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體例
輯入先秦至隋的作品共31卷。全書分為上、中、下3編。上編包括銘刻、頌、箴、谥诔、诏書、策令、檄移、彈劾等18體，是所謂“廟堂之制，奏進之篇”；中編包括書、論、序、碑記等8體，多屬指事述意之作；下編包括設辭、連珠、箋牍、雜文等5體，多屬緣情托興之作。有嘉慶末唐氏原刻本，《四部備要》譚獻評點本。
著作觀點
李氏認為：當世治文，隻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而欲宗兩漢，非自骈體文入手不可。于是選編先秦兩漢至隋之文成此書，以便學者沿流而溯源。李兆洛認國文之起源不分骈散，主張骈散合一。所以此書中選入了《報任安書》、《出師表》等文。
著作自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台閣之制，例用骈體，而不能緻。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巨細，分為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為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叠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叠用。文章之用，其盡于此乎！
《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為骈俪。而為其學者，亦自以為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為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為萬有不同可也。
夫氣有厚薄，天為之也；學有純駁，人為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膇，理所必至也，于相雜叠用之旨均無當也。
李兆洛序
著作評價
當時，桐城古文風行于世，唐宋八大家成為衆望所歸的文章典範。但骈文作者代不乏人，乾嘉之間甚至有“骈文八大家”之稱，其中著名者如袁枚、孫星衍、洪亮吉、孔廣森、汪中等，無論從才氣上，還是從學力上，都足以睥睨桐城古文。加上還有阮元這樣“總督”級别的文臣為其搖旗呐喊，骈文在清代中期号稱“中興”。
但是，姚鼐編選的《古文辭類纂》問世後，桐城古文大出風頭，被許多人視為文竄的“正宗”。李兆洛有感于此，就動手編選了這部《骈體文鈔》，以向讀者展示骈文的魅力。從篇幅和體例上看，《骈體文鈔》與《古文辭類纂》旗鼓相當，都是中型選本。它選錄秦至隋末的骈體文七百七十四篇，分為上中下三編，每編又按文體分類編排。
顯然，《骈體文鈔》側重在追溯骈文在唐代以前的傳統，以向讀者證明骈文曾經有過的輝煌，從而來與桐城派所标榜的從唐宋八大家至歸有光、方苞等人的古文傳統抗衡。在這種文體之争的背後，其實有着更深刻的思想背景。一般而言，古文與“載道”的傳統有不解之緣，而骈文則與追求美文學的風尚有關，兩派互為消長，便構成了古代文壇上特有的景觀。不過，李兆洛所謂的“骈體文”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
他有位學生發現《骈體文鈔》居然将賈誼《過秦論》、司馬遷《史記自序》、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諸葛亮《出師表》等散體文都網羅在内，名實不副，建議老師改一改。李兆洛當即回信教訓這位學生說：你難道沒有看過我在書前寫的序言嗎?我在那裡明确說過，唐代以後才有所謂“古文”之名，秦漢以上文章都是“骈體”。也就是說，李兆洛所謂的“骈體”，并非通常意義上的“骈四俪六”即特指六朝以後講究聲律對偶的文體，而是泛指采用偶句的一切文體，包括諸子散文，其目的是想跨越古文和骈文的鴻溝，“欲合骈散為一”，這是閱讀此書時應該加以注意的。
作者簡介
李兆洛（1769～1841）清代學者、文學家。字申耆，晚号養一老人，陽湖（今屬江蘇常州市）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改鳳台知縣；後主講江陰暨陽書院達20年。李兆洛精輿地、考據、訓诂之學。為文主張混合骈、散兩體之長，與桐城派散文立異，是陽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他所作文章，大體上能貫徹自己的主張；
對桐城派的姚範、姚鼐兩人，也表示推尊，不持門戶之見。湯成烈《重刊養一齋文集序》評其學：“莫不兼綜百家，鈎稽曆代，研精極慮以出之，凡實事必求其是。”撰有《養一齋文集》20卷，有鹹豐二年初刻本，光緒四年重刻本。輯有《皇朝文典》70卷，《大清一統輿地全圖》，《鳳台縣志》12卷，《地理韻編》21卷，《骈體文鈔》31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