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典故
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天啟後在麥加傳播伊斯蘭教，随着其影響力越來越大，威脅到了當時在統治地位的古來氏貴族。古來氏貴族就開始阻撓默罕默德的傳教，甚至迫害穆斯林，615年7月為了免遭古來氏的迫害，就有一批穆斯林遷徙到了比西尼亞，穆罕默德繼續在麥加傳教，但情況越來越糟，最終在622年，先知決定率領穆斯林遷往葉斯裡蔔（Yathrib,即後來的麥地那）。
當古來氏得知穆罕默德要離開麥加時，就決定殺死穆罕默德。在穆罕默德悄悄地離開了麥加之後，古來氏貴族派兵追趕穆罕默德。傳說此時穆罕默德和艾蔔·伯克爾正藏身于蘇爾山的一個山洞中，當追兵趕到洞口時，發現有蜘蛛在結網，裡面還有一隻野鴿在孵蛋，所以認為洞裡不可能藏人，便離開了。穆罕默德在山洞裡隐藏了三天三夜，後于622年9月24日（伊曆元年3月16日）進入葉斯裡蔔。
在此之後人們把葉斯裡蔔稱為“光明的麥地那”，把麥地那的穆斯林稱為“輔士”，把從麥加遷移來的穆斯林叫做“遷士”。
在曆經約三個月的時間，穆罕默德被迫率領穆斯林信徒，分批由麥加遷徙到相距400公裡的麥地那，繼續傳教事業，并創建了統一的穆斯林社團“烏瑪”（政教合一的政權），确立了在當地的統治地位，最後又勝利返回麥加，相繼統一了阿拉伯半島各部落。穆罕默德的這次遷徙活動被稱為“伊吉拉特”，标志着伊斯蘭教的傳播開始了新的曆史時期，即以宣傳教義階段過渡到組建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階段。
原本意義
這場被稱為“伊吉拉特”的遷徙活動，是在默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被迫害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被迫出走的，是穆斯林有組織、有宗教目的的“特殊移民”形式，它是在伊斯蘭教遭受擠壓、穆斯林遭受迫害的情況下為保全實力、傳播宗教而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雖然是伊斯蘭發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曆史事件，但并不是伊斯蘭教教義規定的必須義務。默罕默德曾有“聖訓”曰：“光複麥加後遷徙不再是必須的”。遷徙的過程中，默罕默德及其信徒與不同民族、部落、宗教間和平相處，也為日後重返麥加統一阿拉伯半島奠定基礎。
“伊吉拉特”源于伊斯蘭教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公元622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率領信徒由麥加出走麥地那，從而發展和壯大了實力，為最終光複麥加奠定了基礎。這一事件被後世的極端主義者篡改後加以利用。
歪曲變種
中國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所長楊恕是中國社科院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便一直跟蹤研究國際上恐怖活動的成因、特點、規律以及重大反恐活動。
楊恕介紹，境外恐怖組織在加緊向中國境内滲透的過程中，均以宗教名義自我包裝。“伊吉拉特”是在當時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産物，既不是教義規定，更不是充斥暴力。穆罕默德留下“聖訓”：“光複麥加後遷徙不再是必須的。”十分重要的是，“遷徙”到麥地那的穆斯林群衆與當地不同民族、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族群建立了很好的關系，與基督教、猶太教在信仰上實現了相互尊重、和諧共存，這次“遷徙”事件成為伊斯蘭教的一個曆史轉折點。
後世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将“遷徙”和“聖戰”進行捆綁，作出歪曲和極端化解釋，成為當前暴力恐怖主義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根源。
新疆伊斯蘭教協會副秘書長阿布都瓦依提•賽迪瓦卡斯說，“伊斯蘭教義中，先知從來沒有主張和提倡暴力。恐怖組織宣揚的那套極端思想，本身就是對伊斯蘭教義的侮辱。”
“暴力恐怖、宗教極端是當今世界性的災難，包括伊斯蘭國家人民在内的全人類都對此強烈譴責。”阿布都瓦依提•賽迪瓦卡斯說。
三次浪潮
當代“變種”了的“伊吉拉特”源于穆斯林兄弟會，并逐漸從埃及傳播到世界各地。它的傳播，經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埃及伊斯蘭極端勢力的“遷徙聖戰”行動。埃及是二戰後最早産生宗教極端組織的國家之一，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埃及極端宗教組織“遷徙聖戰”組織陸續傳播到世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是“贖罪與遷徙組織”（又稱“伊斯蘭組織”），其自稱“穆斯林社團”，“伊斯蘭聖戰組織”、“聖戰組織”均為其分支，創始人是舒克裡·艾哈邁德·穆斯塔法（全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發展史上重要人物）。穆斯塔法認為，埃及社會是一個腐敗、污穢的地方，真正的信教者不能在生活在這些“異教徒”當中，必須離開這裡，是自己淨化，最後通過“聖戰”建立真正的伊斯蘭國家。該組織的滲透活動，引起了埃及政府的高度警惕，其成員不斷被捕，穆斯塔法等骨幹成員被判處死刑。自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争以後，由于在戰争中慘遭失敗，埃及國内各種矛盾不斷加深。在全民族深刻反思戰敗原因的背景下，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勃興和伊斯蘭極端勢力就自然形成。
第二次浪潮是伊斯蘭極端勢力在前蘇聯侵占阿富汗戰争中的“遷徙聖戰”行動。1972年12月，前蘇聯入侵阿富汗，激起國際社會特别是伊斯蘭世界的一片聲讨。為遏制蘇聯，美國唆使埃及薩達特政權放手讓其境内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前往阿富汗抵抗前蘇聯占領的“遷徙聖戰”。同時，埃及、沙特等國或為“遷徙聖戰”者大開方便之門，或為其提供資金、武器，各國“聖戰”分子紛紛聚集阿富汗，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的“遷徙聖戰”浪潮。最為典型的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20世紀70年代，由埃及“遷徙”到阿富汗的“聖戰者”，在90年代又把“遷徙聖戰”輸回埃及，造成埃及爆恐事件在一段時期内異常頻發。
第三次浪潮是伊斯蘭極端勢力“遷徙聖戰”的全球化。1989年，前蘇聯從阿富汗撤軍，“遷徙聖戰使命”終結，阿富汗新領導人對阿拉伯“遷徙聖戰”者明顯表露了冷淡，促使這些極端分子最終放棄阿富汗而“遷徙”到世界各地。中亞國家原教旨主義的複興和内亂，波黑内戰、車臣戰争、索馬裡内戰、海灣戰争等等，都為“聖戰者”在世界範圍内提供更為廣闊的“舞台”。1996年後，塔利班逐漸控制阿富汗局勢時期以及“9·11”事件後美國發動阿富汗戰争，又使阿富汗再次成為伊斯蘭極端分子“遷徙聖戰”的“天堂”。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争，再次為極端主義傳播提供了土壤。“基地”組織三号人物紮卡維領導的“統一聖戰”組織在阿富汗遭受重創，“遷徙”至伊拉克大肆實施恐怖活動。2011年開始的叙利亞内戰，已經成為全球伊斯蘭極端分子“遷徙聖戰”的又一戰場。當今在伊拉克和叙利亞建立的伊斯蘭國（簡稱：IS），也是這一組織的衍生物，來自世界各地的極端分子不斷加入這些恐怖組織，除了來自也門、索馬裡、伊拉克、阿富汗等穆斯林國家，更有不少人來自歐美等西方國家。
三種分類
從事“伊吉拉特”活動的人員大緻分為三類：一是一部分“遷徙”至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叙利亞、伊拉克等國家的人員，加入“東伊運”、“IS”等恐怖組織，接受恐怖訓練、實戰培訓，并由其派遣返回境内實施暴恐破壞活動；二是由于“遷徙”出境困難，一部分分受“聖戰殉教進天堂”蠱惑的人員就地“聖戰”制造暴力恐怖案件。2014年昆明“3·01”嚴重暴力恐怖案件就是在接受“伊吉拉特”思想蠱惑後，多次在雲南、廣東等地尋找出境通道未果，遂選擇在昆明火車站就地實施“聖戰”造成31人死亡的嚴重後果；三是已接受“伊吉拉特”思想洗腦的人員，這一群體思想極端，“聖戰”宣傳極易得到響應和共鳴，并在短時間内從事暴恐活動，潛在威脅十分突出。
危害與措施
宗教極端勢力成為國際公害，嚴重影響國際社會安全與穩定。近年來，受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和蠱惑，各國均有極端分子赴叙利亞、伊拉克等國進行“聖戰”，并有回流國内實施暴恐犯罪的迹象。
根據歐盟刑警組織2014年6月公布的數據，前往叙利亞和伊拉克參加“聖戰”的人數已經超過3000人，其中來自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和荷蘭的人數占相當大的比例。
在我國，借“伊吉拉特”之名，非法出境和參與暴恐犯罪，将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介紹，去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成員國阻止本國的極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出國參加暴恐活動。法國通過反恐法案，對涉嫌出國從事恐怖活動的人，吊銷護照、沒收身份證件。英國新反恐法規定相關部門有權沒收可能前往恐怖活動敏感國家的潛在極端分子的護照并要求其搬離原住地。
“第二種措施是阻止已經出去的人員回國，防止這些人回流後在國内組織發動暴恐襲擊。”李偉說。英國立法規定，政府可對英籍赴中東地區參戰人員采取發布“臨時驅逐令”等管制措施，對已回流人員可采取一定人身限制措施并強令其報告出行計劃。
李偉介紹，國際社會将傳播極端思想也納入到法律監管的範圍。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等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反恐法進行修改。意大利在刑法層面引入新罪，規定幕後進行宣傳、教唆、招募活動構成犯罪，被“哈裡發”和“伊斯蘭國”吸引、意欲加入恐怖組織或越境前往戰鬥地區亦構成犯罪。
各國嚴厲打擊招募人員赴叙利亞參戰的組織和個人，并以策劃恐怖主義活動罪名逮捕、控告赴叙參戰人員。
歐盟鼓勵成員國加強對極端分子的追蹤和控制。法國在“準聖戰分子”尚未離境或抵達叙利亞之前就實施逮捕，英國在嫌疑人尚未行動之前就控告其實施恐怖活動。澳大利亞反恐法禁止公民無正當理由前往恐怖組織活躍的熱點地區，違者最高可判10年監禁。
加大反恐力度，維護國家安全和國際秩序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各國除了完善反恐法律體系，還采取各種措施“去極端化”。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打擊極端勢力和跨國恐怖犯罪将成為國際社會的必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