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理性經濟人”的來源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闡述的觀點，之後經濟學不斷完善和充實，并逐漸将“理性經濟人”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臨兩種以上選擇時，總會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方案。
理解
理性經濟人假設是現代經濟分析和把握經濟規律的重要工具，但是卻遭到了較多的批評和質疑。尤其是一些人把它看成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東西，認為一有這種假設，就會變成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還有一些人認為這種假設不符合實際，這也是老生常談。其實，這些理解都隻看到了一些表面現象，并未正确理解理性經濟人在現代經濟學中的真正涵義，同時也是使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能與時俱進的重要原因。
第一，沒有理性經濟人假設就不能認識經濟規律，也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經濟政策。理性經濟人假設是現代經濟學具有分析力的重要标志，沒有這個假設，就不可能具有分析力。如果假定人是道德人，社會幾乎不需要任何制度安排，不需要任何經濟政策，連國家都不需要。有些人說，人是複雜人。但是如果做出這樣的假定，經濟學發現的隻能是偶然性，不可能有理論上的簡化，無法處理紛繁蕪雜的經濟現象。如果讓主張道德人和複雜人的人來分析刑事案件，可以保證百分之百破不了案。因為失去了對作案動機的考察，隻能憑空想象。因此，從道德人、複雜人向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轉化，是現代經濟學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二，理性經濟人隻是認識經濟規律的一個銳利武器，是工具，并不是主張人人自利。一些人把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設說成是主張自私自利的東西了，看成是具有價值導向和政策趨向的東西了。好象是經濟學家主張人們都自私自利，這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标志。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分析工具本身并不帶有意識形态的東西，不存在價值趨向的問題，誰都可以用。不能說一個人坐了美國的飛機，就主張美國的意識形态了。就連亞當·斯密也隻是在經濟分析裡面用這個工具，還着有《道德情操論》。
用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設來分析經濟問題，并不意味着經濟學家是主張人人自私的。而是在這個前提下所才能夠建立足夠防範壞人的體制機制，這樣的一種體制機制如果比較完善的話，它就主要不依賴于人的道德水準。
第三，從哲學本意上來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是不排斥理性經濟人這個假設的。有些人說，馬克思主張“人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馬克思就不同意理性經濟人假設。這種結論下的太武斷了，也伴随某種程度的無知。事實上，馬克思對人的看法本身是正确的，但在經濟分析裡也一樣不反對這樣的假設。試想，如果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話，資本家怎麼會追求利潤？工人為什麼會采取各種手段争取工資的提高？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又如何産生？馬克思主義在分析經濟社會問題中也這樣說;“人奮鬥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有關。
”馬克思在《資本論》講，“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代替”。實質上，理性經濟人隻是複雜人的一個抽象，把利他的因素，感情的因素抽象掉了。不然無法分析經濟問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上述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人要看得遠，需要望遠鏡，要看得分明，要用顯微鏡。放着有用的工具不用，而去批判它，隻能使自己更加封閉，更加無知。由此，對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拓展理論視野，恐怕有以下幾點啟示不能不注意：
第一、不能簡單地制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對立。把現有有用的，反映西方某些規律性的東西貼上西方意識形态的标簽。這樣的話，就會降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力和洞察力，造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停滞和倒退。
第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是一種簡單的理論說教，主要目的在于反映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性。不能把它降低到道德學說的層次上，不能把它降低到一種空想的層次上。
第三，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思想的曆史唯物主義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不是一個僵化和封閉的體系，是可以容納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内的研究精華的。現在要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有更加寬廣的理論視野。
主流經濟理論假設問題
經濟理論系統的一個前提或一個邏輯的出發點或理論推導的一個設定條件，其作用在于以某種方式規定了理論所能推演出的假說命題及其适用範圍和條件。這三個基本概念原本各不相同，但在有關“理性經濟人”的争論中它們卻被混淆起來了。這種混淆導緻了“理性經濟人”成為長期争論不休卻始終懸而未決的概念。
大體說來，19世紀關于“經濟人”的争論都存在着行為模式與實際行為之間的概念混淆。一些學者對作為行為模式的“經濟人”概念所作的批判乃至抨擊，所依據的僅僅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觀察(感知)到的實際行為，與“經濟人”概念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差異，由此便斷定“經濟人”概念是不可取的。這種批判乃至抨擊的顯着特點是帶有濃郁的道德評判色彩，最典型的例子如：19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凱裡(HenryCharlesCarey)對約翰·穆勒(JohnStuartMill)關于“經濟人”的觀點的猛烈抨擊，20世紀初美國制度學派(尤其是凡勃倫)對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的批判，以及19世紀後期德國曆史學派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的争論。
20世紀40－50年代關于“利潤最大化”問題的争論也存在着概念混淆。這場争論起因于關于廠商行為的經驗調查。
與白岩松的謬誤
把“理性經濟人”與白岩松拉扯到一起，其實是因為前段時間老白面對中國國内高漲的反法浪潮，連續發表《我不贊成抵制家樂福》和《不要拿别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等幾篇文章，以精英教育憤青的姿态呼籲“理性”。白岩松比絕大部分呼籲抵制家樂福的年輕人都要來得理性，而白岩松所說的：中法交惡，受到損失的不僅僅是法國人，中國人也同樣遭受損失--也是事實，博弈論裡的“囚徒困境”早就說明，惡意的博弈最終結果隻能是兩敗俱傷。
但問題是，當白岩松用一個“完全理性經濟人”的視角來看待這起不那麼“理性”的中法風波時，那套“理性”的遊戲規則就已經不能很好的适用，但老白依然沉迷于自己創造出來的“理性”之中不能自拔。
有個故事：一農戶在殺雞前的晚上喂雞，不經意地說：快吃吧，這是你最後一頓！第二日，見雞已躺倒并留遺書：爺已吃老鼠藥，你們别想吃爺了，爺他媽也不是好惹的。
故事中的農戶和雞可以看成是博弈的理性經濟人，都試圖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作為一隻“理智”的雞，最符合利益的做法應該是：吃飽最後一頓，然後安靜等死，因為一切抵抗都是徒勞，隻能使自己的利益遭受更多損失。雞的最終選擇明顯違背“理性經濟人”的原則，顯然帶有濃重的“非理性”特征，但對此也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例子俯首可拾，如：拆遷戶自焚，或與拆遷負責人同歸于盡等。可見，真實的世界中，非理性的行為并不罕見，這個時候如果依然濫用“理性經濟人”作為行動原則，就會産生問題。
在這次中法沖突中，理性的是中法兩國政府（也應該保持理性以維持自身利益最大化，很難設想一個非理性的大國政府能夠持久穩定的存在），薩科奇這個小個子匈牙利裔法國人哪怕心裡如同大部分法國人一樣對中國充滿傲慢、偏見和嫉妒，還是非常清醒地主動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而中國政府也适時的壓制中國國内抗議的呼聲。
如果要說“非理性”，首先展現非理性的是法國民衆，因為長久以來的無知、傲慢、偏見與嫉妒，使其失去了理智的頭腦，喪失了判斷基本事實的能力，公然同情和支持發生在西藏的暴力。法國二台的一段辯解喇嘛們的暴力時這麼說：“出現暴力很令人遺憾，但經受50年的壓迫之後，除了這樣還能做什麼呢？”巴黎市政府也展現出“非理性”，在最敏感的時候授予達賴榮譽市民稱号，不過非常懷疑巴黎市長真正的動機，政客們可以說是地球上最理性的群體，所做的一切無不是為了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巴黎市長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其實是以破壞中法關系為代價，迎合已經非理性的巴黎市民，從而為自己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的極端務實的“理性經濟人”。畢竟，巴黎市長隻是由巴黎市民選舉産生的，法國整體的利益與其無關。西方政客們通過精巧的控制，恰到好處的展現“非理性”來獲取最大利益并掩蓋事件背後“理性”的色彩，比如說，最常見的經常唱紅白臉雙簧的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對其來說，公衆以及這些人的代表--國會議員--時常展示的非理性，其實就是一種對外謀取最大利益的“理智”的工具。
長久以來中國政府在對外關系上一直不善于也不敢于運用這一有力武器，因為懼怕人民的力量有朝一日會指向自己。以對日本關系為例，在與日本友善的時候，就嚴厲壓制任何反日言論和行動，而一旦關系惡化，處于政治需要，馬上就放縱反日情緒蔓延，最後演變為暴力抗議，白白為外國政府媒體妖魔化中國提供口實。
這次海外留學生和僑民充分利用所在國享有的言論自由，發出自己的聲音，第一次在國際上展示了來自中國民間令人不敢小觑的實力，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在中國境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抵制家樂福”這看似非理性的對法國人的“有限懲罰”極好的促進了理性的回歸--愛國者們以适度的“非理性”“綁架”中法關系為籌碼，從民間立場迫使理性的、不願中法關系破裂的法國政府低頭--法國政要、特使接二連三訪華修補中法關系，從而取得這場博弈的勝利，這恐怕也不是白岩松這樣自诩“理性”的“精英”所能想象。如果按照白岩松的觀點，按照純粹“理性經濟人”的做法，中國人吃了虧，也隻能理智的忍氣吞聲，恐怕隻能增加法國人對中國人的非理性的蔑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