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

誠信

漢語詞語
誠信是一個漢語詞彙,讀作 chéng xìn 。誠信是一個道德範疇,是公民的第二個“身份證”,是日常行為的誠實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統稱。泛指待人處事真誠、老實、講信用,一諾千金等等。但一般主要是指兩個方面:一是指為人處事真誠誠實,尊重事實,實事求是;二是指信守承諾。[1]
    中文名:誠信 外文名:good faith 拼音:chéng xìnn 反義詞:失信 出處:《禮記·祭統》

簡介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誠實守信作為基本的公民道德規範,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道底線,成為國家強盛、民族複興的一塊基石。誠信可以引來企業,誠信可以招來項目,誠信可以發家緻富。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哲人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詩人的“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民間的“一言既出,驷馬難追”,“言而無信,行之不遠”,都極言誠信的重要。幾千年來,“一諾千金”的佳話不絕于史,廣為流傳。

涵義

什麼是“誠”

“誠”,是儒家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立身處世,當以誠信為本。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誠”是一種美德。《名人名言》∶“誠即天道,天道酬誠”。言行須循天道,說真話,做實事,反對虛僞。意思為誠實。

什麼是“信”

《說文解字》認為“人言為信”,程頤認為:“以實之謂信。”可見,“信”不僅要求人們說話誠實可靠,切忌大話、空話、假話,而且要求做事也要誠實可靠。而“信”的基本内涵也是信守諾言、言行一緻、誠實不欺。

“誠”主要是從天道而言,“信”主要是從人道而言。故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本是自然固有之,效法天道、追求誠信,這是做人的道理、規律。二者在哲學上雖有區别,但從道德角度看,“誠”與“信”則是同義等值的概念,故許慎在《說文解字》雲:“誠,信也。”“信,誠也。”基本涵義都是誠實無欺,信守諾言,言行相符,表裡如一,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在一般意義上,“誠”即誠實誠懇,主要指主體真誠的内在道德品質;“信”即信用信任,主要指主體内誠的外化。“誠”更多地指“内誠于心”,“信”則側重于“外信于人”。“誠”與“信”一組合,就形成了一個内外兼備,具有豐富内涵的詞彙,其基本含義是指誠實無欺,講求信用。千百年來,誠信被中華民族視為自身的行為規範和道德修養,在基本字義的基礎上形成了其獨具特色并具有豐富内涵的誠信觀。

“誠”與“信”作為倫理規範和道德标準,在起初是分開使用的。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中也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信的基本含義是指遵守承諾,言行一緻,真實可信。最先将“誠”與“信”連在一起使用的是在《逸周書》中:“成年不嘗,信誠匡助,以輔殖财。”“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友和,君臣之間觀其忠愚,鄉黨之間觀其信誠。”這裡的“信誠”實際上表達的是“誠信”的意思。就是說,從一般意義上,誠信是指誠實不欺,講求信用,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真誠相待。

特征

首先,誠信是一種人們在立身處世、待人接物和生活實踐中必須而且應當具有的真誠無欺、實事求是的态度和信守承諾的行為品質,其基本要求是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誠信之誠是誠心誠意,忠誠不二;誠信之信是說話算數和信守然諾,它們都是現代人必須而且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和品格。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們隻有樹立起真誠守信的道德品質,才能适應社會生活的要求,并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其次,誠信是一種社會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它要求人們以求真務實的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對待各項工作。在現代社會,誠信不僅指公民和法人之間的商業誠信,而且也包括建立在社會公正基礎上的社會公共誠信,如制度誠信、國家誠信、政府誠信、企業誠信和組織誠信等。這就是說,任何政府和制度都要按照誠信的原則來組織和建構,亦需按照誠信的原則行使其職權。一旦背離了誠信的原則和精神,政府就會失信于民,制度就會成為不合理的包袱。 

再次,誠信是個人與社會、心理和行為的辯證統一。誠信本質上是德性倫理與規範倫理或者說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合一,是道義論與功利論、目的論與手段論的合一。如果說“誠”強調的是個人内心信念的真誠,是一種品行和美德,那麼“信”則是誠這種内在品德的外在化顯現,是一種責任和規範。在中國曆史上,就有“誠于中而信于外”的說法。誠信不僅是一種道德目的,是人們應當具有的一種信念,而且也是一種道德手段,是人們應當承擔的一種社會責任和謀取利益實現利益的方式。誠信,既可以是價值論和功利論的,又可以是道義論和義務論的。價值論和功利論的誠信觀把誠信作為一種價值和實現目的的手段,認為人們如果不講誠信就無法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也很難取得長久而真正的利益。道義論和義務論的誠信觀則把誠信視為一種應盡的義務和内在的要求,認為人們講求誠信是提升自身素質和實現全面發展的需要,講求誠信哪怕不能帶來物質上的利益,仍然是彌足珍貴的。我們主張在誠信問題上把道義論和功利論結合起來,既把誠信的講求視為一種謀利和促進發展的手段,又把誠信的講求視為一種神聖的使命和内在的義務,使誠信的講求既崇高又實用,既偉大又平凡,這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倡導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價值特質。

 作用

誠信是人必備的優良品格,一個人講誠信,就代表他是一個講文明的人。講誠信的人,處處受歡迎;不講誠信的人,人們會忽視他的存在;所以我們人人都要講誠信。誠信是為人之道,是立身處事之本。

立人之本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認為人若不講信用,在社會上就無立足之地,什麼事情也做不成。

齊家之道

唐代著名大臣魏徵說:“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隻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間以誠相待,誠實守信,就能和睦相處,達到家和萬事興的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誠信、互不信任,家庭便會逐漸四分五裂。

交友之基

隻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才能達到“朋友信之”,推心置腹、無私幫助的目的。否則,朋友之間充滿虛僞、欺騙,就絕不會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

為政之法

《左傳》雲:“信,國之寶也。”指出誠信是治國的根本法寶。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甯肯去兵、去食,也要堅持保留民信。因為孔子認為“民無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統治者,國家朝政根本立不住腳。因此,統治者必須“取信于民”,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經商之魂

在現代社會,商人在簽訂合約時,都會期望對方信守合約。誠信更是各種商業活動的最佳競争手段,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是企業家的一張真正的“金質名片”。

心靈良藥

古語雲:“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隻有做到真誠無僞,才可使内心無愧,坦然甯靜,給人帶來最大的精神快樂,是人們安慰心靈的良藥。人若不講誠信,就會造成社會秩序混亂,彼此無信任感,後患無窮。正如《呂氏春秋·貴信》篇所說,如果君臣不講信用,則百姓诽謗朝廷、國家不得安甯;做官不講信用,則少不怕長,貴賤相輕;賞罰無信,則人民輕易犯法,難以施令;交友不講信用,則互相怨恨,不能相親;百工無信,則手工産品質量粗糙,以次充好,丹漆染色也不正。可見失信對社會的危害何等大啊!

綜觀而言,誠信對于自我修養、齊家、交友、營商以至為政,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美德,可見誠信在人類社會非常重要的。

意義

誠信不僅是一種品行,更是一種責任;不僅是一種道義,更是一種準則;不僅是一種聲譽,更是一種資源。就個人而言,誠信是高尚的人格力量;就企業而言,誠信是寶貴的無形資産;就社會而言,誠信是正常的生産生活秩序;就國家而言,誠信是良好的國際形象。

如何做到

1、要言必信,信必果。不輕易許諾,一旦許諾,堅決履行。n

2、許諾前要深思熟慮,量力而定。如盡力而為卻不能辦到時,要及時說明原由并求得諒解。n

3、誠信不同于“哥們義氣”履行諾言要符合法律規範和道德要求。n

4、被迫情況下做出的承諾不必遵守。 n

現狀反應

失信面面觀

在現今世界各地,失信的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信用危機,影響經濟發展,擾亂生活秩序。例如,在中國大陸,有些政府官員欺上瞞下,貪污情況嚴重。在商業交易中,假冒僞劣商品屢禁不止,中國約有35% 的企業被假冒僞劣産品侵權,此類産品的産值年均高達13,000億元。商家對顧客态度冷漠敷衍、虛假廣告、毀合約、作假帳的現象相當普遍。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在香港,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也發生過不少驚人的貪污案件,如“葛柏案”、“律政高官受賄案”、“圓洲角短樁醜聞”,至于街頭行騙、盜竊、信用卡賴帳等現象俯拾皆是。

在現今中國學界,失信的現象尤其嚴重,學術詐騙、項目造假、論文抄襲等的舉報和揭露不勝枚舉。例如,西安交通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李連生存在嚴重學術詐騙行為,科技部公開撤銷其昔日獲得的2005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獲獎項目“渦旋壓縮機設計制造關鍵技術研究及系列産品開發”,他因學術造假被西安交通大學解除了教師聘用合同。又如,中山大學外語教學中心主任夏紀梅夥同王哲等人,在申報2009年度“國家精品課程”(本科)時,張冠李戴,大肆造假,騙取名利。此事被打假名師、中山大學副教授郭頤頓在著名學術打假網站“新語絲”上公開揭露,轟動一時。夏紀梅因此得了“夏騙騙”的外号。

失信的原因

現代社會急功近利,物欲橫流,現代人雖利用科技創造了物質财富,但自己反被物質财富所奴役。現代人每天營營役役,為的是賺多點錢,以提高生活水平和物質享受,但道德價值觀念卻開始失落。在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和享樂思想的沖擊下,現代人普遍認為見利忘義、投機取巧比中國傳統美德如誠信、刻苦、勤奮更為重要,社會崇尚金錢、權力,以此作為衡量個人成功與否的标準。反觀人類的精神世界、生命價值、崇高理想、道德情操則被逐漸遺忘。

當現代人意識到自己可以積極争取權利和利益時,卻錯誤地認為自由就是無規定和不受約束地為所欲為,因此人們往往為了一己私利而不擇手段,損人利己,将道德規範、承諾信譽、合約法律置之度外,作出種種自私行為。例如中國大陸的經濟開始急促發展,但信用制度、市場規則尚未健全,于是一些見利忘義的人就鑽制度、法律不完備、執法不嚴的空子,不講信用,形成現今“見利忘信”現象,而導緻了一連串的嚴重後果。

自我修養

儒家十分重視修身為本的思想,認為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以自我修養為根本。

子路是孔子的門人,有一天子路問孔子:“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君子?”孔子答:“修己以敬(謹慎)。”子路又問:“這樣就足夠嗎?”孔子答:“修己以安人。”子路再問:“這樣就足夠嗎?”孔子答:“修己以安百姓。”孔子這裡是把“修己”作為“安人”、“安百姓”的前提,孔子認為君子應先慎重地培養、訓練自己的道德品質,然後再去治人,再去治百姓。孟子也明确地闡述了“修身”與“家”、“國”的關系,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孟子作出結論:“君子之守(操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荀子從“修身”的社會效應角度指出:“以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故君子務修其内而讓之于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遵從道德原則),如是則貴名(美好的名聲)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荀子認為其理想人物聖人和大儒,都具備道德上最高的品格。若一個人能實踐道德,便會正如聖賢般留下美好的名聲,天下百姓就會如雷霆般擁護他。

儒家經典《大學》對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關系作出了更為具體、更為系統的表述,當中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由此,《大學》邏輯地得出結論說:“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是)皆以修身為本。”可見不論是什麼人,都以修身養性為根本。

根據“修身為本”的思想,要求每個人在求學階段,務必先從自己修身養性做起,不斷地磨練自己的誠信品格,諸如在日常生活中嚴格地要求自己做到不自欺亦不欺人,不護短亦不造假,在無人監督時亦能自律,勇于改過等。正如晚清重臣曾國藩所說:“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練而出耳。”

學業

在學校讀書是人生重要的求知階段,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犯上不少錯。明代理學家王陽明說過:“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即使是聖賢,也不可能無過失。不過,我們應持誠實态度對待過錯,知錯即改,不文過飾非,弄虛作假。隻有不斷地改正錯誤,才能超越自己,從中吸取教訓知識,走向成功之路。

孟子曾說:“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通常人們很難看到自己的缺點,若有别人對自己給予善意的批評,當事人會受益匪淺。東漢尚書令左雄曾推舉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後因左雄推薦貪官馮直為将帥,周舉以此上書皇帝,揭發左雄罪狀。左雄知道自己的過失後,即賠禮謝罪,說:“我曾是馮直之父的部下,又與馮直是好朋友;現在周舉以此來揭發我,這确實是我過錯。”天下之人因此更加尊重左雄。

在學業中犯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過飾非,隐瞞錯誤的僥幸心理。實際上,隻要是犯了錯誤(如說謊、考試作弊等),遲早會被人發現。傳說宋代奸臣秦桧與妻子王氏在東窗下密謀殺害忠臣嶽飛。秦桧死後,王氏叫道士招魂,看見秦桧在陰間受審。秦桧對道士說:“可否代為通傳我的妻子,東窗的事已被發現了。”可見紙包不住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學校求知,是一個艱苦的學習過程。求學時應抱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态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可以不懂裝懂,欺世盜名。同時,學貴在勤,勤能補拙,曆代不少名人都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求學,如“蘇秦發憤刺股”、“匡衡鑿壁偷光”、“車胤囊螢勤學”等,成功非僥幸,隻有誠實、刻苦、排除萬難的人才能成功的。

誠信高考

2010年高考,湘潭全市五個縣市區15個考點都将啟用身份證鑒别儀,首次對考生身份證進行核驗,以防止舞弊代考事件發生。考生的違紀作弊受到處理的一律計入考試誠信檔案數據庫,對今後的升學和就業或将産生不良影響。一旦發現違紀舞弊現象,可撥打電話予以舉報。

按照省考試院規定,必須對考生的身份證進行鑒别。湘潭市教育考試院已統一購置身份證鑒别儀,将分發到全市所有考點,由專人對考生身份證進行檢查校驗。身份證鑒别儀長約10厘米,寬8厘米,厚度不到4厘米,隻要将身份證插入就能在瞬間識别證件的真僞。

此外,嚴禁考生攜帶各種無線電通訊工具和具有貯存功能的電子設備進入考場;嚴禁考生穿校服、制服、佩戴校徽、手表和飾品進入考場。

人際交往

在人際交往中營造一種和諧的關系,這是每一個人所期盼的。為了營造這種和諧的關系,我們平日與人交往時,務必做到以下幾點:

1、以誠相待

東晉高道葛洪在《抱樸子·交際》中,反對“匿情而口合”、“面從而背憎”,故我們應以真情實意對待朋友,不可口是心非,隐瞞實情。真誠是友誼的生命,如果對朋友詐僞而無真誠之情,這隻是“烏集之交”。隻有肝膽相照的朋友,才是“腹心之友”。西漢文學家、哲學家揚雄于《法言·學行》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若交朋友而不交心,不能開心見誠,這種缺乏真誠的友誼是難以持久的,故人際交往貴在真心、交心與知心。

2、以信相交

朋友之間必須誠實忠信,《論語·學而》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一旦欺騙朋友,朋友也不會信任自己,便會破壞了大家的友誼。而真的朋友,能做到如《禮記·儒行》所言:“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就算大家很久沒見,當聽到有關朋友的謠言,彼此仍能互相信任。

3、以道義相交

将人際交往建立在道義的基礎上,彼此皆以道義為原則,這是一種君子之交。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在《朋黨論》中深刻地分析說:“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财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争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形者忠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終始如一。”真正的君子之交以道義為基礎,真心相待,友誼是持久的。相反,小人之交以勢利為基礎,虛假造作,友誼是短暫的。

4、以平等相交

将友誼建立在志同道合、情趣相投的基礎上,貴者一方不應以自己的年資、地位、權勢、财富作為交友的資本,彼此應當相互尊重,做到正如《法言·修身》所言:“上交不谄,下交不驕。”遇到顯貴的人,不會因此奉承巴結;遇到寒微的人,不會因此傲慢自大,這正是平等之交的可貴之處。

中西觀點

西方哲學家、倫理學家與中國聖賢一樣,都十分重視誠信之道。究竟西方人眼中的誠信之道是怎樣的,這與中國的誠信之道有何不同?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著名發明家愛迪生是如何實踐誠信之道?相信大家都聽過“金斧銀斧”這個寓言故事,但當中寓意你又領略多少?

西方哲賢看誠信

西方哲賢對誠信之道的诠釋,并不像中國儒家經典般有條理和系統。現主要挑選出幾位較具代表性的西方哲賢,談談他們眼中的誠信之道。

1、人生修養

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Aristotle)認為人類如果隻會譏諷而不務實,這是一種不足;而言過其行,名過其實,這又是一種虛誇。所以,他在《尼可馬克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一書中提出「信實是虛誇和譏諷的中道」,并肯定隻有既不過譽亦非不足的中道之信實,才是一種美德。

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de Tocqueville)主張以誠實的态度對待生命。他指出「生命既不是受苦,也不是歡樂,生命隻是我們必須做的事業。我們必須誠實經營這事業,直到生命終結。」所以,我們在生命曆程中,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做老實事。

2、人際關系

英國著名詩人、戲劇家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認為誠信是最能使人安心的東西。而美國著名科學家、文學家、外交家班哲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進一步認為人與人之間和人生中最重要的幸福,莫過于真實、誠意和廉潔。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認為:“從來最有能力的人,都是有坦白直爽的行為、信實不欺的名譽的。”

英國小說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更具體強調朋友、夫妻、父子和同伴之間要以誠相待、肝膽相照。她曾說過:“兩個靈魂結合一起,在彼此的工作、成就與不幸中互相支援,直到最後告别的靜默時刻降臨,這是何等美妙的事。”

3、政治

希臘著名哲學家伊壁鸠魯(Epicurus)對政治的誠信十分重視,他認為國家起源于自由人的“共同協定”,所以誠實地遵守這一項協定是人們的義務。西方著名社會學家吉諾維希充分肯定誠信在治國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信任是國家唯一的支撐物,也是國家穩定的維持物。”

4、經濟

美國著名學者佛蘭克林從理性的角度出發,認為誠信是一種工具,而信用就是金錢,他說過:“要記住,信用就是金錢。如果一個人把他的金錢放在我這裡,逾期不取回,那就将利息或者在那段時間用這筆錢可以得到的一切給了我。隻要一個人信用好、信譽高,并且善于用錢,這種所得的總額就相當可觀。”這就是說,信用是一種能為人們帶來物質财富的精神資源。所以,在市場經濟中,必須充分發揮這種無形資産的社會功能。

德國著名哲學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充分肯定誠信在商業社會中的作用,指出“大商店的老闆是珍惜自己的聲譽的。假如他們出售劣等的摻假的貨物,最吃虧的還是他們自己”,“大零售商在自己的買賣裡投下大宗資本,騙局一旦被識破,就要喪失信用,遭受破産。”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指出倫理道德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種重要的“支持性資源”。

比較中西誠信之道

1、相同之處

中西思想家均肯定誠信之道是維持人類社會發展秩序的基礎,并肯定誠信的基本含義都是誠實不欺。

2、相異之處

由于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差異,中西方在誠信之道上,也有不同之處:

“原善說”與“原罪說”

中國人的誠信之道建立在“原善說”的基礎之上,儒家認為人類生而具有善性,具有仁愛的“良心”,隻要通過自身修養即可求得誠信之道,認為誠信源于人類的“良知”。

西方的誠信之道則是建立在“原罪說”的基礎之上,基督教認為人類生而有罪,所以種種災難随着原罪而來到人間。因此,隻有相信上帝是萬物的終極真理,是至善的化身,是人類道德的最終根源,相信隻有上帝會贖人類的罪,拯救人類的靈魂,人類才能求得至善和幸福。

著名神學家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認為,我們“隻有照着信心而生活,而且我們隻能夠這樣做,以我們的信心與祈禱,盼望那給我們以信心之上帝會幫助我們。”他認為信仰源于神。奧古斯丁以《聖經》中的“誠信即智慧”為根據,宣稱信仰既高于理性,也高于知識,隻有信仰才能給人類以真理,使人類道德完善。

國内外誠信倫理

中國人所講的誠信主要是一種“身份”倫理,而西方人所講的誠信則是一種“契”倫理。中國傳統社會的信任主要是建立在熟人社會和血緣親情的關系上,本質上屬于人格信任。而現代西方社會的信任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和契約關系的基礎上,是一種契約信任。所以,中西誠信倫理之間除了有相同性之外,還表現出更多的差異性。

在古代中國自然經濟社會裡,主要是在家族、部落和村鎮等狹小的範圍内講誠信,這是身份網絡中的一種宗法親情倫理。主要要求臣民對君主的忠誠,子女對父母的順從,妻子對丈夫的忠貞,完全是一種人身依附關系,而不是建立在彼此人格完全平等的基礎之上。如果臣民、子女、妻妾試圖擺脫這種依附關系,就會受到家族和國家的嚴厲懲罰,以至死刑。

西方的誠信之道則是随着商品與貨币經濟的發展,提出的一種互利互惠的契約倫理。西方社會契約論者皆把誠信視為人的一種承諾、履約的道德法則,把道德與法治結合起來。西方學者格勞修斯(Hugo Grotius)指出守約是人的本性,人們訂立契約,就會産生民法。他認為“有約必踐”、“有罪必罰”。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從人性自私論出發,認為人生來是自私的,隻會維護自己之利益。人類必須通過訂立社會契約,由國家以法律指導人民的行為,以謀求共同利益。為了保證利益的實現,就必須履行已訂立的契約。他進一步認為守約為正義之源,無契約即無正義,有約而不遵行即為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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