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曆
李鴻章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15日）生于安徽省合肥縣東鄉（今安徽省合肥市瑤海區）磨店鄉，是縣學優廪生李文安與其妻李氏之子。譜名章銅。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
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鴻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李鴻章遵父命北上，并作《入都》詩10首，以抒發胸懷，其中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裡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的宏願。入京後，李鴻章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于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關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鴻章應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同年，與周氏完婚。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鴻章入京會試。當時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名臣翁心存（李鴻章的房師孫锵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緻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于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而李鴻章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鴻章中進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試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後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見丁未科散館人員”，改授李鴻章為翰林院編修，充武英殿編修。
湘軍幕僚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國運動爆發，迅速向東發展。鹹豐三年（1853年）正月，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占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李鴻章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并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清文宗诏谕呂賢基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對李鴻章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五月，李鴻章帶兵守衛和州裕溪口，首次與太平軍交戰。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随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撚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将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
鹹豐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複安徽含山縣之功，李鴻章被賞帶知府銜。十月，因率團練收複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鹹豐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安徽巡撫福濟等先後攻克巢縣、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于鄉裡。鹹豐七年（1857年），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次年（1858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
鹹豐九年（1859年）二月，李鴻章被派往安徽軍營，由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伊興額統領。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起草文書。此時，正當湘軍三河之戰敗績，急需人才。因此，曾國藩對于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在曾國藩的教導下，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發生轉變。曾國藩生性“懦緩”，而李鴻章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鴻章在旁數言而決。
鹹豐十年（1860年）秋，李鴻章與曾國藩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國藩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終至憤而離營。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于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這時，曾國藩對他另眼相看，舉凡“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李鴻章受到重用，成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左右手。
組建淮軍
主詞條：淮軍
鹹豐十年（1860年），在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遊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主力。太平軍進軍蘇、杭，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到上海。為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雇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曾國藩屬意曾國荃及湘軍宿将陳士傑組軍東援未果後，轉商于李鴻章，李鴻章欣然應命，于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鹹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身為安徽人的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向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陳安徽形勢，并表示了願意投效的決心。曾閱後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系，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着，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系。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
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後，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内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後，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将領加以考察，并親為訂立營制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借将，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
屬于湘軍系統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
太平軍降将程學啟“開”字兩營；
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後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
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才）。其中，以程學啟部“開”字兩營作戰最為兇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
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制（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李鴻章從曾國藩手下的幕僚，轉變為清朝統治集團重要的一員，并在軍事上取得獨當一面的指揮權。
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随後，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雇英國商船7艘，将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于“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李鴻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軍抵滬。三月，經曾國藩推薦，李鴻章被署任為江蘇巡撫，十二月改為實授，一度暫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華洋雜處，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曾國藩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雇傭軍抵禦太平軍，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将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于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讓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李鴻章還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他還采取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擴充實力在掌握地方實權後，他在江蘇大力擴軍，使淮軍在兩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
為了認真訓練淮軍，并與外國雇傭軍協同作戰，李鴻章與英國艦隊司令何伯、陸軍提督士迪佛立訂立會商攻打太平軍協議，規定：（1）李鴻章派出淮軍六千人與外軍“共維大局”，其中三千人進駐南橋，三千人由英國軍官負責嚴加訓練；（2）作戰中奪取的軍需品應歸淮軍所有；（3）雙方軍事調動必須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給軍事情報。同治二年（1863年）春，李鴻章與士迪佛立訂立《會同管帶常勝軍條約十六款》，議明常勝軍及統帶官由李鴻章指揮。常勝軍整頓後不久，李鴻章與新任統領戈登關系良好，很快“成為戈登的好友和贊助他的人”。
在上海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饷、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于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
在軍制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産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并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采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内，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
在軍費上，李鴻章采用“關厘分途，以厘濟饷”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厘金協濟淮軍，随着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厘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确保了饷源。
在對外關系上，李鴻章利用英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玮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常勝軍鬧事事件，并用計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平定天國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常熟太平軍守将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複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複激戰，淮軍最終攻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昆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
李鴻章像（清人繪，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鴻章克複蘇州戰圖》）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李鴻章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設外國語言文學學館于上海，是其創辦洋務之始。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于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這時，蘇州太平軍守将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将譚紹光，開城投降。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發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制。為此，李鴻章采納程學啟的建議，誘殺八降将，并遣散餘衆。蘇州殺降，盡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贊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此後，淮軍節節勝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殺。常勝軍宣告解散，留洋槍隊三百人、炮隊六百人并入淮軍。此時，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清廷賞李鴻章騎都尉世職。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诏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系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将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咨劄，激示衆将出擊。第二天，湘軍攻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後，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将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這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征他處”，他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禦外侮”。
出擊撚軍
主詞條：撚軍起義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撚統帥博爾濟吉特·僧格林沁全軍覆沒于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撚，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饷等後勤事宜。由于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曾國藩一到前線，即采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拟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甯四鎮屯紮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撚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禦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曆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撚事務。
李鴻章上任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并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撚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撚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撚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撚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撚軍。他雖然仍堅持采用“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但鑒于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法，即力圖将撚軍“蹙之于山深水複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在具體實施這一戰略時，大緻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李鴻章挂帥之初，正值東撚軍突破曾國藩原設的賈魯河—沙河防線，集結于湖北臼口一帶，兵力約十萬人。李鴻章迅速調動湘淮軍各部7萬餘人，分路進擊，意圖一舉殲滅。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軍“松”字營在安陸羅家集被撚軍擊敗，統領郭松林受重傷。半個月後，“樹”字營在德安楊家河被撚軍殲滅，統領張樹珊陣亡。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尹隆河展開決戰，湘淮軍兩大主力“霆”軍與“銘”軍原訂同時發兵，但兩軍統領劉銘傳與鮑超互相輕視，劉銘傳為搶功而提前單獨進擊，結果遭撚軍痛擊，幾乎喪命。幸虧鮑超及時赴援，才反敗為勝，撚軍損失2萬餘人。事後，李鴻章一意回護劉銘傳，鮑超反被訴為虛冒戰功。由是，鮑超郁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霆”軍32營大部被遣散，隻留唐仁廉擇精壯，另立“仁”字營，并入淮軍建制。二月，東撚軍又全殲湘軍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間突破了李鴻章設置的包圍圈。
第二階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實施膠萊河、運河防線，主戰場移至魯東。東撚軍在跳出包圍圈後，複于五月突破運河防線，直趨山東半島。在劉銘傳、潘鼎新的建議下，李鴻章确定采取“倒守運河”之策，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内層防線，調淮軍、東軍、豫軍分段防守。由于山東巡撫丁寶桢不願将轄地變做戰場，疏于防範，結果東撚軍在七月間突破膠萊河防線。經過一場激烈的争執後，李與丁重修舊好，協力将東撚軍堵禦在黃海、運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撚軍“以走制敵”的優勢無法發揮。十月，任柱在蘇北贛榆戰死，随之東撚軍在壽光一戰損失3萬餘精銳。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揚州被捕殺。東撚軍覆滅，李鴻章因功賞加騎都尉世職。
第三階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撚軍交戰。當東撚軍困厄之時，西撚軍緊急馳援，以進軍直隸威脅京畿而迫清軍回救。元月，西撚軍抵達保定，清廷大震，急調李鴻章、左宗棠及直、魯、豫、皖各督撫率軍北上勤王。時李鴻章正駐軍濟甯度歲，分派諸将北援，竟無一人應命，且紛紛求退，聚訟不休，淮軍幾至瓦解。李鴻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的處分。對此，李鴻章認為是“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但當危難之際，李鴻章仍耐心說服潘鼎新等将領遵旨北上。同時，清廷也命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節制各路大軍，并協調左、李關系。在清軍的協力堵截下，張宗禹率領西撚軍于二三月間，一直在直魯邊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鴻章與左宗棠會于德州桑園，議定“就地圈圍”之策，引運河水入減河，引黃河水入運河，命淮軍、東軍、皖軍分段駐守，又調湘淮軍精銳作為追剿的“遊擊之師”。六月初，西撚軍與跟蹤追擊的湘淮軍數次接戰，叠遭慘敗。六月中旬，張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帶數度搶渡運河未成，适逢黃、運、徒駭各河河水陡漲，處境更難。六月二十八日，在轉移途中，與淮軍主力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場激戰，西撚軍傷亡殆盡，張宗禹等二十餘人突圍至徒駭河邊，不知所終。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仍在軍營督辦剿撚事宜。西撚軍覆滅後，清廷開複李鴻章叠次降革處分，并于同治八年（1869年）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兼署湖北巡撫。
總督直隸
回武昌後，李鴻章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複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李鴻章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後，天津教案發生，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李鴻章奉密谕“酌帶各軍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因曾國藩的處置為輿論所非議，民怨沸騰，故朝廷命李鴻章接替曾國藩辦理此案，這是李鴻章的第一個涉外關系事件。李鴻章最後同意賠款40萬兩，派一個使團前去法國道歉，将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充軍，8名肇事者處以死刑，25名送往新疆服苦役。
成功調解天津教案後，李鴻章在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被調為直隸總督，後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鴻章與曾國藩會奏陳蘭彬選聰穎子弟赴美國留學。同月，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态中，李鴻章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台灣巡閱，并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灣。此事最後雖以簽訂《北京專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于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光緒元年（1875年），英國借口“馬嘉理案”，對清政府施壓。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發動戰争的要挾下，李鴻章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于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國道歉，使其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并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中法戰争
主詞條：法越戰争、中法戰争
自19世紀下半葉起，法國開始不斷侵略清朝的藩屬國越南阮朝。通過兩次《西貢條約》，法國迫使越南承認法為越保護國。為深入侵略清朝西南地區，法方于光緒九年（1883年）再度發動侵越戰争，占領戰略要地北圻，擊敗清軍，中法戰争由此爆發。
戰争初期，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饷匮，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光緒十年（1884年）初，清軍敗于北甯之戰，并丢失太原和興化兩地。在此情況下，慈禧改組軍機處（參見詞條甲申易樞），主和輿論漸起，清廷派出李鴻章為代表與法國議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約》（又稱《李福協定》），雙方停戰。同年6月的《第二次順化條約》使越南不再對清廷朝貢，改受法國控制。此時，清廷雖與法國簽訂協定，但李鴻章一直未下令讓清軍退回清朝境内。6月23日，“觀音橋事變”發生，局勢惡化，而談判又陷入僵局。因清、法談判破裂，由孤拔指揮的法軍艦隊襲擊福州，攻擊南洋水師，并圍困台灣。在越南戰線方面，光緒十一年（1885年）初，清軍取得鎮南關之戰的勝利，迫使法總理朱爾·弗朗索瓦·卡米爾·茹費理辭職，法新政府随即向清廷提出議和。李鴻章在戰争中主張“乘勝即收”，建議挾勝與法國締約。清廷亦難以繼續戰争，因此同意議和，命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派其僚屬赴巴黎，與法國簽訂停戰協定（《巴黎協定書》）。之後，清政府批準《李福協定》，并将越南境内清軍召回。
在英國調停下，李鴻章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5月起作為清朝全權代表與法國公使巴德諾（Patenotre）在天津會談，6月9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又稱《越南條款》《中法新約》）。條約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保護”，并使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
北洋始末
主詞條：甲午戰争
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于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創辦了中國第二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到兼任北洋大臣後，他開始籌辦洋務，江南制造局、天津機器局、輪船招商局等都是該期間的重要成果（參見主要影響“洋務重臣”部分）。因為對日本的擴張政策有一定瞭解，他也被認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占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自光緒五年（1879年）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開戰前，北洋水師逐漸建設成軍，号稱“亞洲第一艦隊”。但清廷的内耗也使得海軍的建設陷于停頓、倒退的困境。
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爆發“甲申政變”，對朝鮮時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次年（1885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争爆發結下禍胎。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于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依《天津會議專條》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後立即向朝鮮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餘人。因變亂很快消散，日清兩國軍隊抵達時已經大緻平定，清廷乃提議雙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兩國軍隊持續駐紮，共理朝鮮國政，清廷拒絕。五月，日軍突入皇宮，挾持朝鮮高宗，迫令大院君出面掌理國政，在遭拒後将其軟禁。李鴻章察覺事态嚴重，為設法避免戰争，曾通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絕。無奈下，隻得急調陸軍自遼東進入朝鮮，和日本相抗衡。
高升号事件
為求速效，李鴻章又租賃英國船艦高升号載運部分官兵由海路進發。但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艦在豐島發動突然襲擊，擊沉高升号，溺斃官兵上千（參見詞條高升号事件）。後日艦又不宣而戰，在豐島襲擊載運清軍進駐牙山返航的濟遠、廣乙兩船，使得廣乙沉沒，濟遠遁回威海衛。此外，日本陸軍在牙山發起攻勢。
清廷無法忍耐，決定對日宣戰，卻因入朝大軍尚未會合而屢遭失敗。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後潰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内（參見詞條平壤之戰）。日軍乘勝追擊，自陸路過平壤向北前進，跨越鴨綠江攻入遼東，連下遼東要地，又由旅順渡海進擊山東榮城、文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但北洋海軍彈藥不足，在此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參見詞條黃海海戰）。此戰清艦沉沒4艘，日艦亦遭重創，但北洋水師對黃海的制海權盡失，其餘船艦盡數退至威海外圍的劉公島。
延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失守，被日本海軍包圍的劉公島成為孤島，丁汝昌自盡，北洋水師或被擊沉，或被俘獲，全軍覆滅（參見詞條威海衛戰役）。這也标志着洋務運動的失敗。
馬關議和
主詞條：馬關條約、三國幹涉還遼
中日雙方的議和其實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就已經展開，在美國斡旋下，清廷首先派出全權使節張蔭桓與邵友濂來到廣島，希望能會見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陸奧宗光。然而日方以張、邵二人所攜帶之全權委任狀并不完備而拒絕交涉，持續陸海兩方攻勢，暗示要恭親王奕䜣或李鴻章出面。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在不願意但無法拒絕的情況下被慈禧太後任命為全權大臣，趕赴日本山口縣馬關（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議和。
盡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複辯論。因此，在交涉最初，談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談判後的3月24日，李鴻章于馬關住處的路上遭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複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輿論嘩然，日方唯恐國際局勢對己不利，因而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清政府賠款2億5千萬兩白銀（本為3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等島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後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吓。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伊藤博文簽署《馬關條約》。據說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李鴻章曾經垂淚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隻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而中國可以抵抗至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和。”
根據和約規定，朝鮮從原先清的屬國成為獨立國家；清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與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軍費2億兩（大概是清政府年收入的25倍）；日本取得最惠國待遇，同時在新開放的商埠得以自由從事各種制造業。這強化了日本對華的資本輸出。雙方在協議期間，李鴻章私下将交涉經過向其他列強通報，這也讓俄、德、法三國出面幹涉，不希望遼東半島為日方控制。日方屈服，同意放棄遼東半島，以清政府支付3000萬兩“贖遼費”作為補償。
出訪歐美
甲午戰後，李鴻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閑散。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成功進行“三國幹涉還遼”，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李鴻章及恭親王、翁同龢、劉坤一等重臣均傾向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于是，為應對不斷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脅，清政府想利用俄國和日本在東北的矛盾，聯合俄國來限制日本在華的擴張。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較早提倡“聯俄制日”的李鴻章奉命作為“欽差頭等大臣”前往祝賀。李鴻章從上海出發，經敖德薩到達聖彼得堡。先後與俄國财政大臣謝爾蓋·維特、尼古拉二世舉行會談，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并以俄國“支持中國的完整性”作為承諾。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時，李鴻章前往祝賀，被安排在首席賀臣的行列。四月，李鴻章簽訂了《中俄密約》，規定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并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導緻整個東北淪為沙俄勢力範圍。
此後，李鴻章先後訪問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行程9萬多公裡：6月14日，李鴻章觐見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漢堡拜會前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均受到高規格的接待；7月4日抵達荷蘭，8日前往比利時，13日抵達法國巴黎；8月2日抵達英國，被維多利亞女王授予“維多利亞頭等大十字寶星”勳章；8月28日抵達美國紐約，受到美國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接見。
在這些國家，李鴻章受到盛情款待，會見了各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達官貴人，還參觀了工廠、農村、報社、學校、礦山、電報局、銀行、軍隊、博覽會等。在德國，他專門請醫生以“電照法”（即X光）檢查了在馬關遇刺時仍留在臉上的子彈。在英國他還參觀了英國議會，曾坐在下院特設的席位上聽議員發言議政。在美國，李鴻章參觀了獨立廳、自由鐘、美國國會、國會書館；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問時，他抨擊了美國的《排華法案》。9月14日，李鴻章從加拿大溫哥華乘美國輪船起程回國。
這次出訪，使李鴻章眼界大開，對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國政教”的認識又深了一層，正如他剛回到天津後給親信吳汝綸的複信所說：“所見過于所聞。”在給吳汝綸的信中，他得出了歐美“立國政教”的“扼要處，實在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積富為強”。
積勞薨逝
主詞條：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戰争、東南互保、辛醜條約
從歐美歸來後，躊躇滿志的李鴻章觐見光緒帝和慈禧太後，詳細談了所見歐美的繁華強盛，并以中國貧弱提出“須亟設法”。但他的意見并未得到重視，本人也未獲重用，僅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為總理衙門上行走，隻是見習大臣，并無實權，被人稱為無用的“伴食之宰相”。
1900年7月李鴻章與港督蔔力在香港的會面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6月，英國向清廷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區，為期99年。李鴻章代表清廷與英國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李鴻章被任命為兩廣總督，乘船南下廣州，途經香港，與香港總督蔔力等會面，商讨鴉片管制、打擊海盜、九龍寨城管治權等問題。李鴻章出任粵督期間，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同年5月，英、法等國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幹涉義和團運動。6月，慈禧太後決定“招撫”義和團，對各國宣戰，北方局勢一片混亂。
此時在廣東的李鴻章對慈禧太後這一舉動頗不以為然，當他接到宣戰诏書以後，當即以為：“此亂命也，粵不奉诏。”随後打電報給在上海的郵政大臣盛宣懷，并讓他将此意密緻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建議采取權宜之計，來維持各省現有的秩序，使各國放心。在盛宣懷等人的策劃、聯絡下，劉坤一、張之洞等于6月26日同各國領事簽訂《東南保護條款》。李鴻章對此完全贊同。
在時局日益糜爛時，據說張之洞等還提議，一旦北京不保，慈禧太後與光緒死于非命，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在此期間，港督蔔力和香港政治家何啟博士也有意拉攏革命黨領袖孫中山與李鴻章合作，謀求“兩廣獨立”，建立聯合政府。經由革命黨人陳少白和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牽線，李鴻章一度有意與自日本前來的孫中山晤面，但由于雙方互存戒心且李鴻章奉诏北上而作罷。
五月二十二日，清廷讓李鴻章奉旨北上。但他認為時機不合适，便借口拖延。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連續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不得已，才緩慢出發，乘輪船至滬後，以身體不适為由遷延觀望。一邊打探北方消息，一邊探聽在上海的各國公使的意向，并與劉坤一聯名上書，建議朝廷保護各國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親屬也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鑒，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實在無法收拾，北京淪陷，兩宮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準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對李鴻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極大的關注，認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鴻章要求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和軍機大臣瓜爾佳·榮祿參與此事，得到允許。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軍護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達北京賢良寺西跨三院。賢良寺由俄國兵把守，外國報紙評論李鴻章“實際上是受到禮遇的俘虜”。
抵京當日，李鴻章和慶親王開始與德、奧、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國代表進行艱難的談判。李鴻章與列國以國際法為依據，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诏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故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隻有賠償軍費的義務。經過多次讨論，列強确定了十二款條約。李鴻章等則按照清廷旨意與各國“磋磨”，力争“稍資補救”，然而列強态度強硬，寸步不讓。拖延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簽字後，他遭到多方責難。學者辜鴻銘曾當面批評說：“賣國者秦桧，誤國者李鴻章！”
由于早年馬關遇刺失血過多，李鴻章一累就有眩暈的頑疾。勞累過度的他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舊病複發。之後，他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
《辛醜條約》簽訂場景（右中坐者為李鴻章，前者為慶親王奕劻）
7月，李鴻章病情加劇，不能視事。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李鴻章與慶親王在《辛醜條約》上簽字。同月，李鴻章又患上傷風，“鼻塞聲重，精神困倦”。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他還到俄國使館議事，據說俄使對其竭盡恫吓脅迫之能事。歸來後，李鴻章“嘔血碗許”，被診斷為胃血管破裂。此後，病情似有好轉，随後又轉入危急。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歲。
據随慈禧回銮的吳永記述說，慈禧在得到李鴻章病危的奏報後，甚為顧念，為之流涕，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擔！”次日，李鴻章逝世的消息傳來，慈禧“震悼失次”，随護人員“無不擁顧錯愕”，如同“梁傾棟折，驟失依恃者”一般。
兩宮回銮後，對李鴻章降诏獎谕，命恭親王溥偉前往奠醊（後又派醇親王載沣前往緻祭），贈官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同時，清廷允許李鴻章入祀賢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蘇、上海、江甯、天津等地，相繼建祠祭祀；京師則特建專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得以在京師建祠的，僅李鴻章一人。
主要影響
洋務重臣
主詞條：洋務運動
在堅持“中體西用”的基礎上，李鴻章認為，隻有變法，才能應付時局，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對于當時全國的因循守舊風氣，他反複抨擊，并深為歎息。
前期
李鴻章的“變法”從“自強”開始。同治四年（1865年）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李鴻章鑒于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并，擴建為江南制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随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調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接管天津機器局，并擴大生産規模。于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正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
爾後，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産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鹄，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後期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李鴻章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他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因此，他在繼續籌辦“船堅炮利”的軍事工業的同時，把學習西方的重心轉移到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工業上來了。
1881年李鴻章（中）與唐廷樞、伍廷芳、周馥等視察唐胥鐵路
清朝中葉以後，由于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随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
其後，在整個19世紀70、80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峄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标志。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清朝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但李鴻章知道電報業蘊藏着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之後，由官銀投資、以赢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制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内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清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财政捉襟見肘的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由此實現了李鴻章“外以折強鄰窺伺之漸，内以栢百年根本之謀”的目的。
不過，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方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于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随着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族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而李鴻章本人及其家族則是從洋務中大發橫财。
建設水師
面對列強自海上而來的威脅，李鴻章自19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想，并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次年（1875年），因海防“關要緊急”，李鴻章奉诏督辦北洋海防事宜。
光緒五年（1879年），北洋水師開始建軍，其後不斷添購戰艦，逐漸建設成軍。中法戰争後，鑒于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譞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北洋水師得到發展的機會。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開戰前，北洋水師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餘人，是當時亞洲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其主要艦艇包括：
“鎮遠”“定遠”兩艘鐵甲艦（戰列艦）；
“濟遠”“經遠”等11艘快船（巡洋艦）；
“鎮中”“鎮東”等6艘蚊子船（炮艦）；
“左一”“左三”等14艘魚雷艇；
3艘練船（練習艦）；
“海鏡”等5艘運輸艦；
在建設水師的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清廷内耗衆生，戶部叠次以經費支绌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使北洋海軍的建設陷于停頓、倒退的困境。
對外交涉
外交思想
早在曾國藩幕下時，李鴻章就提出“資夷力以助剿濟遠”“師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張。因參與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他在上海等地與西方人頻繁接觸，由此萌生了學習西方軍事的思想，并着手招幕外國工匠，開辦軍火工廠，自制槍炮。
在與列強的頻繁交往中，他的視野不斷開闊。認識到，中國正處于“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面對的是“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因此，李鴻章曾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進而主張在積弱的情況下“不能不以和，允為禦侮長策”。後來，李鴻章把自己的内政、外交思想集中地概括為“外須和戎，内須變法”。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内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赢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
其中“和戎”的含義有二層，一是維持現有局面，承認并遵守不平等條約，承認列強在華已獲取的非分權益。二是在中外沖突中着重求和，如馬嘉理案、中法戰争及甲午戰争期間中，李鴻章均認為中國“兵單饷匮”，“斷不可輕言于戰”，把希望寄托在列強的調停上。真可謂“議和則李鴻章必占人先，議戰則李鴻章必落人後”。
李鴻章并不認為“和戎”是一味妥協，為“和”而“和”。他說“外交之道與自強之謀相為表裡”，“明是和局，而必陰為戰備”，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體的條約談判中，李鴻章總是能争就争，能少讓就少讓。如《馬關條約》，一定程度上也能體現他“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談判精神。
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但在簽訂逼迫中國出讓利益的不平等條約時，李鴻章是列強最喜歡的談判對象，常常是列強指定李鴻章去談判，他甚至在與俄國簽訂條約的過程中收取賄賂。
簽訂條約
李鴻章一生，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各國（主要為歐美列強）簽定的條約（大部分為不平等條約）有：
教育儲才
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創辦了一批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他在《籌議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李鴻章認為傳統的舊式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養，因此他創辦了一批新式學堂，積極倡導對自然科學和西方先進技術知識的教育傳播，重視留學生教育，拉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帷幕。
改革科舉教育
李鴻章對科舉取士有着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因此出現“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不能重視學習西方“利器”的情況。同時，他贊同西方教育“求實際”的精神，他進一步提出，中國要自強，需要從學西方“利器”到引進“制器之器”，重點是培養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為亟要”。同時，他主張興西學，改革中國傳統科舉制度和教育模式，并付諸實踐。
創辦新式學堂
新式學堂開設的外文課程
同治二年（1863年），李鴻章創辦了第一所新式學堂：上海廣方言館（原名“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同文館”）。同治九年（1870年）初，上海廣方言館遷入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與工藝學堂合并。上海廣方言館設有英、法、算、天文四館，并将學生分成上下兩班。在教學内容上，上海廣方言館除了傳統的經史古文時藝外，還增添了西語西文和自然科學。其中算學知識是每科學生必學課程。賈步緯為《廣方言館算學課藝》作序曰：“西人所謂化學、光學、電學、格緻學、制造學非算無以明其理，即無以緻其用，算學之于今日不綦重乎？”由此可見上海廣方言館很重視數學教育。
随着洋務運動的展開，李鴻章相繼提議和創辦了一系列新式學堂，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局附設操炮學堂，光緒六年（1880年）的天津電報學堂，光緒七年（1881年）的天津水師學堂，光緒十一年（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光緒十九年（1893年）的天津西醫學堂等。這些學堂在教學内容上，除儒家經典外，還将自然科學、實用科學和軍事科學作為教學重點。新式學堂興起，對封建傳統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沖擊，促進了近代教育的變革。
派遣留學生
主詞條：留美幼童
李鴻章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還非常重視留學生教育。同治十年（1871年），李鴻章與曾國藩聯名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經克服守舊派阻撓及生源選拔、籌集經費等困難，促成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8月近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學生的派遣。至光緒元年（1875年），共有120名學生赴美國留學。
此外，李鴻章還積極籌劃派人留歐事宜，主要有：光緒二年（1876年）奏請派卞長勝等7人赴德國學習；光緒三年（1877年），會同沈葆桢奏請派福建船政學堂學生26名、藝徒4名，赴英、法兩國學習，光緒七年（1881年）又續派10名；光緒十二年（1886年），會同曾國荃奏請派福建船政學堂學生24名、北洋水師學堂學生10名赴英、法留學等。
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學的學生結業回國後，基本上都成為專業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中國近代科技進步、實業發展、國防強固等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李鴻章認識到派遣留學生對培養人才的重要性，無論在政策、經費上，還是在留學生前途安排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的這些努力，不僅培養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更為近代留學生教育開了先河。
主要作品
文集
李鴻章的作品，主要收錄于桐城吳汝綸主持編纂的《李文忠公全書》。吳汝綸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抱着“止謗”（诋毀時人對李鴻章的唾罵）的目的編輯此書，其時間跨度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全書一百六十五卷，六百餘萬字，是研究中國近代曆史的重要參考資料。有同治金陵書局刻本。
《李文忠公全書》所收并非李鴻章的全部作品，尚有大量未刊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已續有刊印。如年子敏編《李鴻章緻潘鼎新書劄》，江世榮編《李鴻章信稿補遺》（收入《撚軍史料叢刊》第3集）等。2007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戴逸、顧廷龍主編《李鴻章全集》，收錄李鴻章的奏折、電報、公函、私人信件、詩文等，其中近三分之二為首次發表，内容較此前各書更為豐富。
詩
《入都》是清朝大臣李鴻章的組詩作品，共十首，是作者奉父命入京應試時所作的借以立志抒懷的作品，充分顯示了作者的胸魄氣略。其中一首是：
丈夫隻手把吳鈎，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裡外欲封侯。
定須捷足随途骥，那有閑情逐野鷗。笑指蘆溝橋畔路，有人從此到瀛洲。
書法
此外，通過李鴻章存世的大量墨迹，可以看出其書法造詣甚深。
曆史評價
中國
李鴻章的業師曾國藩評價：①少荃天資與公牍最相近，将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也未可知。②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
恭親王愛新覺羅·奕訢曾在《贈李少荃相國集句十二韻》中稱贊：多才兼将相，旌節屢西東。玉勒浮雲騎，金鞍明月弓。鈞衡持國柄，豪傑自牢籠。坐見威棱洽，夷情草偃同。
中國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上書李鴻章時，曾說：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于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馬關條約》簽訂後，詩人丘逢甲曾以“宰相（指李鴻章）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一詩表示悲憤。
李鴻章去世後，清廷以慈禧太後的名義連降兩诏，對李鴻章平生功績進行總結：
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直隸總督李鴻章，器識淵深，才猷宏遠。由翰林倡率淮軍，戡平發、撚諸匪，厥功甚偉；朝廷特沛殊恩，晉封伯爵。翊贊綸扉，複命總督直隸兼充北洋大臣，匡濟艱難，輯和中外；老成謀國，具有深衷。去年京師之變，特派該大學士為全權大臣，與各國使臣妥立和約，悉合機宜。方冀大局全定，榮膺懋賞；遽聞溘逝，震悼良深！
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儒臣起家軍旅，早膺疆寄；晉贊綸扉，輔佐中興，削平大難。嗣在北洋三十餘年，辦理交涉，悉協機宜。上年京師之變，事機萬緊；該大學士忠誠堅忍，力任其難，宗社複安，朝野攸賴。本年七月間，因病叠經降旨慰問。該大學士仍力疾從公，未克休息；忠靖之忱，老而彌笃。方冀調理就痊，長資倚任；乃驟患咯血，遽緻不起。當茲時局艱難，失此柱石重臣，曷勝怆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