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餘人:俄國文學描繪的貴族知識分子-中文百科頻道

代表人物

最早是在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裡的主人公“奧涅金”身上體現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多馀人”的鼻祖，而這一形象真正的廣為流傳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多馀人日記》之後才更加深入人心的。之後又有赫爾岑《誰的罪過》中“别爾托夫”，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中的“羅亭”，岡察洛夫《奧博洛莫夫》中“奧博洛莫夫”等。

國内形象

無獨有偶，在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史上，也出現過這樣一批類似的“多馀人”形象。這是很正常，很必然的。

一則，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其社會背景與19世紀的俄國有相似之處，階級矛盾尖銳，國家暗無天日，民族日趨衰亡，人們渴望變革，以打破這種悲觀的現狀；二則，中國的“多馀人”們的特征，也是屬于中、上層知識分子（包括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大家族子弟等），有才識、有個性，對現狀不滿，欲圖振興卻又看不到出路，因而内心矛盾、沖突；三則，在一些作家們作品中的“多馀人”角色身上，未嘗不存在作者自己的影子。這與俄國文壇也是不謀而合的。

不少作家們聲稱，他們的小說就是他們本人的準“自傳”。作家與角色都是貴族知識分子，既有自己在才學、人品方面的諸多優點，同時又難免有思想上、階級上、時代上的局限與不足。作家盡管在認識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質是一樣的，他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滲透着自己的愛憎情感與對未來的追求、願望。當他們對自己筆下的人物由欣賞走向批判時，他們就算是跳出了自己階級、身份局限上的藩蓠，走向了新生。

中國二三十年代文學史上的幾個主要“多馀人”形象是：魯迅筆下的涓生、巴金筆下的覺新、柔石筆下的肖澗秋、葉聖陶筆下的倪煥之、曹禺筆下的周萍等等。

涓生

當挪威現實主義劇作家易蔔生的作品《娜拉》傳至中國以後，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引起過長時期的強烈的社會反響。人們開始熱烈讨論愛情、婚姻等重大問題。為此，魯迅撰寫了《娜拉出走之後》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觀點。此外，他還創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愛情題材小說——《傷逝》，具體、生動地回答了大家：在當時的中國，獲得了愛情自由以後，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嗎？不！絕對不可能！單有成功的婚姻還遠遠不夠，隻有消滅舊禮教，打破舊制度，才能達到持久的幸福。

《傷逝》的主人公涓生的子君妄圖扯緊涓生的衣角走路，讓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當失業的打擊到來時，子君就無以自處了。涓生起初還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視子君為累贅，想甩掉她。就這樣，愛情瀕臨破滅的邊緣，最終兩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裡以後，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親的嚴威與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當中。魯迅既以人物的遭逢來譴責社會的壓力，同時又對知識分子的弱點進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魯迅還描繪了另外兩個“多馀人”形象。《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本來也是個有理想、有作為的青年；可是，在幾經波折之後，便變成了一個“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與時間消耗在那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決斷的能力與戰鬥的意志。

《孤獨者》中的魏連殳，曾經是個挂着“新黨”頭銜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會給予了他很大的打擊，弄得他承受流言與失業的威脅，幾乎要到挨餓、乞讨的卑下地步。結果他不得不向惡勢力妥協，做了一個舊軍閥（師長）的顧問，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并且以一種憤懑無奈的心情與玩世不恭的态度來對待人生，對待社會，最後帶着強烈的精神創傷，寂寞無助地死去。

《在酒樓上》與《孤獨者》反映了革新勢力與傳統勢力間的尖銳對立，彌漫着革命退潮時期的沉重曆史氣氛。魯迅以無比激憤的心情，描寫角色悲慘的遭遇與強大的痛苦，同時無情批判了他們性格上的弱點。對于教育知識分子認識自己的處境，抛棄舊的生活道路，這無疑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覺新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由3部連續性長篇小說組成，作者稱之為“激流三部曲”。尤其第一部《家》最為光彩奪目。它創作于30年代初，描寫了發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個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覺新是作者刻畫得形象最豐滿的一個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複雜巴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成功的“多馀人”之一。

作為同樣的一位青年，他也曾為新思潮所觸動，偶有奮發進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盡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卻保護了他那些敢于反抗與鬥争的弟妹們。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襲的重擔，長期接受的封建正統教育，以及長房長孫（“大少爺”）的地位，使他對舊家庭、舊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戀難舍。

覺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氣和力量，面對封建惡勢力的重重壓迫，他一方面悲痛傷感，另一方面又無可奈何，隻得逆來順受，得過且過。他既成了舊制度的犧牲品，同時又不斷充當着舊制度的維護者。對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覺新屈從于封建勢力的“作揖哲學”、“無政府主義”，同時，對他内心中的矛盾與痛楚又寄予了應有的同情。

巴金在該小說中還塑造了另一個形象——“新人”覺慧，他是覺新的弟弟，敢作敢為，積極革命，并将他與覺新形成鮮明對比，告訴讀者這樣一個道理：如果對舊制度、舊勢力遷就妥協，就必定會成為舊制度、舊勢力的犧牲品與殉道者；隻有擺脫其羁絆，奮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美麗的青春”。

肖澗秋

肖澗秋是又一個典型的中國現代“多馀人”。他是小說《二月》的男主人公。《二月》是《左聯五烈士》之一、魯迅極為賞識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出版于1929年11月，反映了大革命時期浙江省偏遠鄉鎮的生活。作品通過描寫肖澗秋的生活經曆和遭遇，再現了舊中國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動蕩不安時代裡的苦悶、彷徨與探索。

自師範學校畢業以後，肖澗秋長期在外漂泊奔波達6年之久，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等到他實在覺得厭倦了，便來到一個名叫芙蓉鎮的小地方，希圖過一種安靜的生活。然而，芙蓉鎮并非“世外桃源”，缺乏甯靜與平和，肖澗秋很快就被卷入了其矛盾鬥争的漩渦當中，他對自己在大革命中犧牲的老同學的妻子兒女分外同情，預想用個人的努力來救助文嫂一家，以改變孤苦善良者的不幸處境。

結果，這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與愚昧冷漠的俗人的诽謗、攻擊和鄙視、不解。同時，他與陶岚的自由戀愛，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終，孤兒的夭亡、文嫂的自盡，給了肖澗秋深重的打擊；他無力改變現實，又不願意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離芙蓉鎮，一走了之。

肖澗秋是一個“極想有為，懷着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的人，是一個遊離、彷徨于大革命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典型。他終于沒有成為一枚齒輪，隻好還原為一粒石子。柔石通過主人公的失敗和幾種知識分子傾向的描繪，揭露了當時的黑暗社會現實，同時在客觀上也對脫離現實的人道主義與個人奮鬥進行了否定，讓人們由此“照見自己的姿态”，去思考與探求人生道路。

《二月》受到過魯迅先生的好評，對其相當不錯的思想價值與藝術水平給予了充分肯定。當然，它也存在一些缺點：對肖澗秋的同情過多，而對他身上的消極成分剖析不夠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沒能給知識分子們指出一條新的出路來。

倪煥之

葉聖陶筆下的倪煥之是第4個重要的“多馀人”。《倪煥之》曾被茅盾稱為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扛鼎之作”。它以小學教師倪煥之的生活經曆作為線索，形象地再現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等重大曆史事件的真實面貌。倪煥之是個既有時葉聖陶代特征，又有鮮明個性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對待教育與革命的關系上，他始終站在超政治超階級的立場，将兩者對立起來，而陷入了唯心主義二元論的泥淖。

倪煥之的人生故事，體現了中國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曆程中，其艱難、曲折、複雜。同時，讀者也可以從中看出曆史潮流對一個人的有力影響。倪煥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葉聖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對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産的描寫、“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實際上也就同作者本人過去的某些改良主義認識作了徹底的否定、摒棄、清算。所以，這部小說是不同尋常的。

周萍

第5大中國“多馀人”形象是曹禺劇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是曹禺在1933年創作的第一部劇本，這也是作者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在北方都市裡大資本家周樸園家中矛盾、複雜的人際曹禺關系。劇中的周萍是一個悲劇式人物。

他是周樸園的長子，按理說應該成為家裡的寵兒、周樸園事業上的當然繼承人。然而不幸的是，他隻是周樸園與當年周家侍女魯侍萍的私生兒，生活在沒有母愛、隻有父嚴的家庭中。盡管他在物質上養尊處優、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則是十分的蒼白，空虛、苦悶、壓抑。

他的出身、教養和生活環境，造就了他自私、虛僞、玩世不恭卻又猶豫怯懦的極其矛盾、複雜的性格。這種性格表現在各個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維護父親的尊嚴與威信，維護父親親手建立起來的“最圓滿、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詛咒父親、詛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軌行為直接破壞父親的聲望，損害周家的利益。為填補精神上的空虛，他一時感情沖動，占有了自己的後母繁漪，乃鑄大錯。

可是，為了自救，為了尋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遺棄，卻把同母異父的妹妹四鳳給誘騙了，陷入更加無法自拔的苦悶的深淵。他企圖繼承乃父的衣缽，但又缺乏乃父那種創業的意志、魄力與手腕。他雖然沒有資産階級興家立業時的“雄心”，卻有其荒淫無恥、貪圖享樂的劣根性，還有封建沒落時期的頹廢和消沉。

他雖然有重新開始另一種生活的願望，卻不幸生活在封建勢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資産階級亦日益腐朽、軟弱無力的衰亡時代。這個時代，絕不會給他提供任何改良現況的物質與精神力量，隻是以他的滅亡而告終。正如作者所雲，他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空形”，一個沒有生命價值的纨绔子弟。周萍是其父親周樸園罪惡的産物，同時也是周樸園罪惡的延續與代價。故作者曹禺在《雷雨·序》中寫道，他創作這部劇本，就是為了“發洩着被壓抑的憤懑，毀謗着中國的家庭和社會”。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多馀人”典型，主要就是涓生、覺新、肖澗秋、倪煥之、周萍這5個。從涓生到周萍，我們同樣可以看出，由于社會越來越黑暗，矛盾越來越激烈，“多馀人”也變得越來越羞恥、可惡。這與俄羅斯的同類現象的發展軌迹，簡直如出一轍！此外，前文提到的魏連殳、呂緯甫、朱勝yǔ@①3個，也是相當重要的“多馀人”形象。在下文中，筆者想再談及幾個較重要的人物。

總之，通過以上衆多“多馀人”形象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史上，由于時代背景類似，由于作家們自己的出身、經曆、思想也相近，創作出了一批與19世紀俄羅斯文壇的“多馀人”典型大同小異的文學形象來。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們之間在産生、表現、結局上尚有些許的差别，而各個人物也有具體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們還是出入不大的。中國的現代作家們從俄羅斯文學中得到啟發，汲取精華，為我國的文學事業作出了其傑出的貢獻。這一批光彩奪目的“多馀人”典型，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人物長廊中都占據着比較重要的地位。

俄國形象

葉甫蓋尼

葉甫蓋尼·奧涅金，（普希金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多馀人”，他厭惡首都彼得堡的世俗社交生活，來到了氣息清新的鄉村。他拒絕了外省地主的女兒達吉雅娜的愛情，又在決鬥中槍殺了自己的摯友連理斯基。待他象拜倫一樣從各地漫遊歸來，在彼得堡再次同達吉雅娜邂逅相逢，反過來向達吉雅娜求愛時，此時，已成為社交界貴婦人的對方卻拒絕了他。奧涅金既憤世嫉俗，同時又遠離人民，空虛無為。

别裡托夫

别裡托夫，（赫爾岑小說《誰之罪》的主人公）本來有着“卓越的才能”和“偉大的抱負”，“對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開着心扉”，但一旦進入社會，就處處碰壁，而被迫成為“多馀”的人。

畢巧林

畢巧林（萊蒙托夫《當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貴族軍官，天資聰穎，才智出衆，對由當時環境支配下的那種空虛無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沒法擺脫，因此苦悶彷徨，甚至玩世不恭。“狂熱好動”與“人格分裂”是他的兩大個性。作為第二代“多馀人”，畢巧林比奧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劇性也更深刻。

羅亭

羅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說的主人公）聰明、熱忱、好思想、善辭令，向往真理、憧憬未來；但由于當時的社會條件，加之本人脫離人民、缺乏毅力，他無論是在社會事業上還是在愛情事業上都碰了壁，遭到慘敗。絕望之馀，他隻好承認自己的“無用”與“多馀”，“生來就是無根的浮萍”，最後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戰中犧牲了，臨死前手裡還拿着一面紅旗。羅亭的最大特點是“誇誇其談”，“坐而論道”，缺乏實幹精神。

洛摩夫

奧勃洛摩夫，（岡察洛夫同名小說的主人公）是最後一個“多馀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他雖說生性善良、頗有教養，但由于祖傳的莊園領地和300多個農奴供其享用，故無憂無慮，無所事事，天長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興趣，養成了悠閑散漫、好吃懶做的習慣。他害怕任何變動，無論友誼、愛情都沒法使他振作，隻知道成天躺在沙發上，直到最後默默地離開人世。作者通過這個人物反映了當時俄國生活的停滞，以及社會上要求變革現狀的願望。

用作家們自己的話來說，“多馀人”群像是“既非孔雀，又非烏鴉”的中間人物。他們既有缺點，又有優點；而且他們的缺點除了與他們自己思想、階級上的局限性有關外，更多的還是他們所處時代的局限性。從葉甫蓋尼·奧涅金到奧勃洛摩夫，整個俄國社會越來越腐敗，這是其背景；而諸“多馀人”形象越來越龌龊便是其表現了。所以，作家們通過這些人物主要是反映現實的黑暗，希望改變現實，扭轉時局。

名詞來源

“多馀人”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屠格涅夫的《多馀人日記》中，後來被俄羅斯文學界和批評界用來稱謂具有類似奧涅金的性格氣質和曆史命運的那一部分貴族知識分子。“多馀人”之“多馀”是指貴族知識分子相對于當時社會生活的關系而言，他們具有思考能力，智慧過人，但卻無法脫離他們委身于其中的社會現實并采取行動，或者，按照赫爾岑所說，他在其所安身立命的環境中是“多馀的人，他并不具有從這種環境中脫身出來的一種堅毅性格的必要力量”。他們受到資産階級民主思想的啟蒙，善于獨立思考，對社會、生活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都試圖發現生活的真理和尋找内心的和諧與自由，但是卻屢屢受挫，以至于無法适應現實生活而被現實生活拒之門外。

作品背景

20世紀的俄羅斯步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紀元——蘇聯。從20年代中期開始，俄國人民便處在動蕩的政治旋渦之中，在斯大林模式的一言堂意識形态話語的高壓下，失去了個性、自由和思想。之後，在漫長的幾10年間，大部分俄羅斯知識分子都經曆了短暫的欣喜、彷徨與懷疑、失望與痛苦，最終選擇的是逃亡或精神的放逐。面對一元化語境，背負社會責任和曆史十字架的俄羅斯創作知識分子要用自己的作品說話。作家們讓筆下的主人公成為知識分子，成為“把自己放在人、人類、民族、人民、無産階級、生物或其他類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讓他們依靠自己淵博的知識來分析、思考、領悟、改變這個世界。

人們驚喜地發現，“多馀人”和一系列類似“多馀人”的形象出現在俄羅斯後現代主義小說中，從不同側面反映了20世紀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态。一方面，這是由于俄羅斯文學強大的現實主義傳統不斷延續的緣故。俄羅斯後現代主義文學雖以反傳統的面目出現，卻表現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在整合俄國文學、外國文學文化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另一方面，這是由相似的時代特征造成的。在封閉、壓抑、不自由的曆史環境中，俄羅斯知識分子既遭到當局的壓制，又遇到被統一的輿論所催眠的民衆之不理解，然而他們依然堅持自己的良心和社會責任感，堅持思考。第3，俄羅斯後現代主義文學是俄羅斯敏感而具有良知的創作知識分子修正壓抑的生存環境的一次嘗試。作家們嘗試通過揭示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态來反觀社會現實。于是，新“多馀人”出現了。

新的诠釋

利紮文

接下來，再來看看第一屆俄語小說布克獎得主哈裡托諾夫對“多馀人”進行的新闡釋。他的獲獎作品《命運線，或米拉舍維奇的小箱子》的主人公之一“利紮文”是一名教師，正直善良，而又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但是生活并沒有因此而厚待他：他的父親因為某政治事件的牽連受到批判，憂郁而終；母親為丈夫的去世而痛苦不已；他在火車站救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卻被别人誤會，給他打了小報告，以至于他不得不靠出賣自己獲得解脫；看到薇拉老太太的悲慘遭遇，他更加厭惡勢利的人們，開始躲避人，不與人交際，經常獨來獨往。

利紮文作為一個人物形象帶有明顯的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印記，可以說，他身上同時有着奧涅金、畢巧林和奧勃洛莫夫的影子，是一個蘇聯體制下多馀的人。主人公利紮文生活在“專橫暴虐地支配人的行為和良知”、用“超越人的良知所能容忍限度的經濟和仕途的盤算乃至專業利益”來對待知識分子的時代。

可見，利紮文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形象，他的身上一方面有“多馀人”的影子，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積極努力改變他周遭的環境，努力探求知識分子自身的特點和生存之道，嘗試着使自己不“多馀”。正是這些對知識分子的探讨使利紮文的形象具有了一種自我剖析、自我颠複的特性，使其突破了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多馀人”形象的框框，帶上了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色，得以後現代化。

米拉舍維奇

米拉舍維奇作為小說的第2主人公，也具有“多馀人”的氣質特征。十月革命時期，年輕的米拉舍維奇因被牽連進一起謀殺案而入獄。出獄後，他搬到外省小城斯托爾貝涅茨市居住，并在那裡開始了文學創作。米拉舍維奇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青年時代曾經呼喚革命，并實踐革命。然而，米拉舍維奇親眼看到社會動蕩中自發勢力所引發的暴力及其對法制的破壞，親身感受到了世态炎涼。他以知識分子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社會動蕩對人的愚化和人們道德的滑坡，卻又無能為力。

在經曆了一系列人生變革之後，特别是認識到社會動蕩中的暴力和“革命”新貴們主張的欺騙性之後，他開始思考，換了一種全新的、有點類似于隐士和聖愚的生活方式，遁入自己的理想世界。他生活在世俗世界的邊緣，冷眼看着這個世界，成為一個局外人。

彼得羅維奇

比如，馬卡甯在《地下人或當代英雄》中刻畫了一幅20世紀“當代英雄”的肖像。小說所反映的時代是蘇聯解體前後的社會生活。彼得羅維奇是一個在蘇聯停滞時期“受迫害的有才華的作家”，因作品得不到承認，無法出版，而面臨生活的窘迫境況。為了謀生也為了保持自我，他避開一切正式的工作，蟄居于生活的邊緣。

彼得羅維奇雖有才華卻無處施展，在蘇聯時期和蘇聯解體後都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與新舊秩序始終格格不入，因而成為一個生活在邊緣的人，一個地下人。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一個與時代無法相融的人。準确的說，他就一個“邊緣人”，是作者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創新與發展。這部小說的副标題為“當代英雄”，取自萊蒙托夫的同名小說，大概就有此意吧。

現實對比

後現代主義小說中的這4個主人公對社會現實的反應并不完全相同，廖瓦的堕落、彼得羅維奇的逃避，利紮文的失望與掙紮，乃至米拉舍維奇的精神放逐都反映了俄羅斯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狀态。他們永遠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因為，知識分子腳下的立足點“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他們的價值是精神上的。本領、知識、方法、技能和才幹隻是遊移不定的、轉瞬即逝的财富。”

所以，他們在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下，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并因此而失望、逃避、精神放逐，成為多馀的人。但是，他們的“多馀”又與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多馀人”不盡相同。19世紀上半期的“多馀人”不具有形成一種堅毅的性格所必要的力量，無法從其安身立命的環境中脫身出來，不得不浪迹于上流社會。後現代語境下的“多馀人”則呈現出個性化的趨勢，呈多元化發展。

同名電影

基本信息

譯名：多馀《多馀的人》

片名：The Extra Man

年代：2010

國家：美國/法國

類别：喜劇

語言：英語

字幕：英文

導演：莎裡·斯賓厄·伯曼 Shari Springer Berman

主演：凱文·克萊恩 Kevin Kline

保羅·達諾 Paul Dano

凱蒂·霍爾姆斯 Katie Holmes

約翰·C·賴利 John C. Reilly

劇情簡介

路易斯·艾維斯（保羅·達諾飾演）是一個喜歡幻想和做夢的人，他時常幻想着自己是斯科特·菲茨傑拉爾德小說中的人物。可是此時卻出了點小意外——他被發現穿着女人的内衣。所以艾維斯不得不離開自己工作的普林斯頓大學的預科學校而來到紐約，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幸運的是，他很快就在一本環境雜志社找到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在這裡，他碰到了迷人的女同事－－瑪麗（凱蒂·霍爾姆斯飾演）。

雖然說“事業”上一帆風順，但是艾維斯的生活卻遠遠不盡如人意－－或者說，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租住在亨利·哈裡森（凱文·克萊恩飾演）的那棟破舊不堪的公寓裡，和哈裡森住在一起。哈裡森是一個有怪癖的、一文不名的、但是才華橫溢的劇作家。亨利會時不時地唱些小歌劇，聽一些别人聞所未聞的音樂，跳一些奇奇怪怪的舞，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并不是他在抽風，而是他在一個曼哈頓的福寡婦面前扮演着“多馀的人”（陪護）的角色。

他的“表演”充滿了自負，讓人忍俊不禁。在紐約這個城市，哈裡森這樣的人并不少見，他們優雅而又博學，沒有固定工作，做的事情看起來也不像是工作。可是哈裡森卻知道怎麼才能免費混進歌劇院，知道怎麼才能得到上層社會派對的邀請，知道怎麼才能坐着私人的噴氣飛機去佛羅裡達度假。換句話說，他是像艾維斯這樣的害羞的、初出茅廬的、但是又飽含熱情的小夥子的獨家顧問。

随着時間的推移，和他們在城市中“冒險”的次數增加，他們慢慢消除了彼此間的隔閡，這兩個男人天天吃住玩在一起，發展出了一種亦師亦友亦仇敵的關系。這種關系和哈裡森的處世哲學與态度，對于想要在紐約發展自己寫作事業的艾維斯來說，是天上掉下的餡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