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
記言叙事文之祖：
我國散文的最早源頭，可以追溯到甲骨蔔辭。殷人用龜甲、獸骨占蔔，占蔔後把占蔔日期、占蔔人，所占之事，有的還包括日後吉兇應驗情況，刻在甲骨之蔔兆旁，此即甲骨蔔辭。甲骨文清末發現于河南安陽，是商王盤庚遷殷後至殷亡時的遺物，距今已三千多年。這些蔔辭所記的内容相當豐富，包括祭祀、農業生産、田獵、風雨、戰争、疾病等許多方面，真實樸素地反映了殷商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狀況。甲骨蔔辭記事比較簡單，不成系統，但未經後人加工，保持了商代記事文字的原貌。這些占蔔之辭，短的隻有幾字，長的有百餘字，比較完整的
這條蔔辭，時、地、人、事齊全，叙述較為詳細，略具叙事要素。這些蔔辭，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同樣未經後人加工的商周銅器銘文，反映了我國早期記事記言文字由簡至繁的發展。商周時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銅器銘文，君王所作銅器被視為國之重寶。銅器銘文有長有短，廣泛記述了社會生活。商代銘文記事簡單，形式一律。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貝，惟王來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上二六·後）開頭交代事件發生的時間，然後叙事，内容大多是殷王的賞賜，最後還有告于先祖的祭日，周代銘文字數增加了，内容複雜了。不僅有記事文字，還出現了與《尚書》诰命類似的記言文字。
例如，以記事為主的《曶鼎》，先寫了周王策命曶繼承父業為王蔔者；又寫了曶用匹馬束絲購買五個奴隸，引起糾紛，曶勝訴之事；還記載了匡季帶其奴仆搶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東宮控告匡季而勝訴，得到了加倍賠償的事。叙事已有一定規模了。而像《毛公鼎》等側重記言的銘文，其中的訓诰，已和《尚書》沒有什麼區别。
尚書
《尚書》在時間跨度上與甲骨蔔辭和銅器銘文相近。《尚書》是商周記言史料的彙編，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虞書·堯典》等記載了堯、舜、禹等人的傳說，是後人的追述，不是當時人的記錄。《商書·盤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國記言文之祖。《盤庚》記錄了盤庚要遷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對，他為說服衆人而發表的訓辭，古樸艱澀，語言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性。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猶可撲滅？”比喻生動貼切，至今仍活在我們的語言中。《周書》主要是诰與誓兩種文體，記周公言論最多，《洛诰》、《無逸》、《立政》是告誡成王之言，《大诰》是對諸侯的訓令，《多土》、《多方》是對殷民的訓誡，《康诰》教訓康叔如何治理殷民，《君奭》是周公與召公的談話。周公的這些談話和訓令，反映了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初的社會關系。《周書》的《金縢》和《顧命》以記事為主，《金縢》寫武王克商後患病，周公
向先王禱告，願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後成王嗣位，周公攝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謗周公，并煽動殷遺民叛亂。周公率兵平定叛亂，成王心中對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成王大為感動，親自迎接周公回朝。這些情節頗曲折而具傳奇色彩。《顧命》寫成王之死，康王之立，事件的過程和宏大的場面鋪叙得很清楚。《尚書》文字古奧典雅，語言技巧超過了甲骨蔔辭和銅器銘文，而且這些文诰都是單獨成篇，有完整的結構，對先秦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響。
春秋
春秋時期經過孔子編定的《春秋》，記事系統，具有自覺的記事意識和寫作義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曆史的通稱，後特指經過孔子修訂的魯國的編年史。它記載了自魯哀公元年至魯哀
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曆史，對這一時期的史事作了簡潔的大綱式的叙述。《春秋》按時間順序編排曆史事件，記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序》）具備了明确的時間觀念和自覺的記事意識。但其記事都很簡略，長的不過四十多字，短的僅有一字。因此，其記事雖簡而有法，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載：“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過程，人物的行為、性格，都無從知道，仿佛一則新聞标題，而不像一篇文章。
《春秋》是“禮義之大宗”（《史記·太史公自序》），維護周禮，反對僭越違禮行為，貶斥邪說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在行文中不是議論性文辭，而是在史事的簡略記述排比中表現出來。《春秋》還以一字寓褒貶，在謹嚴的措詞中表現出作者的愛憎。比如殺有罪為“誅”，殺無罪為“殺”，下殺上曰“弑”等。這種史着中灌注強烈感情色彩的作法，為後代史傳文學所繼承。
左傳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左傳》為傳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後人對此頗多疑義。《左傳》記事，起于魯隐公元年（722），迄于魯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與《春秋》重合，還有個别戰國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認為此書大約成書于戰國早期，最後編定者是一位儒家學者。
與《春秋》一樣，《左傳》不隻是對曆史事件作客觀的羅列，而且還表達了對曆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場上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作出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道德倫理評價，為人們提供曆史的借鑒。《左傳》維護周禮，尊禮尚德，以禮之規範評判人物。同時，作者以敏銳的曆史眼光，記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現了新舊政治勢力的消長，揭示了社會變革的趨勢。
書中還揭露了暴虐昏庸、貪婪荒淫之輩，肯定贊揚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傳》進步的曆史觀。在《左傳》作者看來，有德才能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識之士當做取國或滅國的重要條件；在人與神的關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與民的關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左傳》以《春秋》的記事為綱，增加了大量的曆史事實和傳說，叙述了豐富多彩的曆史事件，描寫了形形色色的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簡短記事，發展成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傳》發展了《春秋》筆法，不再以事件的簡略排比或個别字的褒貶來體現作者的思想傾向，而主要是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叙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其道德評價。《左傳》還創立了一種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結束後直接引入議論，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來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倫理評價。這種形式，更鮮明地表現出作者的立場和感情，增強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傳》确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國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為編年史，《左傳》的情節結構主要是按時間順序交代事件發生、發展和結果的全過程。但倒叙與預叙手法的運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過程中回顧事件的起因，或交代與事件有關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記載了鄭穆公蘭之死。然後再回顧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夢見天使與之蘭，懷孕而生穆公，故名之蘭。《左傳》中還有插叙和補叙，性質作用與倒叙類似。這些叙述，常用一個“初”字領起。
預叙即預先叙出将要發生的事，或預見事件的結果，如秦晉崤之戰中蹇叔在秦出師伐鄭時，已預知了必然失敗的結果：“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師經過周都洛陽北門，王孫滿又預言：“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僖公三十三年）《左傳》以第三人稱作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觀者的立場叙述事件，發表評論，視角廣闊靈活，幾乎不受任何限制。個别段落中，作者也從事件中人物的角度，來叙述正在發生的事件及場景。如寫鄢陵之戰“楚子登巢車以望晉師”中陣地的情況，完全是通過楚子和伯州犁的對話展示出來的。（成公十六年）
《左傳》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過程和因果關系。《左傳》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寫戰争。《左傳》的戰争描寫，全面反映了《左傳》的叙事特點。《左傳》一書，記錄了大大小小幾百次戰争，城濮之戰、崤之戰、邲之戰、{安革}之戰、鄢陵之戰等大戰的描述曆來被人們贊不絕口，不計其數的小戰役也寫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動。一般說來，《左傳》寫戰争，不局限于對交戰過程的記叙，而是深入揭示戰争起因、醞釀過程及其後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寫城濮之戰，對大戰爆發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斷展示晉勝楚敗的原因：晉文公伐怨報德，整饬軍紀，遵守諾言，傾聽臣下意見，上下齊心協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見分歧，主帥子玉恃兵而驕，一意孤行，盲目進逼晉師。城濮之戰的結果也寫得很全面，不僅寫了晉師大勝，晉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還寫了戰争的餘波：楚子玉戰敗羞愧自殺，晉文公聞之大喜，回國後賞功罰罪，對這次戰役進行總結，然後以君子之言，贊揚晉文公的霸業。至此，叙述圓滿結束。
《左傳》對事件因果關系的叙述，還常有道德化與神秘化的特點。如，作者在總結城濮之戰經驗時雲：“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僅是城濮之戰，整個《左傳》叙事中，禮、義、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當作影響事件成敗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還帶有神秘因素。以《左傳》中常出現的預兆為例，這些預兆大都有道德化傾向：符合禮義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禮義之事，則常有兇兆。
這些預兆有時是智者的言論，有時則是占蔔、夢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晉韓之戰，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晉太子“敝于韓”的預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晉蔔偃“期年将有大咎，幾亡國”的預言，戰前又有秦蔔徒父釋卦之兆，晉惠公不從占蔔之失。在這些看似神秘的預兆之後，是晉惠公違禮、失義、背信之舉。作者面對既成的曆史事實，根據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曆史事件時，加入種種神秘化的傳說故事，來預示事件的結局，解釋事件的因果關系。這反映了春秋時代人們的世界觀和認識水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左傳》是一部曆史着作，但作者有時就像一個故事講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頗具戲劇性。大量生動的戲劇性情節，使這部作品充滿故事性。不僅如此，《左傳》有的叙事記言，明顯不是對曆史事實的真實記錄，而是出于臆測或虛構。如“僖公二十四年”記載的介子推母子間的對話，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聽見或記錄，當是作者根據傳聞和揣想虛拟而成。這種寫法，可以看作後代小說家為人物虛拟對話的萌芽。《左傳》中還記述了大量的占蔔釋夢和神異傳聞。如“成公十年”記晉景公之死，情節曲折怪誕，用三個夢構成了互為關連的情節。寫晉侯所夢大厲，畫鬼如生動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寫，極為生動有趣；桑田巫釋夢之語，小臣之夢的印證，更是充滿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說。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傳》中描寫了各種人物，但《左傳》的寫人還不像紀傳體曆史着作在一個專章中叙述一個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沒有像後世小說那樣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編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記錄在事件發生的各個年代，很少對某一人物集中描寫，隻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聯系起來，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左傳》中許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鄭莊公、晉文公、楚靈王、鄭子産、齊晏嬰等等，都是通過數年行迹的積累來表現的。
《左傳》中還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複出現而形成的一個完整形象，而是僅在某一時、某一事中出現，表現的僅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斷，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動傳神，能給讀者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如“晉靈公不君”中，鉏麑、提彌明、靈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齊晉{安革}之戰中代君就俘的逢醜父等（成公二年）。
《左傳》廣泛描寫了各種人物，其中許多人物寫得個性鮮明。《左傳》有些描寫還展現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表現了人物性格的變化。晉文公是《左傳》中着力歌頌的人物（莊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個貴公子成長為政治家，由四處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個曲折的成熟過程。楚靈王是《左傳》中被否定的國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強好勝，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後的殘暴，驕奢狂妄等，都顯示出他确實是個昏君。但同時，作者又表現了他寬容納谏，知過能改，不記前怨，風趣等性格特點，并寫了他最後悔恨自己的殘暴，刻畫出一個性格複雜的人物形象。
《左傳》叙事中人物的行動、對話構成了表現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絕少對人物進行外貌、心理等主觀靜态描寫。通過人物在重大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現，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齊晉{安革}之戰，《左傳》這樣描寫戰争場面，展現戰争的全貌，表現人物個性：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屦，未絕鼓音，曰：“餘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餘手及肘，餘折以禦，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餘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卻克受傷，解張、鄭丘緩鼓勵他堅持戰鬥，當時戰場上緊張激烈的場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敵忾，視死如歸的氣概，在對話和行動描寫中，也得到充分表現。
《左傳》在戰争描寫中還有許多與整個戰局關系不大的事，這些事隻是反映了戰争的一些具體情狀，在戰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義。《左傳》還在複雜的戰争過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寫細節。作為曆史着作，這些描寫内容完全可以不寫或略寫，但《左傳》卻大量地描寫了這些瑣事細節，它們在叙事生動和人物刻畫方面具有文學意義，如“宣公二年”的宋鄭大棘之戰，其中狂狡倒戟出鄭人，華元食士忘其禦羊斟，華元逃歸後與羊斟的對話，城者之讴等，都非這次戰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隻寫宋鄭戰于大棘，宋師敗績，鄭人獲華元，華元逃歸，則必然使叙事枯燥無味，毫無文學性可言。
正是這些次要事件中的細節描寫，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動傳神。又如“宣公四年”記鄭公子歸生弑其君這一重大曆史事件，寫了公子宋食指大動，鄭靈公食大夫鼋不與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細節，整個事變由食無鼋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貪饞好怒，公子歸生的遲疑懦弱、鄭靈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細節的描寫中表現了出來。再如“哀公十六年”記楚國白公之亂這一政治事件，最後寫葉公子高平叛，沒有着重寫葉公的重大軍政措施，而就葉公是否該戴頭盔這一細節反複渲染：
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将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突出國人對葉公的愛戴和葉公急于争取國人的心理。葉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貴之處，都在葉公免胄的細節中表現出來。
《左傳》中的記言文字，主要是行人應答和大夫辭令，包括出使他國專對之辭和向國君谏說之辭等。這類記言文字無不“文典而美”，“語博而奧”（劉知幾《史通》卷十四《申左》），簡潔精練，委曲達意，婉而有緻，栩栩如生。如僖公三十年“燭之武退秦師”的說辭，秦晉聯合攻鄭，燭之武作為鄭使出說秦伯。他着重對秦、晉、鄭三國之間的利害關系作了具體的分析。先把鄭國之存亡放在一邊：“鄭既知亡矣。”再叙述鄭亡并無利于秦：“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然後歸結到保存鄭國于秦有益無害：“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最後還補叙昔日晉對秦之忘恩負義以加強說服力。
說辭有意置鄭國利害于不顧，而處處為秦國考慮，委婉而多姿，謹嚴而周密。因此，能打動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還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軍助鄭守衛。晉人也隻好退兵，鄭國得以保全，充分顯示了燭之武說辭的分量。《左傳》中的行人辭令、大夫谏說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寵州籲，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觀魚，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納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師，僖公五年宮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陰饴甥對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師，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襄公三十一年子産壞晉館垣，等等。
這些辭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對象的不同而風格各異，有的委婉謙恭，不卑不亢；有的詞鋒犀利，剛柔相濟。這些辭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個性特點，但都用辭典雅，淵懿美茂，生氣勃勃。《左傳》的辭令之美，“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約當時的外交辭令已很講究，史家記述時又加修飾，故而文采斐然。
《左傳》叙述語言簡練含蘊，詞約義豐。如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中，寫晉師潰敗時的狼狽之狀雲：“中軍、下軍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亂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簡練的一句話，寫盡晉師争先恐後、倉皇逃命的緊張混亂場面。同年冬天，楚國出師滅蕭，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纩。”楚王勞軍的體恤之語，溫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綿衣。以一個貼切的比喻，形象生動地寫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悅之情。“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殚，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裡，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國語
關鍵名詞：成書及體制、記言為主記事為輔
《國語》是一部國别史，全書二十一卷，分别記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是各國史料的彙編。成書約在戰國初年。各國“語”在全書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國記述事迹各有側重。《周語》對東西周的曆史都有記錄，側重論政記言。《魯語》記春秋時期魯國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魯國曆史，很少記錄重大曆史事件，主要是針對一些小故事發議論。《齊語》記齊桓公稱霸之事，主要記管促和桓公的論政之語。《晉語》篇幅最長，共有九卷，對晉國曆史記錄較為全面、具體，叙事成分較多，特别側重于記述晉文公的事迹。《鄭語》則主要記史伯論天下興衰的言論。《楚語》主要記楚靈王、昭王時期的事迹，也較少記重要曆史事件。《吳語》獨記夫差伐越和吳之滅亡，《越語》則僅記勾踐滅吳之事。
《國語》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在書中得到了繼承。雖然《國語》許多地方都強調天命，遇事求神問蔔，但在神與人的關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對天命的崇拜，轉向對人事的重視。因而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為施政的依據。如《魯語上》魯太史裡革評晉人弑其君厲公時，認為暴君之被逐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為無可厚非。又如《周語上》邵公谏厲王弭謗中，邵公主張治民應“宣之使言”，從人民的言論中考察國家的興衰，政治的得失，國君隻有體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惡，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國語》以記言為主，所記多為朝聘、飨宴、諷谏、辯诘、應對之辭。《國語》記言文字在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語化的特點，生動活潑而富于形象性。當然，由于《國語》是各國史料的彙編，素材來源不一，編者亦未作統一潤色，其記言水平參差不一，風格也頗有差異。比如《周語》旨在說教，行文委婉，多長篇大論，《魯語》篇幅不長，語言隽永，《楚語》、《吳語》、《越語》則文字流暢整飾，頗有氣勢。《國語》中的應對辭令，有的與《左傳》相同，但文字不如《左傳》精彩，有的則難分高下。有的為《左傳》所不載的辭令也頗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遂，辭婉義嚴（《周語中》），越王勾踐求成于吳，辭卑氣低等（《吳語》），都是很有特色的辭令。而《國語》中一些議論說理文字，往往也精辟嚴密，層次井然。如《周語上》邵公谏厲王弭謗，《魯語下》敬姜論勞逸，《晉語八》叔向賀貧，《楚語下》王孫圉論寶，都曆來為人們所稱道。
《國語》雖然記言多于記事，但《國語》沒有單純的議論文或語錄，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現出叙事技巧和情節構思上的特點，有時也能寫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總的說來，《國語》也有對曆史事件因果關系的叙述，但不及《左傳》普遍、完整。《國語》中許多事件的前因後果及經過都是一筆帶過，而把重點放在大段的議論文字上。但《國語》也有情節生動曲折，極富戲劇性的叙事，如《晉語》前四卷寫晉獻公諸子争位的故事，獻公寵妃骊姬的陰謀，太子申生的被讒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寫得波瀾起伏，精彩紛呈。
其中有虛拟的情節，如骊姬夜半而泣（《晉語一》），讒太子申生，骊姬夜泣及其讒言，非第三者能知，顯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虛構，刻畫出一個口蜜腹劍，陰險狠毒的人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寫，如為分化朝中大臣，骊姬寵幸的優施與朝中重臣裡克飲酒，以歌舞暗示裡克，将殺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齊，裡克夜半召優施，欲中立以自保等（《晉語二》），描寫細緻入微，具體生動，表現出鮮明的個性特點。
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寫得生動活潑，如重耳流亡到齊國後，安于寄人籬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從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載之而行（《晉語四》），《左傳》隻寫到重耳桓，“以戈逐子犯”，《國語》中還寫了重耳子犯相罵的對話，幽默有趣，寫出了重耳流亡集團的内部沖突。對晉獻公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時期一場複雜政治鬥争的生動畫卷，描繪出一系列生動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國語》叙事的成就。
由于國别史的特點，《國語》有時的記叙某一國事件時，集中在一定篇幅寫某個人的言行，如《晉語三》寫惠公、《晉語四》專寫晉文公、《晉語七》專記悼公事，《吳語》主要寫夫差、《越語上》主要寫勾踐等等。這種集中篇幅寫一人的方式，有向紀傳體過渡的趨勢。但尚未把一個人的事迹有機結合為一篇完整的傳記，而僅僅是材料的彙集，是一組各自獨立的小故事的組合，而不是獨立的人物傳記。總之，由于《國語》以記言為主，雖然叙事和刻畫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學成就比《左傳》還是稍遜一籌。
戰國策
《戰國策》凡三十三卷，雜記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軍政大事。時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國。主要記載了謀臣策士遊說諸侯或進行謀議論辯時的政治主張和鬥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戰國後期縱橫家，也可能有若幹篇章是秦漢間人所作。最後由西漢劉向編校整理成書，定名為《戰國策》。
與《春秋》、《左傳》、《國語》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戰國策》表現了縱橫家思想，反映了縱橫家的人生觀。在政治上他們崇尚謀略，強調審時度勢，肯定舉賢任能，在生觀上則是追求功名顯達，富貴利祿。不過，《戰國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較複雜，所記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價值取向。既有講權術謀詐，圖個人功名利祿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之士（《趙策三》）。《戰國策》的思想價值，在于它反映了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崛起。“士貴耳，王者不貴”（《齊策四》）的聲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張揚。書中大量描寫策士奔走于諸侯之間，縱橫捭阖，令“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劉向《戰國策叙錄》）的重要作用和社會地位，可以說是一部士階層，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動寫照。
《戰國策》的文學成就首先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書對戰國時期社會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鮮明生動的描寫，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寫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縱橫之士如蘇秦、張儀，勇毅之士如聶政、荊轲、高節之士如魯促連、顔斶等等，都個性鮮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代表了士的不同類型。由于作者對這些人物心儀不已，頗為傾慕，甚至不惜脫離史實，以虛構和想象進行文學性描寫。《戰國策》中，不是史實，出于虛構依托的内容頗多。如書中用力極深，描寫得極成功的人物蘇秦，其事迹言論有不少就是虛構的。至于在具體描寫中，虛構的手法更為普遍，也更進一步。如《秦策一》寫蘇秦夜讀，引錐自刺及慨歎之語，夜室獨語，有誰知道，顯然是作者根據傳聞虛拟而成。而《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谏，寫鄒忌看見徐公時“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不僅表現了鄒忌内心的活動，而且涉及心理活動的過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寫，顯系出于作者的想象。誇張虛構不合史着的要求，但卻使叙事更加生動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
《戰國策》還以波瀾起伏的情節，個性化的言行，傳神的形态和細節來描寫人物。作者不滿足于平鋪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驚人，如《燕策三》記燕太子使荊轲刺秦王，其中田光自刎以明不言，樊于期自刎獻頭以圖報仇，易水送别，秦廷獻圖行刺等情節，出人意表，慷慨悲壯，于緊張激烈的矛盾沖突中，人物性格得以生動展現。人物個性化的言行在《戰國策》中很突出，如《秦策一》中，蘇秦落魄而歸後的刺股和喟歎，榮歸故裡時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後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而對蘇秦歸來時“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黧）黑，狀有歸（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寫，綿密細緻，極為傳神。
《戰國策》在寫人上，一方面繼承了《國語》相對集中編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發展，出現了一個人物的事迹有機集中在一篇的文章，為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的成立開創了先例。如《齊策四》馮谖客孟嘗君，寫馮谖彈铗而歌，焚券市義、營造三窟的事迹，馮谖一生的主要事迹盡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類作品，顯示了由《左傳》編年體向《史記》紀傳體的過渡。
《戰國策》的“文辭之勝”，在語言藝術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學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說諸侯之辭，臣諷君主之辭，以及不同意見的辯難，都反映出春秋時期從容不迫的行人辭令，已演化為議論縱橫的遊說之辭。其文章藝術風格，前人概括為“辯麗橫肆”，鋪張揚厲，氣勢縱橫，可說是《戰國策》說辭的主要特色。
戰國時代，君德淺薄，多庸主暴君，遊士為說服君相，說辭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類譬喻，借動物、植物或人們生活中習見的其他事物為喻，循序漸進地達到辯說的目的。《楚策四》載莊辛說楚襄王，莊辛針對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顧國政而進谏，說明國君如此行徑必遭殺身之禍。他運用四種譬喻，即蜻蜓為五尺之童所黏捕，黃雀被王孫公子射殺，黃鹄被射者用網羅捕獲，蔡靈侯因放蕩逸樂被楚大夫發用繩索捆縛。四種譬喻，由小到大，逐漸過渡到楚頃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為，正把自己置于危險境地。形象生動，引喻諧調，氣勢充沛，說理充分。再如《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谏，也是從切身體驗的生活趣事，來形象喻示所要闡述的道理，貼切深刻，饒有風趣，很有說服力。
《戰國策》還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聞掌故來增強辯辭的說服力。寓言的巧妙運用，成為《戰國策》文章的一大特點。如《燕策二》蘇代以鹬蚌相争，說趙惠王不應伐燕，以免強秦坐收其利。這類例子《戰國策》中俯拾皆是，如“畫蛇添足”（《齊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轅北轍”（《魏策四》）等等。這些寓言大都即事編撰，獨出心裁，比附現實，以表情達意。用具體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現出極強的藝術力量。
《戰國策》的鋪張揚厲，氣勢充沛，還與行文的誇張鋪陳，大量運用對偶排比有關，如《趙策三》“魯仲連義不帝秦”，列舉了周烈王之斥齊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齊闵王之欲仆妾鄒魯等，肆意誇張鋪隐，極言尊秦之害。又如《齊策一》記蘇秦說齊王合縱，極力誇張渲染齊國之強，臨淄之勝，排比對偶層出不窮，文辭瑰麗多姿。
與其遊說之辭一樣，《戰國策》的叙述語言，也長于鋪張渲染。“蘇秦始将連橫”（《秦策一》）寫蘇秦說秦王不行時的狼狽之狀，發迹後路過家鄉時的躊躇滿志，“荊轲刺秦王”（《燕策三》）寫荊轲易水送别時的慷慨悲壯，都是典型的例子。《戰國策》叙述語言有時描寫相當精細。蘇秦刺股（《秦策一》），觸龍入朝（《趙策四》），鄒忌窺鏡（《齊策一》）等，寫的都是瑣屑細節，卻展現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尤其是荊轲刺秦王的場面，描寫人物動作神情，極為細緻傳神，荊轲的豪邁暇豫，秦王的驚慌失措，殿上殿下的混亂驚擾，這些頃刻間發生的驚險緊急場面，作者一一道來，清晰詳盡，有條不紊，如同電影鏡頭，作者對叙述語言運用之娴熟，令人驚歎。
《戰國策》文章辯麗橫肆的文風，雄隽華瞻的文采，是當時縱橫捭阖時代特征的體現，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語言運用的新水平。
影響
《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對後代的文學創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的叙事傳統和語言藝術對史傳文學、散文和小說創作的滋養，尤為明顯。
先秦叙事散文的體例、思想、寫作藝術等對後世史傳文學的創作有直接啟發。《史記》體例是在先秦編年史、國别史的基礎上的創新和發展，而《漢紀》、《資治通鑒》等，則是《春秋》、《左傳》編年體史書的直接繼承。先秦叙事散文記述曆史事件時直書其事、褒貶鮮明的特點，《左傳》、《戰國策》高超的寫作藝術，對後世史傳文學的創作，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偉大的史傳文學着作《史記》就吸收了《左傳》、《戰國策》的寫作技巧，對其中的一些史實略加改動便加以運用。少數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動就直接錄入。司馬遷、班固、陳壽、範晔等繼承了《左傳》開創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寫人物的形象生動的寫史傳統，他們不僅是曆史學家，同時也是文學家，其作品既是曆史着作，又是文學作品。《左傳》的叙事藝術，如對曆史事件因果關系、發展過程的重視，對曆史事件故事化的描寫，曆史事件的叙述條理井然而又富于變化等等特點，在後代史傳文學中都有充分體現。《左傳》簡練蘊借的語言風格，為後代史家所繼承，而《史記》的奇谲文風，顯然與《戰國策》的辯麗恣肆有直接的關系。總之，先秦叙事散文是我國史傳文學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後世，不言而喻。
先秦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成為後世散文寫作的楷模。秦漢以後，《左傳》的文章一直為人們所喜愛，尤其是唐宋以來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傳》，并把它作為學習對象。韓愈《進學解》說他“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傳》。宋人把《左傳》與《史記》、韓文、杜詩相提并論，同作為文學範本。情韻豐富的《左傳》散文，也深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
對《國語》語言藝術的贊譽，曆來甚多。柳宗元盡管曾作《非國語》批評《國語》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還是認為“其文深闳傑異”，其為文即以《國語》為法。漢初散文，尚有戰國遺風，賈誼，鄒陽等西漢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顯看出《戰國策》文風的餘緒。這種影響持續不斷，在蘇洵、蘇轼等後代作家的散文中，還可以體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韻。《戰國策》的文章，對漢賦的産生也起過促進作用。漢賦主客問答的形式，鋪張揚厲的風格，都可以看出對《戰國策》的借鑒。
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藝術，對我國古代小說的産生發展及其獨特的藝術個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曆史事件中表現出的褒貶分明的傾向性，對我國古代小說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響，并且，《左傳》、《國語》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對事件進行的評述，在文言小說如唐宋傳奇、《聊齋志異》等書中被直接借鑒，就是在明清白話小說中，也有明顯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國古代小說基本的叙事結構。
我國古代小說常按時間順序安排結構，串聯情節，特别重視對故事起因、過程、結果的完整描寫，并以倒叙、插叙、補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預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結局。這些都是《左傳》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傳統。第三，我國古代小說寫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規模。我國古代小說主要通過描寫人物個性化的言行，通過生動的細節描寫來刻畫人物，表現人物性格，而較少長篇的外貌描寫、心理描寫，而這正是《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寫人的共同特點。
第四，我國古代小說和戲曲作品對曆史題材的重視，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啟示。這不僅是指諸如《東周列國志》之類以先秦叙事散文為題材的作品，同時，古代小說大量采用曆史題材，也和我國叙事文學最初成果是産生在曆史着述中不無關系。
研究機遇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和《清華簡》相繼面世，一大批不為人知的先秦散文重見天日。在中國曆史上，每一次新的文獻學術資料面世，都會帶來一場文化學術思想的深刻變革。世紀之交的出土文獻都集中在先秦，而且是以散文文獻為主，這使先秦散文史研究迎來重大學術機遇。
發展簡史
此前文學史家講先秦散文發展史，大都把先秦散文分為“先秦曆史散文”和“先秦諸子散文”兩大部分，認為這兩個部分各有各的發展線索，彼此互不相幹。講“先秦曆史散文”，論者是從甲骨文、金文、《尚書》、《春秋》講到《左傳》《國語》《戰國策》；而對“先秦諸子散文”，則将其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論語》《老子》《墨子》為第一階段，《孟子》《莊子》為第二階段，《荀子》《韓非子》為第三階段。這個知識體系寫在大學教科書裡，傳授給一屆又一屆學生。如今，出土竹書對這個先秦散文史理論框架形成了有力的沖擊。
據考古專家研究，“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入墓年代，大約在戰國中期偏晚，出土竹書應該是在此之前的孔門七十子後學作品。“上博簡”儒家竹書可能多出于孔門七十子之手，“郭店簡”儒家竹書要稍晚一些，應該是七十子後學之作，有人說它們是子思學派的作品。
曆史審視
将出土竹書與傳世文獻進行比較，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它可以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某些傳世文獻的作者和寫作年代。傳世文獻中有一批記載孔子應對弟子時人的作品，與出土竹書《民之父母》《子羔》《中弓》《孔子見季桓子》《季庚子問于孔子》等在内容和形式上相近，如《禮記》中的《檀弓》《哀公問》《曾子問》《禮運》《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儒行》，《大戴禮記》中的《主言》《五帝德》《子張問入官》《衛将軍文子》《哀公問五義》《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閑》，以及《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圓》等。
若遵出土竹書之例，大小戴《禮記》這些文章應該作于春秋戰國之際孔門七十子後學之手。與“郭店簡”中的《缁衣》語錄體形式相近的還有《禮記》中的《表記》《坊記》和《中庸》。《隋書·音樂志》引沈約之說，以為《中庸》《表記》《坊記》《缁衣》四篇皆取自《子思子》。同樣，大小戴《禮記》中還有一批與上博簡《内禮》相似的記載禮儀的作品，如《禮記》中的《曲禮》《文王世子》《禮器》《郊特牲》《内則》《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大傳》《少儀》《雜記》《喪大記》《祭法》《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深衣》《投壺》，《大戴禮記》中的《武王踐阼》《盛德》《明堂》《諸侯遷廟》等，這些禮學文獻應該是孔子所述七十子後學所記。
此前不少學者把大小戴《禮記》看作是秦漢文章，出土竹書表明，這種看法是不準确的。大小戴《禮記》中确有若幹秦漢文章，如《月令》《禮察》《保傅》等，但隻占極少數，這兩部文集中絕大多數文章應該作于春秋戰國之際和戰國前期，它們是孔門七十子後學的作品。結合出土竹書與傳世文獻來看，七十子後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說理散文流派，這個流派包括七十子和他們的弟子後學，可以将他們合稱為七十子後學①，他們人數多達數百人，所寫的文章遠不止一部《論語》，大小戴《禮記》中絕大多數文章、《孝經》、《儀禮》、郭店簡以及上博簡中的儒家文獻，都是他們的散文作品。
《漢書·藝文志》着錄的七十子後學散文有二百多篇②，今天所能見到的大約有一百多篇。我們可以将這些散文統稱為“七十子後學散文”。在七十子後學散文中，目前隻有《論語》被寫進中國文學史，這對七十子後學是不公平的，其實隻要我們不帶偏見，就應該承認，除那些記載禮儀的作品外，“七十子後學散文”大都具有文學價值。
出土竹書的面世，不僅為孔門七十子後學奪回了一大批作品着作權，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們以全新的學術目光來審視先秦散文發展史。出土竹書中有一批記載孔子應對弟子時人的對話體散文，如《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中弓》《孔子見季桓子》《顔淵問于孔子》《史蒥問于夫子》《魯穆公問子思》等，它們與《論語》、《孝經》、大小戴《禮記》等記載孔子言論的傳世文獻一樣，都是當年孔門七十子後學記下的。這種對話體散文形式不是憑空産生的，而是在孔子師徒之前就早已存在，它發轫于《尚書》，成熟于《國語》。
《尚書》中的《西伯戡黎》《微子》《洪範》《洛诰》《顧命》等，都是商周時期的對話體散文。《國語》繼《尚書》之後發展了對話體，形成了主客問答的形式格局，問句提出問題，而答語是文章的主要部分。這些商周對話體散文有一個叙事框架，不少人誤以為它們是叙事散文，從而将它們歸于“先秦曆史散文”，而把它們與“先秦諸子散文”割裂開來。其實，商周對話體散文兼有叙事、說理的因素，而其主體是記載人物言論，這些言論有論點，有論據，應該視為說理散文。
七十子後學的對話體散文與《尚書》《國語》對話體散文不是偶然的形式相似，而是七十子後學對前人的刻意傳承，他們效法商周史官，采用商周記言散文形式，執筆記載孔子言行。七十子後學在繼承前人的同時又有所創新，這就是去掉此前史官記言散文的叙事框架，使之成為純粹的說理散文。像《大戴禮記》收錄的曾參名下十一篇文章，就是比較成熟的專題論文，我們可以說，中國純粹的說理散文成型于七十子後學之手。七十子後學的語錄體散文，也可以從《尚書》文诰中找到源頭，像《盤庚》《高宗肜日》《大诰》《康诰》等，都是王侯政治言論的記錄，隻不過它們是以國家意志的面目出現而已。
七十子後學所記載的孔子語錄，在内容上由務實變為務虛，由政治變為倫理道德，文化學術意味明顯增強。從七十子後學散文往下看，戰國諸子散文雖然堪稱百花齊放，在散文篇幅、風格、技巧、手法、邏輯結構等方面較七十子後學散文有很大發展，但從文體上看，要之不出對話體、語錄體、專題論文幾大文體，而這幾大文體在七十子後學散文中均已基本成熟。我們完全可以說，戰國諸子百家散文是沿着七十子後學的路子走下來的。将商周對話體散文、七十子後學散文與戰國諸子百家散文聯系起來，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傳承與發展。以前由于七十子後學散文這個中樞環節被人為遮蔽，導緻人們看不清先秦散文發展演變的真實脈絡，所幸的是“郭店簡”“上博簡”等竹書相繼出土，我們才能撥開重重迷霧，還原先秦散文發展的真正曆史面目。
一部先秦散文的發展史，從先秦曆史散文到先秦諸子散文，并不是彼此互不相幹，它們的内脈其實是相通的。隻是從先秦曆史散文到先秦諸子散文，其間有一個樞紐，這個樞紐就是七十子後學散文。七十子後學散文是先秦散文發展史的一個重要環節，它處于上承曆史記言散文、下啟戰國諸子百家說理文的中樞地位。這是出土竹書給我們帶來的啟示，出土文獻呼喚新的先秦散文史。
道教散文
從形式上看，道教散文主要包括三類：議論散文、叙事散文、賦體散文。道教議論散文是闡述道教教理的一種文學體裁。在早期，道教議論散文主要是語錄體散文，這種散文采取了“天師”與“真人”等神仙人物問答的方式來表達道教關于自然、社會、人生的看法。例如《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大體上屬于這種形式的散文。試看該書乙部的一段對話：“真人問神人：‘吾生不知可謂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猶觀昔者博大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後老者，以其廢邪？人而獨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盡困窮，而我獨長存，即是常喜也。’”
這種對話不同于小說中的人物對話，語錄文作者的目的并不在表現人物個性，而隻是借神仙人物之口來論述教理。所以其行文一般是問話短，而答語長，旨在說理。這種作品當是适應早期道教師徒共探教理的需要而産生的。當然，《太平清領書》中的語錄體散文還有一些是通過輯錄古書而來的。該書卷四十一談及道派首領發動有一定文化水準的道教信徒拘校古書之事。同時，他們還注意記錄群衆中的“善辭訣”、“人情辭”，作為“洞極天地陰陽之經”。
這種通過摘錄編輯而成的文章也屬語錄文。其特點是語言比較質樸，就當時來說，算是比較口語化的。例如《太平經》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為君父得仙方訣》就使用了不少“噫”、“唯唯”之類流行口語，增加了對話的氣氛。與此相聯系的是類比手法的廣為應用。為了深入淺出地闡述教理，早期道教領袖注意通過類比以說明問題。從類型上看，有具體類比與抽象類比；從對象上看，有物比人、有人比物等等。像《太平經》卷四十五《起土出書訣》将地皮比人皮，以地下出水比人皮出血，認為人皮雖有薄有厚，但不能因為皮薄把他刺出血來就無罪；同理，地皮也有薄有厚，亂挖一通，不惜遺力想見其水，其過與傷人見血不異。
這種類比雖然淺近，但對于闡明保護生态平衡觀點來說則有一定說服力。《太平經》的這種語錄體散文對後代的道教經典創作影響頗大。魏晉以後，以“語錄”為名的道教典籍層出不窮。諸如《靈宮法語》《晉真人語錄》《丹陽真人語錄》《無為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盤山栖雲王真人語錄》《清庵瑩蟾子語錄》《三十代天師虛靜真君語錄》《虛靜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真仙真指語錄》等等。這些名為“語錄”的典籍雖然也包含一些詩歌作品在内，但基本上則屬語錄體散文。當然，語錄體散文也有其局限性，它沒有較嚴密的體系，結構也較為松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