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派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提出之後，由于受到同時期的“凱恩斯革命”的理論影響，并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20世紀50年代以後，許多國家的經濟出現了長達近20年的高速增長“黃金期”，這一現象已不能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加以簡單解釋。西方學者對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關系産生了興趣并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從而使技術創新理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縱觀技術創新理論的發展，可以将對技術創新理論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制度創新學派和國家創新系統學派等四個學派。
一、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
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以索洛(R．Solow)等人為代表，運用了新古典生産函數原理，表明經濟增長率取決于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資本和勞動的産出彈性以及随時間變化的技術創新。他區分出經濟增長的兩種不同來源：一是由要素數量增加而産生的“增長效應”，二是因要素技術水平提高而産生的“水平效應”的經濟增長。在《在資本化過程中的創新：對熊彼特理論的述評》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創新成立的兩個條件，即新思想的來源和以後階段的實現和發展。這種“兩步論”被認為是技術創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個裡程碑。
1957年，索洛在其發表的《技術進步與總生産函數》一文中，推算出l909—1949年間美國制造業總産出中約有88％應歸功于技術進步，索洛殘差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在繼續深入研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同時，新古典學派還開展了技術創新中政府幹預作用的研究，提出當市場對技術創新的供給、需求等方面出現失效時，或技術創新資源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時，政府應當采取金融、稅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購等間接調控手段，對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幹預，以提高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中的促進和帶動作用。
新古典理論仍采用正統經濟理論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術變化和創新處于時時動态的經濟現實，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發展中技術和制度的作用及其發揮作用的方式。
為了盡可能接近并反映現實世界，自然不應該抽象掉對于制度和技術研究至關重要的動态特性，制度與技術經濟理論研究必須以演化的、發展的眼光，對制度和技術的動态性及創新、變遷的過程予以特别關注，才能使得該理論在更加科學的方向上得以不斷推進和突破。
因此，對于一些重大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如決定企業生産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麼，決定企業間生産率差異的因素又是什麼，新技術的産生、篩選、擴散過程怎樣，仍未能給予充分的回答，這說明新古典理論與現實存在嚴重脫節。另外，技術創新的新古典學派是将技術創新過程看成一個“黑箱”(black box)，他們本身并不關心這個黑箱内部的運作，這與将技術創新作為一個過程進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運作機制的新熊彼特學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二、技術創新的新熊彼特學派
新熊彼特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愛德溫·曼斯菲爾德、莫爾頓·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們秉承經濟分析的熊彼特傳統，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術創新視為一個相互作用的複雜過程，重視對“黑箱”内部運作機制的揭示，并在分析這樣一個過程的基礎上先後提出了許多著名的技術創新模型。
研究的主要問題有：新技術推廣、技術創新與市場結構的關系、企業規模與技術創新的關系等等。曼斯菲爾德對新技術的推廣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術在同一部門内推廣的速度和影響其推廣的各種經濟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術推廣模式。
他提出了四個假定：
①完全競争的市場，新技術不是被壟斷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願自由選擇和使用；
②假定專利權對模仿者的影響很小，因而任何企業都可以對某種新技術進行模仿；
③假定在新技術推廣過程中，新技術本身不變化，從而不至于因新技術變化而影響模仿率；
④假定企業規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響采用新技術。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爾德認為有三個基本因素和四個補充因素影響新技術的推廣速度。
這三個基本因素為：
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術的速度就越快；
②模仿相對盈利率，相對盈利率越高，推廣速度就越快；
③采用新技術要求的投資額，在相對盈利率相同情況下，采用新技術要求的投資額越大推廣速度就越慢。
而四個補充因素具體包括：
一是舊設備還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長，推廣速度就越慢；
二是一定時間内該部門銷售量的增長情況，增長越快，推廣速度就越快；
三是某項新技術首次被某個企業采用的年份與後來被其他企業采用的時問問隔，間隔越長，推廣速度就越慢；四是該項新技術初次被采用的時問在經濟周期中所處的階段，階段不同，推廣速度也不同。
三、技術創新的制度創新學派
技術創新的制度創新學派以美國經濟學家蘭斯·戴維斯和道格拉斯·諾斯等人為代表，戴維斯和諾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變革與美國經濟增長》一書中，提出了制度創新理論。
他們認為，所謂“制度創新”是指經濟的組織形式或經營管理方式的革新。
該學派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一般靜态均衡和比較靜态均衡方法，在對技術創新環境進行制度分析後，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是設定一種能對個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該制度确立一種所有權，即确立支配一定資源的機制，從而使每一活動的社會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産權的界定和變化是制度變化的誘因和動力，新技術的發展必須建立一個系統的産權制度，以便提高創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會收益水平；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系若能明确規定和有效保護每個人的專有權，并通過減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發明者的活動得到最大的個人收益，則會促進經濟增長等。
戴維斯和諾斯把制度創新的全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一行動集團，即對制度變遷起主要作用的集團；提出有關制度變遷的主要方案；根據制度變遷的原則對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二行動集團，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團；兩個集團共同努力去實現制度變遷。
以戴維斯和諾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把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與制度學派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對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發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創新思想。但制度創新理論中所說的制度是指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如金融組織、公司制度和工會制度等，而沒有包括作為背景的社會政治環境。
另外，戴維斯和諾斯的制度創新理論是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下展開的，所提出的市場規模的變化、生産技術的發展和預期收益的變化等促進制度創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創新過程的，是一個重要的隐含假定。實際上忽視了市場規模擴大和技術進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數，即制度安排是決定市場規模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
另外，對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創新學派堅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較靜态分析，越來越向新古典範式靠攏(如契約理論)，而且由于作為基本分析單位的交易成本和産權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經驗實證方法很難運用。
發展
後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被他的追随者發展成為當代西方衆多經濟學理論的兩個分支一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為将技術進步納入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主要成果就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内生經濟增長理論。二是側重研究技術創新的擴散和技術創新的 軌道”和 範式 等理論問題。從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至今已有将近100年的時間．這期間有衆多學者對技術創新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許多有特色的理論。但是由于這些研究的出發點和前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異．再加上技術創新是一個設計面廣。影響很大十分複雜的過程．所以至今各專家學者以及研究機構對“技術創新 概念的定義莫衷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