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西漢後期，朝廷的賦稅勞役日益嚴重，統治階級“多畜奴婢，田宅無限”，奢侈揮霍，弄得民窮國虛，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數量惡性膨脹，成為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矛盾日趨尖銳，各地起義不斷。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劉嬰）的禅讓後稱帝，改國号為“新”，以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為新朝始建國元年正月初一。王莽即“新太祖”，也稱“建興帝”或“新帝”，于公元8年臘月至公元23年十月初六在皇帝位。即位後的王莽在這種情況下，意圖通過改制來緩和社會矛盾，從而樹立自己的威信，鞏固自己的統治。漢末的動蕩為王莽專權提供了機會,王莽沒有抓住儒家統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經典中的"器"當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滅亡。
政治
改革官制
如在中央官職中，更名大司農為羲和，後改為納言，改大理為作士，太常為秩宗，大鴻胪為典樂，少府為共工，水衡都尉為予虞，光祿勳為司中，太仆為太禦，衛尉為太衛，執金吾為奮武，中尉為軍正。地方官職的名稱也多有改動：太守改為大尹（或卒正、連率）、都尉改為太尉、縣令（長）改為宰。等等。此外，王莽還增加了許多新的官職，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贅官執掌輿服禦物，後又典兵，位上卿；設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監副，等等。王莽根據古籍，更改了秩祿之号，還按照傳說的周制大封五等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沒有實際得到封地，每月隻能領到幾千錢。n因此，貪污受賄、榨取民脂民膏的現象在各級官吏中層出不窮。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則窮困潦倒，甚至靠給别人打短工來維持生活。n
修改地名
王莽還更改了許多地名，給人民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甚至連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後來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時也隻好注明故地。如“山陽郡”更名為“巨野郡”。n
凍結奴隸制度
對現有的奴隸數量凍結，禁止繼續買賣和産生新的奴隸、婢女。使其自然消滅。
經濟n
王莽在居攝和篡位稱制期間,先後四次改易币制。從政改口号及其假托的學理依據來看,王莽似乎是一個銳意進取的改革家。但事實上王氏改制的各項舉措背後,又往往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币政層面而言,頻繁推出的新版貨币讓百姓不堪其擾,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被嚴重擾亂。朝令夕改、換算不合理、鑄币機構冗雜、材質多樣、面值繁複,這是該時期貨币政策的幾個典型特點。
文化
在教育、祭祀、法律、音樂、漏刻、建築、曆法、度量衡、車輛制作的方面也有革新措施。
音樂
居攝三年（公元8年），王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雲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天鳳六年（19年）初獻新樂于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
漏刻
居攝三年（公元8年），王莽奏請太後，稱得“銅符帛圖”，并借此“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後（即孝元皇後王政君）、孝平皇後（即王嬿，後來改封為黃皇室主），皆稱假皇帝。”該奏中請“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奏可。
此次改漏刻為一百二十度，是和該奏中所說的漢哀帝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将元年的故事有關。王莽該奏中稱，“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書，更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谶書臧蘭台。臣莽以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攝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當時漢哀帝在改元诏書中對漏刻進行改革，“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顔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齊人甘忠可所造，今賀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見李尋傳。”
曆法
天鳳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仙上天，張樂昆侖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複以甯始将軍為更始将軍，以順符命。易不雲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竒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系之辭。體化合變，故曰日新。”）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曆号也。”
度量衡
始建國元年做新嘉量以統一容積。
結果
王莽的改制不但沒有緩解當時的階級矛盾，反而進一步激化。造成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響應更始政權的軍隊入長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随從還有千餘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鬥，部下死傷略盡，退至漸台。将士全部戰死。商人杜吳殺了王莽後還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帶，校尉公賓就見了，忙問是從誰身上拿到的，得知屍體還在後，立即沖進室内砍下王莽的頭，王莽屍體立即被争奪的士兵肢解。幾天後，王莽的頭被挂在南陽宛縣市上，而王莽的改制也随着新朝的滅亡和王莽死去而畫上了句号。
影響
王莽曾經使社會各階層、各類身份的人都獲得過實際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廣泛的支持。但在社會财富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這樣的政策完全沒有物質基礎，隻能加速國庫的枯竭和财政崩潰。這些利益還誘發了得益者對王莽、對王莽改制過高的期望，一旦事與願違，這些支持者馬上會變為反對者。知識分子如此，其他階級、階層也會如此。
王莽改制中的改名。王莽要匈奴改為“恭奴”、“降奴”，将“單于”改為“善于”、“服于”，改“高句麗”為“下句麗”。他又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緻邊境沖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于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邊疆民衆深重的災難。
王莽掀起了空前絕後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這樣改一次已經夠折騰了，王莽卻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後又改還到原來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記不住，所以每次頒發诏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後注舊名。不但影響效率，造成浪費，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評價
王莽稱帝及其改制，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出現的特殊産物，是西漢末年以來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矛盾的反映。王莽施行的各種政治、經濟措施，雖然目的是要解決社會危機，維護其統治，但這些嚴重脫離實際的措施，既觸動了豪強地主、富商大賈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給廣大下層百姓帶來了巨大的幹擾，進一步激化了西漢後期以來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使他成為社會各個集團、各個階層反抗的主要對象，成為衆矢之的。
王莽新政的失敗，是西漢沒有前車之鑒、發展失敗的延續。在當時，它需要官僚體系治理國家，但是無法制止官僚作為利益集團，瘋狂掠奪國家的财富；國家放開土地，鼓勵競争，就會引發土地兼并，造成社會兩極分化；如果将土地收為國有，平均社會财富，又會違背人類競争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這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中華帝國的悖論，此後2千多年裡，任何王朝，都沒有逃脫西漢帝國譜寫的命運。
王莽改制的失敗，固然有其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輕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實際，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