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概述
諾門罕戰役，或稱哈拉哈河戰役，又叫諾門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及蘇聯在遠東地區發生的一場戰役。日本稱5月11日至6月上旬的事件稱為第1次ノモンハン事件，即第1次諾門罕事件；此後至9月16日停火為止，稱為第2次ノモンハン事件，即第2次諾門罕事件。
戰事于1939年在當時的滿洲與蒙古的邊界諾門罕發生。日、俄雙方的軍隊分别代表“僞滿洲國”及“蒙古國”交戰（以蘇聯朱可夫元帥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喬巴山元帥為領導的蘇蒙聯軍），但日、俄雙方并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戰事以日本關東軍大敗結束。日、俄雙方此後在二次大戰中一直維持和平狀态，直至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後，蘇聯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戰并攻擊僞滿洲國的八月風暴行動為止。
諾門罕戰役使東北關東軍向西侵略的企圖徹底落空，進而促使日軍不得不放棄“北進政策”而選擇“南進政策”，進攻太平洋諸島，偷襲珍珠港，最終導緻日本法西斯完全覆滅。日本史學家稱這場戰争為“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這是蒙古國曆史上重要的戰役之一，蒙古國為戰争爆發70周年作紀念活動。
戰争背景
由于地緣政治上的沖突，日俄在近代曾多次開戰。兩國在1904年在中國的東北爆發全面的日俄戰争，結果日本戰勝，中國的東北落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俄國亦被迫把庫頁島南部割讓與日本。1921中國的外蒙古在蘇聯控制下宣布獨立，成立了聽命于蘇聯的蒙古人民共和國；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全面占領中國東北三省，之後在1932年成立聽命于日本的僞滿洲國。僞滿洲國與蒙古國為鄰，并分别有日本及蘇聯的駐軍。雙方在不少的地段存在邊境糾紛。
1935年起，日本關東軍駐海拉爾的部隊以及興安騎兵部隊，便以曆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為借口，不斷在中蒙邊界地帶進行挑釁，以試探蘇聯和蒙古的軍事實力。從1935年1月至1938年10月，共發生多次軍事沖突，規模逐步升級。1936年3月30日，日本關東軍澀各支隊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入侵蒙古境内阿達格多蘭地區，被蘇蒙軍隊擊潰。同年3月12日蘇蒙簽訂互助協定，不斷加強邊防。1938年7月，日本關東軍第23師團開進海拉爾。同年10月，蘇蒙遠東軍第57特别軍開進蒙古駐防，雙方議和停戰協定。
事件經過
第一階段
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左旗境内諾門罕布日德地區及蒙古國哈拉哈河中下遊兩岸，爆發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滿”蒙邊境戰争，即日本、僞滿洲國與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規模軍事沖突事件。
1939年5月，日本關東軍決定首先在諾門罕一帶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占領其東部的領土哈拉哈地區，作為下步侵入蘇聯遠東地區的跳闆，進而實現蓄謀已久的“北進計劃”。5月4日，蒙軍第24國境警備隊由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東地區放牧。僞興安警備騎兵第3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一班士兵立即開槍阻截，并上馬追趕，将蒙軍牧馬人和馬群趕回西岸。蒙軍第7國境哨所50餘名騎兵攻占設在争議地區的僞滿錫林陶拉蓋哨所。
5月13日晚21時，日本關東軍第23師團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奉命率600多名騎兵、裝甲軍隊到達距諾門罕尚有80多公裡的甘珠爾廟，派出偵查兵進行作戰準備。關東軍司令部将駐齊齊哈爾的飛行偵察第10戰隊、海拉爾飛行第24戰隊、關東軍汽車隊的運輸汽車100輛，歸23師團指揮、使用。
5月14～15日，東八百藏聯隊在5架日機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東的蒙軍742高地攻擊。蒙軍居于劣勢（傷亡30餘名），主動撤向河西。5月17日，東八百藏率部隊返回海拉爾。蘇聯政府依據《蘇蒙互助協定》而介入，立即将第11坦克旅開往哈拉哈河地區，同時命令駐在烏蘭烏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師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軍司令部從烏蘭巴托遷到距哈拉哈河125公裡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蘇聯的飛機也不斷在戰事地區集合，并在諾門罕地區飛行偵查。蒙軍騎兵第6師又渡過哈拉哈河，架起浮橋。
1939年5月28日拂曉，由縣武光大佐負責指揮的第64聯隊、東八百藏中佐聯隊及僞滿興安騎兵第1、2、8團各一部，分三個方向圍攻蒙軍，結果被蘇蒙軍擊敗，全軍覆沒，東八百藏本人被擊斃。
第二階段
6月18日，朱可夫被蘇軍統帥部任命為第57特别軍軍長。朱可夫到達塔木察格布拉格後，開始集結兵力，儲運軍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貝斯（今喬巴山）等地開辟野戰軍用機場，蘇戰鬥機開始在空中與日機周旋。6月19日，蘇機轟炸阿爾山、甘珠爾廟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軍集結地，500桶汽油被炸起火。6月20日，第23師團全體出動，小松原帶着2萬多人向諾門罕進發，同時出動的還有作為戰略預備隊的第7師團主力。日軍吸取了上次沒有裝甲兵力的教訓，派出了裝甲部隊，增強了炮火支援。關東軍司令部調第1坦克師和第2飛行集團支援第23師，共有12個步兵營、70輛坦克、180架飛機。
6月21日，日軍第2飛行集團團長嵯峨徹二中将把他的司令部從新京（今長春）遷至海拉爾，調來4個飛行團，集中17個戰鬥轟炸、偵察機中隊。6月22日，蘇軍出動150架飛機空襲甘珠爾廟、阿木古郎将軍廟一帶的日軍集結地和野戰機場，日機也傾巢出動。雙方從22～24日，在諾門罕地區上空大戰3天，近60架飛機被打落在草原上。此後，蘇機不斷增多，而且出現新型戰鬥機，日軍則逐漸喪失主動權，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
6月27日上午3時，137架日機在海拉爾機場起飛，編隊布滿海拉爾上空。6時20分，日軍機群到達塔木察格布拉格機場上空，進行狂轟濫炸，機場頓時黑煙覆蓋。日軍作戰部隊向關東軍司令部報告擊落蘇機99架，擊毀地面飛機25架。
6月下旬，關東軍司令官命令第23師團盡快發動地面攻勢。兵力共計3.6萬人、182輛坦克、112門各種火炮、180架飛機和400輛汽車。7月1日，日軍在小林少将的指揮下，1.5萬人的部隊向哈拉哈河西岸攻擊，中午時攻占河東岸的謝爾陶拉蓋高地。朱可夫組織150輛坦克、154輛裝甲車、90門大炮和全部飛機及其它部隊，分三路反攻。由于巴音查崗高地周圍全是開闊地，非常有利于飛機和戰車作戰，日軍全部裸露在蘇軍坦克和裝甲車炮的面前。
7月3日上午7時，第一批蘇軍轟炸機和殲擊機對日軍進行了轟炸和掃射。同時，蘇蒙軍的大炮猛烈轟擊日軍集群。這兩股火力立即阻止日軍行進，日軍無法開展火力，隻顧匆忙地在沙地上挖掘個人掩體。上午9時，蘇軍第11坦克旅的150輛坦克向龜縮在沙丘掩體的日軍開火。此次關東軍損兵3000人，折将40（大約少将以下40名軍官陣亡）人。7月11日，關東軍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勢，進行戰線整頓，決定向諾門罕前線調兵。從旅順要塞調野戰重炮第3旅團，從内地調來獨立野戰重炮聯隊，從奉天（今沈陽）、北安、齊齊哈爾等地調來反坦克速射炮中隊，給23師團補充武器和兵員，增加飛機和車輛。
關東軍司令部從戰争一開始，就指示石井部隊拟定在諾門罕地區的細菌戰計劃。7月13日，石井細菌部隊碇長少佐帶領22名敢死隊員，在哈拉哈河乘2隻膠皮筏順水将22.5公斤傷寒、霍亂、鼠疫、鼻疽等細菌撒入河水中，向蘇蒙軍進行細菌戰。竟有1340名日軍染上傷寒病、赤痢病和霍病，731部隊軍醫和敢死隊員，被細菌傳染而亡命的達40多人。
第三階段
7月23日，日軍在諾門罕前線各部隊經過半個月的補充和休整後，集中8萬兵員，近200門各種大炮和大量對付坦克的速射炮，全線發動總攻擊。24日，蘇軍發動反攻，日軍退回原地。25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停止進攻，構築陣地”的指示。
8月4日，日軍為實施統一指揮，在海拉爾組建第6集團軍（轄第23、第7步兵師團和第8國境警備隊，司令荻州立兵中将），兵力約5.9萬人
為早日解決諾門罕地區戰事，蘇軍統帥部決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别軍擴編成第1集團軍。這是臨時組織的具有獨立作戰職能的多種合成的大兵團。7月15日，朱可夫被任命為集團軍司令員。
第四階段
蘇軍總參謀部決定總攻時間為8月20日（星期天），因為按照慣例，日軍前沿部隊的軍官有半數要輪流到海拉爾去休假。進攻的命令20日淩晨2點45分傳達到一線連隊，對面日軍陣地一片沉寂，蘇軍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8月20日淩晨，蘇蒙軍發起總攻戰役。日軍第6軍前線各部隊不少将校級軍官到海拉爾休假。日軍的防禦設施隻完成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上午5時45分，蘇蒙軍開始炮擊日軍陣地，150架轟炸機和100架戰鬥機向日軍轟炸掃射。日軍綿延40公裡的前沿陣地，籠罩在濃烈的煙火之中，日軍的觀察所、通訊聯系及炮兵陣地全被摧毀。8時45分，蘇蒙軍分為3個集群，從南路、北路和中央3個方面向日軍陣地發起猛攻。
8月23日，日軍第6軍組織反攻，在蘇軍的強大攻勢下，全線潰敗。為此，日本參謀部決定從本土抽調第5師團開赴滿洲裡，增加關東軍的防衛力量。關東軍在8月底集結4個師團在諾門罕地區，并命第6軍制定新攻擊的作戰計劃，準備與蘇軍決戰。8月24日，蘇軍南北兩翼在諾門罕合圍。兩個日本關東軍師團（第七師及第二十三師）的主力被包圍。8月27日，日軍試圖突圍失敗。朱可夫在日軍拒絕投降後，以火炮及空軍集中殲擊被圍的日軍。9月9日，日軍第6軍各師團已在戰場集結完畢。
9月15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簽訂停戰協定，雙方于9月16日淩晨2時停止一切實際軍事行動。
戰役結果
1939年8月中，歐洲形勢急劇變化。蘇、日兩方亦在八月底後加緊外交談判。蘇軍雖然在遠東取得戰役的勝利，但無意擴大戰果。雙方于9月16日停火，事件最後以日本退讓，承認現存邊界結束沖突。1940年6月9日，蘇、日兩方正式締結協議。
諾門罕之戰，曆時135天。雙方投入戰場兵員20餘萬人，大炮500餘門，飛機900架，坦克、裝甲車上千輛，死亡6萬餘人。
蘇聯方面
在四個月的戰事中，蘇軍投入約57000人、坦克500餘輛及裝甲車約350輛；官方宣布人員損失為傷亡9000餘人。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軍真正死亡人數約7000人，超過1000人失蹤，另外約16000人受傷。
日軍方面
戰後，第6軍的軍醫部公布了日軍的陣亡人數為7696人，負傷人數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數為1021人，出動兵力總數為58925人。這個數可以發現其中是有一些疑問的：負傷的人數與陣亡的人數太接近了，如果将陣亡人數加上失蹤人數，兩者幾乎相等，而且陣亡失蹤人數比負傷的人數還多，這在戰争中應該是比較少見的，除非負傷者都有刻意自殺的動機，否側負傷人數應比死亡人數大得多才是。緊接着日本陸軍當局發表了一個籠統的傷亡數字，将陣亡和負傷的人數一并發表為傷亡約18000人，大概還是将第6軍的上報的傷亡人數簡單相加，然後發表出來的。
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舉行了一場“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的活動，朝日新聞報道中稱這是戰死人數為18000人的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日本曆史學家五味川純平在他1975年發表的著作《諾門罕》中有這樣的評論：“對熱衷于打了敗仗就又遮又蓋企圖掩人耳目的軍政當局來說，有必要把數字過小發表，但是對靖國神社來說，卻完全沒有必要把數字過大發表。”然而這篇報道隻是一則不超過30字的未署名的簡訊，并非靖國神社的獨自公布數字，仍然很值得懷疑是否是記者把傷亡一萬八千弄成了死亡(靖國神社戰後從未進行過排除日本官方數字的獨自傷亡調查)。
最聳人聽聞的是有人認為日本損失了近5萬人（死亡的以及喪失戰鬥能力的，步兵第23師團、第7師團、第8國境守備隊、第一獨立守備隊和第1坦克師團幾乎全軍殆盡，11個特種兵連隊徹底喪失了戰鬥力。高級軍官的傷亡也是空前的，日本報紙哀歎：“大量高級軍官如此集中的傷亡是日俄戰争後從未有過的。”
諾門罕前線日軍最後隻剩下一些殘兵堅守，整建制跑出來的隻有騎兵聯隊百十人。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辭職，前線總指揮小松原一年後病死，參謀長岡本雙腿被斬斷。這場戰争讓日本的優秀指揮官損失殆盡。朱可夫對日軍的評價是下級軍官很優秀，戰鬥很狂熱，但是越往高層越爛，特别是含金湯匙出生的高級将領隻能用無能形容。
另外曾在GRU任職參與過該戰役的瓦西裡·諾沃布拉涅茲上校在回憶中認為蘇軍的戰鬥有很多缺陷，是靠巨大的人力和兵器優勢打勝的。蘇軍彈藥消耗達到31000噸，相當于庫爾斯克戰役消耗量的15%。日軍方面，7月攻勢中82門師屬火炮儲備了3萬發炮彈用于進攻，平均每門炮備彈366發，大緻是平均每門炮0.3個會戰份。1937年在中國戰場日軍師團平均每門炮約為0.5個會戰份彈藥。
戰役影響
相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它戰役，諾門罕是一場不為經傳的戰事。但是它對二次大戰的局勢發展卻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戰事發生前，日本東京當局仍為“北進”及“南進”的策略而争論。北進計劃是以陸軍向蘇聯西伯利亞發動攻勢，目标是進攻至貝加爾湖一帶。而南進計劃則是以海軍為主，奪取東南亞資源（特别是荷屬印度尼西亞的石油）。諾門罕戰役的失敗，說明蘇聯紅軍的實力對日本陸軍來說仍然是相當強大。在一定程度上，諾門罕戰役導緻日本改為傾向采用南進的戰略目标，最終引緻兩年後日本偷襲珍珠港、向美國宣戰和最後的戰敗。
諾門罕戰役中，朱可夫指揮裝甲部隊以機動戰首獲大捷，獲得“蘇聯英雄”稱号的嘉獎。蘇聯政府得到包括間諜理查德·左爾格的情報得知日方的南進，因此應該不會即時對西伯利亞發動另一次攻勢。蘇軍于是被調往歐洲；在1941年12月，朱可夫再指揮西伯利亞部隊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成功發動反攻擊敗德軍。
從政治意義上看，此戰不僅沉重打擊了日本軍國主義二戰初期嚣張的侵略氣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進”侵蘇的國策改為“南下”襲美，蘇聯從而避免了與德、日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擊德國法西斯。在莫斯科戰役中，蘇、德雙方當時拚得燈盡油枯，幸虧關鍵時刻蘇聯抽空了遠東邊境的二十個亞洲師調往歐洲，才給了德軍緻命一擊，扭轉了歐洲戰場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沒有諾門罕之戰，斯大林絕不敢冒此奇險。
另外，諾門罕戰争期間，正值我國抗戰進入最艱苦的時期，此戰使日軍向關内增兵計劃一時無法實現，有力支援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諾門罕戰争後，一貫驕狂的日軍對蘇軍産生了心理障礙，日本基本死了與蘇聯再戰之心，東京最終決定調轉槍口襲擊英美，不久日軍便奇襲珍珠港，将隔岸觀火的美國拖下了水，使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最終日本兵敗亞太戰場。可以說，諾門罕戰争是二戰早期最精彩的一個伏筆。
從軍事角度上看，蘇聯通過此戰檢驗了陸、空軍的各種新裝備，鍛煉了“大清洗”後新提拔的年輕軍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氣。特别是發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為即将到來的衛國戰争儲備好了帥才（朱可夫後來參與指揮了蘇德戰場幾乎所有重大戰役，每每都能化險為夷，被譽為“蘇德戰場上的消防隊員”，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戰就是諾門罕戰争）。蘇軍還在此役中首次實施了空降作戰，首次使用了“進攻防禦”和“夜間強光照明”的戰術，首次采取了電子幹擾戰和心理戰，後勤部門還創造了超遠距離連續補給的世界奇迹。所有這一切都在後來的衛國戰争中得以廣泛采用，給德國法西斯以沉重打擊。
外界評價
“這是一場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戰争”，1939年7月20日，《紐約時報》的社論這樣評價蘇聯紅軍和日本軍隊在蒙古草原上的這場苦鬥，時報不屑一顧地嘲諷道“（他們）在人們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裡發洩着憤怒”。直到兩年後日本人的炸彈劈頭蓋腦地扔到了珍珠港，美國人才明白過來，恰恰是他們認為無關緊要的一戰改變了日本的作戰對象，恰恰是他們根本瞧不起的這個彈丸小國給了他們緻命一擊。美國人為自己的驕傲和輕心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麻省理工學院的洛倫茲教授曾說過：“亞洲腹地的一隻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許幾周後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場風暴。”在軍事和政治領域，許多重大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産生的“蝴蝶效應”卻令人瞠目。諾門罕戰役便是典型的一例，當初誰能料到亞洲腹地一場不起眼的邊境沖突，會為軸心國的最終失敗埋下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