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natural history一般被翻譯成“博物學”，文章從三方面論述應譯為“自然史”。這一譯名之争将遠不止是文辭上的修訂，更關涉對科學的理解以及對中國傳統學術的诠釋，提出史學傳統與哲學傳統相對，是以具體的、地方性的、體驗性的的、記述的方式展開的，因此natural history仍然是一種史學。
博物學屬于20世紀之前，那時大博物學家有布豐（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維葉（1769～1832）、拉馬克（1744～1829）、賴爾（1797～1875）、達爾文（1809～1882）、華萊士（1823～1913）、法布爾（1823～1915）等，生物分類學、地質學、比較解剖學、進化生物學、生态學和動物行為學等能有今日的進展都與他們的“博物”分不開，他們的傑出工作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自然觀乃至世界觀。到了20世紀，當然也有不少出色的博物學家，如勞倫茲（1903～1989）、邁爾（1904～）、威爾遜（1929～）、古爾德（1941～）等等，但這時博物學的地位則一落千丈，原因是學科分化了、向縱深發展了。
詳細信息
20世紀50年代前，博物學幾乎是數理學科以外各學科的全部，但到20世紀末，博物學最多隻是生物學或者地學的一個不起眼的分支。分子生物學家在分子水平上整合了生物學，通過操作DNA發展了一系列生物技術，對此博物學派隻能靠邊站。聰明的博物學家都通過走結合的道路獲得暫時的生存。學術研究如此，各級學術教育和職業教育也如此。
但是，與此同時，人類社會面臨的環境、生态、資源問題日益突出。保護地球、保護人類的家園成了時代最強音，而這些更需要整體的而非局部的、宏觀的而非更深層次的理論闡述甚至激情。保護地球、保持生物多樣性、愛護環境，一言以蔽之，熱愛大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憑的是什麼？是連高粱與玉米不分、沉積岩與火成岩不分、驢與馬不分的書齋學識嗎？當代教育已漸漸淪為生産的工具，淪為使人成為人上人的手段。那麼恢複博物學、複興博物學，便是一種選擇，是教育界可以做的一項相對簡單的工作。
從教育的角度出發，在高校開設“博物學導論”全校公共選修課，目的不在于培養什麼博物學家，隻在于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使他們一般地了解大自然，熱愛與理解生命及其多樣性，從而在他們年輕時就給他們注入一種現代的科學與人文精神，其好處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