新時期文學的内容和形式帶來深刻的影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及其正确路線政策的實施，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加上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藝術民主浪潮的推進，文學藝術才出現嶄新的局面。1979年10月第四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總結了中國30年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提出了文藝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口号，重申“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充分肯定和調動了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老作家先後重返文壇；大批有才能的年輕作者雨後春筍般湧現，并産生了許多地區和少數民族的“作家群”。文學出版物也空前增多，全國僅省、市、自治區以上創辦的文學期刊便有近400種。這時期文學的題材、主題十分廣泛，不僅含義豐富的社會主義現實題材獲得大幅度開掘，而且長達數千年的曆史題材也獲得多角度的表現。
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可追溯到1976年4月的天安門革命詩歌創作。當時緬懷周恩來總理和革命先烈的大量詩文，輾轉傳抄，播及全國，強烈地反映廣大群衆對“文化大革命”及其錯誤路線的不滿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标的向往，給予後來新時期文學以深遠的思想影響。
概括
中國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的曆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粉碎“四人幫”之後至1978年的“撥亂反正”階段；
1979年至1984年的全面複蘇階段；
1985年至1989年的多樣化探索階段；
1989年至今的提倡社會主義主旋律階段。
特征
（一）新時期文學風格的特征之一，大衆化與多樣化。文藝民主就是使廣大人民群衆成為文藝的主人。随着文藝民主的日益完善，随着廣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新時期的文藝創作隊伍越來越廣大，文藝接受對象越來越多，這就使之出現文藝大衆化的時代特征。文學創作的終極目的就是滿足廣大人民的精神需求，由于作家自覺地"為最廣大的人民群衆服務"，創作從不同的層面滿足不同人生經曆、不同人生感受、不同文化修養和心理素質、不同個性特征和審美趣味的活生生的個人，所以出現文藝多樣化的時代特征。
（二）新時期文學風格的特征之二，民族化和現代化。如果說"風格即人"，也可以說"風格即民族"。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民族性充分反映在新時期文學中。其文學心态表現出對民族興衰的強烈關注，對倫理道德的熱切執着，以及民族個體化、個體民族化的文學感知方式和表達方式。這使之體現出民族化的風格特征。社會的發展、科學的進步、信息交流的迅速和頻繁，使"世界文學"成為一種曆史趨勢。久經屈辱的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就是民族的現代化，中國文化在彙入世界文學中也一直有謀求現代化的強烈沖動。新時期文學主體意識的覺醒、文學觀念的更新就是其風格特征的明顯标志。
（三）新時期文學的風格特征之三，激昂與悲涼交織。一個備受欺淩、貧苦落後的舊中國，今天終于成為獨立自主、處于發展、強盛中的新中國。每當新時期文學表達振興中華、讓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一心愛的大主題時，"激昂"的風格色調便油然而生。我們"打開窗戶""睜開眼"，直面正視中華民族有那麼沉重的曆史因襲、重載，而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的變革必然帶有一雙"沉重的翅膀"，全方位的改革勢必會産生曆史的"陣痛"時，"悲涼"無論是理智還是潛意識地就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另一基本色彩。激昂與悲涼的交織，會激勵新時期文學的藝術風格更加鮮明、更加豐富、更加成熟。
詩歌
新時期詩歌創作發展的曆程
自1976年至今30年的時間裡，新時期詩壇上主要出現過三個潮流，即現實主義的振興、朦胧詩的崛起和新生代的湧現。這三個潮流，不是像接力賽一樣，一個結束，另一個才開始，它們有先後，但有時又是并存的。
也有人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詩歌概括為三個時期，就是“恢複期”、“重建期”和“變異期”。這個分類也有些牽強。我們還是用教材上的結構。
（一）現實主義的振興
新時期是繼“五四”以後，第二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詩歌也面臨一個擺脫左傾思想的束縛，大解放和大發展這樣一個問題。而這個“解放”首先就是向新詩優秀傳統的回歸。有這樣三個重要的任務。
一、突破把詩歌當作“工具”的觀念，恢複詩歌審美、娛樂和教育的多種功能。
二、恢複“五四”新文學以人為本的态度，倡導個性解放和個性自由，批判“左”傾思潮對“人”的戕害與壓制。三、倡導多元化，鼓勵詩人大膽的藝術探索。
新時期現實主義詩歌的複興起點應當是1976年的4月5日的天安門詩歌運動，當時北京市民自發地用詩歌為武器，與“四人幫”作鬥争。随後就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但是一般認為，1976-1977因為沒有真正的思想解放，隻能算是一個過渡期。
新時期詩歌的誕生一般認為有兩個标志，就是1978年4月30日艾青複出在《文彙報》上發表了《紅旗》和同年12月《今天》的創刊為标志。在1976-1977年這段時間出現了一批歌頌老一代革命家的詩歌，這類詩歌與“十七年”詩歌模式基本相同。
重要的作品有賀敬之《中國的十月》（1976、10）、李瑛《一月的哀思》（1976、12）、柯岩《周總理，你在哪裡？》（1977、1）白桦《群山聳立盼賀龍》（1977、5）等。
“周總理，我們的好總理，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你可知道，我們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我們對着高山喊：周總理——山谷回音：‘他剛離去，他剛離去，革命征途千萬裡，他大步向前不停息。’我們對着大地喊：周總理——大地轟鳴：‘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你不見那沉甸甸的谷穗上，還閃着他辛勤的汗滴，我們對着森林喊：‘周總理——松濤陣陣，‘他剛離去，他剛離去，宿營地上篝火紅啊，伐木工人正在回憶他親切的笑語。”
文革結束後，一大批詩人走上文壇，這些詩人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所謂歸來的詩人。
“歸來的詩人”：粉碎“四人幫”以後，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而被迫辍筆的一批詩人重返詩壇，形成“歸來詩人”這一重要的創作群體。以艾青《歸來的歌》而得名。
這個群體包含了三個層次
①一是在1955年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受到牽連的詩人。也是過去的“七月派”詩人。包括曾卓、綠原、牛漢、魯藜、羅洛、彭燕郊等。
②1957年被劃成右派的詩人，主要有艾青、公木、蘇金傘、公劉、邵燕祥、白桦、流沙河等。
③40年代後期在西南聯大從事創作的詩人，也就是“九葉”詩人：辛笛、杜運燮、陳敬容、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
“歸來詩人”詩作的特點是：自白性，在個人經曆的自叙中再度體驗時代的滄桑。反思性，對人生經驗的咀嚼上升為對曆史的反思。進取性，将失落與惆怅的情感轉化為希望與奮進。
這批詩人詩歌的個人色彩明顯加強，情感因素趨于複雜，詩歌風格由單純、明朗轉向深沉、凝重。
另一類是詩壇上新出現的詩人，主要有雷抒雁、楊牧、張學夢、熊召政等。
從1978年開始，詩壇上開始出現一些變化，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幹預生活”的詩歌。主要作品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葉文福的《将軍，你不能這樣做》、熊召政的《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關于入黨的動機》，李發模的《呼聲》等，在當時的社會激起了強烈的反響。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
雷抒雁（1942-）陝西泾陽人。曾經就讀西北大學中文系，1970年入伍，此前曾經有過詩歌創作。1979年，《小草在歌唱》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
張志新遼甯沈陽人，文革期間因對文革不滿，反對個人迷信，而被“四人幫”的爪牙殺害。被害的原因，過去的說法是反對林彪、四人幫，其實是直接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她認為毛澤東建國後犯了“左”傾性質的路線錯誤。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６日，在一次犯人參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會，當報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極右路線”時，此時精神已失常的張志新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張志新因此被認定“仍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在勞改當中又構成重新犯罪”，被提請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１９６９年在一次批鬥會上，張志新烈士公開提出：“強迫自己把真理說成錯誤是不行的，讓我投降辦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氣壯，不能奴顔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許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共産黨員，不管出現什麼情況，都要堅持正義，堅持真理，大公無私，光明磊落……”
在獄中，她被輪奸，被迫害導緻神經失常，臨刑前割喉管時她的腦袋被四個大漢強按在磚頭上。
1979年，當張志新的名字出現在包括《人民日報》在内的各種媒體之中時，整個中國震驚了！無數雙善良的眼睛面對張志新流下了淚水，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不能相信：僅僅是因為"思想"，思想者不但被殘暴地結束生命，而且在結束生命前竟然被割斷喉
另外一類詩是抨擊生活醜惡現象的。像熊召政《請舉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葉文福《将軍，不能這樣做》，我們來說一下後一首詩，這首詩是針對當時一件實事而發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解放軍某軍種的司令員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為了自己蓋樓房，下令拆掉一個幼兒園，并且為了樓房設備的現代化，他用掉了國家幾十萬元的外彙。
“給你月亮，/你嫌太冷，/給你太陽，/你嫌太熱，/你想把地球摟在懷裡，/一切，都供你欣賞，任你選擇。”
“喂過你小米湯的/那太行母親，/手中的木勺，/還在碗裡|攪拌着野菜，/當年為你包紮傷口的/洛陽大嫂/一家三代，/擠在一間六平方米的/小屋子裡”
最後作者發出了嚴厲地質問：“難道周總理/莊嚴宣告的/四個現代化，/難道黨和人民/忍住十年傷痛/在爐前/在田野/為之揮汗流血的/四個現代化/竟是你/打着飽嗝/信手彈給我們的油星和唾沫！”
此期現實主義詩歌的主要特色是：強化了詩歌的批判職能，由以往單一的歌頌變為歌頌與批判并重；恢複和加強了詩歌同社會現實和人民的密切聯系；詩人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們廣泛吸收借鑒現代主義和其他流派的藝術表現手法，大膽變革詩歌藝術，使現實主義詩歌面貌有了較大的改觀。
（二）朦胧詩的崛起
1、什麼是朦胧詩？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親身經曆“文化革命”的青年，帶着懷疑、迷惘、傷感等複雜情感走向詩壇。他們不滿于直白淺露的抒情方式，追求具有獨立意識的自我表現。他們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與憂患意識，多借鑒西方現代派藝術的象征、痛感、幻覺、變形等手法，追求意象的多層建構與抒情方式的多樣化。因為詩意的朦胧多義而被稱為“朦胧詩”。其代表詩人有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等。
朦胧詩的源頭是在文革中，也是文革“地下文學”的一部分。有兩個主要的源頭。第一是一個詩人食指（郭路生）。
郭路生，生于1948年，筆名食指。1965年就開始詩歌創作。文革開始時，他是北京56中學的高中生。1968年12月下放山西一個叫杏花村的地方，寫出在知青中轟動一時的名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在知青中廣泛傳抄。1971年參軍，72年出現精神分裂症。1990年以後，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代表作除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還有《相信未來》、《魚兒三部曲》、《海洋三部曲》。
北島在一本油印詩集的扉頁上寫道：“我的啟蒙老師是郭路生”。
一位研究者也說過：“有人評論郭路生為‘文化大革命’詩歌第一人，應該說這是一個恰當的評價。是他使詩歌開始了一個回歸：一個以階級性、黨性為主體的詩歌開始轉變為一個人為主體的詩歌，恢複了個體的人的尊嚴，恢複了詩的尊嚴。”
朦胧詩第二個源頭是“白洋澱詩群”和《今天》雜志。
1969-1976年，一批來自北京的中學生到河北白洋澱一帶插隊落戶。在這些知青中，後來形成了一個詩歌創作群體：“白洋澱詩群”。主要成員有芒克（姜世偉）、多多（栗世征）、根子（嶽重）還有宋海泉等。除了插隊到白洋澱的青年之外，還有一些不在白洋澱插隊，但與這些人交往密切，經常到白洋澱來的一批人，這批人包括北島、江河、鄭義、陳凱歌等。這些人一般也算作“白洋澱詩群”中。
《今天》基本上是同人刊物。1978年12月由“白洋澱詩群”的一部分成員包括芒克、北島、江河、食指，再加上舒婷、顧城和楊練等人參加的《今天》雜志在北京創刊。
一共出了9期，1980年停刊。開始就是以“大字報”的形式刊出，後來才變成16開本的油印本。刊物以等詩歌為主，也登載短篇小說、詩論和譯詩。北島、舒婷的一些很著名的詩都是先在《今天》上刊出，後來才上了正式雜志。
1979年在新時期詩歌史上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這一年《詩刊》的3月号發表了北島的《回答》，4月号發表了舒婷的《緻橡樹》，《詩刊》是中國最權威的詩歌刊物，《詩刊》發表他們的詩，說明詩歌界對朦胧詩的某種認可。
到了1980年朦胧詩迅速壯大，成為人們關注的主潮。
2、關于“朦胧詩”的論争。
“朦胧詩”得到公開承認是在1979年，但是随後也引來了一場較大的論争。這個論争的序幕也是1979年拉開的，這一年，公劉在一個詩歌雜志《星星》的複刊号上發表一篇文章《新的課題——從顧城的幾首詩談起》，于是展開論争。這個論争大緻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對朦胧詩本身的評價。這由《福建文學》研讨舒婷的詩拉開序幕，在這個期間有一個叫章明的作者寫了一篇文章《令人氣悶的“朦胧”》，圍繞這篇文章展開了激烈的争論。其後《詩探索》、《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刊物都加入了讨論。
第二個階段是圍繞着三篇文章展開的，就是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徐敬亞《崛起的詩群》号稱三個崛起。這三篇文章出來以後，這場論戰升級了，原來參加的主要是讀者、詩人，後來就有一些理論家加入了。
程代熙、潔泯、敏澤，這都是中國文壇上大名鼎鼎的左派理論家，這場鬥争被看成了一場政治鬥争，政治介入了，性質就變了。後來三人中最年輕的徐敬亞，被迫作了檢查或者說是自我批判，他寫了一篇文章叫《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方向》文中徐敬亞上綱上線地分析了自己的錯誤。
在這場論争中，相當一批老詩人對朦胧詩表現出強烈的敵意和不滿，站到了反對者的一邊。
田間說：“朦胧詩能為人民服務嗎？能為社會主義服務嗎？文藝是有階級性的，不能因為古代有朦胧詩現在也就非有不可，”
臧克家說：“它既乏生活氣息，又無時代精神，戀曲獨唱，聲音沉湎渺茫。學外國的殘渣而數典忘祖，敗人胃口，引讀者入迷魂陣。”他說：“現在出現的所謂朦胧詩是詩歌創作中的一股不正之風，也是我們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
艾青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不客氣地說，這是一些詩壇的‘打砸搶’派，他們一面抄襲我的作品，一面又要把我送進火葬場。比如那首有名的詩《生活——網》，其實源自我的《火把》。原詩是‘生活是一張空虛的網，張着要把我捕捉”。
4、朦胧詩的主要特點。
與建國後現實主義詩歌不同，朦胧詩具有鮮明的異質性；這個異質性就是現代主義。朦胧詩在思想上所具有的那種懷疑、自省和叛逆精神；在藝術大量使用象征、變形手法，都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詩歌的特點。因此可以說，朦胧詩是對建國前現代主義詩歌的延續。
（1）對傳統價值觀點表現出懷疑态度和批判意識，他們的作品顯示出一種冷色調。
北島、舒婷這一代，也就是知青一代被認為是受文革傷害最重的一代（文革開始他們被推向造反的最前沿，許多紅衛兵在武鬥中死去，文革後期他們絕大部分被趕往農村）。特别是在精神上，他們普遍經曆了一個理想破滅的過程。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他們的理想徹底破滅，而且覺着受到了耍弄。北島、舒婷就是帶着心靈上的傷痕，帶着幽怨、苦悶和壓抑開始詩歌創作的。
北島《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看吧，在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已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淩？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裡千帆競争？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隻帶着、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宣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如果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一千零一名。”
（2）突出關注個人感覺與情緒的真實，用朦胧多義的表現代替直白潛露的抒情方式；他們大量使用象征、通感、錯覺、幻覺、藝術變形等西方現代派的藝術手法代替傳統詩歌中明白曉暢的寫實手法，因此朦胧詩表現了細節形象鮮明，整體情緒朦胧的特征。
顧城《遠和近》：
“你，/一會看我/一會看雲。
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
《弧線》：鳥兒在疾風中/迅速轉向//少年去撿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觸絲/海浪因退縮/而慫起的背脊。
在朦胧詩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應當是北島。北島原名趙振開。80年代中期出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70年開始寫詩。在思想上對北島影響最大的是尼采。
尼采鼓吹的權力意志、超人哲學，蔑視群衆以及主張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的思想在北島的詩歌中都有所體現。因為受到尼采的影響，同時北島也代表了一代紅衛兵對自己經曆的集體反省，因此他的詩歌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反叛精神，與傳統思想和觀念徹底決裂的一種精神。在《無題》中，北島寫道：
對于世界/我永遠是個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語言/它不懂我的沉默。
在北島看來，曆史注定是悲劇性的，他的内心深處充滿了一種尼采式的悲觀主義。他懷疑一切，包括他自己。因此他的作品裡充滿了精神上的自我沖突，自我搏鬥，有着深刻的困惑和焦慮。
在藝術上，他比較多地使用了象征、通感、變形等手法，打破了傳統詩歌四平八穩的節奏和結構，在藝術上帶來是非常大的變化。
朦胧詩的顯赫主要是1978-1984這一段，其後，主要朦胧詩人到國外去，留在國内的詩人創作的勢頭已經過去，朦胧詩轉入消沉。
（三）新生代的出現
1、新生代産生的過程
1984年春，在重慶印行的《大學生詩報》首先向北島、舒婷發難，提出了要“Pass”他們的口号。其後，新一輪具有反傳統傾向的詩潮在南京、雲南、四川展開。有南京和雲南詩人成立的《他們》，四川的“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非非主義”等。
1986年，新生代詩人在詩壇上已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全國有2000多家詩社和十倍于此的詩人。他們油印和鉛印了無數的詩集、詩報和詩刊。
1986年的10月，安徽的《詩歌報》和廣東的《深圳青年報》聯合推出“中國詩壇1986年現代詩群體大展”。這個大展彙萃了當時詩壇上主要的現代詩派，除朦胧詩外，還有新傳統主義，莽漢主義、非非主義、“他們”派等60餘家詩派。
1988年5月，《詩歌報》在黃山舉辦全國性的“探索詩”和“愛情詩”大獎賽，據說有數萬名詩人和詩歌愛好者參加。另外還出現了非常多的各種民間詩刊。詩壇的繁榮為新詩史上所罕見。
在詩歌史上，新生代詩、第三代詩和後朦胧詩這三個概念大緻是可以重合的。
新生代詩歌與此前詩歌的差異是：現實主義詩歌注重的“情感——想象”模式，以生活為基礎，在充沛感情的驅使下展開想象；朦胧詩注重的“體驗——感受”的模式，詩人強調的是内心的感受和體驗；而新生代詩人則要求“從刻意的體驗、感受進入到一種似乎是直覺穎悟的狀态。”主張回到口語，回到日常生活。
50-70年代中國詩歌主要特征是現實主義，表現的是集體英雄主義；朦胧詩主要特征是現代主義，表現的是個人英雄主義；新生代詩歌的特征則是後現代主義，表現的則是非英雄(凡夫俗子)。
後現代主義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消解深度模式—平面化，消解曆史意識—斷裂感，消解主體精神—零散化，消解審美距離—複制化。
新生代詩歌的特點：
①他們宣布放棄朦胧詩所堅持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認為詩歌表現的應該是“日常生活”和“凡人的心态”。
朦胧詩人有一種憂患意識和曆史使命感，就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為己任，他們的詩作也表現了一種崇高美。而新生代詩人創作的出發點則是個體的，即個人意識和個人的生命體驗；因此他們的創作遠離群體、遠離社會、遠離政治、遠離人們應有的責任感。
②他們對詩人的社會身份表示懷疑，尤其是被體制“圈定”的詩人的職責和義務難以認同。他們相信，詩人應該處在一種民間狀态，是主流文化之外的多餘人。
③在藝術上，他們反對隐喻、象征和深奧等後期象征主義的詩歌觀，主張用現代人明白、婉轉、充滿诙諧情調的口語來寫詩。
美國詩人弗洛斯特親切、自然的寫作風格，法國作家羅伯-格裡葉“攝像機式”的對生活的掃描、記錄，那種客觀、中立的處理方式對他們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朦胧詩人一直反對直白的議論和抒情，主張将生活哲理和人生體驗溶解在意象中，用象征和暗示表達自己的深層心理體驗。
而新生代詩人受後現代派的影響，主張用現代口語寫生活流和意識流，寫普通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和七情六欲，寫瞬間的無意識與潛感覺；詩風或平易樸實或奇崛深奧。
如于堅所說，“在這些詩歌中，我看到一種冷靜、客觀、心平氣和、局外人的創作态度。詩人不再是上帝、牧師、人格典範一類的角色。這些詩歌表面上看起來是冷漠的、非抒情的、毫無意義的，然而它在那些好的讀者看來，卻是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它的客觀性使讀者有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呈現一種多義的審美效果。”
韓東的的代表作：《有關大雁塔》
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位于陝西西安慈恩寺内。慈恩寺始建于隋代。唐代以來，每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大慈恩寺内有傳統的廟會，俗稱“雁塔廟會”。塔前留有唐代至清代千餘年間的陝西舉人題名刻石。此外，文人還常登塔題詠。
唐天寶十一年（752年）詩人杜甫、岑參等同登大雁塔，岑參賦詩日：“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蹬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
大雁塔，是千載以來事業以及神聖、豪情的記憶，是巍然聳立在中國人的感情詩篇裡的豐碑，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禮贊。然而在《有關大雁塔》裡卻是另一番景象了。詩中的“很多人”是渺小、無聊的人，是不得意的人，無所事事的人。語言是口語化的，完全自然的語言。
這首詩中表現的曆史的虛無感和對英雄主義的解構帶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的特點。
在這首詩中，韓東以完全口語化的語言叙述種種無聊的衆生相，盡量縮小語言中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不搞隐喻、象征。但是這種平面化的叙事卻對朦胧詩的深度模式構成了反叛和解構。
韓東（1961-）是“他們”詩人中有代表性的詩人之一。著名作家方之的兒子。生于南京，8歲時随父母下放蘇北農村。198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哲學系。創作始于大學時代，開始寫詩受到朦胧詩人，如北島的影響。大學畢業時創作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創作的口号就是“平民意識”和“口語化”。其特點是，首先，他剔除了詩歌中強加的僞飾成分，使之從概念語言回複到現實的本真語言。其次，他使詩歌藝術從矯情回到源頭，回到表意抒情的初始狀态。
韓東說，真正好的詩歌不是那種與詩人無關的語法和行文特點，而是内心世界與語言的高度統一。這實際上也是他追求的最高的目标。韓東的詩，一般比較節制、含蓄，基本沒有80年代許多詩人普遍存在的矯飾、誇張和過分渲染的毛病。另外，他的哲學訓練，也養成了他觀察世界和思考問題的獨特角度和敏銳、深刻的特點。但是90年代韓東的創作轉向小說，有《紮根》等小說。
西川有一首詩叫《體驗》，詩是這樣寫的：“火車轟隆隆地從鐵路橋上開過來。我走到橋下。我感到橋身在戰栗。因為這裡是郊區，并且是在子夜。我想除了我，不會再有什麼人，打算從這橋下穿過。”新生代詩人還說：“無聊也是藝術的一個生命要素。”
李亞偉有一首詩叫《中文系》，作者一面嘲笑中文系的老師“把魯迅存進銀行吃利息，”一面這樣嘲笑自己：“老師說過要做偉人/就得吃偉人的剩飯背誦偉人的咳嗽/亞偉想做偉人/想和古代的偉人一起幹/他每天咳嗽着各種各樣的聲音從圖書館/回到寝室後來真的咳嗽不止。”
進入90年代，新生代作家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主要有兩個方向。
其一是“知識分子寫作”，主要詩人有歐陽江河、王家新、西川、張曙光、陳東東等。駱一禾、海子去世前也是這個陣營。
關于“知識分子寫作”，西川在詩歌同人刊物《傾向》“編者前記”中有一個說明：“《傾向》的作者們所倡導的知識分子精神，更多地體現在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上。需知，擁有靈魂與智慧的知識分子永遠是少數，他們高瞻未來，遠瞻過去，不以任何方式依附于他人。……因此，《傾向》的作者們事實上是把他們的知識分子精神上升為一種詩歌精神。”
歐陽江河認為知識分子寫作包括兩層意思：寫作的“工作和專業性質”以及“典型的邊緣人身份。”
簡單地說知識分子寫作主要是指一種精神，它應該建立在“理想主義信念”、“使命感、責任感”和“少數”等思想的基礎之上。它所借鑒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資源；這類詩人也更傾向于從文化和哲學的層面探讨世界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
其二是自稱站在民間立場的“民間派”，或“口語派”，其中又包含了若幹個詩派，主要詩人有韓東、于堅、李亞偉等。這派詩人更典型地代表了新生代的特點，他們激烈地反傳統，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甚至反詩；主張詩的口語化和直白的陳述。
199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京市作協在北京市平谷縣盤峰賓館召開“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态勢與理論建設研讨會”，會上兩派發生了激烈的争執。後被傳媒戲稱為“盤峰論劍”。
小說
新時期小說流派及其特征
新時期的文學思潮是從傷痕文學開始，曆經反思—改革，而從文學表層走向文化深層。尋根小說帶來小說觀念的新感悟，繼而出現了現代派的先鋒小說，它們突破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超越人物、情節、環境等要素的限制，小說主題多樣化。在借鑒西方文學流派的觀念中又發展着小說創作。新寫實主義小說更把觸角伸向社會各個方面，以再生态的描寫，多視角、多層面、零度情感介入，不确定内含等表現手法，使小說的内蘊寬泛，作家不再直接地寫自我感受，而是以文本讓讀者去作審美判斷。
新時期的小說流派紛呈，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手法的借鑒，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被再認識，都使小說本身的藝術表現力得以加強。以下分類加以說明。
一、傷痕小說：批判與啟蒙
新時期文學的第一階段是以劉心武為代表的《班主任》開端，用現實主義手法對極左路線的專制作揭露和批判，繼承與發揚了“五·四”優秀傳統，啟迪着人們對文學的功能的再認識。
劉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氣和識見，通過兩個表面上的好壞分明，實質上都被極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學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極左思想對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學生”謝惠敏的思想僵化，也達到了令人怵目驚心而非“救救”不可的地步。《班主任》控訴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為真實地反映“文革”生活打開了通道。
于是一大批以“傷痕”為題材的小說問世，而把傷痕文學推向高潮的是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它不僅通過中國人曆來最牢不可破的血緣情感的破碎而把現代迷信的危害剖析出來；而且以真正的悲劇意識沖決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悲劇的藩籬。因而産生了更大的社會覆蓋力，從而代表傷痕文學的另一類：直接批判悲劇年代的悲劇。
由于傷痕文學出現在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初期（1997年始），它擺脫了虛假、誇飾，轉向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真實的情感的再現，作為一個有曆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起到一定的先鋒作用，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政治與社會層面上。盡管當時有些作品還很粗糙，藝術上不盡完善，但它以過去的“十年浩劫”作為批判對象，揭露它在各個方面對人民群衆的傷害，剖析這種種傷害所造成的難以愈合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疤痕，把文革的反動實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時黨和人民群衆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的不屈鬥争的真實再現，都使新時期的文學受到影響，這些都标明現實主義的複歸。“批判與啟蒙”是傷痕小說的特征，雖然它的局限體現在政治的批判、道德的譴責、感情的沖動上，然而它以對真實性的追求，打動了無數讀者的心弦。傷痕小說在新時期文學發展初期占據着主流地位，并影響着後來文學的發展。
二、反思小說：思考與探索
1979年開始，反思小說集中湧現，标志着文學的現實主義已經進入深化階段。它不再滿足于暴露與批判，而是由近至遠，由表及裡地追溯極左思潮在曆史進程中的脈絡，并探究其原因，由于曆史哲學的思考進入了文學的層面，所以在總結曆史教訓的濃度和廣度也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反思”的視角多樣化，“反思”的視線不斷前移，一批更有思想、更有豐富閱曆的作家：王蒙、張賢亮、高曉聲等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并以自己的實踐，寫出了一大批有相當思想深度和曆史深度的作品。作家以對曆史和現實的獨特感受和思考，對曆史經驗教訓的探究與認識，帶來了新時期文學發展新局面。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肯定說反思小說是新時期現實主義小說一種深化，是繼傷痕小說浪潮之後的又一次思想更深刻、影響更巨大、意義更深遠的一種創作潮流。高曉聲就是其間最優秀的代表之一。他筆下小說大多是反映家農村勞動人民層面的生活。他的《李順大造屋》等揭示了極左路線給農村帶來的災難，作品對農民的弱點作了反思，正是“李順大”這樣一些人弱點性格為極左路線提供了社會基礎，這種“國民性”的弱點，是造成中國千百萬個農民災難的根源。作者的反思，是需要勇氣和力量才能達到，文學的真實有了内蘊深度。我們贊歎高曉聲的同時，我們又似乎看到魯迅筆下的小說風格，高曉聲完成了中國第三代農民形象的再造，這也正是反思小說的累累碩果。
随着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的不斷更叠，反思小說一踏上反思的新岸，就以全新的理念關注着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大的方面，還是小到個人瑣事，甚至于“性生活”都引起人們新的深刻思考，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全黨同志和我國各族愛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是大大地提高了”的論斷。
三、改革小說：呼喚與實踐
與反思小說幾乎同時崛起的改革文學則把注意力提向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中國“四化”建設的現實。其發韌之作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此後一大批有着個性特征的代表着各方面改革性質的改革小說問世。一系列改革者的典型形象被塑造，讀者在獲得很大的精神滿足的同時又給人以有益的啟示。
改革的時代呼喚着改革的文學，新時期的文學走出“傷痕”之後，在文思中進行着改革，改革文學本身的實踐性民說明改革是時代的開拓性。
改革小說所反映的是我國各個領域改革的進程，反映的是改革所帶來的社會變化，人的心理變運的變化，它既是現實改革浪潮波瀾壯闊發展的審美反映，也是民族變革意識覺醒的集中表現。“新”與“舊”的交替中的痛苦與歡愉，崇高美與悲壯美的豐厚内涵，人生哲理的透視，不同階層的千姿百态的人心世相，風俗習尚，倫理關系，道德觀念都展示着改革文學從傳統的現實主義向着開放的現實主義演進。
這個時期的小說發展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發韌期，作者大都揭示舊的經濟體制與建設“四化”的矛盾，記錄着改革事業的艱難曲折的曆程，主要體現在寫城市經濟領域及其工業改革之中，以蔣子龍小說為代表，社會價值層面的意義
較大，但藝術上還略為不足。1982年以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的放飛，使改革文學進入第二階段。此階段的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進程的繁難艱辛，透射着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帶給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尤其是倫理觀、道德觀的變化上。1982年以後以農村改革為題材的小說出現，改革小說便呈現一派迷人的新局面。過去的權力之争，方案之争都覓不見蹤迹，改革時期使文學得到了突破性的飛躍發展，變革精神在題材上的拓寬以及從曆史文化的内蘊上尋求參照，作家也不再固守傳統的現實主義法則，在堅持現實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鑒一些非現實主義的技巧，豐富和發展了改革小說的表現方法，開放性的現實主義又使新時期的文學色彩絢爛。如路遙的《人生》，高曉聲的“陳喚生系列”，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作家們以自己敏銳的洞察力關注改革，以滿腔的熱忱用文學這一形式實踐着“改革”，勇敢地走出一條文學發展的新道路。
從新時期的文學發展過程看，從傷痕小說到反思小說，再到改革小說，新時期文學走出了它的第一個曆史階段。社會啟蒙、曆史反思、改革實踐都說明，它們出色地承擔了批判極左政治的任務，使主題内涵及書寫空間較之從前更為擴大和豐富，現實主義得以複歸和深化，但是由于它們是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曆史情境之中進行的，所以思想路線之争的叙事模式或隐或現地在叙事的過程中反映出來，審美的層次雖說是在從社會層面向文化層面推進，但基本的主題還是與當時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倡導一緻，無論是理性、民主、人道的方面基本關切都頗為一緻，因此藝術力的表現上缺乏深度，人物形象塑造單一化，缺少多層面的探究，好人壞人經緯分明，說明當時的小說其叙事目的主要是為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實踐進行“文學”的論證。
四、尋根小說：超越與重鑄
80年代以來，整個文化界彌溫着一種強烈的“尋根”情緒，試圖通過對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認識自我，認識民族，重新建造新的民族文化觀。這種尋根意識強烈地沖擊着文學藝術，使其顯現出一種新的審美特質。1985年4月号《作家》發表韓少功的《文學的“根”》由此揭開了尋根文學的帷幕，其“絢麗的楚文化流到哪裡去了”的呼喚和到相當數量的青年作家和理論家的熱烈響應，從尋文學的根到尋文化的根，終于形成一股有意識、有理論、有創作主張和創作實績的文學，“尋根”的浪潮，促成了新文學時期小說的第二次審美觀的大變動。
超越社會政治層面突入到曆史的深處并對中國的民間生存和民族性格進行文化學和人類學的思考的尋根小說，它的産生不單單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和社會現實的需要，除卻文化讨論為尋根小說提供了文學理論、創作原則外，一種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也為它的發展和确定起到推進作用——拉美文學的啟文。拉美作家的創作經驗與現代派小說結構為尋根小說的作者們所借用，“希望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能夠“跨越文化斷裂帶”重鑄民族文化的根。這已不再是單純的個人的文化追懷，而是一種渴望：用西方的觀念，做中國的文化教育，再現中國文化的輝煌。正因如此，尋根文學通過向傳統文化精神的回逆，探索着當代文化根基的重建，新時期文學的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王安憶這位女作家從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鮑莊》寫小說楔入地域文化，韓少功的《爸爸爸》表達着時楚文化浪溫主義精神的追慕，鄭義的《老井》中回蕩着晉文化的掙紮，鄭萬隆的《異鄉異聞》“野蠻女真人使犬部”的山林生活，阿城的《棋王》裡古代人廣精神的抽象移植，張承志的《北方的河》人格化了的河流以及熱血奔湧，渴望遠行的命運承擔者的意志指向……
這一時期，尋根小說題旨含意多重，力避明确和單向，情節淡化，因果鍊被打碎，不重完整和集中；或滲透着現代哲學的意味，或創造神話色彩，或突出荒誕品格，或虛拟複雜意象。它們一面試圖超越前一時期文學集中在社會層面的局限，力圖在更為廣闊、更為深遠的文化背景上來考察我們民族性格心理的“來蹤”，一面則試圖進入人的潛意識，非理性層次，表現個性的新萌動。如果從表層的叙事話語看，似乎與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關系不大，但即使是對遠古的追尋或是對當今某些困惑的情緒的描寫，也仍然是現實人的躍動的思維的表達。
尋根小說大緻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大約在1984年前，早期的尋根小說力主尋文學的根；第二階段是從韓少功發端而尋文化的根。其特點就是解剖民族文化，揭示深層的内蘊，從思想意向的表達上可分為三類：
A．以韓少功的《爸爸爸》為代表，沿着否定的方向來表現民族文化劣根性，這是尋根文學中的主幹；
B．以阿城的《棋王》、張承志的《北方的河》為代表，沿着肯定的方向，表現民族生命的活力，發現傳統的美；
C．以鄭萬隆《異鄉異聞》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阿城的《遍地風流》等為代表的偏重于表現民族文化的魅力和超脫的内在的自由性，對自由境界追求的精神。
但是，尋根小說在思想傾向上淡化了二元價值的判斷，在抒情性的描寫中偏重于古老文化的魅力和原始野性，過分地強調了自由文化的精神，因而在強大的否定性的權威批判的話語之下，很難進入文化尋根的主流，同時也制約了尋根小說的進一步發展，加之此流派的小說創作者内力的不足以及缺乏自信心，更因為尋根小說緻力于批判而不善于構造，所以它懷着的重鑄的目地總不能得以實現，于是這類小說也就被先鋒小說所取而代之了。然而尋根小說寫作的藝術性，深邃的曆史文化觀照和整體象征藝術的思維方式，對泥滞于社會寫實層面的突破與超越，吸納現代主義的創作表現方法，展示民族文化心理，鑄造社會群體性格，這些對多元化小說的局面的開啟有其現實的意義。
五．先鋒小說：借鑒與颠覆
先鋒小說是在尋根小說由高潮走向低谷時出現的一種文學形态，這是受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影而産生的新文學思潮，主要活動期于1986—1989年間。
現代主義認為文學不是再現生活，摹仿生活，而是自我表現，用藝術想象創造客觀，再現客觀從而表現主體，即作者不再通過在文本中注入自己的價值評判與精神情感來建立其它體性。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的“怎樣都行”的信條，帶着不确定性構方式，加之懷疑與否定的内在性的流動，由此颠覆了現實主義小說創作原則，先鋒小說形成了一種從自我存在出發尋求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哲學文學思潮。
劉索拉的《你别無選擇》認同個人選擇的無意義，而又把這個人生存的終極價值和意義轉化為荒誕的随心所欲的追求。他采用“黑色幽默”的寫作方法：即用誇張變形的手法來表現人物，具有着反英雄的人物，不再是通過典型的塑造來反映現實，而是用各種奇異的意象來表現作者的意态：懷疑與否定現實，但又有一定的追求，反常态的叙述結構，無完整的故事情節。正是這種“鬧劇式”的形式表現了作品對人生的挑戰。
作為後現代派先鋒小說代表的馬原以《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虛構》等作品把讀者帶到“馬原式的叙述”中，而“局部邏輯全體不邏輯”的後現代派的叙事方式将讀者帶進一個不可确定的真實性或可能真實性的叙事圈套，并割斷和封閉了叙事的真實性發展，叙述成了目的。這種“叙事遊戲”中包含着對語言和叙事關系的重新審視，具有探索意義。
其它諸如格非的《迷舟》、北村的《者說》、洪峰的《極地之側》、餘華的《河邊的錯誤》、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迷》等先鋒小說也都在藝術形式上有了借鑒與模仿，在“意義裝置”被消解後，叙述的不确定指向變成了純技巧的操作，非中心化取消了傳統小說的建構模式，對現實主義的颠覆成了先鋒小說的特征。西方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文藝理論和創作方式向中國傳統的理性觀念和現實主義文學挑戰。張揚個性，強調冷叙述的藝術方式，叙事文體價值立場被消解，文本中心被陷循，隻剩下文本的存在的這種先鋒小說給讀者帶來了閱讀與理解的艱澀。
其實這種“先鋒小說”被稱為“實驗小說”更恰當。中國新時期文學一直存在着一種巨大精神焦慮，擺脫影響，尋求創新，懷疑——否定——批判——建構，一直是新時期文學潮流更叠現象的内在動力，而就80年代後期看，本世紀小說潮流（指西方）都在中國操練過，唯有法國的新小說以及拉美的後現代派小說未曾有過表現，因此20世紀中國新時期文學以借鑒與驚羨，懷着颠覆自我的勇氣，導引了“實驗小說”的誕生，雖然它在藝術表現形式上，藝術理念觀上有突破性的超越，給作品帶來了不可多得閱讀方法，但也正是這種後現代小說的提前模仿以及那種激進的叙事實驗操作，加之對現實生活的距離感，對時代大潮的疏遠，都使之與處于喧騰複雜的實際生活進展中的人生有某種遊離感，難以滿足讀者觀照生活、觀照自身的審美要求，從而在中國喪失了普遍的讀者基礎，“實驗”也由此終結，先鋒小說退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六．新寫實小說：回歸與創新
“新寫實小說”發端于80年代中期，這是一種新的文學傾向。其創作方法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現實生活原生态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它減褪了過去傳統的現實主義那種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以具有鮮明的當代意識，強烈的曆史的意識，深刻的哲學意識，追求一種更為豐富的博大的文學境界，作者情感冷靜而自信，零度介入，閱讀者直接參與文本創作，作家——文本——讀者共同展示小說這種文學樣式的作用。
雖然從總體的文學精神上看新寫實小說仍應劃歸于現實主義的大範疇，然而已具有一種開放性，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鑒現代主義各流派在藝術上的長處。其代表作家劉恒的《狗日的糧食》、劉震雲的《塔鋪》、池莉的《煩惱的人生》、方方的《風景》等到既真切地展示一個個生活畫面，又立足于呈現一種文化心态的積澱：既展示生活的原生狀态和生命的體驗沖動，又不乏深刻的哲學思考和文化探索。
其實它早已悄悄地接受了先鋒小說的理念并且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交叉地帶尋找創作的新途徑。應該說這也是現實主義的一種形态。它基本上保留了故事的情節鍊，但摒棄了首尾完整的故事模式和情節的戲劇化、因果化，形成擴散性的結構，把對客觀事實的叙述納入自然客觀的寫實語境中。由于這種小說中那些不規則、無序排列的故事可以還原，困而比先鋒小說更具可讀性。它們把遼遠的藝術目光拉回來，使染有貴族氣的先鋒小說讓位于對平民生活的關注，采用“局外人”的叙述方式，不再激情湧越作價值判斷，冷靜超脫地寫作，以生活自身的拙樸、以豐盈的生命血色，以探索人的生存本相作目的，展示原色魅力，直逼民族生存狀态，并把對原生态的審斷權讓給讀者。
賈平凹的《廢都》以新寫實對生活展開價值的追求，揭示人性本質的意義、人性欲望的回歸。作品從文學表層深入文化深層，現實開始弱化，傳統的得以強化，深度的現實主義内蘊讓人們重新咀嚼，重新認識自我。劉恒的《伏羲伏羲》以新寫實的詩化書寫不僅軟化了現實，而且消解了曆史，表現作家對人生深刻體驗又帶有曆史宿命的感悟。
王蒙《春之聲》再現了一個曆經滄桑仍滿懷希望的知識分子的現實心靈面貌，作者嘗試用“意識流”手法表現現實主義的内容，為新寫實小說增加着品種類别。此外陳忠實的《白鹿原》就是新寫實小說苑囿的一朵奇葩。這部發掘和構築民族靈魂的著作，以白鹿原為特定的時空，嘗試着從文化視角切入，将半個世紀的政治鬥争，放大鏡到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中加以表現，塑造了一系列頗具有認識意義各審美價值并代表一定文化人格的人物形象，如“白嘉軒”、“來先生”、“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等人物，其意蘊在于力圖正面觀照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及這種文化精神所培植的文化品質，進而探究民族的曆史文化命運。
在人們的曆史觀念和曆史文學審美觀發生着變化的時代，作者站在時代、民族、文化的思想高度來審視曆史，以民族心為構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劇和“農民式”的抗争為主線，以半個世紀的階級鬥争、民族矛盾為背景來結構全書，發揮作家主體創作意識，将紀實與寫意、嚴肅與荒誕、魔幻與神秘融合，形成新寫實小說中的新曆史小說之巨作，實在是難能可貴。它保留着新寫實小說的創作原則，用民間的觀點來看待曆史，對傳統的曆史觀作了颠覆，扯下罩在曆史本身被遮蔽甚至被扭曲的表象，以不帶主流意識的原生态描寫，讓“現在與過去對話”，其審美特質如美酒甘醇，令人品味不已。由于追求原生态的描寫，現實主義的外延不斷擴大，因而跨界域的新寫實小說不斷湧現，甚至出現了魔幻現實主義小說。
紮西達娃的《西藏，隐秘的歲月》以虛構的非現實的寫作，神秘與魔幻相交，表達了佛教的“果報”的觀念。小說一方面表現域高原神奇莫測的地域文化色彩，一方面也以作家的主觀意識對民族文化心理乃至文化價值作現代審視與評價。
當新寫實小說從社會的邊緣的平面性的描寫轉向社會變革時期的人世心态和凡人生活時，人們欣喜地發現現實主義的兩個創作原則又一次被人們再認識，當然也不完全等同于舊的傳統，它以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形态給新時期小說創作帶來新生力。我們在劉醒龍的《分享艱難（1996年-）》與李佩莆的《學習微笑》中看到“分享”變革的“微笑”。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連續性在這“微笑”中繼續向前邁進。新寫實小說所保持的寫實小說的良好品格，将會帶來新的小說創作的豐收局面.
散文
新時期散文發展的基本線索
新時期散文在解脫了政治的束縛後向自己的本體回歸，散文恢複了自主權和獨立性。新時期二十年散文發展總的線索就是：從“本體複歸”，到“異向分流”。（異向分流指散文充分的多元化、充分的個性化。）
新時期散文大緻可以分成兩段，即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一）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散文
散文是新時期文學中實現新與舊的轉型比較遲緩的一個領域。其原因在：這個領域因襲的擔子比較重。
但是變化緩慢不等于沒有變化。到了八十年代初，新時期的散文創作還是實現了自己的轉型。這個轉型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向個體和個性化的經驗回歸，表現日常生活與經驗。這其實是從建國後的散文向“五四”散文的回歸。
新時期的這個回歸，是由一些老作家打頭陣，例如巴金、孫犁、楊绛、蕭乾等。這批老作家知識視野更寬闊（不像有些年輕作家僅僅知道“十七年”散文）。
第二，在新時期，散文出現了一個“窄化”的趨勢，即縮小“散文”的外延，把報告文學、回憶錄等純叙事文體和雜文等純議論性文體從散文中剝離出去。把散文限制在“抒情散文”、“藝術散文”這個範圍之内。
這個時期，先後出現了這樣幾類散文。
1、悼念性散文（憶悼散文）
“文革”結束後，人們一方面批判“四人幫”，一方面悼念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于是悼亡之作大量問世。毛岸青、韶華《我愛韶山的紅杜鵑》、莫文骅《少奇同志給我一匹馬》、何為《臨江樓記》、寫這種文章自然也少不了巴金，他寫了《望着總理的遺像》；其後是悼念知識分子的文章，像丁一岚《憶鄧拓》、樓适夷《痛悼傅雷》、宗璞《哭小弟》等。
悼念性散文在新時期散文發展中的意義是：
首先，它沖擊了“三突出”的八股文風，為散文的抒寫真情提供了範例。
其次，它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雖然其矛頭僅僅是指向“四人幫”，但是散文恢複了它的批判功能。
2、反思性散文
這類散文與文壇上的傷痕、反思小說相呼應，動機是相似的，就是對“文革”進行一種曆史的、政治的反思。
如巴金的《随想錄》、丁玲《“牛棚”小品》、蕭乾《“文革”雜憶》、楊绛《幹校六記》等。巴金的《随想錄》可以作為代表。
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受到造反派沖擊，他被批鬥。在文革中，他的夫人蕭珊去世，死于癌症。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巴金已經七十二歲，但他太恨文化革命了，于是決心拿散文作為武器搞臭四人幫，同時對自己的過去做一個真誠的反思。于是開始了《随想錄》的創作。
《随想錄》的寫作開始于1978年底，共寫了5集，150篇，大緻是一年一本。
至1986年9月完成。這些散文基本上是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和《文彙報》上刊出，後結集出版。這個5個集子是《随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
《随想錄》出版以後得到了高度評價。有人認為這部書“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是一部“講真話的大書”。有人說《随想錄》是自魯迅以後又一座散文頂峰，說它代表了當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最偉大的散文巨著，是新時期最輝煌的文學收獲。
《随想錄》的成就有兩個方面。
A、《随想錄》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随想錄》首先是真實地反映了巴金自己的心路曆程，在這個作品中，巴金被認為是嚴于解剖自己。而巴金的心态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又很有代表性，因此說這個書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
巴金在《十年一夢》中說，自己在文革之初，完全是用别人的腦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他也會高舉右手響應。巴金曾認為知識分子應當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死路一條。在那段時間，巴金寫了很多思想彙報，因為态度認真，檢查深刻，還受到造反派的表揚。69年以後，蕭珊去世，巴金才看出自己受騙了。《随想錄》較真實全面地記錄了巴金在文革中這種思想轉變的過程。
B、《随想錄》開啟了新時期散文抒真情、講真話的先河。“十七年”散文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講真話。因此争得說真話的權利，在散文創作中就特别重要。在這個思想解放運動中，巴金發揮了重要作用。
3、反映變革時代生活的作品
劉真《望截流》、鄧友梅《說說家鄉平原》、鐵凝《洗桃花水的時節》。這類作品乏善可陳。
大概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散文創作就呈現一種“異向分流”的趨勢，就是“題材”的概念不再重要，散文開始廣角度地反映生活，天文地理、地域風情、曆史典故、現實生活，什麼都可以入文，重要的是情真意切，言之有物，而不在乎哪一類題材了。
但是八十年代小說和詩歌太紅火了，散文是在它們的陰影裡，顯得衰弱不振。
1986—1988年間，一些批評家對散文的情況表示了深切的憂慮，他們斷言：“毫無疑問，散文走的是一條下坡路，它确實落魄了，”有人甚至提出“散文解體”論。
（二）九十年代的散文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文壇上突然出現了一股子散文熱。一是散文選本和散文集熱銷。在各種散文選本中，20年代至30年代寫日常生活、帶有閑适情調的散文小品被重新發掘。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以及40年代的張愛玲、錢鐘書等的散文集大量出現在書店和小書攤上。二是散文刊物大量出現，像《散文》、《散文選刊》、《散文百家》等受到讀者的歡迎；另外一些大雜志如《十月》、《收獲》開辟散文專欄，而報紙的副刊更是拿出相當多的版面刊登散文作品，被稱為“文化快餐”。
九十年代的散文創作有兩個特點：
其一是價值取向有較大變化。九十年代散文受市場經濟影響比較大，散文作為文化消費的特點被突出出來；八十年代重視的是散文純文學的特點，講究“文體的自覺”和散文的規範性，而九十年代則更多地迎合讀者的口味，認同現代社會的物質化和消費性追求。
其二是更多的學者介入散文創作，張中行、金克木、餘秋雨等人的作品，比那些專業散文家的作品更受讀者的歡迎。
二、新時期散文的主要類别
（一）學者散文
學者散文和文化散文其實有一緻之處，它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散文”這個概念。“大散文”是1992年《美文》創刊時由該刊主編賈平凹提出的，這類散文有兩個大的主題：一是從文化的角度思考現實和曆史問題。所謂文化散文，實際上就是聯系各種知識透視曆史和現實問題，使散文具有一種縱深感。
大散文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熱中于思考人類生命本體意義，就是生命的價值、生命的意義，追問人為什麼要生存這樣的問題。以後人們往往混用學者散文和文化散文這兩個概念。
1、文化散文具有較強的哲理性和思辯性，更多地從文化的角度思考曆史與現實問題。
在這個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王小波的散文。王小波是新時期一個比較特殊的作家，被稱為體制外的作家和文壇外高手。
王小波是北京人，父親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邏輯學教授。王小波1952年生，經曆比較複雜，曾經下放到雲南又到山東老家插隊，1978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商業管理，1984年至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