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号
項羽以“巴蜀漢中四十一縣”封劉邦，以治所在漢中稱“漢王”，稱帝後遂以封國名為國号，又劉邦都城長安位于劉秀所建漢室都城洛陽之西，為加以區别，故稱為“西漢”，有時又以都城與劉秀所建漢室的相對位置代稱為“西京”，而劉邦建立的漢室在劉秀所建漢室之前，故又稱為“前漢”。
曆史
楚漢之争
秦朝末年天下大亂，到處出現割據勢力，而劉邦和項羽也在此時崛起。項梁立楚王的後代為楚懷王（後改為楚義帝），并且各自出兵，打算滅秦。劉邦聽從謀士的安排，于公元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關中。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嬰投降，劉邦入據秦都鹹陽。劉邦未實現“先入關者為王”的約定，因自己的實力不及項羽，退軍霸上。此後，項羽漸握大權，并創建楚國，史稱西楚(政權)，憑借自己強大的武力進行統治，分封諸侯，立楚懷王為楚義帝，封自己為“西楚霸王”。他将劉邦封在蜀地，且将劉邦的封國國号定為漢。
該年中國有18個諸侯，1個義帝。不久，劉邦在自己的封地整頓軍隊對項羽進行進攻，前期并不占優勢。不過，劉邦的軍事才能雖然無法與項羽相比，但劉邦善于用人，他重用蕭何、張良、陳平等謀士為他效力。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不被項羽重用的将領韓信，正是他出色的軍事才能使局面逆轉。
在最後的垓下戰役中，劉邦赢了項羽，而項羽拒絕了屬下東渡烏江卷土重來的建議後，在烏江邊自盡，存在了五年(前206年―前202年)的西楚政權複亡。
西漢建立
公元前202年二月，劉邦大軍行至汜水之陽（今屬山東定陶）時，楚王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等諸侯王聯合上書，請求劉邦稱帝。這幕“上皇帝尊号”的喜劇導演的雖然就是劉邦本人，但表面上他還要裝模作樣地“推讓”一番。經過如此這般地表演，劉邦才答應：“諸侯王幸以為便于天下之民，則可矣。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陽”的定陶（今山東省定陶縣）稱帝，建國号為“大漢”，史稱西漢。
定都過程
汜水之陽的定陶，隻是劉邦即帝位的臨時地點，漢的國都原在栎陽。楚漢戰争結束後，關東廣大地區都統一在漢王朝之下，若仍在栎陽建都就不妥。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劉邦本來想定都洛陽。但僅僅一個月，有前往隴西戍邊的齊人婁敬，路過洛陽時求見劉邦。他向劉邦指出：應定都關中。
婁敬詳細地分析了将國都定關中的好處。他指出：洛陽附近“不過數百裡，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而關中不僅地勢險要，物産豐富，“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裡，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于對廣大的關東地區進行控制：“陰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裡，天府之國也”婁敬的分析，使劉邦下定決心，立即拜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當天即下令定都關中。
劉邦車駕由洛陽入居關中。開始仍在栎陽舊都“治栎陽宮”，同時命少府陽城延在原秦都鹹陽以東的長安鄉建築新宮，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規模，首都從栎陽遷往長安。從此以後，長安成為全國政治中心。以後的事實證明，西漢遷都關中的措施是有利于地主階級統治的。再加上西安靠近長城，有利于抵禦匈奴和開拓疆域，并且由于關外各諸侯勢力狼牙交錯，定都關中也有利于控制天下，因此，西漢定都關中是正确的。
東漢時期，長安依然為西京，所以，兩漢期間，長安一直作為都城存在。
休養生息
與民休息也就是曆史上常說的“休養生息”政策。
休養生息政策指大動蕩、或長期戰争以後，統治者不搞勞民傷财、嚴刑峻法的統治，改以寬刑薄賦的政策，保養民力，增殖人口，以達到恢複和發展經濟、穩定統治的目的。休養生息政策自漢高祖開始，曆經幾代皇帝(惠帝、呂後、文帝、景帝)，執行了六七十年。結果是“海内殷富，國力充實”。班固說：“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無為而治漢高祖稱帝後，有鑒于秦亡經驗，遂在政策上采取道家“黃老治術”、“無為而治”的理念。首先，采取“郡國制”，郡縣和封國并存，在中央實行與秦朝相同的郡縣制，地方實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國和王國，其中侯國隻享有封地内的稅收無軍事和行政權并受郡的管轄，而王國則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權力。
另外，對内注意興修水利，減免賦稅，為恢複農業發展創造條件;對外則和親匈奴，維持邊區和平。漢朝這一系列政策大體維持了一時和平，但亦引緻一系列問題，對内的輕徭薄賦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強勢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對外則匈奴侵略日頻，威脅邊區和平。
在執行這些政策之餘，漢高祖也對在楚漢相争中有大功的異姓諸侯王們起了猜忌之心。韓信就是在這時候被蕭何用計被呂後處死，随後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繼被鏟除。異姓諸侯王幾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劉姓諸侯王。劉邦在白馬之盟上對衆人說了一句話：“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劉邦在讨伐英布叛亂時受傷，不治身亡。時為前195年。
呂後專權
漢高祖死後，政權漸漸被高祖皇後呂太後所掌握，繼位的太子漢惠帝因受到呂後的刺激，不理政事，惠帝死後，呂太後連立兩傀儡皇帝，并漸漸削弱劉氏，并封諸呂為王，掌權長達八年。這種局面一直到呂後死後，周勃和陳平奪禁軍權，斬殺呂産等人，才告消滅。
呂太後死後，由于諸呂掌握兵權，而功臣更不滿呂氏專權，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施計奪取呂氏的兵權。由于漢高祖隻餘下兩個兒子，朝臣以淮南王母家趙氏強橫，代王母家薄家善良，故以呂太後所立的傀儡皇帝非惠帝親生為由，迎立代王恒即帝位，是為漢文帝。
他減輕人民的負擔，減輕刑罰，其子景帝即位後，也持續此種政策，因此曆史上将此時期稱為“文景之治”。文景二帝都是道家思想的推崇者，主張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在此期間，國家穩定發展，國力大大增強。
隻是，景帝在位期間，聽取晁錯的意見，進行削藩。操之過急，結果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為此時期唯一的一次動亂，且為期不到一年，結果由周勃的兒子周亞夫所平定。七國之亂後，朝廷設法剝奪各個諸侯王的力量，加強中央集權。
這一時期，西漢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然而，匈奴仍屢屢犯境，邊患越來越重。但文景之治使西漢國力空前提高，為後來大規模反擊匈奴奠定了基礎。
文景之治
漢高祖總結秦亡的教訓，實行黃老無為政治，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時期，倡導以農為本，進一步推行“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政策，使生産得到恢複和發展，史稱“文景之治”。
文帝時，提倡以農為本，多次發布诏令勸農，以發展封建的農業經濟。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稅”;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稅一，并成為漢朝的定制。文景時又減少地方的徭役、衛卒，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民耕種;并頒布了赈貸鳏寡孤獨的法令。這些措施的施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文景之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糧價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數十錢”。
文景時期，在恢複經濟的同時，“懲惡亡秦之政，倫議務在寬厚”。施行“約法省禁”的政策，廢除了一些嚴刑苛法，如妻孥連坐法、斷殘肢體的肉刑等，并減輕笞刑，以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所以這個時期，許多官吏斷獄從輕，不求細苛，以至有“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斷獄數百，幾緻刑措”之說。這和秦時“斷獄歲以千萬數”的慘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對恢複和發展生産起了一定的作用，從而使封建統治進一步鞏固起來。
文景時，“太倉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貫之錢”。至漢武帝即位時，國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階。“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财，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财政實力如此雄厚，也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由此可知，西漢以“文景之治”為标志的太平盛世，是通過輕徭薄賦政策取得的。經過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漢王朝國勢蒸蒸日上，經濟雄厚，為大漢盛世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漢武盛世
“功莫大于秦皇漢武”，西漢中期是漢朝最強盛的時段，也是中國曆史的三大盛世之一。景帝死後，太子劉徹即位，即一代雄主漢武帝，派衛青和霍去病對外三度攻匈奴，把匈奴驅逐至漠北地區、打通西域，開創“絲綢之路”;對内則實行“推恩令”，削弱諸侯王的力量;并召開“鹽鐵會議”将制鹽和制鐵的事業收為國有。
但武帝對外的戰争也是有代價的，武帝時國家的稅收再次增加，同時武帝将刑罰也再次加嚴，武帝後期因此發生了一些暴亂;開銷甚大，因此創立“均輸”、“平準”官，與民争利。
另外，采納了著名學者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了朝廷正統思想和中國固有的文化潮流。漢武帝時期，四處征戰，吞并朝鮮、收複南越、降服西南夷、遠征大宛，威震西域，開疆拓土，建立了“北絕大漠、西愈蔥嶺、東至朝鮮、南到大海”的廣袤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版圖。
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進程中，西漢是強盛的一代，而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均有建樹，功不可沒，充分展示了他勇于開拓、奮發進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曆代史學家對他的充分認可和贊歎。
漢代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稱贊他：“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清人趙翼在書中說：“武帝駕遠馭……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
當代偉人毛澤東亦非常欣賞漢武帝，稱其“倒是漢武帝雄才大略，開拓劉邦的業績，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為鼎盛之世。”漢武帝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創初期的一位傑出的封建帝王，他不僅是一個孤立的個人，也是一個時代的代表，體現了封建社會從建立到鞏固、統一、發展的曆程。
他是那個光輝燦爛時代的總代表，其雄才大略、深謀遠慮，使其領導漢帝國的人民和官吏創造了偉大的曆史功績。他雄心勃勃，既建設、鞏固内政，又開拓疆土，奠定了祖國疆域基礎。
同時，他打通了中原與周邊廣大地區的聯系，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明，促進中西文明的共同發展，對世界文明的進步也起了推動作用。雖然他難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武帝晚年，發表了著名的輪台罪己诏，這也表達了漢武帝對自己深刻的反省，國家也漸漸穩定下來，國家再次走向昭宣中興。但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和整個社會發展的進程來看，他足以被視為有功于曆史的傑出帝王。
昭宣中興
劉徹之後，漢昭帝、漢宣帝相繼即位，任期内西漢經濟繁榮、政治穩固、文化昌盛、科技發達、疆域遼闊、四夷賓服，被今人合稱為昭宣中興。
漢宣帝時期，西域各國紛紛脫離匈奴歸附西漢，中原與西域交往逐漸頻繁。公元前61年擊敗西羌，後委任将軍趙充國實行屯田，加強邊防，使羌人歸順。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萬餘人歸附，鄭吉大破車師、威震西域，漢宣帝在烏壘城正式設西域都護府，監護西域諸城郭國，總管西域事務，保障絲綢之路的安全與暢通，正式将西域納入中國版圖。匈奴呼韓邪單于于公元前51年朝見漢宣帝于甘泉宮，降服匈奴為北藩解決邊患問題，促使西漢國力達到極盛，史稱“孝宣中興"。
前49年十二月，漢宣帝駕崩，太子劉奭繼位即為漢元帝，漢元帝在位時期崇尚儒術。前36年，匈奴郅支單于被陳湯斬殺于康居，發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強音，至此唯一反漢的匈奴單于被剿滅，漢匈戰争告一段落。前33年，呼韓邪單于入朝求親，劉奭以宮女王嫱與之和親。劉奭在位後期，因土地兼并盛行、中央集權衰落、階級矛盾加深緻使西漢由盛轉衰。
漢宣帝劉詢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彪炳史冊，為漢民族的中興、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以制定廟号、谥号極其嚴格着稱的西漢曆史中，中宗宣帝劉詢是四位擁有正式廟号的皇帝之一（另三位是太祖高帝劉邦、太宗文帝劉恒、世宗武帝劉徹，皆是一代英主），可見其功德之高。
衰敗滅亡
西漢末年，土地高度集中，政治日益腐敗，社會動蕩不安。種種迹象表明，西漢政權已經走到窮途末路。面對這種形勢，有不少人向統治者提出各種解救危機的辦法。
哀帝時，大司馬師丹針對當時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愈困的現象，提出對貴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數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則提出了更為詳盡的措施：從諸侯王到吏民百姓，擁有田産最多不能超過三十頃;占有奴婢的數量，諸侯王不得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過一百人，關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過三十人;富商大賈不得做官、不得擁有田産；田産、奴婢數量超過以上限制者，一律沒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歲以上者，可以免為庶人。
這種措施雖然不錯，卻根本行不通。因為當時包括丁、傅兩家外戚和董賢在内的絕大多數豪強地主、貴族官僚，都早已超過最高限額，他們絕不願放棄既得利益。所以，這個建議剛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閣，成為一紙空文。切中時弊的建議無法實施，荒誕、迷信的理論卻大得市場。
成帝時，齊人甘忠宣揚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的理論。就是說，漢代将終，應當改朝換代。這當然不被西漢統治者所接受，所以甘忠被以假鬼神罔上惑衆的罪名下獄病死。哀帝即位後，甘忠的弟子夏賀良又提出漢曆中衰，當更受命的理論，他對哀帝說：成帝不應天命，所以絕嗣。現陛下久病不起，災異屢現，正是上天對世人的警告。為了延年益壽，生育子女，杜絕洪水災異，應當更改年号。
内外交困的哀帝病急亂投醫，在黃門侍郎李尋、司隸校尉解光等人的慫恿下，将這種自欺欺人的作法當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太初元将元年，改号為陳聖劉太平皇帝。一個多月以後，哀帝的病情沒有絲毫好轉，卻發現夏賀良與李尋、解光等人串通勾結，企圖罷退丞相、禦史，以李尋、解光輔政，進而控制政權，遂将夏賀良下獄處死，李尋、解光也被流徙到邊郡。再受命的鬧劇在上演不到兩個月後草草收場。
“再受命”的上演，充分顯示出漢朝統治者在内外交困中走投無路、空虛絕望的心情，也表明劉姓皇統在社會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經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于公元8年十二月奪取了最高統治權，建立了新朝，充當了統治集團内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頌其功德者竟達4870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斷向王莽獻祥瑞，為其制造代漢的輿論。這樣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擁護下，由"安漢公"到"假皇帝"，終于在公元8年，自立為皇帝，改國号為"新"。
疆域
領土範圍
漢武帝時期，武功昌盛，國土大幅擴張。元朔二年（前127年），衛青北擊匈奴，收複河南地、隴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雲中、雁門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擴展。西漢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陰山。元狩二年（前121年），漢将霍去病出隴西擊滅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設酒泉郡，後分置張掖、敦煌、武威三郡，連同在湟水流域設置的金城郡合為五郡。建元三年（前138年），東瓯迫于閩越王的威脅，舉國内遷到今江淮流域。
元封元年（前110年），漢軍又平定閩越國，其地劃入會稽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漢軍平南越國，又占有海南島，在該地設十郡。在西南方向，漢軍征服諸國，邊界推移到雲南哀牢山和高黎貢山。元封二年至元封三年（前109年—前108年），漢軍在東北地區平定衛氏朝鮮，設漢四郡。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漢在烏壘城（今輪台縣境内）設立西域都護府，正式在西域設官、駐軍、推行政令，開始對西域的控制。
西漢極盛時的疆域東起日本海，南包交趾，西至蔥嶺，北達陰山。
行政區劃
漢初年有60多個郡，2年共103郡、國。長官最初稱郡守，景帝時改稱太守。
邑是皇太後、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設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縣級政區。公元2年，共有縣、侯國、邑、道等縣級政區1587個。萬戶以上的縣稱縣令，萬戶以下的縣稱縣長。
行部（又稱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設了13行部，每個行部管轄若幹郡（國）。但此時的行部是監察區，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區。
政治
三公九卿
西漢初期，參照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绶”，到了漢惠帝、高後時期分為左右丞相，漢文帝二年“複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其職權大抵如陳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據相關學者研究，将宰相的具體權力分為五個方面：選官權、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執法權、上計考課權、總領朝議與奏事權、封駁與谏诤權。
漢武帝時期，由于外部威脅消除，而此時的宰相集權已經威脅到皇權，進而對之裁抑。出于加強皇權、弱化相權的目的，漢武帝自親政起設立内朝逐步對相權進行削弱，并通過頻繁更換宰相以及以細事誅殺宰相來加強皇權、樹立自身對中央政權的絕對控制。毫無疑問，内朝的設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後，在武帝統治期間對外戰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為一項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與成熟的。
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權的巨大的依附性，脫離皇帝的領導，内朝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權力機構存在。同時，宰相不得過問内朝事務，也使得内朝成為政權内部一個相對于外朝的獨立單位。總之，從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看，内朝的設立增強了皇帝對朝政的控制權，使得專制制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通過漢武帝時期創置内朝、裁抑相權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活動，将西漢國家政治活動中的決策權較為完整地收歸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為首的外朝逐漸退化成為一個大政方針政策的執行機構。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禦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務、軍事和監察，稱為“三公”。“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地方行政機構，除沿襲秦朝的郡縣制外，漢初還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面。郡縣官制承襲秦代，封國官職仿照中央。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為鄉、裡。這樣就恢複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統治機構。
選官制度
武帝時期為了擴大統治基礎，還頒行了一套新的選用官吏制度。漢初，官吏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按軍功爵位的高低，選任各級官吏，二是選自郎官，即郎中令屬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議郎等。郎官的職責是守衛宮殿和做皇帝随從，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額，即可由郎官中選用。軍功地主到武帝時已經沒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選”，難于選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武帝即位後，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選拔制度：
察舉制。文帝時已有“賢良”、“孝廉”之選，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時，開始明文規定下來，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舉，經過考核，任以官職。不久又規定依人口的數量，按比例選舉，取消了資産的限制。這樣使察舉制逐步完善。
“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見，确有才能，授予官職。與此同時相配合的還有“公車上書”之制，天下吏民上書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長，授以官職。
博士弟子考試成績優異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武帝采納公孫弘的建議，置五經博士弟子，每年考試，凡能通一經以上者，可補文學掌故的官缺，成績得甲等者并為郎官。武帝通過這些措施，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封建統治機構。
法律
劉邦在入關之初的時候就約法三章，但隻是臨時措施。西漢建立後，劉邦令蕭何根據《秦律》制定《漢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連坐法，在秦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三章，合為九章，故稱《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執行。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特征。
軍事
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西漢建立了比秦朝更為完備的武裝力量。西漢前期的軍事是實行征兵制，以正卒兩支來守衛京師。一支為南軍，守衛宮城，歸衛尉率領；另一支為北軍，保衛京師，歸中尉率領。兩支各有兩萬人。武帝時，各減至一萬人。正卒一年一輪換，不利于保衛京師。武帝着手組建職業兵為侍從軍和禁衛軍。
期門軍和羽林騎
侍從軍有三支，就是期門、羽林和林孤兒。期門軍是漢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诏隴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騎射者組成，共約有一千人，歸光祿勳掌管。因常為侍從漢武帝而期待于殿門，故有“期門”之名。羽林騎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選六郡良家子組成，約七百人，亦屬光祿勳。羽林騎原叫做建章營騎，因守衛建章宮而得名。後更名“羽林騎”，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兒是由戰死者的子弟組成的，因養在羽林官署，教習戰射，而有此稱号。
八校尉
禁衛軍是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約七百人，由八個校尉率領，因稱“八校尉”。八校尉為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贲。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來，是職業兵，這是中國古代有募兵制的開始。這支軍隊後來發展為西漢王朝的軍事主力，經常用于鎮壓勞動人民或進行民族戰争。
在地方，有經過訓練的預備軍，根據地區的具體條件，分别設材官（步兵）和騎士（騎兵），這些預備隊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備軍和預備軍的兵員，都由郡國征調來的“正卒”充任。
武帝時期強化了軍隊，增設樓船（水軍）等軍種。軍隊的加強，使中央集權有了更堅強的支柱。同時也加強了對外和對内鎮壓的力量。
西漢八校尉是武帝時設置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在内鎮守京師，出外對敵作戰，對整個西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但由于史書記載不詳，涉及八校尉的史料也十分匮乏。衆多學者對八校尉的設置目的及其歸屬問題，各家诠釋各不相同。細考史料，八校尉設置的目的是用于對外作戰。它是一支獨立的作戰部隊，不隸屬于任何部隊，直接聽命于皇帝。
經濟
西漢時期牛耕和鐵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紡織業和瓷器制作發達。西漢是中國古代商業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國家的穩定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僅國内貿易，而且對外貿易也非常發達。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甚至與古羅馬、印度等國家有間接的貿易關系。
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長期戰亂人口銳減，西漢建立時人口在1500萬到1800萬之間，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至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國人口約達3600萬。漢武帝時期因大規模對外戰争人口銳減至3200萬，至于史書中的”戶口減半“是因民衆不堪重負逃稅導緻人口登記不實。漢武帝晚年頒布罪己诏重啟漢初息兵養民的國策，繼任者霍光、劉詢沿襲，至地節元年（前67年）人口達4000萬。
到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籍人口達59594978人，墾田8270536頃，為兩漢之最，實際人口達6300萬。
農業
牛耕普遍，鐵農具推廣
西漢時牛耕更加普遍，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也存在用馬耕地的現象。鐵制農具的制作與使用比較廣泛，在漢武帝時期，冶鐵業歸國家壟斷，鐵器的推廣更為迅速。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制農具的種類也增多了。
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铧、尖鋒雙翼犁铧、舌狀梯形犁铧，還有大型的犁铧。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耕作技術有了顯着的改進。特别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陝西西安、鹹陽等地都發現有鐵犁壁。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畝的作用。
治理黃河和興修水利
西漢的水利事業比戰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突出的是治理黃河和關中等地興修了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漢初，黃河屢次決堤。公元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征調幾萬民工前去修治。經過這次治理，黃河在八十年間沒有發生大災。治理黃河是西漢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
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了幾條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為了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在徐伯的領導下，征發幾萬民工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東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裡。修成後，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餘頃地受益。
與此同時，又修龍首渠。這條渠是從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渠道要經過商顔山。這裡土質疏松，渠岸易于崩毀，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發明了“井渠法”，使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裡寬的商顔山。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在鄭國渠上遊修了六條輔助的小渠，稱六輔渠。公元前95年，從仲山口引泾河至栎陽，這就是白渠。全渠長近二百裡，灌溉農田4500餘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東泰山下引汶水灌溉農田，在甘肅境内引黃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與“區種法”
随着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鬥争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
趙過還發明了耧車。耧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在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制耧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耧畫像，證明當時已廣泛采用耧車播種技術。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範圍内推廣這種新式農具。
到漢成帝時，氾勝之又總結了一種新耕作方法──“區種法”。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産量。由于農業生産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8270500餘頃，人口達六千餘萬，比戰國時期增加兩倍以上。
手工業
冶鐵業
漢代的冶鐵業作坊多，規模大。20世紀50年代後，在河南、山東、北京、江蘇等地發現了許多漢代冶鐵遺址，其中以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和南陽北關瓦房莊等地遺址規模最大。
從遺址可以看出西漢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河南鞏縣鐵生溝村出土了一件鐵工具，經化驗有十分良好的球狀石墨，有明顯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結構，與現行球墨鑄鐵國家标準一類A級石墨相當。同時發現炒鋼爐一座。炒鋼這一嶄新的高效率的先進技術的出現，說明西漢的冶鐵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在鋼鐵冶煉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戰國時期冶鐵業一般隻能冶鑄農具和少數手工工具，鍛制兵器還比較少。到了西漢，不僅能生産鐵制長劍、長矛、環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雜用工具也廣泛使用鐵制，如燈、釜、爐、剪等都已在西漢中期的遺址中發現。
絲織業
西漢時期絲織業發達，紡織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當時，長安和臨淄是全國絲織業的中心。長安設有東西織室，臨淄和陳留襄邑（河南睢縣）等地設立了大規模的官營作坊，作坊的織工常達數千人之多。在絲織業發達的城市裡，有富商大賈經營的作坊。農民家庭則主要是紡織自己穿用和繳納賦稅的麻布、葛布和絹帛，有時也出售一小部分紡織品。
絲織品的種類很多，官營作坊以生産比較貴重的錦、繡、紗縠為主。1972年，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絹、紗、绮、錦、起毛棉、刺繡、麻布等絲麻織品，這些絲織物，用織、繡、繪、印等技術制成各種動物、雲紋、卷草及菱形等花紋，反映西漢的紡織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西漢帛畫和漢畫像石中已有單錠紡車的圖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蘇銅山洪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刻有幾個人物在織布、紡紗和調絲操作的圖像，展示了一幅紡織生産的生動情景。
西漢時不僅有紡紗的工具，而且出現了織布機。秦漢之際，斜織機在南北方地區已經比較普遍，在農村廣泛地采用了腳踏提綜的織機。同時還有織造提花織物的機械──提花機，提花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漢錦是漢代織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織物。經對絲織品的化學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藍靛作染料，可染成綠、紅等色。這比戰國時的染色工藝提高了一步。
工藝水平
西漢手工業的發展，還表現在手工工藝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發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長信宮燈”，制成一個宮女雙手執燈的形象，十分生動，設計更為精巧，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随意調整燈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宮女頭部可以拆卸，體内空虛，右臂與煙道相通；通過煙道而來的蠟炬的煙被容納于體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潔。墓中還有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是由2000多塊玉片和黃金制成的絲縷編綴而成，其制作工藝非常精美。
在西漢官營手工作坊中，主要生産者是工奴和刑徒，私營作坊中的勞動者，主要是奴隸，隻有家庭手工業的生産者是“編戶齊民”。
漆器業
西漢的漆器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在蜀郡（成都）和廣漢等地設置工官監造漆器。當時上層之家都使用漆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種類很多，有耳杯、盤、壺、盒、盆、勺、枕、奁、屏風等。大多色彩鮮豔，光澤照人，精緻美觀，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繪，技巧更高，畫法潇灑生動，奔放有力，線條幹淨流利。
商業
“交通王侯”
漢初，雖然曾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作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響的勢力。
西漢時商業經營的範圍很廣，據《史記》所載，當時市場中陳列着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産等幾十種商品。
收回鑄币權
漢初，聽任郡國自由鑄錢。這造成币制混亂，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換，另一方面，一些貴族官僚、富商大賈操縱造币之權，富比天子，威脅中央。吳楚七國之亂時，鑄币便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各地私鑄的錢币運到京師銷毀，把錢币大權收歸中央。成立了專門的鑄币機構，即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鐘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铢錢。這次新鑄的五铢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于流通，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貨币。
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
漢初，鹽鐵為私人經營，對鹽鐵經營采取放任政策，國家僅設官收稅。漢武帝采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鹹陽建議，把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産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并任命當地的大鹽鐵商為鹽、鐵官，管理煮鹽、制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
不産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鹽鐵官營後，嚴禁私人鑄鐵和煮鹽。自從鹽鐵官營後，漢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鹽鐵的官吏多為鹽鐵商人，經營不善，往往産品質量低，價格昂貴，貧民購買不起。
漢武帝在實行鹽鐵官營的同時，推行了均輸平準政策。公元前110年，漢武帝采納桑弘羊的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原先漢政府各部門常常搶購物資，引起物價上漲，地方上交中央的貢賦，往來煩難，“或不償其費”。而且富商大賈囤積居奇，操縱物價。
于是由大農令統一在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征發從郡國征收來的租賦财物，并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又由大農令置平準官于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财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做為官家資本經營官營商業。“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調劑物價，并獲取收益。實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政策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算缗和告缗
為了打擊富商大賈、高利貸者的經濟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漢武帝于公元前119年，頒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征收财産稅。規定商人财産每二千錢，抽稅一算（一算為一百二十錢），經營手工業者的财産，凡四千錢，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邊騎士而有轺車者，每輛抽稅一算，商人的車，則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隻船抽稅一算。隐瞞不報或自報不實者，鼓勵知情者揭發，叫做“告缗”。
凡揭發屬實，即沒收被告者全部财産，并罰戍邊一年，告發者獎給被沒收财産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楊可主管告缗事務時，告缗之風，遍及全國。
上述各項措施的實行，限制和打擊了富商大賈、豪強、貴族的經濟勢力，增加了西漢政府的财政收入，暫時解決了由于戰争和奢侈浪費所造成的困難，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經濟力量。但卻對商品經濟産生了相當大的消極影響。
城市
當時西漢最大的都市是京師長安。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長22600多米，相當漢代六十多裡長，超過古代羅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個城門，可容四輛大車并行。城内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縱街）九陌（橫街）之稱。街道三道并列，與城門的三個門道相連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寬大，是皇帝專用的“馳道”。
全城中部和南部幾乎全是宮殿區，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東、西九市，是商業活動區。長安商業很繁華，在九個市場之内，聚集着各種大小商店，出賣各地的貨物。同類商店又集中在一處，成為許多市，如酒市、牛市、馬市、羊市等。這些已被考古發掘所證實。
東、西九市不僅是商業區，而且也是手工業區，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業作坊。城内北邊一部分是居民區，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據記載，西漢末長安人口有24萬之多。除長安之外，洛陽、臨淄、邯鄲、宛（南陽）、成都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大都市。洛陽水陸交通方便。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密集，是齊魯的中心。
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鐵業很發達。成都的手工業，特别是蜀錦，馳名全國。西漢的城市，不僅在中原地區星羅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區也有很大的發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吳（江蘇蘇州）、番禺（廣州）等，或為一方都會，或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
文化
哲學
春秋戰國時代有所謂“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國後，漢朝有鑒秦亡經驗，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國，是為黃老之術。直到漢武帝時，思想上已有大改變，那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儒學深深影響中國文化之始。
史學
《史記》由司馬遷所着，是中國第一步紀傳體通史，在中國的曆史學和文學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宗教
西漢國家宗教的建立，本意在于強化君權，但在方士的影響下，漢武帝時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于追求一己成仙。經過儒生的不斷努力，通過改變祭祀地點、儀式與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漢末期使國家宗教政治倫理化，并恢複了其世俗性功能，從此，封建王朝的國家宗教才成為維護統治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
科學
《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是中國最古老的數學着作。另外，從西漢時期開始中國也有非常詳細的天文記錄，包括公認的人類第一次對太陽黑子的記錄，此外針灸和造紙術可能是在西漢時期被發明的。
藝術
繪畫
西漢時期的美術起點是戰國時代美術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寫的對象，開始逐步發展寫實的風格，而這也是古代美術發展的新的起點。藝術的認識生活的作用，在範圍上和方法上，都因漢代美術的發展而進入新的階段。
西漢美術題材的多方面性，說明西漢美術的百科全書的性質。文學、曆史、天文、地理、哲學等社會思想意識的内容，美術家都企圖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現。相對于這一時代的曆史水平，西漢美術的題材是廣泛地來自社會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的。
雕刻
西漢長安城遺址中不斷出土的富有藝術裝飾趣味的磚瓦殘片，可作有力的證明。又從文獻記載中，也表明西漢時造像雕塑已有多方面的發展從長安城遺址中不斷出土的富有藝術裝飾趣味的磚瓦殘片，可作有力的證明。又從文獻記載中，也表明西漢時造像雕塑已有多方面的發展。
唐杜甫《秋興》詩有“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鲸鱗甲動秋風”，即是詠此類石雕的。所有這些宮苑造像，除牛郎、織女石像現尚殘存外，其它已不可見。如今能見到的西漢雕塑，主要的是霍去病墓前遺留的一組巨型石雕和近年出土的陶俑。
樂舞
漢代人們善于把自己的喜、怒、哀、樂等情感通過歌舞的形式表達出來。這也是漢代歌舞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漢畫像石、漢俑中的圖像就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
器樂的合奏與伴奏都不是獨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間音樂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戲共同構成的宏大場面中，器樂演奏為更好地表現樂舞百戲，烘托氣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漢畫像石中主要的樂器有吹奏樂器，如埙、排箫、笙、笛等；弦樂器，如琴、瑟、箜篌等；打擊樂器，如建鼓、鼗鼓、築、節等。
角抵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國源遠流長。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禁止民間私藏兵器，作為徒手相搏鬥的角抵興盛起來。漢代，民間出現了一種由“蚩尤戲”發展而成的兩個人在公開場合表演的競技活動，已經具有後來摔跤的基本特色，并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
漢代角抵活動十分普及，據載當時的角抵戲規模宏大，轟動京城，老百姓們甚至跑幾百裡的路去觀看助威。
民族
西漢時期，尤其是漢武帝時期開始，國力強盛，擊敗強大的匈奴帝國，遠征西域大宛，臣服西域，收服兩越，通西南夷，東滅朝鮮，設立“西域都護府”，正式将西域納入中華版圖，正是從西漢開始，奠定了今天中華的版圖疆域;西漢是漢朝疆域最大的時期;漢武帝時期，張骞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第一次把中國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漢使到達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犁軒及諸旁國。
開拓了鍊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其中最遠到達的犁軒位于今天的埃及亞利山大港，這是漢朝使節到達的最遠國家。歐亞非的絲綢貿易就此成型。
匈奴
“平城之圍”
秦漢之際，匈奴族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已經建立了強大的奴隸制政權。匈奴冒頓單于乘楚漢相争之機，東破東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堅昆等部(約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亞一帶)，南滅樓煩、白羊(約在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國北部、東北部和西北部廣大地區，擁有騎兵三十餘萬，勢力十分強大。
随着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匈奴的國家機構也日益完善。最高首領叫單于，單于之下設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這些大貴族都統率軍隊，多的萬餘騎，少的數千騎。大貴族之下還設有各級軍官;處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等等。這些職位都由貴族世襲。單于又将全國疆土分為三部分，左屠耆王統治東邊，單于居中直接統治，右屠王統治西邊。
匈奴貴族為了掠奪奴隸和财物，經常侵擾西漢的北邊地區。公元前201年(漢六年)，冒頓單于發兵圍攻馬邑，韓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晉陽(山西太原市)。漢高祖聞訊，親率三十萬大軍迎戰，被匈奴圍困于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東南)。後來用陳平計，向單于阏氏行賄，才得脫險。史稱“平城之圍”。
“和親”
漢初，由于經濟急待恢複，政權尚未鞏固，漢高祖隻好采取“和親”的辦法，把漢室公主嫁給單于，每年送去大批的絲綢、糧食、酒等。但是和親政策，并不能阻擋匈奴的掠奪。
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單于率騎兵十四萬攻殺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鋒到了雍(陝西鳳翔)和甘泉(陝西淳化)，火燒回中宮。八年後，匈奴又從雲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陝西榆林南魚柯堡附近)兩郡各侵入三萬騎，長安城警報頻傳。
“實邊”
文、景時期，雖然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但為抵禦匈奴的侵擾，也作了些防備工作。如文帝改革了邊防軍輪換制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移民“實邊”。還大力提倡養馬，準備對匈奴進行反擊。
衛青、李息反擊匈奴
漢武帝即位後，由于中央集權大大加強，國家的經濟實力空前雄厚，反擊匈奴的條件完全成熟了。漢武帝時期，反擊匈奴的戰争主要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間進行，先後打了十幾仗，其中帶決定性的大戰役有三次。
第一次戰役發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漁陽(北京密雲縣)。漢武帝派車騎将軍衛青、将軍李息率兵出雲中，對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軍發起突然襲擊，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漢完全收複了河南地區，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西漢在這裡設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霍去病西征
在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越過焉支山(甘肅山丹縣東南胭脂山)西進，入匈奴境千餘裡，和匈奴軍短兵肉搏，大獲全勝。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澤(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連山，大破匈奴軍，河西的匈奴貴族損失慘重。同年，匈奴貴族内部分裂，渾邪王率四萬人降漢。這次戰役後，漢在這裡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曆史上稱“河西四郡”。從此打開了漢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決戰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為了徹底擊潰匈奴，漢武帝召集諸将商議，決定深入漠北反擊匈奴。這一年，大将軍衛青和骠騎将軍霍去病率領十萬騎兵，分東西兩路進軍。針對匈奴貴族認為漢軍不能遠征的錯誤判斷，西漢采取了奔襲追擊的戰術。衛青率領的西路軍，從定襄，越沙漠，北進千餘裡，對匈奴單于大軍進行包圍。
經過激戰，匈奴單于率數百騎突圍遠逃，其主力全部被殲，漢軍直追至趙信城(蒙古杭愛山下)。霍去病的東路軍從代郡(河北蔚縣一帶)出兵，深入二千餘裡，跨過大沙漠，同匈奴左賢王接戰，大敗對手，凱旋而歸。經過這次戰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無力大舉南下。
“單于和親”
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争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制止了匈奴貴族的殘暴掠奪，保護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使北部邊境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便利了漢與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貴族軍事力量的削弱，匈奴族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貴族的鬥争也日益強烈。在此情況下，匈奴統治集團發生内讧。昭帝時，發生了五單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為南北兩部。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韓邪單于降漢，北匈奴的郅支單于被迫西遷，後被西漢所殺。
公元前33年(竟甯元年)，漢元帝以宮人王嫱(昭君)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結束了百餘年來漢、匈之間的武裝沖突。此後約有半個世紀，在北部邊境出現了和平景象。近些年來在包頭等地的漢末墓葬中，出土有“單于和親”等文字的瓦當，是漢、匈關系改善的有力證明。
西域
張骞出使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聯系開始于遙遠的曆史年代，到公元前2世紀左右，西域分為三十六國，互不統屬。在天山以北的準噶爾草原有烏孫、且彌等國;在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的塔裡木盆地地區，又分為為南道諸國和北道諸國。
北道諸國有龜茲(新疆庫車)、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車師(新疆吐魯番)等較大的國家。南道諸國有莎車(新疆莎車)、于阗(新疆和田)、樓蘭(新疆羅布泊西)等國。公元前2世紀初，匈奴冒頓單于征服了西域，設官征稅，并以此為據點，向西漢進攻。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西漢從匈奴降人的口中獲悉：在今甘肅敦煌一帶原來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擊，被迫西遷，對匈奴恨之入骨，時刻想報仇雪。漢武帝為反擊匈奴，截斷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以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漢中(陝西城固)人張骞應募遠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餘年。
後來，他乘機逃走，越過蔥嶺，經大宛、康居，到達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戶口殷盛，不願東歸。張骞沒有達到目的，隻好東返。他再一次沖破匈奴的拘禁，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返回長安。張骞的任務雖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國地形、物産和風俗，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礎。張骞是西漢開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公元前119年，漢進軍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卻，依靠阿爾泰山以南各國的人力、物力，和漢朝對抗。因此，徹底割去匈奴右臂的問題，便被提到日程上來。這一年，漢武帝任命張骞為中郎将，率領三百多随員，攜帶大批金币絲帛以及牛羊向西域進發。張骞到達烏孫後，原定目的雖未達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張骞回來，烏孫派使者幾十人随同張骞一起到了長安。此後，漢朝派出的使者還到過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鹹海與裡海間)、條支(安息屬國)、犁軒(附屬羅馬的埃及亞曆山大城)，中國使者還受到安息專門組織的二萬人的盛大歡迎。自此，絲綢之路正式開通。
打開西南之路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漢武帝命趙破奴率軍進攻樓蘭、車師，并在酒泉(甘肅酒泉)至玉門關一帶設立亭障，作為供應糧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漢武帝派李廣利出征大宛，擊敗大宛後，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順。西漢又在樓蘭、渠犁(新疆塔裡木河北)、輪台(新疆庫車縣東)等地設校尉管理屯田，這是漢在西域最早設置的軍事和行政機構，為後來設西域都護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内亂，日逐王降漢，匈奴在西域的影響日益縮小。漢宣帝乃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治所在烏壘城(今新疆輪台縣境)。都護是西漢中央駐西域的最高長官，從此，西漢在西域的統治完全确立。漢對西域有權冊封國王，頒賜官吏印信，調軍征糧。這說明，遠在二千年前，原來包括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新疆地區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自張骞通西域後，漢族人民與西域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聯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區的先進技術不斷地傳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術對西域的影響很廣泛。井渠法對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應，後來流行于西北地區，稱為坎兒井。此外絲織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業品大量向西域行銷。西域人民也把自己的生産經驗和創造，如繁殖和飼養牲畜的方法、種植瓜果蔬菜和豆類的技術傳到了内地，豐富了漢族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
閩越
西漢時期，在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帶，居住着許多語言、風俗不同的少數民族，當時統稱之為"西南夷"。在今貴州境内以夜郎(貴州遵義、桐梓一帶)為最大。在今雲南東部也有幾十個部落，以滇(昆明一帶)為最大。自滇以北，到今四川涼山一帶，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為大。他們過着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再往西去，有巂、昆明(雲南大理一帶)等部落，他們以遊牧為主
漢武帝時，西南各族人民與内地的聯系與日俱增。漢武帝曾派唐蒙為中郎将，進入夜郎，此後夜郎及其附近的許多城邑相約歸附漢朝。漢朝在那裡設置犍為郡(治今四川宜賓)。不久，漢武帝又派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裡設官管理。張骞從西域歸來後，漢武帝想打開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後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終因無法前進而停止。
公元前111年(元鼎元年)，西漢破南越之後，在西南設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東南)、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縣北)和武都郡(治今甘肅成縣)。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漢武帝發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為益州郡(治今雲南晉甯)，并賜"滇王之印"。這顆"滇王之印"，已在晉甯滇族貴族墓中發現。此後，西南大部分地區都歸入西漢的直接管轄之下。
秦始皇開發嶺南，設置郡縣，越漢兩族的聯系進一步加強。秦末時，閩越首領無諸及東瓯首領搖曾率本族參加了反秦戰争。西漢建立後，封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福建福州)。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瓯(浙江溫州)，号東瓯王。在南越地區，原秦南海郡尉趙佗，乘秦亡之機割據南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西漢建立後，中央立趙佗為南越王。呂後時，漢政府與南越關系惡化，趙佗遂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漢文帝即位後，趙佗廢帝号稱王。公元前138年，閩越發兵圍東瓯，東瓯王便向漢中央請求内徙，遂被遷到江淮之間，和漢族人民雜居，接受西漢的直接統治。
公元前111年，東越王餘善自立為武帝，漢武帝派遣橫海将軍韓說等分四道攻入閩越。征服了閩越地區的叛亂。漢武帝又把閩越人遷徙到江、淮一帶。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漢武帝宣谕南越王趙興和王太後入朝。南越王及太後也願意"内屬"，唯丞相呂嘉反對，并起兵殺趙興、太後及漢使者，立建德為王。
公元前112年，漢武帝派伏波将軍路博德等率軍分路進擊。次年，破番禺(廣州)，滅南越，将南越故地分為九郡：南海(治今廣州)、郁林(治今廣西桂平縣西)、蒼梧(治今廣西梧州市)、合浦(治今廣東合浦縣北)、珠崖(治今廣東瓊山東南)、儋耳(治今海南儋縣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從此，東南沿海地區與内地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漢族人民不斷南遷和許多越族人民遷居内地，更促進了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漢、越族人民的進一步融合。
東胡
夫餘、肅慎
西漢時期，居住在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夫餘、肅慎、挹婁、高句麗、烏桓、鮮卑、沃沮等。
肅慎，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也稱“息慎”、“稷慎”等。從殷周至漢武帝時期，與中原地區經常有文化、經濟上的交流。挹婁，與肅慎屬于同一民族，挹婁在肅慎北，大緻在今牡丹江以東、松花江以南一帶。
夫餘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與中原地區有經濟交流。西漢時出現了階級分化，有了軍隊、牢獄、宮室等。
烏桓、鮮卑
烏桓和鮮卑是東胡族的分支。西漢初，東胡被匈奴打敗，其中一支退居烏丸山(内蒙古阿魯科爾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稱烏桓。烏桓還處于原始社會階段，以畜牧業為主，随水草遷徙。漢武帝時，霍去病打敗匈奴，烏桓人請求内屬，于是遷入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郡塞外，西漢設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鮮卑也是東胡的一支。西漢初，被匈奴打敗後，逃至鮮卑山(内蒙古洮兒河與西喇木倫河之間)，因此得名。鮮卑與烏桓為鄰，其社會風俗、習慣、語言均與烏桓相似。
高勾麗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際，為東北的“高夷”。居于夫餘南，今鴨綠江以西。漢武帝時以高勾麗為縣。西漢後期，夫餘人朱蒙(或雲鄒平)，建立高勾麗國。高勾麗人與夫餘人習俗差不多，主要從事農業，善釀酒，能歌善舞，與漢族來往密切。西漢時期，随着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建立和發展，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進一步形成了。
東起東海，西到巴爾喀什湖，北自貝加爾湖，南迄南海，在這樣一個遼闊的疆域之内，以漢族為主體的各兄弟民族之間友好相處，通過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各民族日趨融合，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正處于鞏固發展的時代。
外交
簡述
漢武帝時期，張骞出使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漢使到達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犁軒及諸旁國。開拓了鍊接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其中最遠到達的犁軒位于今天的埃及亞利山大港，這是漢朝使節到達的最遠國家。歐亞非的絲綢貿易就此成型。西漢文化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深刻，越南、朝鮮、日本等國家都接受漢文化的影響。
朝鮮
中朝兩國之間很早在經濟文化上就有了頻繁的交往。戰國時，燕、齊兩地人民曾成批地遷往朝鮮，帶去了先進的生産技術和工具。西漢初，燕人衛滿率千餘人奔朝鮮，後來被立為朝鮮王，建都王險城（平壤），統治朝鮮半島西北部。漢惠帝、呂後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
公元前100年（元封二年）秋，漢武帝派樓船将軍揚仆等分兩路進攻朝鮮。朝鮮首領右渠率衆抵抗，漢軍屢敗。最後因朝鮮上層内部分裂，右渠被殺死，衛氏朝鮮亡。漢武帝在衛氏統治區設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以後，兩國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在朝鮮出土了不少西漢的文物，說明漢文化對朝鮮有明顯的影響。
越南
自古以來，中國和越南在經濟文化上就有着密切聯系。戰國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駱國。秦統一後，進軍南越時，曾侵及瓯駱國。秦漢之際，趙佗占據南海、桂林等郡稱王，滅瓯駱國，并通過瓯駱的駱侯、駱将和蒲政進行統治。漢武帝滅趙氏政權後，在越南北部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趙氏統治方式。此後，中國同越南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如中國的鐵農具和越南的土特産便經常互相交換。
印度
在中國古代，印度被稱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和印度就有經濟往來。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國的邛竹杖和蜀布，經詢問得知是從身毒國販運去的。後來，張骞的副使也到過身毒。西漢晚期，印度的佛教通過西域也傳入中國内地。
緬甸
緬甸從公元前2世紀或更早的時候，就與中國人民之間有往來，從四川經雲南可到緬甸。當時中國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這條道路運往身毒、大夏等國的。同時從交州沿海乘船去緬甸的海上航路已經開通，使兩國的聯系更加密切。
東南亞
西漢時，也與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以及東亞的日本等國有了友好往來關系。漢武帝時，日本有三十餘國派遣使者和漢朝交往。這是中日兩國使節往來的最早記錄。漢對外的水路交通秦漢時期，中國到東南亞各國的通道，除陸路經由中亞、緬甸外，還有海道。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船舶從合浦郡的徐聞縣出發，行五個月可到都元國，又繼續航行四個月，抵邑盧沒國，再航行二十餘日到谌離國，然後棄舟步行十餘日到夫甘都盧國。從此處再乘船航行，最後抵達黃支國。回程從黃支國起程，先到南邊的已程不國，從此繼續航行，經過八個月抵中途的皮宗。過皮宗後轉向東北航行回國。西漢的官營海外貿易，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私營的海外貿易則早已存在，并不斷發展。
中西亞
中國新疆地區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亞各國有着密切的交往。張骞出使西域，使中國和中亞、西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張骞曾經到達大宛、大月氏、康居等國。張骞的副使還到達過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國。以後漢武帝的使者還到達奄蔡（黑海以北）、條支（叙利亞）等國。
中亞、西亞等國也派遣使者到西漢訪問和通商。為了适應中西交通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需要，西漢政府在西邊設立亭障，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交通往來。從此，西漢和蔥嶺以西各國的使節和商旅往來絡繹不絕。
自張骞通西域後，中西交通日見發達，除了外交活動外，商業貿易也日益頻繁。商人們除了将中國的絲織品運往西方外，中國的冶鐵技術、鐵器、井渠法等也傳入大宛、安息等國。并且通過大宛等國，往西傳至更遠的羅馬等地。同時，中亞、西亞等地的特産如毛布、毛氈、汗血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繼傳入中國。此外，中亞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也傳入中國。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絲綢之路
西漢時，通過新疆的中西陸路交通有南北兩條大道：南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鄯善、于阗、莎車等地，越蔥嶺（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等國。北路經敦煌、車師前王庭、龜茲、疏勒等地，越蔥嶺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可達安息，由安息向西到達大秦（羅馬帝國）。這兩條大路成為當時中西交流的兩大動脈。那時，中國的絲織品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通過這兩條通道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所以也被稱為"絲綢之路"。
皇帝世系
追封皇帝
在位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