樞密院

樞密院

中國古代中央機構
樞密院,封建時代中央官署名,五代至元的最高軍事機構,唐始設樞密使,掌文書,以宦官任之。後唐時樞密使輔佐宰相,分掌軍政。宋設樞密院與“中書”分掌軍政大權,号稱“二府”。遼代按南北面官設北樞密院和南樞密院。元代,樞密院主管軍事機密事務、邊地防務、并兼禁軍。明代,朱元璋廢之,改設大都督府統軍。樞密院的設置削弱了相權,加強了皇帝對軍權的直接控制。[1]
  • 中文名:樞密院
  • 外文名:
  • 辦公地址:
  • 性質:唐、五代、宋、遼、元時代的官署名稱
  • 行政級别:

曆史沿革 

唐代宗永泰年,置樞密使、以宦官為之,掌接受朝臣以及四方表奏并宣達帝命。

後梁,改樞密使為崇政使,任以士人,并設崇政院。後唐莊宗改崇政院為樞密院,崇政使為樞密使,與宰相分執朝政,偏重于軍事。

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并稱二府(中書門下為政府、樞密院為樞府),同為中央政府機關;樞密院設十二房(北面房、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校閱房、廣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雜房、支馬房、小吏房)分曹辦事。元豐改制時,有廢樞密院、還軍政于兵部之議,神宗以為“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留之。宋代樞密院長官樞密使、知樞密院事以士人充任,副職間用武臣。宋初,中書和樞密院對掌文武二柄,宰相因不帶樞密銜而不得預軍事。慶曆年間用兵西夏,一度由宰相兼樞密使。南宋甯宗後,宰相始例兼樞密使。

遼代按南北面官分設北樞密院與南樞密院。北樞密院掌軍,南樞密院唯管士人遷調,為吏部職。占領幽雲十六州地後,設漢人樞密院,統幽雲十六州漢人軍馬,隸屬南院大王。也有史料稱北樞密院專掌契丹軍馬、南樞密院專掌漢人軍馬。

元代,樞密院主管軍事機密事務、邊地防務,并兼禁衛,太子兼樞密使虛銜,樞密副使掌實權。戰時,在主要戰役方向設行樞密院,作為樞密院的派出機構統轄一方軍政事務。樞密副使極少用漢人,僅極少數為蒙古人非常信任的漢人任過該職,如王約曾任副樞首近7年(1315年-1321年)為任該職最長的漢人。

元末,朱元璋稱吳王時,沿元制仍設樞密院,青州府壽邑吳氏始祖江陰侯吳良初封樞密院院判,後廢之,改設大都督府統軍。

演變過程 

唐代宗時期

中國封建王朝的宰相機構随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備屢加變化。唐初為了進一步完善宰相制度,于貞觀時期設立了政事堂,做為三省長官議事的地方。政事堂開始設在門下省,後因裴炎從侍中遷為中書令,政事堂便遷至中書省。開元時期張說做宰相,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

《舊五代史》卷149《職官志·内職》條注“樞密使”,引項安世《家說》:“唐于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這是樞密院作為一個機構的萌芽。所謂主樞密之曹務,即掌管皇帝的重要機密文書,這說明三省機構權力已經下降,樞密房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毫無疑問會受到重用而日益顯赫。但在唐代宗以前,它隻不過是政事堂一個小小的保管文書檔案的辦事機構罷了。

唐朝僖、昭時期

唐代樞密使之名始見于唐代宗永泰中,由宦官董秀職掌:“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永太中宦官董廷秀參掌樞密事。”《通鑒》載:“宦官董秀掌樞密。”胡三省注:“是後遂以中官為樞密使。”《通考》引《容齋洪氏随筆按》:“樞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内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谒者令是也。”《石林燕語》卷四也引《續事始》雲:“代宗永泰中,以中大董秀管樞密,因置内樞密使。”

既然當時的樞密使僅一人,也談不上有什麼機構,又無太大權力,隻不過是處理一般的事務罷了。“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于内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但由于樞密使地位之特殊,皇帝的诏令,大臣的奏章都由他傳上達下,加之随着唐末宦官權力的惡性膨脹,樞密使權力也迅速膨脹起來。董秀職任樞密使時就與桂管觀察使陳少遊内外引薦,貪污受賄。

到憲宗元和時期,樞密使劉光琦、梁守謙兩人分掌上下兩院;僖、昭宗時樞密使是王知古、楊虞郎兩人,知古領上院,虞郎領下院。實際憲宗時樞密使的權力較代宗時大多了:“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上怒諸将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長安中,王守澄知樞密事,舊左右軍容多入為樞密,亦無視事之廳後。”

這一時期的宦官既掌握了樞密院,又掌握了軍權,竟然達到任意廢君、弑君的地步。《新唐書·宦者列傳·王守澄傳》:“是夜,守澄與内常侍陳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及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唐代廢立皇帝都是由兼樞密使或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宦官司謀劃的。正如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所說:“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原禍始,總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樞密``````其後又有樞密之職,凡承受诏旨,出納王命,多委之,于是機務之重又為所參預。是二者皆極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攬權樹威,挾制中外,況二者盡為其所操乎?”盡管如此,唐代憲宗時,宦官司能弑君、廢君、立君,主要還是掌握兵權,容易接近皇帝之故。此時的樞密使還不能直接參與宰相議事。

但到僖宗、昭宗時,“宦官楊複恭、西門季欲奪宰相權,乃于堂狀後貼黃,指揮公事, 此其始也。”《新唐書·宦者傳·嚴遵美傳》:“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黃決事,此楊複恭奪宰相權之失也。”“《新唐書·楊複恭傳》載:楊複恭“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僖宗出居興元,複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複恭以諸子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又《通考·職官典·樞密院條》講到當時的議事程序,“若内中處分,則令内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複恭、西門季之徒,至于視事,行文書矣。”

這是唐代宦官、樞密使權力發展到最高峰時期,很明顯,樞密使權力的急劇擴張是宦官專權這一特殊現象與樞密使本身職權的重要性相結合的結果。

後梁時的崇政院

早在唐昭宗末,朱全忠控制朝政,大誅宦官,以心腹蔣玄晖為唐樞密使,宦官統治樞密使的現象開始改變。到朱全忠篡位建立後梁,立志改宦官之弊,樞密院更用文人。同時,機構也稍有增大,人數稍多,改樞密院為崇政院,設崇政使、副使、崇敬院直學士。“敬翔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又置政院直學士二員,選用政述文學者為之。”史載敬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曾舉進士不第,後當朱全忠鎮大梁時,敬翔被人推薦,在朱全忠帳下做一名小吏,被朱全忠看中,“軍謀政述,一以谘之。”朱全忠篡位後,“改樞密院為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這就是崇政院用士人的最明顯标志。故《通考》也說“始更用士人”。

盡管後梁崇政使權力較大,但仍然是“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其外也。”樞密院的權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還不可能超越宰相之上。

後唐時期

唐莊宗中興唐朝後,于同光元年改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樞密使,又置直院一人。郭崇韬與後梁的敬翔不同,是個典型的武将,敬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而郭崇韬在回答莊宗的“計将安出”的提問時,說“臣不知書,不能征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郭崇韬原是李克修帳下的親信,“克修鎮昭義,崇韬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崇韬“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人”。從此後,“崇韬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莊宗即位後,就以崇韬為樞密使,後莊宗至汴州,因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便令崇韬權行中書事,又拜侍中兼樞密使,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當崇韬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由于兼領節度使始掌兵權,樞密使的權力已達到超越宰相的地步。

後晉時期

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其他人員設置可能與後梁、後唐同。後晉樞密院與以前不同的是樞密使由宰相兼任,又改後唐以武将任樞密使之舊例,重新任用文士。

後漢、後周時期

後漢樞密使有郭威、楊邠,其中最著名者是後來作了後周開國帝的郭威。後漢樞密使從郭威始又可兼節度使,從而達到了樞密使權力的頂峰。

郭威曾是後漢高祖帳下吏卒,“掌軍籍”,“漢高祖累鎮藩阃,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為。”漢高祖即位,授權為樞密副使、檢校副使。乾祐元年,漢高祖生病,威又與蘇逢吉同受顧命。隐帝嗣位,便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恰逢當時各處藩鎮造反,而其他平叛者又屢屢失敗,故“制授帝(郭威)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名,诏兩面諸軍,并取帝節度”。“時帝以北伐為患,委帝(郭威)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之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诏河北兵甲錢谷,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禀立”。“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于是宣之,自帝始之。”

至此,郭威的權力已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故終于在乾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迫使漢太後下令讓郭威監國,到廣順元年春,又逼隐帝禅位,建立後周。

郭威即位後,後周的樞密使為王峻、鄭仁誨。

王峻也是曆來跟随郭威,立有戰功而進為樞密使的。“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于必行,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峻于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绫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顔衎、陳同代李谷、範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

鄭仁誨原也是郭威親信。“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為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太祖西征,賞密贊軍機”,“太祖踐祚,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逾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将軍,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從王峻、鄭仁誨兩人來看,也都是宰相兼樞密使并兼領節度使。當然鄭仁誨的權勢并不太大,這主要是他“為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

北宋時期

宋代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分掌軍令與政令,号為“二府”,俗稱“西府”,事實上是以樞密院的長官來分割宰相的掌兵之權,即馬端臨宣稱的“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宋朝國策即是對“武人跋扈”的防備不遺餘力。不過北宋初年武将在樞密院中還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雍熙三年北伐,宋太宗“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皇祐四年,狄青升為樞密副使,禦史中丞王舉正、左司谏賈黯及禦史韓贽等人紛紛上奏反對,宋仁宗不顧宰相龐籍等反對,硬将狄青擢為樞密使,前後四年。(《宋史·狄青傳》)

慶曆年間,因二路用兵,知制诰富弼建言,邊事系國家安危,不宜專委樞密,仁宗以為然,即诏中書同議(職官志),繼又以谏官張方平上言,中書宜知兵事,乃以宰相呂夷簡,章得象并兼樞密院,從此軍令與政令則相互溝通矣。故仁宗慶曆以後,宰相兼使迄元豐改制,又不複兼(《宋史·呂夷簡傳》)。

嘉祐元年,狄青罷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宋代樞密院官職設置如下:判樞密院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為正任官、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皆為副貳官。“佐天子執兵政”。宋初,官無定制,有使則置副,有知院則置同知院。

元豐五年改官制:使、副悉罷。元佑初,複置簽書院事,以樞密直學士充,開禧後,以宰執兼任,遂為永制。使與知院,同知、副使,亦或并除,其簽書、同簽書并為端明殿學士;樞密都承旨、樞密副都承旨、樞密承旨、樞密副承旨“掌承宣旨命”;;樞密檢詳官、樞密計議官、樞密編修官。

宋初樞密院下設四房:兵、吏、戶、禮。神宗元豐五年增至十房,後又加兩房,總計十二房:

北面房(掌行河北路、河東路吏卒,北界邊防、國信事)、

河西房(掌行陝西路、麟、府、豐、岚、石、隰州、保德軍吏卒,西界邊防、蕃官)、

支差房(掌行調發軍,荊湖北路邊防及京東、京西、江、淮、廣南東路吏卒,遷補殿侍,選親事官)、

在京房(掌行殿前步軍司事,支移兵器,川陝路邊防及畿内、福建路吏卒,軍頭、皇城司衛兵)、

教閱房(掌行中外校習,封樁阙額請給,催督驿遞及荊湖南路邊防)、

廣西房(掌行招軍捕盜賞罰,廣南西路邊防及兩浙路吏卒)、

兵籍房(掌行諸路将官差發禁兵、選補衛軍文書)、

民兵房(掌行三路保甲、弓箭手)、

吏房(掌行差将領武臣知州軍、路分都監以上及差内侍官文書)、

知雜房(掌行雜務)、

支馬房(掌行内外馬政并坊院監牧吏卒、牧馬、租課)、

小吏房(掌行兩省内臣磨勘功過叙用,大使臣已上曆任事狀及校尉以上改轉遷遣)。

吏共計三十八人:逐房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阙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書令史十五人。元祐既創支馬、小吏二房,增令史為十四人,書令史十九人,創正名貼房十八人。大觀增逐房副承旨為五人,創守阙書令史三人,增正名二十八人。(《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機構職責 

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

凡侍衛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皆掌之。以升揀、廢置揭帖兵籍;有調發更戍,則遣使給降兵符。除授内侍省官及武選官,将領路分都監、緣邊都巡檢使以上。大事則禀奏,其付授者用宣;小事則拟進,其付授者用紮。先具所得旨,關門下省審覆。面得旨者為錄白,批奏得畫者為畫旨,并留為底。惟以白紙錄送,皆候報施行。其被禦寶批旨者,即送門下省繳覆。應給诰者,關中書省命詞。即事幹大計,造作、支移軍器,及除都副承旨、三衙管軍、三路沿邊帥臣、太仆寺官,文臣換右職,仍同三省取旨。

演變原因 

從唐代宗時董秀掌樞密以來,楊複恭任樞密使的權力最大,達到甚至超越宰相權力地步。“時行在制置,内外經略,皆出于恭。”到朱全忠誅滅宦官,任用朝士,直至滅唐建梁,樞密使全面任用士人,這是朱全忠抑制宦官,全面控制權力的一個步驟,樞密使之權也有所削弱。後唐建立,一反後梁制度,重用自己屢建功勳的武将親信為樞密使,并讓其兼任節度使。郭崇韬是其始也。明宗時又重用安重誨,二人均權傾内外,宰相在其面前卑躬屈膝,達到五代時樞密使的一個權力高峰。

後晉始以桑維翰、李崧任宰相兼樞密使,改樞密使兼節度使之制,加之後晉重用宦者和其他佞人以分權,故樞密使之權大有下降,且因宦者及佞人讒毀,曾一度罷職并廢樞密院,這是樞密院權力的低谷時期。到後晉任用郭威為樞密使,同時又許兼任節度使,正如上面所引材料,是“兼内外之任”,“功業格天”,達到樞密使權力的又一高峰,直至迫帝退位。

曆史影響 

唐初政事堂完全是為了方便宰相們民主議政,使朝廷大事能多多少少帶有一點公開性,較多地容納一些朝廷中的有識之士的意見而設置的。既是“民主”議政,皇帝的機密文書也就必然要人掌管,這是樞密院設立之原因。但由于宦官權力的惡性膨脹,由宦官兼領的樞密使權力也就超越了制度本身而能廢君、弑君了。

到五代,皇帝們為了改變宦官幹政之弊,任用親信加強中央集權,并讓他們兼領節度,使之以分宰相之權,故而又出現樞密使權力淩駕于宰相之上,最後而犯阙稱尊了。再發展到宋,吸取唐末、五代樞密院勢力惡性膨脹之教訓,故削弱其實際權力而增加冗員,使其成為一個龐大臃腫而無權的虛設機構。

縱觀唐初樞密院隻有掌機要文書一人,到宋代成為一個龐大機構的發展曆史,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具體制度在人治與法治鬥争的狹縫中發展變樣的經過。同時也可說明,在根本制度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任何具體制度無論初設時的主觀願望多麼良好,其最後結果總是事與願違,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已經邏輯地證明了這一點。

曆史評價 

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黃樓:樞密使及樞密院系統就其性質而言,屬于“帝室文房”,性質上與翰林學士院比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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