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農民運動-中文百科頻道

事件背景

社會背景

甲午戰争中中國戰敗，再次引起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國的歐洲強國，對清政府提出無理侵略要求，并要求準許修建鐵路和采礦。1897年11月，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沖入教堂的村民打死。德國立即作出了反應，乘機出兵占據了膠州灣和膠澳（今青島）。德皇甚至對其艦隊妄言“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接下來的一個月，俄軍侵占遼陽南方的旅順，英國和法國分别派兵侵占威海和廣州灣（今廣東湛江）。

德國在侵略山東的惡劣行徑，引起山東人民的強烈反感。為安撫德國情緒，清廷将山東巡撫李秉衡貶職。德國在侵占山東後的惡劣行徑，更加激化了當地民衆與傳教士之間的矛盾。1897年，山東冠縣飛地梨園屯（今邢台市威縣）村民與教堂因土地侵占引起沖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的邀請，前往援助。後趙三多将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認為義和拳本屬鄉團，建議“改拳勇為民團”。并明确說義和拳就是“義和團”，在清朝官員中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同年10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飛地蔣家莊（今邢台市威縣）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起義”，遭清軍鎮壓而失敗。 1899年，捐官出身的漢裔旗人毓賢出任山東巡撫，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對義和拳采用撫的辦法，将其招安納入民團。于是義和拳成了“義和團”，而口号亦由“反清複明”改成“扶清滅洋”。

義和團運動後期，由于成員日益複雜，出現了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

直接起因

1．治外法權淩駕中國法律

19世紀末，西方強迫清廷放開對西方傳教士的限制，同時強迫清廷承認傳教士具備治外法權，赫然将中國法律踩于腳下。在治外法權之包庇下，不單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些犯罪的中國人也會借入教之名，躲避清廷法律的處罰。地方上，基督教教會為強制宣傳西方列強思想，時常與地方民衆發生沖突。入教的中國教民借勢欺壓當地民衆，而地方政府卻因為懼于教會的治外法權，不敢與洋人作對，最終造成當地民衆群起反抗，爆發教案。

事件經過

扶清滅洋

1897年，山東冠縣梨園屯村民與教堂因曆史上的土地糾紛引起沖突。威縣梅花拳師趙三多應村民閻書勤等的邀請，前往援助。後趙三多将梅花拳改名為義和拳。

1898年6月，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朝廷，認為義和拳本屬鄉團，建議“改拳勇為民團”。并明确說義和拳就是“義和團”，在清朝官員中首次提出了“義和團”的概念。同年10月趙三多等人在冠縣蔣家莊（今屬河北省威縣）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起義”，遭清軍鎮壓而失敗。

次年（1899年），山東平原縣知縣蔣楷鎮壓義和團，當地義和拳首領李長水請求荏平、高唐等地的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支援，朱紅燈在杠子李莊整齊隊伍正式豎起了“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10月11日，蔣楷率領勇役數十人前來鎮壓，被義和拳打敗。這次事件後來被稱為“平原起義”。後來清廷加派袁世凱等人前來鎮壓，在森羅殿戰鬥中擊敗義和拳。袁世凱在濟南就任山東巡撫後，對義和團始終持敵對态度，在其任山東巡撫後嚴格限制義和團的活動，并從其後清軍遊擊馬金叙活捉義和拳首領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當時的山東巡撫是毓賢，他仇視外國侵略者，對民衆反洋教鬥争比較同情。他罷免了蔣楷、袁世凱等，對義和拳采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措施，有說法指出正是毓賢改拳為團，還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責任歸結于教會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國敵視，在列強交涉下毓賢被革去職務。但毓賢對義和拳也進行了鎮壓，在其離職前下令将朱紅燈、心誠和尚、于清水等義和團首領殺害。

1899年在山東遭遇不利情況後，義和團開始向直隸等地轉移。清政府嚴禁義和團，先後派出多批軍隊參與鎮壓。

1899年12月，袁世凱代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

1899年冬，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蔔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後，毓賢被清廷免職。新任巡撫袁世凱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觐見慈禧太後，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他在後來的任期内先後親自下令誘殺、捕殺了超過150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眷，參見中華書局1983年版《中國近代史》）。戊戌政變後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對西方反對她廢黜光緒感到十分不滿。

1900年1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布維護義和團的诏令。直隸總督裕祿于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饷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到天津開壇聚衆。于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并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萬名拳民占據。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1900年5月12日，涞水縣高洛村發生教案，練軍分統楊福同前往彈壓。5月22日，數千義和團在石亭設伏擊斃楊福同，被稱為“涞水大捷”。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為震驚。1900年5月27日，直隸中部蘆保鐵路沿線約3萬義和團占據了涿州城，知州龔蔭培無計可施，便絕食坐以待斃，這是義和團占據和控制的第一個州城。在此之後，清政府又派出聶士成等參與鎮壓，與義和團多次交戰。但此時直隸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已呈現出“誅不勝誅”的局面。

1900年5月28日，英國全權公使窦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有感使館區有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國戰船增援。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車于當晚抵京，防衛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在6月3日抵京。

1900年6月，袁世凱開始鎮壓複起的義和團。

1900年6月9日，慈禧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天壇和先農壇附近。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

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于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外國使館對外通訊斷絕。

1900年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被剛調入京的清兵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爾（Edward Seymour）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緻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并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1900年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内城，當天燒毀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1900年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1900年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一說四千家）商鋪因老德記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毀。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适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絷以來；僞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骈斬西市。有婦人甯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勳、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奸殺婦女，不計其數。除了屠殺奸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并将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是日慈禧召開禦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1900年6月17日，聯軍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時，得到虛假情報，以為外國的要求她歸政于光緒。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勳、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載勳任步軍統領九門提督。

對外宣戰

1900年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于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衆，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複）；成為列強發動戰争的借口。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内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人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槍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窦納樂負責指揮抵抗。

1900年6月25日，清廷當權派載漪、載勳、載濂、載滢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緒，被慈禧太後阻止而未果。

八國侵華

主條目：八國聯軍侵華

紫禁城内的八國聯軍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沖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意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剿滅拳亂的清廷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1900年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

1900年7月14日，聯軍占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1900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及袁昶被清廷處死。

德皇威廉2世為德軍中國遠征軍踐行

1900年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并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1900年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

1900年8月14日淩晨，聯軍來到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門，随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1900年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占領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在美國的曆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争。

日軍繪本：八國聯軍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堅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發布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奴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俄國除了與随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二十餘萬人進占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攻占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占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據營口，10月占領沈陽，不久之後兩軍會師，占據了東北全境。

東南互保

義和團團民在天津被美軍騎6師俘虜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骙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借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诏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诏、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

1900年9月7日，清廷發布上谕，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緻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餘部抵抗

慈禧在出走時發布上谕，将戰争的責任推到義和團頭上，并命令各地清軍予以剿殺。義和團迅猛的發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變化後，許多義和團組織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義和團堅持抵抗。劉呈祥帶領義和團在天津郊區抵抗侵略軍，保定義和團首領周老昆率部在山區堅持戰鬥，義和團首領郭逢春在廣昌與侵略軍和官軍戰鬥。侵略軍在華北的其它許多地區都遭到當地人民的反抗，隻得不停分兵前往鎮壓。

後果

傷亡統計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内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甚至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教會人士的統計統計，共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内地會為最多，其他屬于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撫衙門前，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于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1900年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在直隸（河北），由于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頑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隻有獻縣張莊耶稣聖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東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于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在奉天（遼甯）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和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甫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占十之七八。（以上内容出處不明）

人物

閻書勤（1860—1900），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省威縣）人，領導了冠縣起義。人稱“大刀閻書勤”。1900年8月18日閻書勤等被捕拳民被解往臨清。

趙三多（1841—1902），領導過冠縣起義，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義和團失敗後參加景延賓起義而在此過程中殒命。

朱紅燈（？—1899），領導過義和團平原起義，擊敗縣令蔣楷，在森羅殿戰鬥中戰敗，後被捕處死。

林黑兒（？—1900？），自稱“黃蓮聖母”，是紅燈照的領導者，天津失陷後被俘，不知所終。

王立言（？—1899），今高唐人。自幼愛習拳棒，成年後武藝高強，即組織義和拳，設場授徒，練拳習武，以健身保家。山東義和團主要首領之一，朱紅燈死後在山東堅持戰鬥，後失敗被殺。

倪贊清（1862—1902），字翼臣，組織和指揮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直隸靜海人，在靜海、南皮、慶雲發展義和團，天津義和團首領。在老龍頭火車站與八國聯軍激戰。

張德成（1846—1900），高碑店市趙張村人，在獨流鎮創建“天下第一團”，後率部赴天津與聯軍戰鬥。

劉呈祥（1881—1900），别号劉十九，1900年19歲時在天津西郊高家莊設乾字壇，後在天津打擊八國聯軍，天津失陷後仍堅持戰鬥。

景廷賓（1861-1902），直隸廣宗縣（今屬河北邢台）東召村人，1902年4月同趙三多等在巨鹿廈頭寺領導起義，改旗号為“掃清滅洋”，7月失敗就義。

失敗原因

義和團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農民階級，基本群衆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最初，他們是以“反清複明”為宗旨，屢遭清政府的鎮壓。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義和團把鬥争的矛頭直指帝國主義，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号。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為了躲開義和團運動打擊鋒芒，被迫采取假宣戰，真投降的欺騙手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内鎮壓義和團運動，使義和團處于内外夾攻的境地。在國内外敵人的夾擊下遭到了失敗。

客觀原因：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即主要原因）。

主觀原因：對落後局勢認識不夠，提不出切合實際的革命綱領

社會影響

義和團運動的高潮雖說為期不過三個月，并且最終還在清政府的叛賣下，在中外反動勢力的鎮壓下陷于失敗，但是，它的豐功偉績卻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績，概括起來說是：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保存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場帝國主義戰争的可能爆發，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并成為“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這些功績，主要是在中國方面；不過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曆史意義。

政治

加速清朝滅亡

義和團運動的結果之一是朝廷體制内的守舊頑固派被清除，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續戊戌變法的思潮，啟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統治威信下降

在中國仕紳階級看來，清政府在事件中對聯軍勢力無能為力，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各地督撫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态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團結各省新軍于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緻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軍事

俄日在中國的擴張

俄國乘機占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并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沖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争。

根據辛醜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國一部分地區駐軍，保護僑民和交通路線，這為日後的中日沖突埋下了禍患。

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

義和團運動是通過拳民的英勇戰鬥，在瓜分危機三次緩解的基礎上才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這三次瓜分危機的緩解是：1900年6月20日聯軍《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一次緩解；7月3日美國《海約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二次緩解；10月16日《英德協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三次緩解。三次緩解的過程從所謂有限的軍事行動到“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從“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國形勢“獲得領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體明确，并使個别具有領土野心、企圖趁火打劫的帝國主義強盜也終于沒有達到目的。因此，通過義和團運動中三次瓜分危機的緩解，結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

義和團運動以其英勇戰鬥的精神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者，使他們不敢為所欲為，不得不來一個緊急刹車，中止他們的瓜分罪行。單憑事業的正義性，而不靠英勇的戰鬥去把它付諸實踐，最後也必是一番空話，一事無成。帝國主義列強根本不會因為他們掠奪殖民地的強盜行徑的非正義性而停止其瘋狂罪行的；不然的話，何以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淪為他們的殖民地了呢？這種人們所謂的“一種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義運動，是一場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這種運動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軍事力量所鎮壓不了的。數十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争史證明，它雖屢經鎮壓，卻此伏彼起，更加茁壯成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是因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性質的緣故。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義和團運動，它的這種性質就更明顯了，規模也大得多了。

遏制了一場可能爆發的帝國主義戰争

1900年全面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如果說它曾經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話，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也就曾經相應地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為争奪瓜分中國領土而進行的一場帝國主義戰争的可能爆發。如果說義和團運動不曾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話，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後來為了争奪我國東北的勢力範圍尚且不惜一戰。不過，這時發生的帝國主義戰争多半不會是日俄戰争，卻很有可能是英俄戰争；也有可能不隻是兩個國家，而是兩個國家以上參加的帝國主義戰争。當然，也有通過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協商來進行和平瓜分中國的可能性，雖說這種可能性很難實現。

社會

保存了中國的文化和文明

義和團運動既然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它就相應地保存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悠久的文化，使我們中華民族這個文明古國得以在這個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領土的時代中存在下來，中國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國在政治上沒有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直接後果。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發展本來是互相影響，彼此滲透，互相補充的。毋庸諱言，中國近代由于西方産業革命沒有波及到中國，它是落在文化發展的後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正像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等代表中國文化的四大發明，曾經有助于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之結束一樣，中國文化和文明在将來也是很可能對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在義和團運動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号稱“八國聯軍”的“挑戰”（Challenge）作出“應戰”（Response），就把所謂中華民族是“一個未開化的群體”，“一批沒有活力的群衆”，“一群沒有民族熱望的東亞病夫”，所謂中國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病人”，是“一個垂死的國家”等種種誣蔑，一掃而光，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曆史遺産的民族”，“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沒有像挑戰一樣的應戰，就不會産生創造性的火花”。義和團運動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挑戰所作出的應戰證明，中國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價值和權力的，而中國幾千年來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義和團運動的功績是不朽的。

民族意識覺醒

義和團運動标志着近代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觞。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财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于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于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蔑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占據上海，強迫開放膠州，又想來瓜分中國。’由這段布告看來，義和團的興起雖然最初發生于幻想，但很明顯的還是民族精神的覺醒。” 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緻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争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将軍感慨萬端：“中國群衆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不過1903年又發生了圍繞東北的瓜分危機：“因為俄國占了奉天，各國要實行瓜分的政策”）英國哲學家羅素也在《中國問題》中說，一旦怯弱溫和的中國人的熱情被激發，也可能變成世上最輕率的賭徒。

清末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民國的反廿一條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三大群衆性民族主義運動，其中五四運動主要為反帝國主義政治主權侵略，而義和團運動和五卅運動則是反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侵略的運動，持續時間更長，影響更深遠。

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義和團運動不僅在當時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保存了中國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場帝國主義戰争的可能爆發和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衆的覺醒，并且還成為“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來總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歡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中就是這樣地把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系起來觀察并從這個角度來評價義和團運動的功績的。他在《講話》中說：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壓迫、掠奪和屠殺。中國人民在這個時期裡，不斷地為争取自己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英勇地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鬥争。一九○○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争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交

列強對華政策的改變

義和團事件亦改變了列強的對華政策，減緩了當時列強殖化中國的步伐，正如當時諺語所講：“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強意識到利用虛弱不堪的清政府統治中國百姓，顯然比列強直接派總督統治百姓有利。

曆史評價

義和團運動首先是一場偉大的農民起義性質的反帝愛國運動，由于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在中國侵略的加深，洋人和教會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引發中國人民奮起反抗，進而引發了義和團運動。别人欺負你，你奮起反抗，西方列強欺負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奮起反抗，這是非常正當的道理，因此義和團運動的本質是正當的，是自衛性質的，是對于中國人民抵抗外國侵略有積極意義的。

雖然當時義和團運動被西方認為是一場扶清的排外運動，但其也确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能力。其後掌握朝政的中國慈禧太後也認識到無論先前她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滅亡，中國勢必進行改革。在各大帝國中，日本由于率先協助軍事鎮壓義和團拳亂而得到國際威望，這也是日本軍隊第一次被視為一隻國際力量。如上所述，由于日本軍隊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而長期與沙俄軍隊的矛盾最終使得兩年的談判破裂并爆發戰争。德軍在鎮壓義和拳暴亂後被冠以綽号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

美軍第九步兵團因其在戰役中的表現被冠以綽号“滿人”。直至今日，該步兵團（駐紮在韓國Camp Casey）仍然會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紀念那次慘烈的戰役。能夠成功完成的士兵将被授予一面繪有中國龍的绶帶。

也有人抛開義和團運動的起因和曆史環境，孤立的讨論認為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教民受害，而且針對對象從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謂十毛），無法無天，除屠殺外，，不論以中外的傳統道德觀點來看、義和團的行為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并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窦，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禦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岡“封聖”事件中，大多數被“封聖”的聖徒是義和團運動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國方面看來則視其為帝國主義的幫兇，這也凸現了教廷方面與中國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事後梵蒂岡教皇曾為封聖日與中共十一國慶撞期而道歉，但無意改變封聖的決定。

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中說：“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裡，為國民添禍亂。”

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說：“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征，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中國制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并未絲毫減少，将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将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讨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孫中山：大東書局《三民主義淺說》《民權初步·第五講》

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于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于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并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就那次戰争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衛石》（秋瑾彈詞《精衛石》手稿）：“義和拳釀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

蔡元培《華工學校講義》（1916）：“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後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袁偉時認為：“大陸曆史教科書對義和團的評價是有意美化的，義和團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帝和反封建。”

嚴複在1902年發表于《大公報》的《主客平議》一文：“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于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于天下。嗚呼！亦可傷已。”

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那拉後、端王、慶王、榮祿、剛毅、趙舒翹，此六人者結通團匪，以戕殺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

瞿秋白在《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一文中曾指出：“遊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

宗教戰争

哲學家唐君毅認為義和團運動是中國民間道教與西方基督教之間的宗教戰争。他說：“與近代中國文化問題，及西方經濟、政治、宗教之力量之傳入，密切相關之大事件，一為太平天國之亂，一為義和團之變。如果要在中國史上找宗教戰争，則此二者在一義上，亦可說是宗教戰争。太平天國，可說是變相的基督教與儒教之戰争。而義和團則是民間的道教與基督教之戰争。當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之事件，其産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國是要排滿，義和團是要滅洋。但在口号标語上說，太平天國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幟，而義和團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國道教諸神的旗幟。此中不能說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沖突的問題在内。因而亦可說為一宗教戰争。如西方之宗教戰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經濟的原因，而不失其為宗教戰争。此二次宗教戰争，第一次中國之儒教勝了，第二次中國之道教敗了，連整個中國亦敗在西方國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傳教事業，更日益在下層社會，進行無阻。”

權力鬥争

曆史學家唐德剛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鬥争。唐德剛将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而将剛毅比作林彪，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四兄弟比作四人幫。載氏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後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緒帝等帝黨。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本拟廢光緒立載漪之子大阿哥溥俊為帝，但遭到西方列強反對，因此，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極為仇恨。在多次禦前會議上，他們當衆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滢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欲弑光緒，被慈禧太後阻止。但慈禧太後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後，慈禧太後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嘩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隻好作罷。

而其時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義和團當成升官發财的好機會，“士大夫谄谀幹進者，又以義和拳為奇貨”。如禦史徐道焜上書：“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禦史陳嘉稱自己“從關壯缪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當時的報紙評論說：“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後有訓政，有訓政，而後有廢立，有廢立，而後有排外。”“義和拳者，非國事之戰争，乃黨禍之戰争也。”

藝術作品

義和團運動于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中被提及。《北京55日》攝于西班牙，由于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緻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雇用。電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緻在幾個月的時間内，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這套電影因為題材敏感，後來一直被禁止在中國上映，直至1980年代後期。

1975年，中國的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于覺醒與複仇的大場景故事。《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随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骥才關于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借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鬥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鬥争。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還得割”。

1995年尼爾·斯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後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布置中被含糊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