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化
有曆史學家将沒有文字出現之前的文化稱為史前文化。中國境内有多處早期人類活動的遺址被發現。對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認識，在1977年以前從理論上限定于地質年代上進入全新世開始至距今7000年之前，即從距今10000年以來至仰韶文化之前的這一時間段。所以，1977年在黃河流域發掘了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并測定了年代為距今七八千年之後，自然就将這些文化遺存作為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代表。舊石器時代時人類使用的多為簡單的打制石器，而新石器時代多使用磨制石器，表面平滑銳利，已經相當精緻。石器時代的工具材質也已經不限于石器，諸如竹器、木器、陶器、骨器等都已經被大量使用。火對于人類文明的進步也起到重大作用。人類開始用火來烹調食物以延長壽命，并且火也可以用來燒制陶器與玉器。
早先人們認為中華文化單一起源于黃河流域，但晚近的考古研究證明史前文化範圍遍及中國各地，呈現各地并起的現象，并各有其風格。黃河的河道變化不定，無法進行正常的灌溉，隻能種植不需要灌溉的粟（小米），黃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就是粟文化。黃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農耕文明。
半坡文明留下了許多器具如半坡人面網紋盆，半坡陶器，他的生産工具，一些動物骨骼。黃河流域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村落遺址。半坡遺址的發掘，首次對一個原始氏族聚落遺址進行大面積揭露，确立了一個新的文化類型，為研究中國黃河流域原始氏族社會的性質、聚落布局、經濟發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較完整的資料。在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其被認為是來源自中亞之安多文化, 距今約一萬年曆史，以及後來之老官台文化和其延續的龍山文化，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遼河中上遊流域地區的紅山文化，長江中下遊地區的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四川地區的三星堆文化，還有台灣島上的圓山文化。
而在香港之黃土峒文化，更是中國華南地區文化之最早遺址, 距今四萬多年，亦因此證明了DNA分析中所指，中國黃種人之最早基因來自六萬年前之珠三角一帶, 其時中國仍在冰河之下，沓無人煙.
傳說時代
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數千年中國傑出首領的代表。中國神話有盤古開天辟地的說法，顯示盤古可能是早期開辟疆土的領袖。女娲補天造人的神話，則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領。傳說燧人發明鑽燧取火，神農開創農業及醫藥，伏羲教民漁、獵、畜牧，創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後的首領，黃帝、颛顼、帝喾、堯、舜為五帝。五帝時期，黃河水患嚴重，大禹以疏導之法成功治水，被推為王。
夏商周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備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長子繼承制的法則上加以嚴格規範與執行。标志為嫡長子繼承制、土地分封制與嚴格的宗廟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禮儀”對每個士族成員有極大的強制性和約束力，實際上宗法制度已經成為一種未成文的習慣法。在宗統範圍内宗廟裡祭祀輩分之親疏，即規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廟裡的譜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體制下，“國”與“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擴大的，“家”的精神乃成為各級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開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響卻長期籠罩着中華社會。
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給春秋戰國時期士人天下隻有一個共主的觀念，這種思想也為秦漢帝國的建立與統一奠定基礎。宗法制度的影響不僅是政治層面的影響，也不限于統治階級，它在後世成為平民社會宗族概念的基礎而普遍傳承。
商周時期的中國人産生了永生不死的神仙觀念，也未有佛教宣導的輪回轉世的思想。但當時的人也已經認為人死後會變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會在陰間延續。因此商周時代人們認為人死後的靈魂依然繼續關心影響人世之事，這導緻占蔔的流行。而是否能夠得到鬼神的保護在于祭祀典禮是否恰當。商朝蔔問的工具多為龜甲或骨頭，而周人蔔問的工具已經轉為由陰陽符号組成的八卦及擴充而來的六十四卦來表示吉兇。到了西周晚期，統治者與士人已對天命産生懷疑。士人逐漸看重“民心”，而獲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這後來就成為儒家主張“德治”的依據。
商周時代的禮器以青銅器和玉器最重要。其造型典雅莊重，體現當時的文化特質。中國的青銅冶煉技術在商周時期也達到了一個先進成熟的階段。周代手工業種類增加，分類更細緻，因此有百工之說。商周時期發展成熟的陰陽五行學說也成為中國最早對自然現象的歸納方法。五行八卦學說更成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之一。商代已經有專司天文的人員，并在夏代天幹記日的基礎上發展出幹支記日法。周代發明了圭表測影的方法後更确定了部分節氣與十二時辰。在數學方面商代已開始使用十進位制，西周時期數學更成為“士”的必修科目。
在東亞大陸上目前發現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年的曆史，商代奠定了中國主體字形聲字的基礎。商周時期也有不少知名的文學作品誕生，諸如《尚書》、《詩經》等。
春秋戰國
禮崩樂壞與思想的勃興 西周末年，貴族政治趨于崩潰，宗法秩序日益混亂。春秋戰國時代不僅是舊社會秩序的瓦解，也是新社會形态形成的時期。封建時期采用世卿世祿制，貴族世代為官。戰國時期開始突破，出現了“布衣卿相”。在戰國時代，世襲貴族沒落消失，農民由依附者變為小自耕農，私有土地成為一般土地所有形态，私人工商業也随之興起。
中國在商周時代中原地區并不全為華夏族的社會，而在華夏族的城邦之間還散布許多夷人的部落。這種華夷雜處的情形在春秋戰國的大動蕩中，華族與夷族之間的戰争不曾中斷，尊王攘夷更是成為華族凝聚内部的不二法門。在這種不斷的征戰中，雙方都在不斷吸收對方文化中優秀的部分，最典型的即為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夷族既有如同楚、吳、越等被華族同化者，也有如同東胡、西羌等被驅逐者。
在東周時期，由于宗教束縛的解除，新的社會風尚取而代之。春秋戰國時期，四則運算已經完備。在曆算方面，戰國末期已有已有根據太陽年運轉的二十四個節氣。戰國時代也是中國傳統醫學理論建立的時代。冶鐵業的興起更是加速了土地的開墾。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也于此時開始，其中最出色的都江堰到如今還依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戰國之時，官學散于民間，百家學術萌發，人文理性精神日進，因而夏商周時代嬗變而來之宗教觀念煥然一新。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緻力于神。”神為人所創造，民為神主，則前古神秘觀念漸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漸由自然之“天”取代，天為道德民意之化身，這構成了後世中國文化信仰的一個基礎，而“敬天祭祖”是中國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開放運動其規模之大曆史之長也為僅見。人文思想在此時期也成為中國哲學的支柱。諸子百家在這個曆史階段各自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處世思想，其中，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張崇尚倫理道德的儒家、為老子、莊子、列子所主張崇尚自然無為的道家、為墨子所主張的墨家、為商鞅、韓非所主張的法家與後來的佛家思想并為後世中國最重要的五種思想。
同時，因為文化的大發展，文學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中首屈一指的當屬戰國晚期楚國詩人屈原所著的楚辭名篇《離騷》。與之一時瑜亮的是《詩經》中記載各國民歌的章節《國風》。此外，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莊子》一書洋洋灑灑，是先秦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秦漢時期
戰國時代是中國古代社會大變動的時代，而其産生的新社會在秦漢時代成型。秦漢時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國近兩千年來文化的基礎，又有其時代特色。秦漢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風尚業已形成。
在秦漢時期，長城已經成為華夏定居農民和域外草原遊牧民族的明确分界線。自秦漢以後，華夏族對外的殖民與擴張多集中于東方與南方，與長城以外的地區多為征伐、邦誼與交流。這種關系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絲綢之路沿線地帶。在中西海上交通還未興盛之前，中國與西方國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經由西北陸上的河西走廊。遠洋航行在此時也開始出現。随着絲路的開通，各種異國産物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國，至今已成中國土産，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蠶豆、核桃、黃瓜、香菜、大蒜、苜蓿、生姜等。由于西域風俗的盛行，中國文化得到極大豐富。諸如舞蹈、雜技、鼓吹樂等紛紛傳入中國。駱駝、石獅、辟邪、天鹿等怪獸造型也傳入中國。而絲織品也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銷品。
秦漢時期也為中國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礎。秦始皇焚書坑儒，在政治上統一了中國之後，又統一度量衡。漢武帝時，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能夠經兩千年而延續中國正統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經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的補充與改造，已經綜合先秦時期各種思想于一體，并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為目的的經學也在在漢朝成形，成為傳統中國學術的重心。
秦漢時期，中國傳統的農、醫、天、算四大學科在漢代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九章算經》、《素問》、《本草經》、《相六畜》等著作均已問世。金屬冶煉技術也突飛猛進。
在這一時期内，中國傳統的神話系統也基本成形。随着《山海經》與葛洪所著的《抱樸子》的問世與東漢末年天師道的興起，中國人傳統的神仙觀點也基本形成。
魏晉隋唐
自漢獻帝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凡393年，為中國擾亂分裂之時，魏晉南北朝即在此間。或謂，漢末以來，雖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繼續演進，且社會事物，亦時有創造發明，然就全體觀之，則政教大綱不能出古之範圍，種族衰弱，時呈分割之狀。雖中國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異族同化于華夏，要其發榮滋長之精神，較之太古及三代、秦、漢相去太遠。
印度佛教文化輸入中國，使社會思想以及文藝、美術、建築等皆生種種之變化，為此時期之一大事。中國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東來，究其原因，茲舉數端，後世亦可為鑒：
（一）壞于盜賊無賴。秦以前，創業開國者多聖哲；秦以後，起事革命者多盜賊。盜賊無賴之徒，成則為帝王，固不識治國禦世之道；敗則肆焚掠，尤不解保護文化之誼。
（二）壞于科舉利祿。科舉之制，發源于漢，大備于唐。雖科舉考試可以泯貴族平民之階級，然以利祿誘人，大損人格，實與古代教育之大義相反。
（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國國民脫離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聖哲，專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質，然其祭祀仍專重人鬼，無宗教家荒誕之說。後之立國者，于政治教育不能盡餍人望，又無宗教以資其維系，則人心之饑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國家。戰國以來，神仙方士之說，因之以盛，而其效不可睹。要其為術，足以惑下愚而不足以啟上智。而佛教當時流入中國，正合于中國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又有五胡亂華，外族政權治中原初以多種緣由而推顯釋教。然而，以中國人吸收之力，使印度文化變為中國文化，傳播發揚，且盛于發源之地。此時期，謂異族蹂躏中夏之時期可，謂異族同化于中夏之時期亦可。
惟漢以前，政治主權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則以被治者而同化。漢以後，政治主權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則或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後漢之季，由樸學而趨遊談。漢末魏際天下大亂，乘時趨勢者，不以道義為重。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隐避，則托為放逸，遂開清談之風。晉室之興，世亂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鳳。清談所标，皆為玄理。稽其理論，多與釋氏相通，故自晉以來，釋子多治老、莊，清談者亦往往與釋子周旋，佛教于是與中國學說融合；或以佛與儒、道諸書并稱，漸為儒釋道之溝通融會。
宋金元明清
從五代十國開始，中國北部興起了多個半農半牧或遊牧政權。五代十國和兩宋時由于北境外患頻仍，全國都出現多樣化的習武活動，民間廣建組織、教習武術。因熱衷武術，宋代兵書為盛唐年間的七倍之多。盡管如此，宋代最終的命運還是被強鄰所敗，原由在于北方胡人政權武力比宋朝更強大，而不是宋朝不重視武術與國防。蒙古在進行侵略擴張的過程中，手段十分殘暴，一度聲稱要殺光中國五大姓。其使中國華北和南宋的川陝四路地區的巨額人口消失，土地強行被劃為牧場。直到十三世紀中葉元世祖在位時，才開始采取一系列恢複生産的措施。
盡管宋代在軍事方面趨于被動挨打的弱勢，但在經濟文化上卻是中國古代最繁榮的時期。由于陸上道路被切斷，宋代在海上與與南洋各國經濟文化交流密切。南宋全盛時代，市舶歲入占政府全年歲收的五分之一，足可見海上貿易的繁榮。兩宋時期與中國有海上貿易關系的國家與地區多達六、七十國。兩宋時，印度洋之航權實操于中國人之手。宋代時，中國發明的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制瓷器技術、針灸醫術傳入阿拉伯世界，再輾轉輸往歐洲地區；數學的“筆算法”及“阿拉伯數字”則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傳入中國。
明太宗曾派鄭和前往西洋，擴大了中國與亞非其它國家的交流。但明代，沿海為倭寇侵擾也十分嚴重。明代由于不勝倭寇的侵擾而實施海禁，中國在海上的活躍時期至此終結。明代在北方邊境大舉重修擴築邊牆，作為防禦遊牧民族南下劫掠和維持邊境和平安定的界限。在海岸線上也嚴格執行貿易管制措施，來中土作生意，必需朝貢兼貿易，否則不予。
明代嚴格的貿易管制措施和明中葉嚴格貿易管制的影響導緻正常貿易地下化，轉為走私貿易。貿易港集中地由廣東、福建轉往已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菲律賓、印尼。而海上的維持秩序角色由于中國官方的消失而導緻海盜集團猖獗。由于海上貿易仍在暗處進行，特别是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除海禁之後，美洲的大量白銀又大量流入中土，銀開始成為流行的通貨。
滿清入取中原後，原位于東南沿海商貿性海盜介入了反清複明的活動，滿清因此執行比明代更加嚴厲的“海禁”和“遷海令”，藉以肅清反滿清的勢力；直到清末對外戰争的接連失敗，才被迫廣開貿易口岸。
宋代時期，遼、金、西夏三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聯系。而宋廷鑄造的“宋錢”信用良好，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麗和日本更停止鑄造本國通貨，隻用“宋錢”。而遼、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漢人影響。許多外來農作物的傳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馬鈴薯，使中國的農耕區大面積延伸，也導緻了後世中國人口的大量增長。宋人大規模的深度推廣和普及了于五代末期來自西域民族的“桌椅”形式，将五代十國末之前中國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為垂足而坐。
漢族分别在西晉永嘉之亂、唐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大量南遷避難。因此生活重心由黃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再移至東南沿海。在六朝和北宋以後，中國各方面的重心全部遷移到南方，華北已難超越。兩宋時代是中國東南沿海最繁盛時期，此地區的土地開發與人口增長也達到飽和，導緻當地人口在明清兩代又開始大量外移。從明末到清後期鴉片戰争發生的兩百年間，中國的耕地擴張了一倍，人口絕對值更增加了兩倍。而亦有大量的漢人進一步遷移至海外，諸如南洋、台灣等地，促進了這些地區的開發。這其中最成功的墾殖當屬台灣的開發。
中華帝國能以有限的資源維持數百年，其功臣之一即為宗族制度。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隻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因此曆朝政府都十分重視宗族的管理能力。從宋朝至民國初期，部分宗族将其訂立的族規呈交地方官審批，并公告周知，使這些法令更具合法性和權威性。
宋代為中國經濟高度發展的時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種植區的開發。南宋盡管隻占領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卻超過盛唐年間。至明代已經可以以江南經濟為後盾統一全中國。中國農業生産，北宋末可以養活1.34億人，到明末可供養一億五千萬人，清末可供養超過四億住民，可見農業之發達。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工商業最發達的時期。由于經貿發達，宋真宗鹹平五年(1021年)出現世界上最早的紙币“交子”；即使是傳統的銅币，其年全盛時的平均鑄币量也超過盛唐年間的二十倍。城市數量與人口不斷的成長，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個城鎮，盛唐年間最高有1859個城鎮，北宋末有逾1500個城市，晚明時最高有7500個城鎮；清嘉慶末年有30000個；清末年有近40000個，并星羅棋布于全國各地，尤其集中于江南地區。
随着工商業的發展，行号開始出現。同業與工商業者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當活躍，宋以後更發達。洛陽有120個行，南宋國都臨安則有400多個行。明代時更發展成為同業工會，成為更有組織的商業團體。明代中後期之後，以同地域者組成“商幫”，遍布大江南北。商幫資本雄厚，并建立同鄉會館。著名的商幫包括安徽“徽幫”和山西“晉幫”。徽商狹其雄厚财力與對文化事業的重視，在教育、文化、藝術上均有傑出的表現，可謂“士商一體”，為中國有史以來首見的“儒商”。而“晉商”透過資本累積，涉足金融業務，形成十九世紀中國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金融體系“山西票号”，經營範圍遍及全國。
工商業的發展伴随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宋代以後都市生活型态的轉變包括作息時間延長、活動空間增加、休閑娛樂多元化等。在隋唐五代時期，多是白天進行商業活動，到北宋時，随着市民的生活型态改變，有在晚上進行，城市成為不夜城。南北朝與隋唐五代皆明确畫分住宅區與商業區。到北宋時，祇要納稅，任何地區皆可設店營業。宋金元明清不再嚴格區分居住區與商業區。而勾欄與瓦舍則豐富了文化生活，其為雜劇團等專業表演場所。茶坊除了提供消渴及提供社交場所外，也結合民間藝人，表演說唱，豐富庶民生活。
宋元明清時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紀中葉開始印度地區逐漸受到伊斯蘭化的突厥人的入侵，導緻佛教在印度的消失；中國地區受世俗文明成果影響，原始佛教風貌與精神同樣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漢化佛教已充滿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間興味。這種現象從唐中葉就開始了。宋代以後，佛像雕塑産生寫實的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與隋唐之威嚴，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變得稀薄，已無太多宗教意味。人世生活的歡樂替代天國的信仰，實際真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理想來世的祈求。佛學理論也日益世俗化，明末，佛學産生了“世事”即“佛事”的理論，俗世生活所經營的百工、百業都堪稱“淨業”。居官、治家，或是從事工商事業，都是“菩薩行”。
宋代以後，各種宗教在民間萌發出了許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後，不論佛教或道教，在教義上都表現出儒、釋、道融合的現象；并同時開始撰寫能闡釋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經典“寶卷”。“寶卷”把三教原有經典中深奧的語言與哲理通俗化，由于淺顯易懂，對庶民教化的作用極大。另外一種工具則是“功過格”，其将道德行為量化，可以累積、可以功過相抵，并結合商業簿記的信仰形式，由于具體可行，效果顯著，在民間長期廣為流行。
戲曲發源于初唐，在宋代快速發展。到元代，則戲曲又稱元雜劇。其又可分為短曲和雜劇。中晚明之後雜劇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戲發展的傳奇。晚明時出現不少戲曲流派，有專講音韻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又有傾向兼顧舞台效果的改革，及重視時事題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國戲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聞名。至同治、光緒年間，發展成為“京劇”，取代傳奇成為流行戲曲。
說唱藝術亦開始發展。說唱藝術是白話小說的前身，其藝術形式則源自于佛教的宣教活動。隋唐時，僧廟為向大衆說明佛理，常采“變文”、“變相”的宣講形式。到了宋代，由于經濟的繁榮，這些行為也成為庶民的娛樂形式。說唱藝術發展到明代中葉，由口語藝術變成書面的文辭藝術。閱讀對象有說唱家變為一般大衆。劇本也由一般話本發展為完備的小說。由于小說是由話本演化而來，其大多内容豐富，重視情節，中晚明時，出現長篇小說創作的熱潮，在一百年間出現了多達五六十部的小說。明代小說成就在于将話本作整理以供大衆閱讀，清代則多為出現許多文人獨立創作。明清大量出版“繡像小說”，由于其圖文并茂，大受歡迎，也将庶民文化發揮到極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