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人們将這一空前嚴格的做法形象地稱為“一長三包制”，而人們更關注的是，在2011年春天中國“微博打拐”熱潮的映襯下，中國警方将如何在“打擊拐賣犯罪、解救被拐兒童”中有所作為。
力度
中國政府部署“打拐”專項行動始于2009年。兩年以來，已破獲拐賣婦女案件12946起，拐賣兒童案件7867起；解救被拐賣兒童13284人、婦女23085人。
每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從魔爪中奪回的生命；每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家庭曆經磨難後的幸福團圓。
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在12日舉行的進一步做好打拐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說拐賣案件一天不破，公安機關就一天也不會放棄對案件的偵查和對被拐兒童的查找。盡管有些案件沒及時偵破，但公安機關的工作永遠不會放松。這一決心，既要讓被拐兒童的父母感受到，也要讓人販子和收買被拐兒童的群衆知道。
對于失蹤兒童來說，最初的幾個小時是查找解救的黃金期。為此，公安部要求公安機關接到兒童失蹤警情後，要立即啟動查找工作，打破警種界限和常規作法，調動一切警務資源，快速查找失蹤兒童。最新的消息是，公安部決定在6月1日前将這一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在全國普遍建立。
為解決被拐兒童“身源确定”的難題，公安部建立了全國“打拐”DNA信息庫，對來曆不明、疑似被拐兒童和失蹤被拐兒童的父母進行采血入庫。目前，已收錄2萬多人的信息，比對确定1040名被拐兒童身源。
措施
從現在起，中國公安部還将在全國開展為期6個月的來曆不明兒童集中摸排行動，對疑似被拐賣兒童的，采集生物檢材檢驗後錄入全國打拐DNA數據庫比對；對非親生子女入戶的，必須采集生物檢材進行檢驗，錄入全國打拐DNA信息庫比對确認非被拐賣兒童後，才能辦理入戶手續。
截至目前，公安部共發出30張A級通緝令，緝拿重大拐賣犯罪嫌疑人。
這種前所未有的力度給犯罪分子以極大震懾，30人中已有29人到案，其中不少人系自首。
公安機關在警務機制革新與先進科技手段相結合的基礎上，更加突出以民意為導向，推動‘打拐’專項行動向縱深發展。
緻力于“打拐”的政府部門并不隻是公安部一家。中國在4年前已經出台《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劃（2008－2012年）》，并建立以公安部為牽頭單位的反拐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整個行動計劃涉及28個部委，涵蓋預防、打擊、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複、國際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個領域。
例如，公安部正在與多個部門密切合作，以綜合治理的思路應對拐賣犯罪；公安部、國家人口計生委、全國婦聯也在展開合作，努力拓寬拐賣案件的線索來源。中國公安部不斷加強國際打拐合作，目前已與緬甸、越南、老撾等國有關部門達成合作協議。
社會
同時，民衆的力量也被納入“打拐”之中。公安部與民間反拐志願者合作，在網上開通“打拐”信箱，派員加入“寶貝回家”尋親網站QQ群，指定專人接收、反饋拐賣犯罪信息和線索。當前興起的“微博打拐”，更是将這項工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為避免“打草驚蛇”招緻犯罪分子報複或将被拐兒童轉移，公安部引導民衆發現疑似被拐兒童後撥打110報警，不要随意在網上發布照片。目前，民間力量與公安機關的良性互動機制正在逐步建立。
盡管“打拐”戰果顯着，讓人們看到了希望，但中國的“打拐”行動仍面臨長期作戰的壓力。
2010年12月13日，中國海濱城市山東青島警方接到群衆報案，“一名3歲小女孩被壞人從奶奶身邊搶走”。公安機關迅速成立專案組開展偵查工作，10餘個小時後，将犯罪嫌疑人王福軍、徐東東、徐成龍抓獲，解救出被搶兒童。
警方查明，2010年初，犯罪嫌疑人張乃敬因交通事故緻殘無法生育，找到王福軍幫助其買個孩子，王福軍遂糾集徐東東、徐成龍，3人駕車趁經過受害兒童與其奶奶身邊時将其搶走，在趕往外地交易途中落入法網。
隐藏
當前，中國拐賣犯罪整體處于高發多發階段，出現了許多組織嚴密、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團，手段不斷升級，職業化、産業化程度不斷提高。特别是農村地區拐賣犯罪相當猖獗，量大面廣，已偵破的案件可能隻占很小部分。
巨大買方市場的存在，使拐賣“屢打不絕，且不斷蔓延”，這是“打拐”行動面臨的最大困難。
社會管理和服務存在漏洞也是犯罪滋生的原因之一。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和留守兒童入托難、入學難。家長們忙于生計無暇看護，這部分兒童成為被拐賣的“高危人群”。
種種傳統和現實的誘因顯示，在中國，“打拐”絕非“突擊戰”而是“持久戰”，警民協力“打拐”任重道遠。
我國将摸排來曆不明兒童疑似被拐者須檢驗DNA。全國警方将用6個月集中摸排來曆不明兒童，對疑似被拐賣兒童采集生物檢材，經刑事技術部門檢驗後，錄入全國打拐DNA數據庫比對。公安部要求各地在6月1日前建立實施兒童失蹤快速查找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