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年史
西泠印社是中國成立最早的著名全國性印學社團,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兼及書畫”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響最廣的學術團體,以篆刻書畫創作的卓越成就和豐富的藝術收藏享譽海内外,被譽為“印學研究中心”、“天下第一名社”。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浙派篆刻家丁輔之、王福庵、葉為銘、吳隐等四人在孤山數峰閣旁買地築室,創立印社。時值清末,金石研究和發展正處于鼎盛時期。衆多的金石名家,有志于弘揚和發展國粹,在杭州的篆刻家王福庵、丁輔之、葉為銘、吳隐等人相聚西湖,研讨印學。于是結社于孤山南麓西泠橋畔,“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取名“西泠印社”。當時清朝杭州府與錢塘縣均以官府批文登記備案。在印社初創的十年,四位創始人團結同仁,集資、規劃,“買山立社”,先後建造了“仰賢亭”等九處園林建築,印社初具規模。
1913年,舉行了建社十周年紀念大會,正式定名西泠印社,修啟(西泠印社成立啟)立約(西泠印社社約),發展社員,公推近代藝術大師吳昌碩出任首任社長。印社經過十年的建設,初具規模,并開展了集會、展覽、收藏、出版等一系列活動。盛名之下,精英雲集,李叔同、黃賓虹、馬一浮、豐子恺、吳湖帆、商承祚等均為西泠印社社員,楊守敬、盛宣懷、康有為等為贊助社員。此後二十餘年,西泠印社迅速發展,聲望日隆,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書畫重鎮的地位。受西泠印社影響,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長尾甲也來中國進行交流并加入印社。河井荃廬、長尾甲等海外社員把源自中華的金石篆刻藝術帶回國内,在日本、韓國創立了全國性的篆刻創作與研究團體。西泠印社促成、推動了周邊漢字文化圈内篆刻創作與研究的産生、發展和繁榮。
1921年,印社同仁募贖“漢三老諱字忌日碑”,演義了一出愛國主義的壯舉。1923年,西泠印社舉行了建社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羅列金石家書畫千餘幅于社,張挂四壁,一時文采風流,聲聞遠布”。此時,印社的園林建設全部完畢。社内環境幽雅,風景秀麗,樓台亭閣建築精美,摩崖石刻星羅棋布,成為西湖園林的精華之處。
1927年,首任社長吳昌碩逝世,著名金石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金石鑒賞家馬衡繼任社長。
1933年,西泠印社成員在孤山舉行了印社成立三十年的紀念活動。經曆年展拓,社址範圍已具相當規模,占地5.678畝。編印《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紀念刊》。
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印社活動處于停頓。
1946年,因抗戰而停止的印社活動逐漸恢複。1947年,繼去歲重修印社後,補行印社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從1904年到1949年的四十五年,印社經曆了一個純民間社團的輝煌和艱辛。這一時期,西泠印社共有正式社員61人,贊助社友10人,除王、丁、葉、吳四位創始人和吳昌碩、馬衡兩任社長外,還有李叔同、胡菊鄰、經亨頤、黃賓虹、方介堪、來楚生、沙孟海等大家、學者以及兩位日本篆刻家。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廢待興,西泠印社活動基本停止,西泠印社所屬社址、設置、文物等,由人民政府接管。
1951年,經滬、杭兩地社員協商,将印社房産、土地等捐獻政府,其園林由園管部門接收,文物等由省文管會保管。
1955年,第二任社長馬衡逝世,享年75歲。
1957年,在浙江省委關心下,成立西泠印社籌備委員會,着手印社的恢複工作。張宗祥為主任,潘天壽、陳伯衡為副社長,諸樂三、沙孟海等4人為委員。在社址開辟金石書畫門市部,在觀樂樓設立《吳昌碩紀念室》。接待日本著名書道家青山杉雨一行來印社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來印社訪問的第一批日本客人。
從1957年以來,浙江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以及省市文化部門對西泠印社的發展傾注了異乎尋常的關心和支持:時刻關注印社的發展,經常出席印社的活動,熱心解決印社的困難。從林乎加、李豐平、霍士廉、王平夷、陳禮節到張德江、柴松嶽、李金明、王國平,曆任省、市領導對西泠印社的發展都給予了精心的指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59年,為貫徹中央關于體制下放的指示,浙江省文化局将西泠印社下放到杭州市,歸杭州市文化局領導。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成立杭州書畫社,郭沫若為之題名。專營古今書畫名家的真迹和複制品展覽、收購和供應,并作為自收自支事業單位,為西泠印社的恢複和活動提供基本經費保障。
1961年,西泠印社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認定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62年12月中旬,西泠印社在杭州召開了建國後的第一次社員座談會。到會的有張宗祥、浙江美術學院院長潘天壽、上海書法篆刻學會主任沈尹默、江蘇國畫院院長傅抱石、上海國畫院院長王個簃、湖北省文史館副館長唐醉石等全國金石書畫名家及健在的印社社員三十多人。會上成立了以張宗祥為主任,潘天壽、傅抱石、王個簃為副主任的慶祝西泠印社創建六十周年籌委會,拟定了“慶祝西泠印社創建六十周年活動計劃”和“西泠印社章程”(草案),舉行了“趙之謙金石書畫藝術”專題讨論和兩次書畫活動。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有關領導都出席并講了話。
1963年,印社召開六十周年紀念大會,海内外名家和散居在全國各地的印社社員雲集杭州。除王個簃、沙孟海、馬公愚、方介堪、韓登安等老社員外,新入社的都是當時全國最著名的書畫篆刻大家,如傅抱石、馬一浮、沈尹默、潘天壽、程十發、謝稚柳、唐雲等。大會通過了新的《西泠印社章程》,選舉産生了近20人組成的首屆理事會,選舉張宗祥先生為第三任社長,潘天壽、傅抱石、王個簃等五人為副社長。舉辦了規模盛大的第二屆曆代金石書畫作品展等。大會還收到了國家及文化部、全國文聯領導人董必武、郭沫若、齊燕銘、沈雁冰等人的題詞和賀辭。自此,西泠印社恢複了雅集活動,定期邀集理事和社員來杭,研究印學、商量社務、觀賞藏品,并經常組織社員進行篆刻書畫創作,舉辦展覽,還編輯出版了有關的金石書畫出版物。
1965年,第三任社長張宗祥逝世,享年84歲。
1966年,“文革”開始,社址中部分造像及後山石坊遭毀,其他社藏文物及刻石因積極采取保護措施而未損。印社社團活動停滞。
1978年,國家批準西泠印社為出版單位。《革命勝迹印譜》出版,葉劍英副主席為印譜題名。
1979年,社刊《西泠藝叢》創刊。召開印社七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建人、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發來賀詞;李豐平、王芳、薛駒等領導出席大會。會議期間,沙孟海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社長,趙樸初為名譽社長,王個簃、方介堪、啟功、諸樂三、錢君陶、程十發等為副社長,選舉産生第二屆理事會。自此,社團活動全面恢複,王個簃向印社捐獻吳昌碩及明清大家書畫三十件。1979年後,社團活動步入正軌,學術研究、對外交流、組織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文化影響擴大,規模空前繁榮。
1983年,印社八十周年紀念。與會社員和來賓及日本友人共二百餘人參加。選舉産生了第三屆理事會,沙孟海和趙樸初繼續擔任社長和名譽社長。
1984年,舉行吳昌碩誕生一百四十周年紀念活動,規模為全國之最,并出版大型畫冊《吳昌碩作品集》。
1985年,社報《西泠藝報》創刊,沙孟海社長題寫報名。
1988年,印社應邀赴日舉辦“西泠印社展”,展出轟動日本,盛況空前。舉行建社八十五周年慶祝活動,選舉第四屆理事會,沙孟海繼續擔任社長,趙樸初繼續擔任名譽社長。
1990年,由西泠印社主辦,全國122家印社參加的“全國印社篆刻聯展”在杭州開幕,并到北京等十一個大城市巡回展出。
1992年,第四任社長沙孟海逝世,享年93歲。
1993年,國家文物局批複同意印社籌建“中國印學博物館”。印社召開建社九十周年紀念大會,選舉第五屆理事會,著名學者、書法家、佛教活動家、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當選為第五任社長,啟功、方去疾、程十發、郭仲選等九人為副社長。
1997年,為迎接香港回歸,西泠印社百名社員創作“迎香港回歸百印圖”。《西泠印社藏品展》在深圳、珠海、杭州、溫州等地展出。印社舉行“抒西泠情懷、迎香港回歸”大型雅集活動。
1998年,印社九十五周年紀念,選舉産生第六屆理事會,趙樸初連任社長。
1999年,中國印學博物館建成,正式對外開放。印社出版社立足改革,走出困境,喜獲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印社舉辦“第四屆全國篆刻評展”。“西泠印社”商标和服務商标,被認定為“浙江省著名商标”。
2000年,第五任社長趙樸初逝世,享年93歲。
2001年,印社社址作為近現代重要史迹及代表建築物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過近百年的發展,西泠印社已成為以社團為基礎,兼具學術研究、藝術創作、圖書出版、生産銷售、展覽交流、文物收藏和保護,集社團、事業、企業、出版為一體的綜合性文化單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李瑞環、李岚清、喬石、李鐵映等曾親臨西泠印社視察和指導。
2002年,西泠印社進行了組織機構調整:撤消了市文化局所屬的西泠印社辦公室,組建了西泠印社社務委員會作為西泠印社日常事務的管理機構,為市委直屬的局級事業單位。
2002年10月,西泠印社六屆五次理事會在杭州召開。會議選舉啟功先生為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長,增補王玉明、陳振濂為副社長。
2003年,西泠印社創社百年華誕,109個海内外印學社團彙聚孤山,共襄盛典。
2005年6月,第六任社長啟功逝世,享年93歲。
2005年底,西泠印社擁有社員313人,分布于中國26個省(市)自治區、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台灣地區和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捷克、加拿大等國家。
2006年5月20日,西泠印社的金石篆刻藝術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
2008年,國家工商總局認定“西泠印社”為中國馳名商标。
2009年,由西泠印社領銜申報的“中國篆刻藝術”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進一步确立了西泠印社作為篆刻傳承代表組織和國際印學中心的地位。
2011年12月13日,西泠印社第八屆理事會第六次會議推選饒宗頤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劉江當選為西泠印社執行社長。
2013年10月22日,西泠印社召開成立一百一十年社員大會,饒宗頤再次被選為社長,劉江繼續擔任執行社長。
2014年6月,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同意,新編期刊《西泠藝叢》獲得正式出版。
2015年1月,由西泠印社社務委員會主辦、主管的《西泠藝叢》以月刊形式正式創刊并發行。
2018年2月6日,第七任社長饒宗頤逝世,享年101歲。
2018年11月13日,西泠印社第十四次社員大會産生了新一屆理事和社團領導班子:劉江繼續任執行社長,副社長為朱關田、韓天衡、陳振濂、李剛田、童衍方和龔志南。此外,新一屆理事會新增張炜羽、陳中浙、鑄公等3名理事。社長之位空缺。
2020年5月,入選首批“浙江文化印記”。
2021年,西泠印社被命名為"浙江省國際人文交流基地"。
文物保護
社址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景區孤山南麓,東至白堤,西近西泠橋,北鄰裡西湖,南接外西湖。占地面積7088.86平方米,建築總面積1749.77平方米。社址内包括多處明清古建築遺址,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組成,各具特色,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人文景觀與自然景緻互相映襯,構思布局極為精巧,園林精雅,景緻幽絕,人文景觀荟萃,摩崖題刻随處可見,有“湖山最佳處”之譽。
西泠印社還建有一座華嚴經塔,這座玲珑精巧的石塔是杭州唯一一座密檐式塔,是西泠社友中的一位和尚于1924年籌建的。塔高20餘米,是西泠印社标志性建築,塔平面為八角形,共十一級。第一級刻有《華嚴經》,二、三級刻有《金剛經》,上面八級和塔頂部分雕有佛像,底座周圍也有刻像,精美生動。
印社建築雖然沒有傳統的縱橫格局,但亭台樓閣皆因山勢高低而錯落有緻,一層疊一層,井然有序,堪稱江南園林之佳作。主要建築有柏堂、竹閣、仰賢亭、還樸精廬等,均挂匾披聯,室外摩崖鑿石林立,名人墨迹觸目可見。内建中國印學博物館,收藏曆代字畫、印章多達六千餘件。
雖然西泠印社五十年來是以事業單位自收自支、以文養文的形式維持社團的活動和發展,但政府在财力上一直給予積極的支持:如撥款5000元作為恢複印社籌備資金;拿出10000元作為張魯庵先生文物捐獻印社的獎金;撥出樓房一幢作為印社文物倉庫;多次下撥文物專項經費保護社址建築和文物;投資900萬元建造中國印學博物館等等。
社址景點
組織結構
作為學術社團,西泠印社有非常完整的組織結構。成立之初,西泠印社就訂立了《西泠印社社約》即社團章程,并公推社長。自1963年起,西泠印社就有了經過社員大會通過的正式的《西泠印社章程》,并用選舉的方法産生理事會和社長、副社長。1998年10月21日,西泠印社第十次社員大會通過了《西泠印社章程》,依據章程,西泠印社的組織結構依次為社員大會、理事會、社務會議、秘書處、專門委員會等。社團每年召開一次理事會,舉行二次社員雅集,每五年召開一次社員大會和社慶活動,并按照《西泠印社章程》的規定,開展各種社團活動。
1904年印社創立之時,沒有人會主觀刻意地要把它烙上一個全國性的标志。但由于曆史和文化的多重積澱,無論從社員的分布、舉辦活動的範圍、還是它所具有的影響力,西泠印社在事實上已成為具有一定國際意義的全國性的印學社團。其舉辦的一系列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活動,都是面向全國,甚至面向海外。但由于地域的屬性和初創的民間性質,西泠印社的業務管轄一直具有地方性。成立時,隻是向清朝地方官府登記備案;民國時,沒有明确的官府記錄;解放後,先是由浙江省文化廳主管,1959年後下放至杭州市文化局管理,現由中共杭州市委宣傳部主管。
社史鈎沉
漢三老石室,以置“漢三老碑”而名。
清鹹豐二年(1852)6月,浙江餘姚客星山下的嚴陵塢村一村民在山裡取土,挖到一塊較為平整的石料,運回村裡,留作日後壘砌“甃基”(墓壁)用。村民清除該石上的泥土後,發現竟是塊有字的石碑。當地諸生宋仁知道後,便通報餘姚富紳、“金石癖”周世熊(字清泉)前來辨識。周世熊根據其文字記載内容與字體筆法,認定這塊石碑非同一般,便與村商量運回自家庭院“蔔日設祭,移置山館,建竹亭覆之”。
鹹豐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軍兵至餘姚,周世熊居住的庭園被毀,竹亭被太平軍充作廚房,石碑、漢晉磚石倒卧伏地,壘作竈台,埋鍋造飯。太平軍退後,周世熊見“石受熏灼,左側黔黑,而文字無恙”,便認為“凡物隐顯成毀,固有定數。此碑幸免劫灰,先賢遺迹,賴以不墜”,一定是天意所為,因而更加看重是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贈同道。後經考證,三老碑立于漢光武帝時代,對于研究我國碑刻制度及發展和墓志的起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是研究東漢時期官制與文字、書法沿革的重量級實物。學者、名家紛紛為三老碑題跋作記,始有“兩浙第一碑”、“東漢第一碑”之說,三老碑聲名鵲起。
據說,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蘇鎮江人陳渭泉訪得此碑,恐周氏不能常保,遂以3000塊大洋從周家購得運至上海,進入古董市場。1921年,有消息說,陳渭泉正遇日本古董商向其求購三老碑。上海古董商人毛經疇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紹興人沈寶昌。沈寶昌認為此事不可小觑,古物不應外流,更何況是“兩浙第一石”。當即告之浙江海甯人、兩任上海海關監督官姚煜,“不忍古物之淪亡”,力阻此碑外流,共商“醵金贖之”。二人将此議通報西泠印社丁輔之等人,引發了一場護寶之争。
“一人守之,不若與衆人共守之”,西泠印社遂布告同仁“醵金贖之”,廣受浙人響應,社會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踴躍認捐,“大雅宏達,共成斯舉”。“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浙江督軍盧永祥及其部下陳樂山、潘國綱二位師長,紹興籍上海知縣沈寶昌,海甯籍前清遺老姚煜,湖州首富張均衡,嘉興在滬實業家姚福同,嘉興聞人徐鈞,南浔“傻公子”劉承幹,烏鎮在滬大商人徐棠宇,文化名人俞壽璋、蔣汝藻等都伸手相助。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陳渭泉贖碑,餘款築室庋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長吳昌碩作記略述其事。至此,三老碑歸藏西泠印社,呼應了印社宗旨,成為鎮社之寶,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獻了一份大禮。
創社四英
曆任社長
曆屆理事
曆史影響
“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因地鄰西湖西泠橋而名。“濤聲聽東浙,印學話西泠”,西泠印社是中國研究金石篆刻最負盛名的民間學術團體。
篆刻藝術是中國獨特的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産,它融書法與镌刻藝術于一爐。印的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但由實用走入藝術領域,則是在唐代以後了。
一代巨匠吳昌碩先生曾說:“浙派盛行于世,社之立蓋有來由矣”。印社的産生得益于浙派的形成。清乾隆時,以一代宗師丁敬為首的浙派印人“西泠八家”崛起,風格古樸蒼勁,力追秦漢,開一代新風,于乾、嘉、道時期,稱雄印壇100餘年,成為印學史上的一個高峰。
百年以來,印社在社員的苦心經營下,已形成規模。在孤山西端盡頭營造出一個精巧雅緻的園林景觀,印社北枕孤山,南望湖中三島,為湖山絕勝處。更融人文意趣山水園林于一體,“占湖山之勝,撷金石之華”可謂人傑地靈。
印社範圍内各類建築數量不少,但由于印社總體構思精巧,尺度合理,給人以一種親切可人的感覺。竹閣、柏堂、山川雨露圖書室、寶印山房、四照閣、觀樂樓等俱依山辟建,掩映在綠樹叢中,又以金蓮池、印泉、閑泉、石坊、華嚴經塔、阿彌陀經幢、石交亭、剔藓亭、小龍泓洞等點綴其間,巧妙布置,如治印般,疏密有緻,方寸之間,氣象萬千。衆多的匾聯、門額、碑刻、摩崖、造像、壁龛,讓人目不暇接,于山水園林中又透出濃重的金石之氣。
在印社之仰賢亭、涼堂、題襟館、三老石室等處則收藏了印社社員曆年收集的諸多碑刻精品,尤其是存放在蒼勁古樸的三老石室中的“漢三老諱字忌日碑”,這是浙江迄今發現的曆史上最早的一通碑,距今已近2000年,這在江南地區十分難得。
文人結社是中國傳統的文化形态之一,如晚明的複社,近代則有柳亞子、陳三立等詩人的南社,梁思成等人的中國營造學社等。他們在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傳播先進思想方面都起過重要作用,也取得了很高的學術成就。
印社也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開中國印人結社之先河,故有“天下第一社”之稱。百年以來,西泠印社已由一個純民間學術團體發展成一個國際性的學術機構,繼吳昌碩後任社長的先後有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期間曆代名人輩出,如來楚生、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錢君陶等等。
作為一個學術社團,西泠印社已有近百年的曆史,其學術地位和社會聲譽不但在國内外印學界和書畫界獨樹一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更是頗具影響,已為《辭海》、《新華詞典》等多種權威辭書機構所記載和認定。其悠久的曆史,厚重的文化内涵,重大的國際影響和社會聲譽,全國隻此一家。
作為一個民間的印學社團,西泠印社成立之始就具有獨特的号召力,其原因是社員多為名家,且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就連日本的篆刻家也慕名遠涉重洋前來入社,這是曆史所形成的全國性和國際性。近百年來,西泠印社共有社員近400人,現有社員250餘人,分布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和台灣地區,多為全國和各地著名篆刻家、書畫家、鑒定家及學者。社員中還包括小林鬥庵、梅舒适、金膺顯等日本、韓國、新加坡的20多位國際篆刻書畫界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