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隋朝時設置，清朝時發展到了頂峰，清末開始衰落下來。主要是設置若幹科，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特征是一切以呈文作為去留的根據，首先要看考試成績，知名人事推薦也起一定作用。最後還需要經過口試，最終被授予官職。
源流發展
中國地緣遼闊，人口衆多，這就使得國家需要大量的官員來參與治理政務，所以，如何選拔官員，成了曆代統治者面臨的難題。在奴隸社會，除了世襲貴族，平民也可以通過朝廷的層層考核出任官職。據《通典》引《周禮》大司徒篇，“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于祖廟，内史書其貳而行焉……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此種選官方式，已有後世察舉制和科舉的影子了。但這種選官方式隻是世襲制的一個補充，總體來說，奴隸社會的選官制度仍為世襲制。世襲制的漏洞是很明顯，在此不細談。以世襲制選官在秦漢之後就不再是選官制度的主體。但世襲制即使最終被取消作為全國官員選拔制度的資格，卻依然是後世新型選拔制度的補充，一直延續到清末。
魏晉南北朝時期，采取九品中正制品第人才，錄用官員，清要官職被門閥世族壟斷。南北朝時期，戰争連年，寒門庶族開始與士族權貴競争政治統治權，勢力逐漸擴大。隋朝建立後，九品中正制廢弛，但以秀才、明經等科課試選士的做法仍沿襲下來，隋炀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并以“試策”取士，這标志着科舉制正式形成了。唐代則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機會。這一制度，被唐以後各代封建王朝所承襲，并為古代朝鮮越南和日本等國所仿效。
科舉取士，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而在越南更遲至阮朝末年（1919年）才廢除，曆經一千三百多年。
曆代科舉制度
1.隋唐科舉
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炀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此即為後世科舉的雛形。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内，總共舉行了四至五次科考，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
唐承隋制，唐朝繼承并發展了這一制度。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制科由皇帝特旨召試，以待“非常之才”。
制科主要試對策，科目繁多，比較常見的有直言極谏、賢良方正、博學宏詞、才堪經邦、武足安邊等科。應制科對策及第，高者授以美官，其次僅予出身。現任官吏也可應制科，而且可以一再應試。常科的科名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此外，唐玄宗時還一度置道舉（試《老子道德經》、《莊子》），還有童子（限十歲以下）舉等。常科以明經、進士二科最為重要；玄宗以後，進士科占突出的地位。唐中葉以後，官僚雖位極人臣，如果不是進士科出身，“終不為美”。因為這種新的選舉制度是分科舉人，故名之為科舉制。與九品中正制相比，科舉制的特點是不再以家世，而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員，它的産生為寒門庶族開闊了通往仕途道路。
除間或因事停舉外，唐代一般每年都設科取士。報考的人來自各級學館者，稱生徒，由學館薦舉學成者，送尚書省參加考試；未入學館而直接來自州縣者，稱鄉貢，他們首先自己在州縣報名，經州縣考試及格後，舉送到尚書省參加禮部（開元二十四年以前則為吏部）主持的考試（亦稱省試）。
明經科主要試帖經，即擇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僅露一行，用紙帖遮掩其中部分字句，以測試應考者記誦經書的能力。此科主要試記誦，易于應付，三十歲考中的人已經被看作“老明經”了，因此地位不如進士科。隋朝的進士科僅試策，唐太宗時增加試經、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試帖經、雜文。雜文最初是指箴、銘、論、表之類，天寶年間始專試詩賦，并作為錄取的主要标準。每年應舉者少則八九百人，多則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過十餘人以至三十人左右。考試分上、中、下三等，中等以上為及第，下等即落第。由于舉子多而錄取名額少，終身不第的居大多數。因為考中進士非常難，一旦登第就聞名士林，所以進士及第被社會稱作“成名”，亦比作“登龍門”，意味着可以在仕途上飛黃騰達。
明法科試律令，明算科試《九章算數》、《夏侯陽算經》、《周髀算經》等數學著作，明書科試《說文》、《字林》等字書，這三科是選擇專門人才，錄取後隻在和專業有關的機構任職。唐代應考秀才科者極少，及第者屈指可數。
唐代科舉考試并不糊名。應考者姓名對主司是公開的。進士科的應試者，多在禮部試之前，
把自己的文學作品編錄成卷軸，投獻給主考官及有地位的人物，以表現自己，并争取有力者的推薦。唐初以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貢舉。貞觀以後，則由考功員外郎主持。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責罵，玄宗以員外郎位望較輕，遂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科考，以後成為定制。也有由其他官員來作主考官的，稱為“知貢舉”。及第進士稱主考官為“座主”，自稱“門生”，同時及第的進士稱“同年”，進士彼此互稱“先輩”。禮部試一般是正月考試，二月放榜。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但詳覆有時于放榜之前進行，有時于放榜之後進行。放榜之前禮部将錄取名單進呈宰相征求意見，稱“呈榜”，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動。詳覆之制屢興屢廢。若遇科場生事，皇帝即令覆試。錄取者覆試不中，主考官往往因此被貶官。
貢士如科舉考試通過，僅取得進士及第或明經及第的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隻有再通過吏部铨試，才能釋褐除官。故吏部試亦稱“釋褐試”。吏部铨選主要以身、言、書、判選人。身指體貌豐偉，言指言辭辯正，書指書法遒美，判指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則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樣，則先取才能。
武則天執政時期，曾進行殿試，并創立武舉；吏部試一度糊名。武舉之制始于長安二年（702年）。州縣以下習藝者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選送于兵部，進行課試。所試科目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上述各科考試通過，兵部即可除官給祿，不必如文官須再經過吏部試才能釋褐任職。唐代武舉亦為常選，但遠不如進士、明經等科重要。
隋朝和唐朝前期初行科舉制時，曾經起了抑制門閥、獎拔寒庶的進步作用；但同時也導緻舉子趨附奔競的風氣，這種風氣随着全國吏制的普遍趨向敗壞而日益嚴重。甚至發生過漏洩考題、冒名頂替的科場舞弊現象。尤其嚴重的是座主、門生、同年相互援引，結為朋黨，大大敗壞了宦風。如李宗闵與牛僧孺就是同年進士，并且同年登制科，兩人即牛黨之魁（見牛李黨争）；又如令狐楚與皇甫湜亦有同年之誼，二人遂成穆宗朝的牛黨中堅。随着科舉制弊端的産生，其為中小地主廣開仕途的作用亦大大降低。有的時候，“榜出，率皆權豪子弟”，出現了“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的嚴重情況。
整個唐朝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進士出身，可見科舉的成效。但科舉亦并非唐代政府招納人材的唯一方法，門蔭入仕和雜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徑。到了唐代後期，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與世族門蔭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互相傾軋。
2.宋朝科舉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等朝，在革除唐代科舉制弊病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相當完整、嚴密的科舉制度。
熙甯四年（1071）前，有貢舉、武舉、童子舉、制舉等。貢舉又設進士、明經諸科（包括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傳、三禮、學究、明法等科）。熙甯四年，廢罷明經、諸科，命諸科舉人改應進士科，又另設新科明法。後又廢制舉。元後，進士科分為詩賦進士、經義進士兩科，一度設經明行修、八行、宏詞等科。南宋時，進士一般仍分詩賦進士、經義進士。另有武舉、制舉、博學宏詞科等，但應舉及登科人數都很少。終宋一代，科目呈現逐步減少趨勢，進士科愈益成為最主要的科目，士人皆以進士科登第為榮。
宋代實行解試、省試、殿試等三級考試制。解試又稱鄉貢，由地方官府考試舉人，然後将合格舉人貢送朝廷。解試包括州試（鄉試）、轉運司試（漕試）、國子監試（太學試）等幾種方式，每逢科場年，在八月十五日開考，連考三日，逐場淘汰。舉人解試合格，由州或轉運司、國子監等按照解額解送禮部，參加省試。省試由尚書省和禮部主管，在春季選日考試各地舉人，分别科目連試三日，合格者由禮部奏名朝廷，參加殿試。自開寶六年（973年）開始，由皇帝親臨殿陛出題考試禮部奏名合格舉人，并重定名次。從此，每次省試後，必定舉行殿試，殿試所定名次與省試有所不同，舉人殿試合格才算真正“登科”。除解試、省試、殿試外，南宋四川還舉行與省試相當的類省試，以照顧遠離臨安的四川舉人。為了防止各級考試的考官作弊，規定有關官員的子弟、親戚、門客應試時必須回避，另派考官設場屋考試，稱“别頭試”。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科目和身分的舉人，實行不同的考試方式，有牒試、簾試、附試、同文館試、鎖廳試、比試、拍試、刑法試等。
各級考試的考試程式逐步完備。如省試，在開考前數日，考官全部同時進入貢院，開始進行考試準備工作，在考試期間不得私自外出或會見親友，稱鎖院。舉人向貢院交納試紙和家狀，加蓋官印。在考場内，舉人按座位榜對号入座，座位上标明舉人姓名；官府刻印試題及注解，分發舉人，舉人納卷後，封彌院負責密封試卷卷頭，亦即将舉人姓名、鄉貫糊住，或截去卷頭，編成字号；謄錄院負責謄寫出試卷副本，對讀所校勘副本使無脫誤。考官根據副本批分定等，再送複考官及知舉官複審并最後決定名次。
省試時，朝廷委派權知貢舉一員，主持該次考試。為分割事權，又委派權同知貢舉二至三員協助。另外，選派貢院監門官數員，巡察院門，謹視出入；編排試卷官、封彌卷首官各數員，負責編排試卷字号、密封卷頭及考官所定等第；謄錄官、對讀官各數員，負責謄寫和核對該卷副本；每五百名舉人又設點檢試卷官一員，按課題（經義、詩、賦、論、策）分房考校試卷，批定分數，初定等第；參詳官負責複查點檢試卷官所定等第和批分。殿試時，增派詳定官數員，負責詳審初考和複考官所定試卷等第。
參加科舉考試的各科士人，通稱“舉人”。舉人登科便授官，不再稱舉人，應試不合格則須再次應舉。舉人沒有出身，隻享有免除本人丁役、身丁錢米的特權；曾赴省試的舉人，可以贖免徒以下的公罪和杖以下的私罪。舉人殿試合格，按五甲授予進士及第、出身或同出身等身分。前三名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殿試放榜，當殿授予出身，并各賜綠袍、笏、靴等。
宋代科舉向士大夫廣泛開放，除嚴禁有“大逆人”近親、“不孝”、“不悌”、“工商雜類”、僧道還俗、廢疾、吏胥、犯私罪等人應試外，對于各科舉人，不重門第，隻要文章合格，就可錄取。每次殿試錄取的舉人總數，比唐代禮部試要多十倍左右，大多數舉人出身于一般地主和殷富農民，還有部分工、商子弟，世代官宦的子弟居于少數。
朝廷還禁止及第舉人與知舉官結成“座主”或“師門”與“門生”的關系，防止考官為非作歹，與舉人結成朋黨；禁止台閣近臣在知舉官入貢院前，“公薦”自己所熟悉的士人，或“囑請”知舉官錄取某一舉人；禁止舉人在試場夾帶文字、暗傳經義或點燭等，嚴防作弊。
宋代科舉制曾經起過一些積極作用。許多傑出的政治家、經學家、文學家、科學家等均由此途選拔出來，在客觀上也推動了文化教育的發展。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39,711人。
3.遼、金朝科舉
遼王朝取得燕雲十六州以後，即曾在漢人聚居區開科取士。聖宗統和六年（988）起，遼政府參照唐、宋之制，逐漸将科試制度化。科目以詞賦為主。考試分鄉試（州縣試，中式者稱鄉薦）、府試（中式者稱府解）、省試（禮部試），亦嘗用殿試之制。在推行科舉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不過取數人；後來逐次增加，多至一百數十人。遼代後期三年一試基本成為定制。遼代政府禁止契丹人應試。但從西遼德宗耶律大石舉天應五年（1115）進士一事可知，到遼末，上述禁令實際上已經廢弛。
金代采取科舉形式擢用漢士，始于滅遼之前。初無定數，亦無定期。天會六年（1128）定“南北選制”。遼朝舊土儒士試詞賦，北宋舊土儒士試經義，分别稱為“北選”和“南選”。未久又定三歲一試之制。考試分為鄉試、府試和會試（禮部試）三級。金熙宗時，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王時，增設殿試；并南、北選為一；并曾一度罷廢經義科。章宗時取消鄉試。府試地點，最初有三處，後來逐次增加為六處、九處、十處。取錄進士人數，116O年後，每次都在五百人以上，最多時達到九百餘人。取士科目除正科（即詞賦和經義）外，還有制舉、宏詞科以及雜科（經童、律科、策試等）。此外還有武舉。世宗時又設立女真進士科，以女真文字試策、詩，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之制，稱“策論進士”。
4.元朝科舉
元朝前期曾多次議行科舉，但都未實行。至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才正式宣布恢複科舉制度，次年即舉行考試。此後每三年一次（至元年間曾停科兩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全國共設十七個鄉試科場，分布在京城、中書省直屬行政區以及各行省的省治所在地。總共錄取三百人，其中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各七十五名。會試在鄉試次年舉行，定額一百人，蒙古人、色人目、漢人、南人各二十五名。次月舉行殿試，分兩榜公布，蒙古人、色目人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各分三甲，賜進士及第（右、左榜各一人）、進士出身及同進士出身，并授以官職。考試時的命題答卷，基本上以程朱理學（見理學）對儒家經典的闡釋為依據。蒙古人、色目人必須以漢文應試，但試題較漢人、南人為易。元朝科舉所取錄的人數和進士的地位，都要低于前代。
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滅亡止，每三年舉辦一次，除了1336年和1339年曾停辦兩屆外，共舉辦過十六次，取士一千餘人。
5.明朝科舉
明代選拔官吏，雖以歲貢、薦舉、進士分為三途，但偏重進士。朱元璋即吳王位後不久，即下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洪武三年（1370年）诏設科舉，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四年，定三年一舉。六年旋令罷去，改行薦舉。十五年複設科舉。十七年始定科舉之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為永制，十八年廷試，擢一甲進士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進士為翰林院編修或檢讨，進士入翰林自此始，使進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院、承敕監等衙門者，稱庶吉士，進士之為庶吉士，亦自此始。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觀政進士之名亦自此始。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起，規定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進者，十居其九。明科試每隔三年舉行一次，分鄉試、會試、廷試三級。
鄉試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舉行。南、北直隸由京府，各省由布政司主持。逢子、午、卯、酉年為正科，遇慶典加科為恩科。考期在八月（試初場；又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故鄉試亦稱秋闱或秋試。凡國子學生員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入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由有司保舉，均可應考。學官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隸卒之徒，與居父母之喪者，俱不許應試。中式者為舉人，其第一名通稱解元。嘉靖五年（1526年），鄉試除錄取正卷外，另取若幹名，謂之副榜。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明初隻兩京鄉試簡派翰林官主考，各省則由教官充任。萬曆以後，始定翰林或科、部官派往。提調一人，在内學官，在外布政司官。鄉試之額，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額數，洪熙元年（1425年）始有定額，其後漸增。隆慶、萬曆、天啟、崇祯間，南北直隸增至一百三十名，他省無出百名者。
會試于鄉試次年在京師舉行，由禮部主持。逢辰、戌、醜、未年為正科。若鄉試有恩科，則次年亦舉行會試，稱會試恩科。考期在二月，故會試亦稱春闱或春試。各省舉人均可應考。中式者為貢士，其第一名通稱會元。永樂四年（1406年）起，會試有副榜。正統後，中副榜者不參加廷試。舉人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會試主考二人，初由禮部臨期具奏，于翰林内欽命簡任，天啟二年（1622年）後，以二輔臣典試，成為常例。同考初為八人，正德六年（1511年）增至十七人，後增至二十人，其中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至明末不變。會試之額，初無定制。成化十一年（1475年）後，定為三百名（題請及思诏加取者不在其中）。禮部會試考房，稱禮闱。初制，禮闱取士，不分南北。洪熙元年，南人北人分房取中，名額有定，謂之南闱、北闱。宣德、正統間，又分南、北、中闱。南闱，包括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闱，包括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闱，包括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三闱取中的比例，南取一百六十五名，北取一百零五名，中取三十名，自弘治二年（1489年）從宣德、正統間舊制起，除正德三年一度更動外，嗣後相沿不改。
廷試即殿試，緊接會試後舉行。初為三月初一，後大都定為三月十五。會試中式者均可應考。以一、二、三甲為名次。一甲止三人，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翰林院編修。第二、三甲各若幹人，均賜進士出身，其第一名通稱傳胪。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廷試由皇帝主持，用翰林及朝臣文學之優者為讀卷官，共閱對策，拟定名次。
鄉試、會試均分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後三日考第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又三日考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四書》、《五經》所用注疏起初各有規定，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廷試隻有一場，試策問。科試命題必須出自《四書》、《五經》。其文略仿宋經義，但必須以古人的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八股一說始于明初，一說始于成化），通稱制義。鄉試、會試之所，亦謂之貢院。諸生席舍，謂之号房。試卷之首，書三代姓名及本人籍貫、年齡，所習本經，所司印記。文字中回避禦名、廟号，不許自序門第。試卷彌封編号。
明代重文輕武，但亦始終設武科取士。初隻有鄉試、會試，崇祯四年（1631），始有殿試。弘治六年定武科六年舉行一次，十七年改為三年一次。正德十四年規定，初場試馬上箭，以三十五步為則；二場試步下箭，以八十步為則；三場試策一道。子、午、卯、酉年鄉試。嘉靖初定制，各省應武舉者，巡按禦史于十月考試，兩京武學于兵部選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會試，翰林二員為考試官，給事中、部曹四員為同考。鄉試、會試場期均固定為月之初九、十二、十五。萬曆三十八年（1610）規定會試之額，取中進士以百名為率。此外，還有宗科。明代宗室舊無就試者。萬曆二十三年，鄭世子請宗室得儒服應試，始诏奉國中尉以下可入試，輔國以上爵尊不得與。天啟二年始開宗科。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
6.清朝科舉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清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後改為隻有一榜，但不特别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把科舉入士之途留給漢人。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雖然有較易考中的捷徑，但最後殿試頭三名習慣隻授予漢人，即所謂“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隻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蒙古族隻有一位阿魯忒·崇绮在同治乙醜（1865年）考中狀元。
清朝還新增了翻譯科。是清統治者為八旗子弟特設的科目。有滿洲翻譯和蒙古翻譯。滿洲翻譯，滿洲、蒙古、漢軍均可報考，蒙古翻譯，則隻限于蒙古人。所謂“翻譯”，即将滿文或蒙文的《四書》、《五經》中的一段文字譯成漢文；或将漢文譯成滿文、蒙文，此科亦分童試、鄉試、會試，然無殿試。鄉試中額，初無一定。乾隆十三年規定：滿洲翻譯舉人中三十三名，蒙古翻譯舉人中九名。後因應試人數減少，中額亦相應減少。道光八年（1828年），翻譯鄉試，滿洲、蒙古分别減為七八名和兩三名。十七年又分别減為四五名和一名。二十年，蒙古翻譯鄉試的應試者僅有六人，因此谕令暫停。翻譯會試中式人員俱賜翻譯進士出身，但不分甲第，無狀元、榜眼、探花等稱号。滿洲翻譯，優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學習行走或歸進士班照例選用。蒙古翻譯進士在理藩院補用。
清朝，進入仕途的最主要途徑不是科舉，而是捐納。《清史稿》記載，“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開，官吏乃以資進。”
科舉廢除
鴉片戰争後，科舉的考試内容一下子就完全顯現了與現代世界脫節的窘況，加上西學東進和學校教育的崛起，科舉制度漸漸衰落。
1895年，清軍在甲午戰争中被日軍打敗，由此引發了在京考會試的舉人集體請願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梁啟超等舉人們的建議之一，便是改革科舉，興辦新學。百日維新時，科舉一度被廢，但在戊戌政變後再次被恢複。1901年，清政府先廢除考試用八股文。到了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經袁世凱奏請，慈禧以光緒名義發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宣告廢除。
清政府雖然廢止了傳統的科舉，但并未停止透過考試來從民間選拔人材；而科考千年來深入民心，民間對以科舉入仕非常懷念。所以在廢科舉的同時，清政府同時制訂了“留學生考試章程”，吸引歸國的海外留學生透過考試進入政府。從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為止，被稱為“洋科舉”的留學生考試舉辦過六次，總共取錄了1388人。根據規定，在海外高等學校入學三年者可以應考。考試分為兩場，首場在學部舉行，稱“部試”；次場在保和殿舉行，稱為“廷試”。考試内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學生留學時所習科目。考取者按成績及其學習專業，分别授予各科“進士”、“舉人”等傳統科舉的身份，成績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編修。當時的各式名銜包括有“格緻科進士”、“工科進士”、“商科舉人”以至“牙科進士”等等。
科舉制度的優點
1.破除貴族世襲整頓吏治
t科舉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才，打破貴族世襲的現象，以整頓吏制。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後。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遊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的人才選拔方式，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叙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後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t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于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将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迹。
2.維持社會穩定
t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才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隻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
3.培養人才
t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産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将，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窦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産生。
4.教化百姓
t科舉推動文化知識在民間的普及，培養了獨具特色的民間讀書風氣。不論其讀書的初始動機如何，客觀上由于科舉入仕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内則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産物，學習的亦是相同“聖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