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紀念園:廣東省東莞市建築-中文百科頻道

景點介紹

2007年04月25日，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遲浩田将軍專程到袁崇煥紀念園參觀。遲浩田将軍表示：“咱們中華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自古以來可以說是英雄豪傑輩出，袁崇煥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英雄，嶽飛、袁崇煥都是在中華民族曆史上有褒有貶，經曆坎坷，但是最終一條，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曆史是公正的。”并親手為紀念園寫下了“護國愛民、英名永輝”的題字，高度評價民族英雄袁崇煥一生忠于國家、在民族大義面前舍生取義的英雄氣概。

園内袁崇煥塑像由享譽國際的雕塑大師潘鶴教授精雕細琢而成，氣宇軒昂，威震九天，重現了偉人昔日雄風；十九幅袁崇煥傳記浮雕精镂細鑿，圖文并茂，栩栩如生，記載了偉人峥嵘歲月；三界廟、袁督師祠結構精巧，典雅隽秀，蔚為壯觀，是國内罕見的露天木質結構建築；袁崇煥故居古色古香，袁崇煥“衣冠冢”古幽肅穆。園内曲徑回廊、鐘亭鼓閣、池館水榭，錯落有緻，既有花香荔熟雀噪蟬鳴、湖光潋滟的自然風光，亦有儒雅悲壯的詩賦碑文。該園成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遊勝地。

人物介紹

袁崇煥（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袁崇煥傳），号自如，一說字自如（《黃尊素說略》），漢族。生于萬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廣東東莞，出生于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一說袁崇煥出生于廣東東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鵬遷至廣西藤縣）。

袁崇煥是明朝末年的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使、薊遼督師，曾多次大挫金軍，擊敗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阻遏後金南下，屢建奇功。後遭讒言誣陷，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被淩遲處死。他忠貞愛國，為後人世代敬仰，史學家稱譽他為“明朝第一将軍”。

“甯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鈎”，這是袁崇煥一生的寫照。他的故居原址就坐落在石礙鎮水南村袁屋墩。為了紀念先賢，弘揚愛國主義精神，提倡傳統忠義美德，水南村人民在市政府、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投資1.2億元在故居舊址上修建了占地面積11萬平方米的園林景區——袁崇煥紀念園。

金庸先生對袁崇煥推崇備至，稱他是真英雄。金庸在《袁崇煥評傳》開篇說到：“在距離香港不到150公裡的地區中，過去300年内出了兩位與中國曆史有重大關系的人物。最重要的當然是孫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于廣東省東莞縣的袁崇煥。”金庸先生還為袁崇煥紀念園題寫了“崇煥故園”的書法條橫，雕刻在紀念園大門前的巨石上。

初任知縣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煥中三甲第四十名，賜同進士出身，授福建邵武知縣。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袁崇煥被朝廷任命為福建邵武知縣。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位于福建西北部，武夷山南麓，瀕臨閩江支流富屯溪，為“八閩屏障”。

袁崇煥在邵武知縣任上的重要事迹，流傳下來的主要有五件：

第一，救民水火。《邵武府志》記載：袁崇煥“素（qiáo）捷有力，嘗出救火，着靴上牆屋，如履平地”。

第二，處理冤獄。《邵武府志》記載“明決有膽略，盡心民事，冤抑無不伸”。

第三，關心遼事。夏允彜《幸存錄》記載：袁崇煥“為閩中縣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袁崇煥了解遼東邊事，為後來的軍旅生涯，做了初步的準備。

第四，聚會奎英。袁崇煥企盼做一番大事業，就要聯絡、組織志同道合者，為共同理想而奮鬥。袁崇煥在邵武招納的軍人如羅立，後在固守甯遠之戰中向城北後金軍大營，燃放西洋大炮，一炮發中，“殲虜數百”。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題辭高塔。袁崇煥在邵武為民救火、處理冤獄、關心遼事、聚會奎英的文物标志，是他題寫塔名的聚奎塔。

塔額中題“聚奎塔”三個字，陰文，顔體，行楷，舒朗，蒼勁，剛挺，圓渾，流暢。這方題刻，字迹清晰，完好無損，是至今袁崇煥留下惟一可信的極為珍貴的墨迹與文物。

單騎閱塞

邵武知縣袁崇煥任職不久，遵照朝廷的規定，于天啟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績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時機，察視邊塞，了解形勢，為遼事進行準備。

此時遼東形勢，已經越來越危急。遼東經略王在晉分析當時關外形勢道：“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沈，四壞于廣甯。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意思是：明朝先失陷撫順、清河、開原、鐵嶺、遼陽、沈陽，又失陷廣甯，丢棄全遼，無局可守。

《明史》記載：自努爾哈赤攻陷撫順以來，明朝在遼東的總兵官，陣亡者共14人：撫順則張承胤，薩爾浒之戰則杜松、劉、王宣、趙夢麟，開原則馬林，沈陽則賀世賢、尤世功，渾河則童鐘揆、陳策，遼陽則楊宗業、梁仲善，廣甯則劉渠、祁秉忠。天啟帝驚慌失措，抓住首輔葉向高“衣袂而泣”。京師朝野官員，談敵色變。張岱在《石匮書後集》中說：“時廣甯失守，王化貞與熊廷弼逃歸，畫山海關為守。京師各官，言及遼事，皆縮朒不敢任。崇煥獨攘臂請行。”

袁崇煥在這個明朝關外局勢空前嚴重的态勢下，單騎出關，巡視形勢。《明史·袁崇煥傳》記載：

天啟二年正月，朝觐在都。禦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甯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内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佥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

在失陷廣甯的第四天，禦史侯恂慧眼識人，不泥成規，題請破格擢用袁崇煥，具疏奏言：“見在朝觐邵武縣知縣袁崇煥，英風偉略，不妨破格留用。”

明天啟帝采納侯恂等的建議，授袁崇煥為兵部職方司主事，旋升為山東按察司佥事、山海監軍。

袁崇煥赴任前，往見革職聽勘在京的熊廷弼。熊廷弼問：“操何策以往?”袁崇煥答：“主守而後戰。”熊廷弼躍然喜。

袁崇煥任職後，上《擢佥事監軍奏方略疏》。力請練兵選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遠圖恢複。他疏言：“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複之。”當時山海關外廣大地域，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據，袁崇煥便駐守關内。朝廷采納薊遼總督王象幹的奏議，對邊外蒙古部落實行“撫賞”政策，就是頒發賞銀，争取他們同明朝結盟，共同抵禦後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領接受了“撫賞”，遼東經略王在晉令袁崇煥移到山海關外中前所（今遼甯省綏中縣前所鎮）。王在晉又令袁崇煥往前屯（今遼甯綏中前屯），安置遼民流亡、失業者。袁崇煥受命之後，連夜趕路，叢林荒野，虎豹出沒，天明入城，将士都贊歎他的勇敢與膽量。

營築甯遠

廣甯失守，明軍大敗，天啟帝任命王在晉為兵部尚書、遼東經略，駐鎮山海關。王在晉等人主張在山海關外八裡的地方即八裡鋪，再築一座重城；袁崇煥等人則主張在山海關外200裡的甯遠衛築城。袁崇煥極力陳谏，因人微言輕，不被采納，遂越級呈報首輔葉向高。葉不明情況，不能決斷。朝廷命天啟帝的老師、大學士孫承宗出關巡邊，孫承宗實地考察後，看中甯遠是山海關的天然“重關”，贊同袁崇煥之議。王在晉雖經孫承宗“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的規勸，仍固執己見。孫承宗隻好上奏朝廷，将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并自請督師遼東。

孫承宗上任後，天啟三年(1623年)春，袁崇煥受孫承宗命，往撫蒙古喀喇沁部。明失廣甯後，甯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盡為喀喇沁諸部占據。明軍前哨不出關外八裡鋪。袁崇煥親撫喀喇沁諸部，收複自八裡鋪至甯遠200裡；又拊循軍民，整治邊備，成績卓着。天啟三年（1623年）九月，袁崇煥在孫承宗的督導與支持下，同滿桂、祖大壽開始營築甯遠城。但祖大壽臆度朝廷不能遠守，便草率從事，工程頗為疏薄，僅築十分之一。袁崇煥手訂規制，親自督責，軍民合力，營築甯遠。

《明史·袁崇煥傳》記載：“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将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為關外重鎮。桂，良将，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将士樂為盡力。由是商旅輻辏，流移骈集，遠近望為樂土。”

孫承宗、袁崇煥等為構築關甯防線，采取諸多措施：一是修築城堡，二是駐紮軍隊，三是召回遼人，四是墾荒屯田，五是貿易貨物，六是撫綏蒙古。這道關甯防線，不僅保衛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20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局勢。在構建關甯防線過程中，袁崇煥雷厲風行，紀律嚴肅，發現一名校官貪污糧饷，越權将其殺了。孫承宗大怒，袁崇煥叩頭謝罪。

甯遠城于天啟四年（1624年）完工，成為關外一座重鎮。同年，孫承宗上疏言“甯遠可戰可守”，又說“願用崇煥指殚力瘁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頌經之孱膽”，帝從之。同年，袁崇煥父病故，袁崇煥兩疏請辭，不許。

天啟五年(1625年)夏，孫承宗與袁崇煥計議，遣将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淩河各城，修繕城郭，派軍駐守，自甯遠向前，推進200裡，形成了以甯遠為中心的甯錦防禦體系。《三朝野紀》記載：“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複以邊事為慮矣。”

正當孫承宗與袁崇煥組建甯（遠）錦（州）防線、進圖恢複大計之際，朝中政局，發生變化，閹黨勢力猖獗。同年，總兵馬世龍敗于柳河，言官交章劾奏，并及孫承宗，孫承宗請辭。十月，閹黨分子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努爾哈赤探知後，親率大軍西渡遼河進攻甯遠。

甯遠大捷

高第上任後，認為關外必不可守，力主盡撤甯錦之兵于山海關。

督屯通判金啟倧上書曰“錦、右、大淩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複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内外堪幾次退守耶！”袁崇煥亦力争不可，其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複，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甯、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将守之，必無他慮。”（《三朝遼事實錄》卷十五）。

高第憑借禦“賜尚方劍、坐蟒、玉帶”的勢焰，又有閹黨作後台，不但執意要撤錦州、右屯、大淩河三城，而且傳檄撤甯（遠）前（屯）路防備。

甯前道袁崇煥決心身卧甯遠，保衛孤城，他斬釘截鐵地表示：“甯前道當與甯、前為存亡！如撤甯、前兵，甯前道必不入，獨卧孤城，以當虜耳！”

高第無可奈何，隻撤錦州、右屯、大淩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屯民入關，抛棄糧谷10馀萬石。這次不戰而退，鬧得軍心不振，民怨沸騰，背鄉離井，死亡塞路，哭聲震野。

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後金兵渡遼河。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處守将左輔亦燒毀糧儲廬舍而退。（《東華全錄》）。警報馳傳明朝，舉國洶洶，人心惶惶。兵部尚書王永光“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明經略高第和總兵楊麒，聞警喪膽，計無所出，龜縮山海關，擁兵不救。在此緊急關頭，甯遠城“關門援兵，并無一至”。袁崇煥既後無援軍，又前臨強敵：八旗軍連陷右屯、大淩河、錦州、小淩河、松山、杏山、塔山、連山等八座城堡。原駐守軍都早已撤到關内，後金兵如入無人之境，未遇抵抗，直奔甯遠。

袁崇煥駐守孤城甯遠，城中士卒不滿2萬人。但城中兵民，“死中求生，必生無死”，誓與城共存亡。他面臨緊急态勢，上奏疏，表決心：“本道身在前沖，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奴。”與總兵滿桂，參将祖大壽，守備何可綱，集将士誓守甯遠。令中左所都司陳兆闌和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輔朱梅為外援。（《三朝遼事實錄》）。又傳令通知前屯趙率教，山海關楊麟有甯遠之潰兵皆斬。

二十三日，努爾哈赤率後金軍至甯遠，努爾哈赤自稱率軍三十萬，必破此城，令袁崇煥投降。

袁崇煥答曰：“來兵稱三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吾修治甯遠決守以死豈肯降耳”（《東華錄》）。

袁崇煥斷然拒絕努爾哈赤誘降之後，命家人羅立等向城北後金軍大營，施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殲虜數百”。後金軍不敢留此駐營，将大營移到城西。

二十四日。後金兵推楯車，運鈎梯，步騎蜂擁進攻，萬矢齊射城上。明軍用矢石、鐵铳和西洋大炮下擊。後金兵頂着炮火，挖鑿城牆，鑿開高二丈馀的大洞三四處，甯遠城受到嚴重威脅。袁崇煥在嚴重危急關頭，身先士卒，不幸負傷，“自裂戰袍，裹左傷處，戰益力；将卒愧，厲奮争先，相翼蔽城”。

在城危之時，袁崇煥命官兵用蘆花、棉被裝裹火藥，号“萬人敵”；又以“縛柴燒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系下燒之”；并選50名健丁缒下，用棉花火藥等物燒殺挖城牆的後金兵勇士——“火星所及，無不糜爛”。據明方塘報記載：“賊遂鑿城高二丈馀者三四處，于是火毬、火把争亂發下，更以鐵索垂火燒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斃，賊稍卻。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賊屍堆積。”

二十五日。後金兵再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後金兵懼怕利炮，畏葸（xǐ）不前，“其酋長持刀驅兵，僅至城下而返”。後金兵士一面搶走城下屍體，運到城西門外磚窯焚化；一面繼續攻城。但攻不能克，乃下令收兵。後金軍兩日攻城，共折遊擊二員、備禦二員、兵五百，攻具焚棄，喪失殆盡。努爾哈赤被迫停止攻城，退到西南側離城五裡的龍宮寺紮營。

二十六日，後金兵繼續圍城，明兵不斷發射西洋大炮轟擊。努爾哈赤無計可施，便改變進攻策略，命武讷格率軍履冰渡海，進攻明軍儲存糧料基地——覺華島。島上參将金冠等七千水兵抗擊殉國，七千商民被屠殺。後金焚毀覺華島糧料八萬石，船兩千隻。

袁崇煥擊退後金軍進攻後，派景松和馬有功，将他們從城上系下，疾馳山海關，報告經略高第戰況。高第派人急馳奏報朝廷：“奴賊攻甯遠，炮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衆賊擡去，放聲大哭。分兵一枝，攻覺華島，焚掠糧貨。”

《明熹宗實錄》（天啟六年四月辛醜）記載：“登萊巡撫李嵩疏言：“天啟六年四月十五日，準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回鄉張有庫等口稱：‘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甯遠等處攻城，不料着傷。’”。

張岱《石匮書後集》中記載：“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屍，号哭奔去。”

《明季北略》記載：“自辰至晡，殺三千人，敵少卻。二十五日佟養性督陣攻西門，勢更悍，先登，益衆。敵俱冒死力攻，城中衛之如前，擊殺更倍于昨”

《徐光啟集》（卷四《練兵疏稿二》）記載：“是役也，奴賊糜爛失亡者實計一萬七千馀人。而大炮以封，今所稱‘安邊靖虜鎮國大将軍’者，職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請求火器疏》）記載：“天啟六年正月甯遠守城，殲賊一萬七千馀人，後奉敕為安邊靖虜鎮國大将軍，此正西洋所進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朝鮮李星齡在《春坡堂日月錄》中載述甯遠之役：“奴兒哈赤先已重傷，及是具禮物及名馬回謝，請借再戰之期，因懑恚而斃雲。”

努爾哈赤自稱“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征讨諸處，戰無不捷，攻無不可，惟甯遠一城不下”（《清高祖實錄》）。遭到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

甯遠之戰，是明朝從撫順失陷、“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明人稱之為“甯遠大捷”。甯遠，為山海之藩籬，關京師之安危，系天下之存亡，甯遠與甯遠大捷，對于明朝有着特殊的地位與意義。甯遠戰前，形勢對袁崇煥極為不利。袁崇煥是在後金兵鋒強盛、甯遠孤城無援的态勢下，取得“甯遠大捷”的。

明天啟帝旨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兵部尚書王永光向皇帝盛贊袁崇煥的功績言：“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蓋緣道臣袁崇煥平日之恩威有以懾之維之也！不然，何甯遠獨無奪門之叛民、内應之奸細乎？本官智勇兼全，宜優其職級，一切關外事權，悉以委之。”

當年三月初九日，明廷升袁崇煥為右佥都禦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簡稱遼東巡撫；并鑄巡撫遼東、山海等處提督軍務官防。四月初五日，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巡撫遼東

時值滿桂趙率教交惡，袁崇煥五月上疏請調滿桂，王之臣以為不妥，以滿桂勇猛調其任為山海關總兵，袁崇煥認為不可，逐經撫不和。經過朝廷調停，袁崇煥和王之臣分權，袁崇煥主關外，王之臣主關内。袁崇煥認錯，并複請滿桂調任山海關。（《兩朝從信錄》）

袁崇煥遣使者吊唁努爾哈赤。後金皇太極趁機遣使回複，謀求議和。袁崇煥奏報朝廷主以和緩之建錦州大小淩河諸城。遼東經略王之臣主張派遣使者非計，應回絕和議。王之臣奏疏：“年來奴酋求和于西虜（蒙古），而西虜不從；屈服于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都官過通令處，虜鞭其背雲：‘汝漢人全無腦子……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與他為仇，我等不如也投順罷了’”。（《兩朝從信錄》）。禦史智铤言，督撫意見各異，恐誤邊事（《國榷》）。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王之臣，關内關外之事盡付袁崇煥便宜行事（《三朝遼事史錄》）。

天啟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極一面遣使與袁崇煥議和，一面派阿敏出軍征朝。關于阿敏征朝兵力，《朝鮮李朝實錄》作三萬，《三朝遼事實錄》作八萬，《八旗通志》無兵力數字記載。朝鮮作為親身參戰方，沒有必要縮小遇敵人數，故阿敏征朝兵力史學界都是以三萬這個數字為準。出軍後金軍渡過鴨綠江，進攻朝鮮，史稱“丁卯之役”。（《東華全錄》），十四日，克義州，分兵攻打毛文龍東江鐵山部。毛文龍遁入雲從島（《三朝遼事實錄》）。

朝鮮和毛文龍告急，朝廷命袁崇煥發兵援助，并揀輕兵搗巢，袁崇煥上疏無虛可搗。疏言“頃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損于逸待之夷？而虎酋新并粆花，意殊區測，都令、塞令新通于奴而仇于我，萬一我兵正道以東，奴暗以輕騎北出而襲我關甯，此時救人耶，抑自救耶？”此時後金總兵力約有七八萬，前一年甯遠大戰努爾哈赤的發兵數就有五六萬，因此皇太極留守沈陽的兵力至少還有四五萬之多。雖然比起全族兵力駐防，此時沈陽的防務當然是略為薄弱了一些。

可是袁崇煥此時身為遼東巡撫，所轄僅有甯錦七萬兵，即使傾巢而出取沈陽，也無勝算。更何況朝鮮的戰事在正月二十六日阿敏攻克平壤後就已經基本結束，之後阿敏部隊留駐朝鮮隻是為了威吓朝鮮以便在定盟時多撈些好處罷了。袁崇煥接到朝鮮命令出兵的時候就已經是三月，此時出兵對朝鮮戰事已經無濟于事，而且随時存在被阿敏部隊回師前後夾擊的危險。事實上，如果朝廷真的下定決心，從薊鎮和山海關調集大軍集結到錦州，并協同蒙古察哈爾部一起兵發沈陽的話，對于近半數軍隊在外的後金來說，還是存在一定威脅的。

但由于毛文龍虛報敵情，謊報征朝軍有八萬之衆；又為了盡快減除自己的危機，謊報沈陽留守兵力不到一萬（到四月更謊報皇太極将留守兵力還派出部分增援朝鮮），讓朝廷誤判敵情，以為僅甯錦的兵力就足夠犁庭搗穴，根本沒有給袁崇煥配備能夠威脅後金的軍力。而且，即使三月份袁崇煥在接到朝廷旨意後立即全軍出擊沈陽，朝鮮和東江也早就在一個月前被打垮了，根本于事無補，唯一可能的結果是，袁崇煥的軍隊由于毛文龍的謊報久攻沈陽不下，以緻于被回師的阿敏前後夾擊。

天啟七年四月，也是“丁卯之役”戰況正激之時，薊遼總督閻鳴泰上奏折，稱頌魏忠賢的功德，并要求在甯遠、前屯兩地為魏忠賢修建生祠，作為下屬的袁崇煥也隻得聯名上奏。《大明熹宗實錄》記載“薊遼總督閻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送魏忠賢生祠”。

甯錦大捷

天啟七年即天聰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後金皇太極，以“明人于錦州、大淩河、小淩河築城屯田”，沒有議和誠意為借口，親率數萬軍隊，谒堂子，出沈陽，舉兵向西，進攻甯（遠）錦（州）。

十一日，後金軍至錦州，距城一裡，四面紮營布兵，将錦州城包圍。時明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駐錦州，負責築城、守城。當後金兵将至時，左輔等人，撤入錦州，憑城固守。皇太極得報後，傳令攻城。後金兵攻城數日，傷亡慘重，别無所獲。

十六日，明遼東巡撫袁崇煥派人送給紀用、趙率教的書信被後金兵截獲，内稱“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将至山海關，薊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甯遠。各處蒙古兵，已至台樓山”雲雲。皇太極信以為真，即收縮圍錦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明援師。

至二十六日，後金軍已圍城15日不克，人馬疲憊士氣低落。

二十七日，後金軍分兵為兩部：一部繼續留駐錦州，在錦州城外鑿三道濠，加以包圍；另一部由皇太極率領官兵數萬，往攻甯遠。

遼東巡撫袁崇煥提出：“堅壁固壘，避銳擊惰，相機堵剿。”總督薊遼、兵部尚書閻鳴泰題奏：“今天下以榆關為安危，榆關以甯遠為安危，甯遠又依撫臣為安危，撫臣必不可離甯遠一步。而解圍之役，宜專責成大帥。”此奏，得旨：“甯撫還在鎮，居中調度，以為後勁。”朝廷為确保甯遠，不允許袁崇煥親自率領援兵，前往救援；而令滿桂、尤世祿、祖大壽等率軍一萬，馳援錦州。

二十八日，遼軍與後金軍在甯遠城，展開激烈的攻守戰。袁崇煥列重兵，陣城外，背依城牆，迎擊強敵。皇太極欲馳進掩擊，貝勒阿濟格也欲進戰；大貝勒代善、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勸上勿進，甚力”。天聰汗皇太極對于三位大貝勒的谏止，怒道：

“昔皇考太祖攻甯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似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

明遼軍與後金軍兩支騎兵，在甯遠城外展開激戰，矢镞紛飛，馬頸相交。明總兵滿桂身中數箭，坐騎被創，尤世威的坐騎也被射傷；後金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及瓦克達俱受傷。兩軍士卒，各有死傷。

明軍騎兵戰于城下，炮兵則戰于城上。袁崇煥親臨城堞指揮，“憑堞大呼”，激勵将士，齊力攻打。參将彭簪古以紅夷大炮擊碎八旗軍營大帳房一座，其他大炮則将“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後金軍傷亡重大。明太監監軍劉應坤奏報稱：“打死賊夷，約有數千，屍橫滿地”。後金貝勒濟爾哈朗、大貝勒代善第三子薩哈廉和第四子瓦克達俱受重傷，遊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等被射死。蒙古正白旗牛錄額真博博圖等也戰死。後金軍死傷甚多，屍填濠塹。

二十九日，後金天聰汗皇太極率軍撤離甯遠，退向錦州。

遼東巡撫袁崇煥欣喜地奏道：

“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刀一槍拚命，不知有夷之兇狠剽悍。職複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皇太極攻甯遠不克，又轉攻錦州。

先是二十八日，當後金兵在甯遠城下激戰之時，錦州的明兵趁後金軍主力西進、勢單力弱之機，突然大開城門，蜂擁沖殺出來，攻向後金大營，予敵一定殺傷。稍獲初勝之後，迅即撤退回城。後錦州戰報送到皇太極手裡，他感到甯、錦前後、腹背受敵，不得不迅速從甯遠撤軍。

六月初三日，皇太極向錦州城發起進攻。

初四日，皇太極攻城不下，遂命撤軍回營。明總兵趙率教疏報：此役後金兵傷亡“不下二三千”。明鎮守太監紀用奏報：“初四日，奴賊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炮、火罐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

初五日，淩晨，天聰汗皇太極從錦州撤軍。

初六日，遼東巡撫袁崇煥上《錦州報捷疏》言：

“……孰知皇上中興之偉烈，師出以律，廠臣帷幄嘉谟，諸臣人人敢死。大小數十戰，解圍而去。誠數十年未有之武功也！”

甯錦之戰，後金軍攻城，明遼軍堅守，凡二十五日，甯遠與錦州，以全城而結局。明人謂之“甯錦大捷”，載入中國戰争史冊。

平台應對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賢被誅。朝臣紛請召袁崇煥還朝。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袁崇煥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見平台。袁崇煥慷慨陳詞，計劃以五年時間恢複遼東，并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袁崇煥複奏掣肘，袁崇煥奏曰“以臣之力治全遼有馀，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裡。嫉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豈臣謀”。（《崇祯紀事》）二十四日崇祯賜崇煥尚方寶劍，便宜行事。袁崇煥疏謝并陳方略,崇祯贈蟒玉銀币,崇煥辭莽玉不受。

計斬島帥

袁崇煥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開洋出海，經大王山風中島松木島小黑山大黑山豬島蛇島蝦蟆島，二十八日泊雙島。二十九日，崇煥登島嶺，谒龍王廟。當晚，毛文龍至。

六月初四，袁崇煥頒東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員名賞，軍官每員自三兩至五兩，士兵每名一錢。并将饷銀十萬兩發于東江。袁崇煥傳徐旗鼓王副将謝叁将商談。随後要命令毛文龍，今後旅順以東公文用毛文龍印，以西用袁崇煥印。又命令制定東江營制，同時命令準備收複鎮江旅順。毛文龍均不同意。

六月初五，袁崇煥傳東江各兵登岸，較射給賞。毛文龍問“袁崇煥何日行?”。袁崇煥雲：“甯遠重地，來日行。今邀貴鎮島山盤桓，觀兵角射。”又說：“來日不能踵拜，國家海外重寄，合受馀一拜。”交拜畢，登島山。謝叁将暗傳合營兵，四面密布，将文龍于随行官百馀員，繞圍内，兵丁截營外。袁崇煥詢問毛文龍随行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毛文龍曰：“俱是敞戶小孫。”袁崇煥曰：“豈有俱姓毛之理?似爾等如此好漢，人人可用。我甯前官兵，俸糧多于爾等，倘然不能深(飽)暖。爾等海外勞苦，每月領米一斛，且家人分食此米，言之可為痛心。爾等亦受我一拜，為國家出力，此後不愁無饷。”各官垂泣叩首。

随後對文龍說：“馀節制四鎮，嚴海禁者，恐天津萊登，受心腹之患。今設東江饷部，錢糧由甯遠運來，亦無不便。昨與貴鎮相商，必欲取道登萊，又議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并設道廳，稽兵馬錢糧，俱不見允。豈國家費許多錢糧，終置無用?馀披瀝肝膽，講至三日。望爾回頭是岸，誰知爾狠子野心，欺诳到底，目中無我猶可，聖夫子英武天縱，國法豈能相容?”說完，向西請命，縛毛文龍，去冠裳。毛文龍尚倔強，不肯就擒。

袁崇煥又說：“爾疑我為書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員大将。"随即頒布毛文龍十二條罪名,并對東江各官說：“毛文龍如此罪惡，爾等以為應殺不應殺?若我屈殺文龍，爾等就來殺我”。來官俱相對失色，叩首哀告。毛文龍語塞，叩首乞生。袁崇煥說：“爾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爾。東江一塊土，以非皇上有也。”請尚方劍，合水營都司趙不歧，何麟圖監斬，令旗牌官張國柄執尚方劍斬毛文龍首級于帳前。又令将毛文龍首級，備好棺木安葬。圍外兵丁洶洶，見袁崇煥兵嚴整，不敢犯。

崇煥又谕東江各官雲：“今日斬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殺人安人，爾等照舊供職，複原姓，為國報効，罪不及爾。”後分東江兵二萬八千為四協,用文龍子承祚管一協，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協。其馀二協，東江各官舉遊擊劉興祚，副将陳繼盛二員分管。将帶來饷銀十萬，分給各島官民,令馮旗鼓，往旅順宣撫。又令将毛文龍将劍，東江事權，讓陳繼盛代管。谕畢,離島登舟,發牌曉谕，安撫各島軍民。檄承祚償所欠各商銀兩,差官查島中寃獄，并搶來各商船隻。俱即發商人洪秀等。

六月初六，備祭禮，到文龍棺前拜祭。雲“昨日斬爾，乃朝廷大法，今日祭爾，乃我輩私情”。遂下淚，各将官俱下淚戚歎。

六月初九，往旅順，官軍迎，宣谶畢，揚帆以歸。(《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

崇祯雖然不滿袁崇煥先斬後奏殺死毛文龍，但由于毛文龍曾經兩次帶兵到山東搶掠錢糧，狂言“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劣迹斑斑，又在給皇太極的書信中說：“汗凡有旨來，我皆領受，無不遵行”，“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若從兩面夾攻，則大事可定矣”，“爾牽兵前來，我為内應，如此則取之易如反掌”，已經有投敵的趨勢，崇祯自己也對毛文龍早有不滿，認為毛文龍“通夷有迹”，故而對毛文龍之死甚喜，對袁督師斬毛文龍嘉谕倍至。

據《明季北略》記載：“遼民苦虐于北，時欲竄歸中朝，歸路甚艱，百計疾走，數日方抵關，文龍必掩殺之，以充虜報功，是其大惡。又驕恣，所上事多浮舉，索饷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甚喜，嘉谕倍至。”

明末時事小說《鎮海春秋》則把袁崇煥殺毛文龍說成是袁崇煥與後金議和的條件之一，并被當時的一些史書傳抄，但在袁崇煥與後金往來的書信中并沒有與此相關的内容。

史學大家孟森認為：

“毛文龍東江之兵，始以朝廷無的饷而借口通商，以違禁物與敵為市，敵乃大得其助，而崇煥治兵，請管東江之饷，而文龍拒之，以與敵通市為利，又不欲以領饷而暴露其兵額也。崇煥斬文龍，編制其兵，核實其饷，東江正可有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無所依賴，自相屠殺，相率降清。論者又以此為崇煥之罪，不以為殺崇煥者之罪，至今尚糾紛不已，是用揭之。”

（孟森《明史講義》）

著名曆史學家李光濤曾經痛罵給毛文龍翻案的清朝遺民、僞滿洲國大漢奸羅振玉：

“癸酉，即民國二十二年，羅氏因從來不用中華民國紀年，所以隻書癸酉。九一八事變’日寇成立僞組織，羅氏嘗為首任十大臣之一，以其衰老之年，猶為此無恥之事，其以毛文龍之“通敵叛國”為偉功，以叛徒孔耿等之屠殺同胞篇佐命之勳，亦無足異矣。毛文龍通敵原書，載明清史料，姑勿論羅氏曾否見之，即如金梁之滿洲老檔，雲己毛文龍私通之事，亦大胳可見，此書出版較早，羅氏當親見之，彼又嘗手編坐史料叢刊，其中亦截有毛文龍種種罪惡，彼皆不肯征信，獨信此至東江遺書一書，且又摭拾由來一貫之浮言，妄毛文龍有功之狀，其為“賊賊相護”有意淆亂是非之心理顯然可知矣。”

（李光濤論羅振玉刊《東江遺事》）

曆史學家閻崇年認為：

“袁崇煥殺毛文龍，是為了統一事權，是為了抗金大業，除掉了驕橫不法，抗拒議和、跋扈一方的毛文龍，對明朝是有利的，袁崇煥殺毛文龍體現了大智、大勇。”

（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

己巳之變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發生“己巳之變”，皇太極率數萬清兵繞道蒙古，以避開忠于明朝的山海關總兵趙率教的防區。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連陷遵化、三屯營，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彥國自盡。京師震動而戒嚴，同時诏令各路兵馬勤王關。薊遼督師袁崇煥對後金此舉，已有所料。為此，袁崇煥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說：“若順天等處，則聽督撫為政，臣不敢越俎而議者也。”

（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欽命出鎮行邊督師薊遼等處兵部尚書臣袁崇煥謹題為乞汰冗官以纾國用等事》）說得很清楚，薊門比較薄弱，應當設重兵把守。不僅如此，袁崇煥又上了一道奏疏，說：“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向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因為甯錦防線堅固，皇太極打不破，就會以蒙古為向導，突破長城，來威脅北京。

“九月己醜，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甯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将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禦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衆歸，師果不出。”（《崇祯實錄》卷二）

“崇煥随奏：“臣守甯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隻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于彼處設一團練總兵”。遂以王威為請。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難移時。”（石匮書後集）

蓋崇煥自任複遼，殚精拮據；甫及期年，錦甯一帶，壁壘改觀。正拟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煥的兩次上疏，都沒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夠重視，派出的援軍也被遣回。不幸的後果被袁崇煥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軍東、西兩路，分别進攻長城關隘龍井關、大安口等。時薊鎮“塞垣頹落，軍伍廢弛”，後金軍沒有遇到任何強有力的抵抗，順利突破長城，于三十日，兵臨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師東北方向，距離京師300裡。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

袁崇煥一面進行總體部署，一面阻截後金軍南進，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為皇太極的軍隊突破了龍井關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東的重鎮，袁崇煥想把後金的軍隊阻截在這裡，他急令平遼總兵趙率教率四千兵馬，馳救遵化。他率部急馳三晝夜，行350裡，到達遵化以東的三屯營。但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讓入城，趙率教隻好縱馬向西，馳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趙率教率援軍至遵化城外，與後金貝勒阿濟格等所部滿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誤入埋伏，中箭墜馬，力戰而亡，全軍複沒。趙率教戰死，是明軍的重大損失，袁崇煥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師的最佳時機。

第二，薊州阻截。袁崇煥于十一月初五日，督總兵祖大壽、副将何可綱等率領騎兵，親自疾馳入關，保衛北京。至此，袁崇煥在關外的三員大将——趙率教、祖大壽、何可綱，全部帶到關内，可見袁崇煥已經下定決心，不惜任何代價，誓死保衛京師。初十日，袁軍馳入薊州。薊州是橫在遵化與通州之間的屏障，距離北京東郊通州約140裡。袁軍在薊州阻截，“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崇祯長編》卷二八）。皇太極曾兩次敗在袁崇煥手下，這次就沒有同袁崇煥軍隊硬碰，而是從東北方向通過順義往通州進發。這樣袁崇煥在薊州攔截皇太極軍隊的計劃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離北京隻有40裡，袁崇煥緊急率領軍隊往通州進發，力圖把皇太極軍隊攔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煥的軍隊到達河西務。河西務在天津和北京之間，大約離北京120裡。這時候皇太極軍隊已接近通州，他揣測到了袁崇煥的軍事意圖，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煥決戰，而是取道順義、三河繞過通州，直奔北京。這樣，袁崇煥在通州攔截的軍事意圖又落空了。

袁崇煥在河西務舉行軍事會議，議商進取。會上，副總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趨敵，不宜入都。且敵在通州，我屯張家灣，相距十五裡，就食河西務，敵易則戰，敵堅則乘，此全策也。”（《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就是說，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煥說：“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詐異常，又如薊州，顯持陰遁，不與我戰。倘徑通都城，則從未遇敵之人心，一旦動搖，其關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閑暇）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周文郁《邊事小紀》卷一）

之後，袁崇煥率領九千關甯鐵騎，日夜兼馳，行120裡，由間道急奔，搶在皇太極之前，于十九日抵達北京外城廣渠門外。其實，袁崇煥統兵入薊時，明朝官員中就傳說他有引導後金兵進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煥不得越薊州一步，而他竟然毫無察覺。現在他又擅自率部進京。所以，從他抵達京師的那一刻起，袁崇煥實際上已經身陷腹背受敵的局面，隻是他還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顧不得關注自己。同時，明大同總兵滿桂、宣府總兵侯世祿率兵，也來到北京城德勝門外紮營。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軍兵臨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衛戰即将開始。

袁崇煥率領關甯九千騎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趕在皇太極之前馳抵京師城下。第二天，保衛京師的戰鬥就打響了。

京門初戰首先在德勝門外打響，城外明軍，主要是大同總兵滿桂和宣府總兵侯世祿的勤王部隊，皇太極親率大貝勒代善和貝勒濟爾哈朗、嶽讬、杜度、薩哈廉等，統領滿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滿桂和侯世祿的部隊發起猛攻。城上明兵，發炮配合，但誤傷滿桂官兵，滿桂身上多處負傷，帶敗兵一百多人在城外關帝廟中休整。第二天，守軍打開德勝門的甕城，供滿桂的殘兵休養。

就在德勝門之戰的同一天，廣渠門也發生激戰。後金由莽古爾泰率滿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擊袁崇煥軍，此時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率九千關甯鐵騎屯沙窩門外。這場廣渠門大戰，九千關甯鐵騎血戰數萬八旗軍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時）至酉（酉正18時），炮鳴矢發，激戰8小時，轉戰10馀裡。

戰鬥中，一敵軍掄刀砍袁崇煥，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莽古爾泰箭如雨下，袁崇煥身中數箭，兩肋如猬，賴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煥身先士卒，拼死力戰，關甯鐵騎倍奮砍殺，莽古爾泰軍被擊敗。袁崇煥部将遊擊劉應國，羅景榮，千總窦浚等，直追敵軍至運河邊。敵軍忙迫擁渡，冰陷，淹沒者無數。此一戰，關甯鐵騎殺敵千計，清軍勁旅阿巴泰、阿濟格、思格爾三部都被擊潰。

這一役之後，清兵衆貝勒開會檢讨。皇太極的七哥阿巴泰按軍律要削爵。皇太極說：“阿巴泰在戰陣和他兩個兒子相失，為了救兒子，才沒有按照預定的計劃作戰，然而并不是膽怯。我怎麼可以定我親哥哥的罪？”便寬宥了他。可見這一仗清軍敗得很狼狽。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煥又用鄉導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潛往海子，距皇太極軍營裡許，四面攻打，皇太極軍大亂，随移營出海子。

粜米蒙冤

明朝遺民談遷的史學巨着《國榷》記載：

辛末，召象幹及廷臣于平台問。象幹方畧對曰：“插漢虎墩兔憨與順義王蔔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蔔哈俱插漢分部，歲貢。自黃台吉與插漢閧，插漢不貢。隆慶庚午，俺荅受封開市，蔔哈部夷屢掠之。去歲蔔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攎，白台吉僅身免，東投于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無幾。朵顔三十六家此日亦當聯絡，與哈喇慎可得三萬人。諸部惟永邵蔔最強，約三十馀萬人，若合蔔石兔之兵可禦插漢。”

帝曰：“插漢意不受撫，何？”對曰：“當從容籠絡。”帝曰：“如不欵，何？”象幹密奏語不盡聞。帝善之，命往與袁崇煥共計。象幹請發撫賞銀五萬兩。

此事《崇祯長編》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載，不過把“建奴”忌諱作“清”而已。由此可見朵顔是明廷籠絡的對象。

而袁崇煥被指資敵的對象，就是上述的朵顔部。故市米資盜并不能成袁崇煥的罪名。而且袁崇煥後來賣米也是崇祯帝許可的：“其招來屬夷，其有饑困，查明部落多少，計口量許換米”。

《國榷》卷八十九又有記載：“初，廣甯塞外有炒化、暖兔，貴英諸虜。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夷。所雲西虜也。皆受我賞。建虜雖強，其勢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謂通建虜，并革其賞。諸夷已閧然。會塞外饑，請粟。上堅不予，且罪闌出者。于是東邊諸胡群起飚去，乃盡折入建虜，不受漢索也。”

可見談遷認為崇祯在蒙古人饑荒時不知乘機拉攏，才是蒙古人投向後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磔刑處死

明思宗（1610—1644）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煥逮捕入獄。囚禁審訊半年後，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煥咐托不效，專恃欺隐，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及至城下，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體）處死于西市，棄屍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煥毫無懼色，他被五花大綁，押上刑場，“劊子手割一塊肉，百姓付錢，取之生食。頃間肉已沽清。再開膛出五髒，截寸而沽。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袁崇煥卒年四十七歲。（《石匮書》）。

世傳清太宗皇太極（1592—1643）施反間計，捕捉兩名明宮太監，然後故意讓兩人以為聽見滿清将軍之間的耳語，謂袁崇煥與滿人有密約，皇太極再放其中一名太監回京。明思宗中計，以為袁崇煥謀反；但是閻崇年等一些學者則傾向于認為明思宗殺袁崇煥是因為朝廷内閹黨馀孽的誣陷，皇太極的反間計隻是袁崇煥落獄之因。

對反間計，《明史》袁崇煥傳，記載：“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诏獄。”

《明季北略》則記載：“都中又喧言崇煥導虜入犯，上甚切齒。先是，虜出獵，擄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偵崇煥者，亦被擄。虜視之，知為珰也，乃設一記，佯為袁遺書約犯邊，答雲：“知道了，多謝袁爺。”又佯驚雲：“乃為珰聞，縛珰亟斬之！”又故遺一奴私放珰歸。珰歸，上其事。上再召崇煥入，即下诏獄。”

袁崇煥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遺言：

一生事業總成空，

半世功名在夢中。

死後不愁無勇将，

忠魂依舊守遼東。

平反經過

一些史料記載，南明政府早在乾隆帝下诏為袁崇煥平反前多年，就曾經為袁崇煥平反：

錢海嶽先生的《南明史》詳細記載了南明政府對袁崇煥的三次平反，層次不斷提高。

史料之一

（崇祯十七年五月），安宗《登極恩诏》……又複袁崇煥、趙光抃原官。

明安宗即弘光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在崇祯死後于南京即位登基。

袁公于崇祯三年冤殺，

趙光抃在崇祯十六年冤斬。

崇祯十五年，薊州被圍，光抃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禦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關、通州、天津諸軍務。光汴治軍嚴謹，作戰骁勇，臨危不懼。光汴至薊州前線，率二騎沖破鬼子重圍疾馳入城，城上歡呼“新督莅任”，滿寇望而驚歎，薊州之圍遂解。光汴率部援南闖北，“不釋鞍甲者七閱月，斬虜首千六百有奇”。十六年初夏，在截擊滿寇歸路的螺山戰役中，國軍将領各保實力，互不協同作戰而被敵各個擊破。後來皇帝卻逮捕光忭，作為替罪羊殺害。

史料之二

弘光元年二月，（安宗）予袁崇煥、王在晉祭葬。

弘光元年即公元1645年。王在晉在崇祯朝為兵部尚書，因張慶臻改敕書事牽連，被崇祯帝處罰過當，革職回家死去。

史料之三

昭宗以邝露言，谥袁崇煥“襄愍”。

明昭宗即永曆皇帝。邝露在永曆朝任中書舍人，在1650年清寇廣州十二日大屠殺中遇難，

“襄愍”解釋為：“甲胄有勞曰襄”（見《正義.谥法解》）；“佐國逢難曰愍”（見《經世大典.臣谥》，劉熙曰：志義未究，遇難而死，可闵惜者也，故曰愍”）。屬于贊揚性的褒谥，用來表揚有軍功但蒙冤遇害的大臣。

熊廷弼抗敵有功卻被閹黨殺害，崇祯為他平反後，贈給熊廷弼的谥号，也是“襄愍”。被閹黨馀孽陷害的袁崇煥平反後，因為他立功和蒙冤的情況與熊公類似，永曆政府就贈予了同樣谥号，也是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