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赢原則
互利共赢是指必須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要實施互利共赢的開放戰略，把既符合我國利益、又能促進共同發展，作為處理與各國經貿關系的基本準則，一是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努力實現進出口的基本平衡、二是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着力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加強對外資的産業和區域投向引導，三是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到境外投資。要進一步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促進生産要素跨境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體制和政策，在擴大對外開放中，切實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如何共赢
樹立全球意識，實施互利共赢戰略
互利共赢是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是科學發展觀關于“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目标的具體體現。互利共赢戰略以經濟全球化時代為實施背景，以深化國内經濟體制改革為實現基礎，以開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為實踐途徑。互利共赢是中國政府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理性選擇，是中國在新世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的智慧之路。
二戰後，國際關系的靜态以“和平共處”為主旋律，動态則經曆了民族獨立到相互依存再到全球化的曆程。世紀交替，人們蓦然發現，全球化使地球變得狹小，資源變得稀少，南北差距拉大，國際關系複雜。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要在全球化的機遇中和平崛起，必須作出正确的國際戰略抉擇。中國共産黨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出發，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依據科學發展觀，中央提出了要“統籌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的目标，要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增強在擴大開放條件下促進發展的能力。“
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堅持什麼樣的發展觀，對這個國家的發展會産生重大影響，不同的發展觀往往會導緻不同的發展結果。”根據科學發展觀，“十一五”規劃具體設定了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争，實施“互利共赢”的對外開放戰略。“互利共赢”是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指導思想。“互利共赢”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項能夠付諸行動的主張。它包含着對利益的追求，但并不止于對利益的追求，它的着眼點是通過國家之間經濟合作的路徑，更好地促進國内發展和改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互利共赢，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理性選擇
經濟全球化無論是曆史之必然，還是二戰後大國齊心協力促成，它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席卷了世界。如果把加入WTO作為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标志，那麼世界上3/4的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都已投身到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但我們對全球化不能盲目樂觀，“在未來五至十年中，全球化是否能夠繼續推進，取決于主要國家能否有效的開展合作，取決于它們能否克服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取決于它們能否有效地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2中國政府基于對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認識，秉承“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宗旨，作出了對外經濟實施互利共赢的務實的選擇，這也是促進經濟全球化良性發展的理性選擇。
經濟全球化秉依互利共赢實現良性發展
經濟學早已從理論上論證了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受益的可能。19世紀末的古典經濟學認為“比較優勢”下的貿易關系會給貿易國創造生産力，原因在于自由貿易使每個國家可以集中生産最有優勢的産品，通過交換獲得最大利潤。如果政府限制貿易就會導緻本來可以進口的産品在國内生産，既比進口成本高，也浪費資源。20世紀80年代的“新貿易理論”提出：一個國家的開放度不僅影響到國内生産總值的實際水平，而且會長久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因為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經濟交往程度高，将加快對前沿技術和全球先進管理經驗的吸取速度，促進創新，降低成本，減少壟斷的消極影響。國際貿易實例也許更具說服力。
自由貿易通過互利共赢給各國帶來最大利益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從對外貿易中受益匪淺，尤其是2001年入世後，外彙儲備從2121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8189億美元，居世界第二。同時，中國的貿易對手也從中獲利。例如，據美國摩根斯丹利統計，美國人由于使用中國制造的商品，在過去10年給美國節約了6千億美元。3新貿易理論在新加坡也得到了有力印證。緬甸的領土比新加坡大一千多倍，但緬甸是一個封閉的國家，開放度幾乎為零，而新加坡的開放度值将近100%，開放度導緻新加坡的收入水平比緬甸高出100%。在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仍然是世界的主要角色。隻有當自由貿易通過互利共赢的途徑，給各國帶來各自最大的國家利益時，才能激發各國開放國際貿易的積極性，推進經濟全球化的良性發展。
南北合作的意義
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所需要的資本、技術、人才、市場、經驗等生産要素的70%~80%來自于發達國家，中國的出口貿易順差也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對于南北合作的意義，鄧小平早有睿識卓見：“發達國家十一、二億人口的繼續發展，不可能以第三世界國家三十多億人口的繼續貧困為基礎”，“南方得不到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北方就沒有出路。”
WTO緻力互利共赢構建世界經濟秩序
WTO的誕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成果。如果說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國互利共赢具有自發性，那麼WTO通過推進自由貿易全球化追求互利共赢則是一種自覺的行動。WTO的一個專家委員會，對自由貿易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諸如貿易開放的好處是否被誇大了？自由貿易是否損害了窮國的利益？WTO是否使貧富差距拉大等。專家們通過缜密的調查分析，對上述問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專家的研究表明：國際上不平等已經減少，而不是在發展。貿易的确刺激增長，而且隻要有足夠時間，增長就會或多或少地消除貧困。
WTO提供給各國互利共赢機會
WTO制度設計的出發點是：任何國家隻要選擇将自己的市場能量納入多邊體制的規則内，就能從中受益，它追求的是共赢的目标。它的宗旨是期望通過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使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增長中獲得與其經濟發展需要相當的份額。
勿庸諱言，經濟全球化雖給參與國帶來了好處，但是利大利小，赢多赢少各國并不相同，這取決于各國自身的競争力。因為“WTO提供的是機會——它即不提供保證，也不提供參與全球化經濟的全部條件。”一個國家隻要對這種機會作出反應，則“自由貿易已使一些低收入的人口大國普遍獲得了比高收入國家更迅速的增長。”中國和印度就是很好的實例。
深化國内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選擇
市場經濟時代，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仍然對本國的經濟發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響。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奇迹歸功于他們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中國能從亞洲金融危機中逃脫，得益于我國選擇了正确的宏觀經濟政策。經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已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關鍵時期，選擇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保持可持續發展就尤為重要。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十一五”規劃從富民強國這一根本國家利益出發，具體設定了通過互利共赢對外戰略促進國内發展與改革的兩條途徑：一是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二是提高利用外資質量。
優化出口結構是共赢的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充分發揮了輕紡工業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依靠大量出口物美價廉的輕紡産品，快速跻身于貿易大國的行列。但貿易大國卻不必然是貿易強國。輕紡工業産品資源消耗大、附加值低，我國主要靠出口數量獲得利潤，“八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正是上述狀況的真實寫照。
其次，我國很多企業的加工模式是“兩頭在外”，原料和銷售高度依賴國際市場，這樣無法帶動國内相關産業發展。再從長遠考慮，我國勞動力要素的禀賦優勢也不會一層不變。現代制造業是通過競争産生國際産業分工或産品分工的。
面對國際競争壓力，“十一五”規劃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确立了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具體途徑：一是優化出口結構，由初加工為主向深加工為主轉變，變數量型貿易為價值型貿易；二是實現出口産品的産業結構升級，由輕紡工業品為主向高技術産品、機電産品和高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産品轉變。隻有實現了這兩種轉變，我國才可以變世界加工廠為世界工廠。
實現産業升級是共赢的經濟基礎
産業升級不僅能使中國通過國際貿易獲得更大的利益，同時也會給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帶來好處。中國實行産業升級可以減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争，增強相互的合作性、互補性。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别是不發達國家的紡織業不僅是出口大戶，也是就業的主渠道，他們對中國紡織品的競争力感到恐懼，在紡織品出口上對我國有抵觸情緒。化解這種矛盾的方式之一就是實現我國紡織業的結構升級。目前我國已具備升級的條件，升級後的紡織業除在技術、品牌上更上一個層次外，還可以把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産逐步向外轉移，既提升了産業水平，也為其他國家的紡織業騰出國際市場空間。
中國的産業升級也為發達國家的企業尤其是大跨國公司的資本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中國的低成本優勢，隻能使跨國公司把中國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銷售地或加工地，隻有當中國具備了相應的技術條件、市場條件和制度性條件後，跨國公司才會把中國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加工中心、研發中心、采購中心等一系列機構，既為發達國家帶來了财富，也促進了中國國内經濟的發展。
提高利用外資質量是互利共赢的長久保障
中國從1992年開始，利用外資的方式已從對外借款為主轉變為接受外商投資為主。2005年中國引進外資數額居世界第三。持續不斷的外資輸入，極大地彌補了國内市場資本的短缺，多樣化的投資方式也帶動了國内經濟的發展，為我國帶來了先進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保持了金融項目的盈餘。但對于我國利用外資的現狀，我們也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國曾經期望“以市場換技術”，但這一思路并不很成功，市場換來的隻是一些局部技術，核心技術依然掌握在外方手中。跨國企業靠技術在中國市場“跑馬圈地”，獲得高額的技術使用費。研究表明，國内企業創新能力未能按設想的那樣随外資的引進同步提高，關鍵技術自給率低，對外技術依存度在50%以上。9其症結在于我們自己缺乏理性的頭腦。
互利共赢，國際經濟合作的明智選擇
“十六大”提出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是中國政府審時度勢的抉擇。“從經濟理論上看，企業一般按商品出口、許可證交易和對外投資這一路線進入國際市場。當企業在國外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通過對外投資實施企業縱向一體化經營戰略，往往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11我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貿易大國和外彙儲備大國，這兩個條件使我國具備了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前提。企業“走出去”，就是要到其它國家去投資辦廠、承包工程、開發資源、勞務輸出、參股上市、并購重組等，在這些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經濟活動中，堅持“互利共赢”的戰略意識，将使中國對外開放之路越走越寬，企業收益越來越大。
經貿合作形式多種多樣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的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俱榮俱損。例如，2005年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1000億美元左右，其中900億是由美在中國的投資企業及其美方在中國的加工貿易造成的，這些加工貿易2004年給美國企業帶來了約600億美元的利潤。12另一方面，美國波音飛機的許多部件是由設在中國的合資企業生産的，中國購買波音飛機實質上是對本國企業的間接支持。這種局面決定了若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制裁措施，則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别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因此，各國間解決貿易摩擦的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取得“共赢”。
我國遭受的貿易摩擦數量連續11年居全球之首，每年約有400至500億美元的出口貨物受影響，即使中國貨物最終被裁決不構成傾銷，但中國出口商屢遭調查本身就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惡劣的影響。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的抱怨或悲情無濟于事，隻有靠“互利共赢”這種積極的思維尋找出路。憑借這種積極的心态，中國企業已經開始了“各顯其能”的突圍行動。包括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海外設廠貼近市場；國内接單境外加工，改變原産地；收購國外現有銷售渠道；直接在境外興建商城，專營中國産品等。變商品輸出為資本輸出，不受貿易救濟措施的約束，可以将貿易摩擦降到最低。這種方式雙方受益，還可能給當地帶來超期利益。
擱置争議共同開發資源
在資源開發上，我國主要在南海地區和東海地區與周邊國家存在争議。南海地區自60年代中期發現石油資源以來，對經濟亟待起飛的南海周邊國家不啻為上帝的福音，他們未經疆界的雙邊或多邊談判，紛紛單方面宣布劃界主張或實施武裝占領，相繼宣布“礦區法”或“石油法”劃出大大小小的礦區。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有60多個外國石油公司參與南沙海域的油氣勘探開發。東海海底基本由大陸架構成，同樣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涉及中日、中韓等國的海洋劃界問題。在南海疆界重疊，東海劃界各執一詞的狀況下，鄧小平從實際出發，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擱置争議，共同開發”的策略，這種先從分享經濟利益入手，提倡以和平協商、求同存異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新思路，應該是“互利共赢”戰略的最早實踐。
事實證明，新的思路已經帶來了新的效果，2004年至今，中日已舉行了三次東海油氣開發問題的高級别會談；2005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與菲律賓、越南在南海地區共同開發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中菲越三國石油公司簽署了《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中國正在踐行自己的諾言，“在亞洲地區不尋求排他性的戰略利益，不排斥其它有關大國在地區内的合理存在和利益，尋求共存共赢”。
共赢，新型國際關系的倫理原則
共赢有利于消解某些國家的“霸權主義”。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面對中國的崛起，一個時期以來，某些國家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到是選擇“全面對抗”還是選擇“互利共赢”的戰略搖擺之中。對此，我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nn共赢有利于化解“中國威脅論”。中國所堅持的包容式和開放式發展模式，必将讓包括美國日本在内的更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更大層面上分享“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發展機會和經濟利益，“中國威脅論”在這樣的客觀事實面前自然會不攻自破。
結論
中國依靠改革開放，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中國也在思考……如何通過自身的發展繼續為促進地區和世界的共同繁榮做出貢獻。”曆史告訴我們，戰争的結局是兩敗，合作的結果是雙赢。現實告訴我們，一國在着眼于本國利益的同時，隻有尊重對方的利益，隻有将曆史的恩怨、社會制度的異同和意識形态的差别放在求同存異、尋找利益交彙點的大原則下去處理，才能實現國際合作最大化和國際争議最小化。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充分利用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目前的兩大挑戰是國内需要和諧社會，國外需要和平發展。互利共赢是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的戰略選擇，是中國和中國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争和堅持國際經濟合作的行為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