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宋太祖趙匡胤篡取了後周帝國的江山社稷之後，對後周的舊臣一個不殺，全部予以提拔重用。
大宋帝國建立剛過百天，原後周的兩員重将——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和淮南道節度使李重進（後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統禦，相繼在潞州（今山西長治）、揚州起兵叛亂。兩場戰事的規模雖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到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
北宋統治者趙匡胤為此深為憂慮，在結束五代十國局面的過程中，他着重考慮的問題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使唐末以來長期存在的藩鎮局面不再出現；二是如何鞏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為五代之後的第六個短命王朝。
事件過程
事件起因
建隆元年末（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進叛亂後，他召見丞相趙普，詢問息兵休戰、國家長久發展的好辦法。
趙普精通治道，提出問題的症結在于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隻要削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趙普的話還沒說完，宋太祖便已明白。
于是一個重建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計劃就這樣醞釀出來了，并逐步付諸實施。在北宋中央集權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權，也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趙匡胤吸取了後周滅亡的教訓，加強對禁軍的控制。
建隆二年（961年）太祖鑒于當時已控制局勢，就着手陸續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強中央集權。起初，太祖以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趙普數次進言，擔心石守信等人的部下貪圖富貴，提醒宋太祖，記住陳橋兵變的曆史，一定要避免類似的事件重演。宋太祖不久後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軍高級将領的兵權。
事件經過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時，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軍高級将領留下喝酒，席中說自己整夜不能安睡。
石守信等人詢問原因，宋太祖表示，擔心他們的部下造反，再次上演“陳橋兵變”事件。這些将領知道已經受到猜疑，于是請宋太祖給他們指一條明路。
宋太祖回複，可以放棄兵權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多買些歌姬，宋太祖再同他們結為姻親，君臣之間，兩無猜疑。石守信等人知道已無回旋餘地，并且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軍，于是俯首聽命。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十日，石守信等人上表請求解除兵權。宋太祖同意，下令罷去禁軍職務，地方任節度使，并廢除了殿前都點檢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禁軍分别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即所謂三衙統領。
事件結果
在解除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權後，太祖另選一些資曆淺，個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擔任禁軍将領。于是禁軍領兵權析而為三，以名位較低的将領掌握三衙，皇權對軍隊控制加強。
宋太祖兌現了與禁軍高級将領聯姻的諾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給高懷德，又把女兒嫁給石守信和王審琦的兒子，把張令铎的女兒嫁給太祖三弟趙光美。
杯酒釋兵權事件發生後，宋太祖當年執掌兵權的結義兄弟的禁軍職務全部被解除，且從此不再授予他人。石守信雖然保留着侍衛都指揮使的頭銜，卻沒有任何實權。
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漢超鎮守關南、馬仁瑀鎮守瀛州、韓令坤鎮守常山、賀惟忠鎮守易州、何繼筠鎮守棣州、郭進鎮守西山、武守琪鎮守晉陽、李謙溥鎮守隰州、李繼勳鎮守昭義、趙贊鎮守延州、姚内斌鎮守慶州、董遵誨鎮守環州、王彥升鎮守原州、馮繼業鎮守靈武。
事件評價
“杯酒釋兵權”是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使用和平手段，不傷及君臣和氣，輕而易舉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權力威脅，成功地防止了軍變，是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響深遠。
不同意此觀點的人則認為宋太祖專力鞏固中央政權，“杯酒釋兵權”含有對内嚴防的性質，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強烈的背景下，削奪大将兵權也削弱了部隊的作戰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權，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武将頻繁調動，緻使宋朝與遼、西夏、金的戰争連連敗北，無力解決邊患。軍事積弱，還使兩宋亡于社會制度落後于自己的遊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軍的軍事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消除造成強唐滅亡的藩鎮軍制，其出發點是好的，結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進的。兩宋亡于遊牧民族原因則是多方面的，與兩宋朝對峙的先是遼、夏，再是遼、金，最後是金、蒙，從作戰态勢來看，北宋面臨的是兩線作戰隻能主守。
事件争議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事，曆來的史學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間廣泛流傳。但也有學者經過考證，對這件事下了這樣的評價：故事性強、子虛烏有。
認為“杯酒釋兵權”實有其事的論者，主要依據是北宋中期以來的一些史籍的有關記載。現存“杯酒釋兵權”的最早記載，是北宋丁謂的《丁晉公談錄》（以下簡稱《談錄》）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以下簡稱《筆錄》）。《談錄》記述了趙匡胤與趙普關于此事的一段對話。書中記載，趙普對趙匡胤說，禁軍統帥石守信、王審琦兵權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趙匡胤聽後不以為然，認為石、王這兩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決不會反對自己。趙普則進一步做工作，說石、王這兩位老将缺乏統帥才能，日後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後果将不堪設想。趙普終于說服了宋太祖，罷了兩人的兵權。《筆錄》則更明确地記述道：相國趙普屢以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最後讓他們“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事隔半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以下簡稱《紀聞》）中，對此事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書中記載，在宴會的第二天，趙匡胤的部将個個心領神會，“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種記載，矛盾百出。首先，《談錄》隻講罷石守信、王審琦二人的兵權，并無設宴請客這一情節。而《筆錄》記載罷去兵權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審琦外，還有其他幾位将領，并增添了太祖設宴與宿将“道舊相樂”的情節。後世所謂“杯酒釋兵權”一說，基本上都出于此。《紀聞》則稱石守信、王審琦等皆被罷軍權，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鋪張設宴道舊情節，繪聲繪影，恍如身曆其境，明顯不可能，距離當事人的時代愈遠，記載卻愈詳細，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書都說此事與趙普有關，但說法卻不一緻。據《談錄》一書所記載，罷石守信、王審琦的兵權是宋太祖聽了趙普一次談話之後就決定的。但若根據《筆錄》所載，此事則是太祖在趙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罷去他們的兵權。但若根據《紀聞》所記載卻是太祖、趙普兩人共同謀劃的結果，如此矛盾的說法怎麼沒能成為史實，蓋棺定論呢。
第三，上述三種史料，對石、王被削去兵權後的出路，說法也各不相同，有的隻說“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說他們“尋各歸鎮”，有的則說他們“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關于“釋兵權”的内容史學界也說法不一，有的說是指罷石守信等四人典禁軍，有的則認為主要是為了削弱藩鎮勢力。
另外，“杯酒釋兵權”這樣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實錄》和《三朝國史》中卻未見一字。元末，史學家根據《太祖實錄》與《三朝國史》編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記》對此事也不着點墨，因而有學者認為這件事發生過的可能性非常小。
後世紀念
文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