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乾隆初，“以蔭生授印務章京”，“見知高宗(乾隆)”，累遷至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乾隆二十一年擢工部侍郎，同年“署兩廣總督”到任奏“廣東各屬買補倉毂兼上中下三等而報以上價”，“應碾米用上毅，借粜用中下谷”，該奏得深得乾隆歡心，特“渝各省督撫嚴饬縣買補當碾試務得上毂”。

乾隆二十八年，授湖廣總督，再“奏湖廣銷淮鹽擡價病民，請酌中定價”。該“關心”百姓疾苦的條陳又大得乾隆歡心，頒旨準行，加侍堯“太子太保”。

乾隆二十九年，再調兩廣總督平定豐順朱阿婁農民起義。

乾隆三十二年，襲二等昭信伯。乾隆三十八年授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入觐賜黑狐端罩”。

乾隆四十二年，軍機大臣兼職雲貴總督處理“緬甸遣越州民入關為諜案”，乾隆“嘉其合機宜”。至此，李侍堯一生仕途達第一個風光峰巅。《清史稿》載：李侍堯“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僚屬數語即辨其才否”，“人皆悚懼”。

乾隆四十六年，甘肅撒拉爾回民蘇四十三起義反清，乾隆命李侍堯赴甘肅治軍，後領總督事。

乾隆四十七年，恢複原來品級，加太子太保。後來的日子也不好過，史載他“屢以貪黩坐法，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後來出征台灣有功，得以入列“紫光閣平台灣二十功臣”。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疾卒，谥恭毅。

涉貪腐案

乾隆四十五年，曾任雲南糧儲道與貴州按察史的海甯，因為與和珅關系不錯，經過和珅的關照被調任奉天府尹。他上任之前，特意到和珅府上拜望，感謝和珅把他調離了西南蠻荒之地，連同豐富的禮物一同帶給和珅的，還有李侍堯在雲南貪贓受賄的消息。海甯求見和珅之後，對和珅說，當今聖上對納賄、貪贓深惡痛絕，幾番下聖谕要官員潔身自好，奉公守法，可李侍堯在雲南作威作福，橫行無忌，他有心要向皇上參奏李侍堯，又恐怕自己官卑言輕，起不到什麼作用，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特來向和珅求教，說完還向和珅呈上了他平日搜羅的李侍堯受賄的證據。

和珅聽罷大喜，立刻把海甯誇獎了一番，并鼓勵他不必畏李侍堯的淫威，盡管上奏，一切都有他照應。

第二天早朝，海甯來到殿上，跪拜乾隆之後，把自己書寫的奏折呈遞上去。乾隆讀罷勃然大怒，說他對李侍堯在雲南貪贓枉法早有察覺，隻是念他征戰多年，立功無數才網開一面，孰料他竟然愈發不成體統，當即命和珅赴雲南查清李侍堯貪贓一案。

和珅到達雲南之後，先向李侍堯宣讀了聖旨，将他暫且革職，然後就再不過問此案，遊山玩水去了。因為他明白，雲南畢竟是李侍堯的地盤，他在此地經營多年定然耳目衆多，根底深厚，尋找他貪贓的證據，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先裝作懦弱無能、不思公務的樣子來麻痹李侍堯，暗地裡派出得力家人細心查訪。

這辦法果然奏效，幾天下來，他就收集到了一些證據，然而，這些證據全都不怎麼重要，遠不足以置李侍堯于死地，和珅不肯就此罷休，開始打李侍堯的大管家趙一恒的主意。趙一恒身為李府的大管家，所有财物交易必經他手，如果能敲開他的嘴巴，整個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命人綁來了趙一恒，嚴刑逼供，趙一恒起初還拼死抗争，拒不招認，後來終于奈不住痛楚，把李侍堯的所作所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待。

和珅有了堅實的證據，心裡就有了底，踏實下來。他把趙一恒交待的事項筆錄下來，又命人召來了雲南李侍堯屬下的大官員，當着他們的面宣告了趙一恒的供述，一樁一件全都清清楚楚，那些原來忠于李侍堯的官員見和珅已然掌握了全部證據，自己頑抗下去也毫無意義了，還不如從實招來，也許還能保全自己呢。于是他們紛紛倒戈一擊，出面指控李侍堯的種種罪行，就連那些曾向李侍堯行賄的官員，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堯的淫威，被迫行賄的。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和珅才提審李侍堯。他就在總督府的堂中央擺下公案，聲勢逼人。李侍堯來到公堂後還有恃無恐地強辭争辯。和珅見狀，命人将趙一恒帶上公堂，讓他當面與李侍堯對質。和珅每問一句，趙一恒就機械地回答一句，李侍堯的心也就往下一沉。等和珅問完最後一個問題的時候，李侍堯感到大勢已去，放棄所有希望了。史書上寫到李侍堯認罪時說：“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賄賂不諱。震怒谕曰：‘侍堯身為大學士、曆任總督，負思婪索，朕夢想不到。

’奪官，逮詣京師。”乾隆接到和珅的奏折，見海甯彈劾李侍堯的本章句句屬實，惱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帶回京師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幾經審問，和珅上奏：“拟斬監候，奪其爵以授其弟奉堯”。後又建議将李侍堯“斬立決”。乾隆感念他曾屢立戰功，又頗有才幹，不忍心就這樣把他殺了，就不批準“斬立決”的決議，讓和珅等人再行商議，有江蘇巡撫闵鄂元領悟了乾隆的本意，上書奏請道：“侍堯曆任封疆、幹力有為，請用儀勤議能之例，寬其一線。”乾隆遂最後判李侍堯“斬監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沒了他的家産，和珅雖然沒有達到将李侍堯斬首的目的，卻向乾隆展示了自己辦事的才幹，可謂不虛此行。

重新啟用

十月初三，向天下臣民頒布暫緩處決李侍堯的明發谕旨，其中着重提到“各督撫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請照大學士、九卿所議，而闵鹗元則以李侍堯曆任封疆，勤幹有為，為中外所推服，請援‘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線具奏。是李侍堯一生之功罪，原屬衆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朕也不肯為己甚之事。”

說到這裡，乾隆可能也感到不夠理直氣壯，就又補了幾句，說明年朝審九卿勢必拟以“情實”，到那時“朕亦不能曲法姑容”了。

皇皇谕旨頒發不過半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撒拉爾回人反清起事爆發，即奉“特旨”将李侍堯從刑部大牢裡請出來，“賞給三品頂戴，并戴花翎，赴甘肅總辦軍務。”四月，陝甘總督勒爾錦獲罪，又有旨命李侍堯“管理陝甘總督事。”

李侍堯由雲貴總督任上獲罪，不過一年時間又總督更其重要的陝甘等省了。好運還在後頭，随着甘肅通省冒赈貪污巨案敗露，李侍堯奉命偕欽差大學士阿桂徹底查辦，勤能無人企及、以辦理繁巨事務見稱，且深通官場腐敗奧秘的李侍堯有上佳表現自不待言，乾隆的以貪官查辦貪官的以毒攻毒之計，也真讓人不能不歎服。

大難不死的李侍堯雖年屆七十而運氣不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因辦理甘肅貪污大案非常得力，乾隆命“給予現任品級頂戴”，八月，“加太子太保”官銜，不過兩年工夫，又從一個待決死囚的陰影下走向了晚年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