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學術語-中文百科頻道

基本概述

被公認的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其經濟制度是有差異的。沒有人會斷言，某個國家是市場經濟标準國，凡與之有差異者就不能算市場經濟國家。

各國基礎不同，傳統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經濟的形式甚至部分内容也必然會不盡相同。但是，差異并不能證明市場經濟标準不存在，從差異而否定市場經濟标準存在是不正确的。市場經濟作為人類曆史上一種經濟制度，産生于近代，繁榮于現代，與曆史上的自然經濟不同，也與計劃經濟不同，當然有其内在規定性。

這種内在規定性是存在于各個發展階段不同的市場經濟國家之中的共性。從形形色色市場經濟國家中，找到共性，樹起一個框架，将有助于在反傾銷中來判斷，到底哪些國家是市場經濟國家，哪些國家還不能算是市場經濟國家。承認市場經濟有一定标準是正确的，但把這個标準絕對化、簡單化也是不可取的。

這個市場經濟标準的框架，不是絕對的，不是一個點，也不是一條線，而是在市場經濟基本特征基礎上建立的區間，是一個允許有一定差異和偏離存在的狀态區間，是一個以各國市場經濟的共同性為主、差異性為輔而形成的一個豐富多彩的市場經濟狀态區間。

經濟标準

從美國、歐盟、加拿大反傾銷相關法規看市場經濟标準

美國商業部所指的非市場經濟國家是指不按市場成本和價格規律進行運作的國家。

它對市場經濟有六個法定要求[19U.S.C—1677(18)]或說具體标準：

一是貨币的可兌換程度；

二是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程度；

三是設立合資企業或外資企業的自由程度；

四是政府對生産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

五是政府對資源分配、企業的産出和價格決策的控制程度；六是商業部認為合适的其他判斷因素。此外，美國商務部還特别關心出口國的出口管理：一是在法律上，政府是否對該企業的出口活動進行控制。包括：

(1)對各個企業的經營和出口許可有關的限制規定；

(2)任何對企業減少控制的立法；

(3)政府其他任何減少對企業控制的措施。二是在事實上，政府是否對該企業的出口活動進行控制，商務部通常要考慮以下因素：(1)出口價格是否由政府确定或須由政府同意；(2)出口商是否有權協商合同條款并簽訂合同或其他協議；(3)出口商在選擇管理層時是否不受政府限制而有自治權；(4)出口商在分配利潤和彌補虧損上是否有獨立的決定權。

歐盟在1998年頒布了905.98号法令，允許中國應訴企業在反傾銷調查中申請市場經濟地位，同時規定了五條判定市場經濟地位的标準：一是市場經濟決定價格、成本、投入等；二是企業有符合國際财會标準的基礎會計賬簿；三是企業生産成本與金融狀況，不受前非市場經濟體制的歪曲，企業有向國外轉移利潤或資本的自由，有決定出口價格和出口數量的自由，有開展商業活動的自由；四是确保破産法及資産法适用于企業；五是彙率變化由市場供求決定。

加拿大在對非市場經濟問題的調查中，明确包括五方面：

一是政府部門在經濟政策、經濟管理活動中發揮的作用是否不幹擾市場經濟正常運行。

這包括政府定價的比重、結構、産品分布和報價程度的影響判斷，國内産品及服務的定價機制，産品生産和提供服務的計劃管理和市場限制的情況，對國内及國際貿易管理的情況，以及政府機構和職能進一步改革情況等。

二是政府部門對企業在生産、銷售、采購等方面是如何管理和管制的，對企業融資方面是如何管理或管制的。

三是在國際貿易方面，政府決定外貿企業可進行對外貿易的條件、程序，政府對進出口産品配額、價格的指導和管制等。

四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包括企業所有制形式，國有企業改制的時間與完成方式；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中，要素價格包括原材料、能源、勞動力成本以及産品數量、價格是如何确定的；企業的資金管理、業績管理、利潤分配、勞資關系以及貸款的獲取方式等情況。

五是利率在不同企業、不同産業和内外貿不同部門中是否有差異，彙率對出口商而言是否市場形成，企業換彙及存彙方式是否有自主權等。

五大因素

1.政府作用問題

歐美等國關心的問題有：政府對自然資源、資本和人力資本資源的占有、分配與控制問題，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的控制和管理權限問題，政府對生産(誰來生産、生産多少、多少，為誰生産)的控制(涉及企業的産權制度、利潤分配與破産機制)問題，政府對國際和國内貿易的控制問題，政府對中介組織的控制(如商會和行會)問題等等。

歸根到底，是資源由政府配置還是市場配置？資源的使用和定價是市場決定還是政府決定？政府是否尊重和保護經濟主體在經營方面的自主權利，是否對企業有不公平的對待？這些問題用一句話講，是政府作用問題，或更準确地講，是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作用及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問題，我們将這一條概括為“政府行為規範化”。

2.企業權利與行為問題

美國商務部關心企業的産出數量和價格決策有沒有政府介入，企業有沒有自主的經營和出口權，有沒有選擇管理層、分配利潤和彌補虧損上獨立的決定權，有沒有協商合同條款并簽訂合同的自主權，尤其關心出口企業的這些權利。

歐盟同樣關心企業決定出口價格和出口數量的權利，關心企業有沒有符合國際财會标準的基礎會計賬簿，關心企業是否有融資和向國外轉移利潤的權利，有沒有開展商業活動的自由權。加拿大政府有關機構除關心上述方面外，還關心企業所有制形式及國有企業改制情況等。歸根到底，他們關心企業在産銷活動中，行為是市場化的還是行政化的？概括地講，這一條要害是講企業權利和行為，我們概括為“經濟主體自由化”。

3.投入要素的成本與價格問題

美國商務部關心一國政府對資源分配的控制程度，關心産品投入是否以市場價格支付；歐盟關心市場能否決定投入要素的價格，關心企業成本的真實性；加拿大政府有關機構關心國有企業要素價格包括原材料、能源、勞動力成本以及産品數量、價格是如何确定的。

總之，歐美等國對企業投入方面的生産要素如原材料價格、勞動力工資等是否是市場價格，都是很關心的。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投入品價格關系到産出品成本，直接影響産品價格，這與反傾銷是直接相關的。因此，任何進口國，對出口國的産品，都會特别關注其成本的真實性和其價格形成的規則。這可歸結為“生産要素市場化”。

4.貿易問題

歐美等國關心貿易活動包括國際貿易和國内貿易中，交易活動是自由的還是被壓制的？市場基礎設施和市場立法及司法是否健全？市場中介是否具獨立性？起什麼樣的作用？貿易政策中的企業定價是否是自主的？政府是如何管理出口和出口企業的？企業是否有商業活動的自由？總之，關心貿易環境與條件，我們概括為“貿易環境公平化”。

5.金融參數問題

歐美等國特别關注反傾銷的被調查國利率和彙率是否由市場形成？本币是否可兌換或可兌換程度？利率在不同企業、内貿、外貿部門、不同産業中是否有差異？

企業金融狀況是否不受非市場經濟體制的歪曲？企業是否有向國外轉移利潤或資本的自由？企業換彙及存彙方式是否有自主權？等等。概括地講，他們關心利率和彙率這兩大金融參數的形成和适用範圍中的公平性，進而涉及這些參數形成基礎即金融體制的合理性問題，這裡将歸納為“金融參數合理化”。

顯然，以上概括的判斷市場經濟标準的五大因素，是在我們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和現實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上，在充分吸收歐美和加拿大反傾銷要求而提出的市場經濟标準基礎上，緊緊圍繞公平貿易角度提出來的。

基本特征

在現實中，“政府行為規範化”往往是用“政府規模和幹預程度”近似地表述。大家關心的是：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是要發揮作用還是不要發揮作用，發揮的作用大點好還是小點好，即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好，強政府還是弱政府好？

核心問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強調小政府，強調市場的完全自由化；凱恩斯理論則強調大政府，認為完全自由并不能達到供求均衡，政府幹預經濟才能擴張有效需求，實現供求均衡。

就現代市場經濟而言，薩缪爾森的新古典綜合理論成為主流意見：就是政府要與市場相結合，政府要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發揮自己的組織和引導作用。在這裡，政府通過對經濟的幹預進行資源的再配置成為資源市場配置方式的必要補充。按薩缪爾森的觀點，政府的作用：

一是确立法律體制；二是決定宏觀經濟穩定政策；三是影響資源配置以提高經濟效率；四是建立影響收入分配的合理機制。政府要少幹預市場，少幹預企業，但也不能放棄提供公共品和追求健康經濟環境的責任。當今社會，沒有一個經濟體是純粹的(完全)競争的市場經濟，更沒有政府全部包幹的市場經濟經濟體。共同的認識是，要減少政府過度幹預，要防止壟斷，要促進競争，要實行法制。

但對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問題而言，政府對經濟的作用大還是小是有區别的。對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一些政府對經濟直接幹預的作用小了，但對經濟間接影響的作用大了。

同時也存在另一種情況：一些政府仍保有多一些的國有資本，對産業政策有多一些依賴。比如，美國和英國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比日本和北歐國家更多一些，而日本和法國則對指導性計劃和産業政策有較大的認同。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軌國家，盡管通過改革與開放，将原來計劃經濟下的政府職能進行了大的調整，将全面的經濟幹預變為重點幹預，并從制度上強化尊重和保護企業在經營方面的自主權利，越來越公平地對待各種所有制類型企業。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為了将來政府作用小，現在必須要求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

因為，沒有政府對改革的領導和對市場發展的支持，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不起來的。盡管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都存在政府适度幹預和市場自由運行的結合，但政府作用大小和對經濟的幹預程度強弱，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是正常的，是處在市場經濟不同階段的對應表現形式。

所有的政府行為都涉及管制。如果政府管制超過必要的程度，勢必會影響市場的有效性，最終導緻在保護一部分人利益的情況下，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權利，并使整個經濟自由性受到傷害。

但有些必要的管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些必要的管制一方面可以保護社會集團、國家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确保人們可以自由地享受其勞動成果。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範圍和程度的合理性判斷，以及推廣到不同國家時對差異性區間的界定，是測度市場經濟标準的理論基礎。

“經濟主體自由化”的要求是，在市場經濟中，企業(這裡也包含各類經濟主體，下同)不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實上是獨立的經濟實體，産權關系是明晰的，經營管理、貿易和經營的決策是獨立的和自主的。

同時，企業在資源(資本、勞動、土地和企業家)配置方面和在市場交易中，其價格、産量、利潤和進出口等方面，是按照市場規則、市場供求來考慮和決策的，不是根據政府要求來決策的，企業行為也是市場化。

“經濟主體自由化”，有助于企業提高效率和自己承擔風險，有助于實現社會範圍内資源配置的合理化。正因為此，企業的自主性和行為的市場化，成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的标志。也正因此，我們理解并贊成歐美等國在市場經濟标準方面，對企業市場化的種種标準。

當然，“經濟主體自由化”的測度，是複雜的，有難度的。我們看到，在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的曆史條件下，企業的市場經濟标準是變化的。就企業産權、管理模式和行為而言，并沒有一個絕對的标準。企業組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多種形式的。特别是國有企業存在情況是不同的，各市場經濟國家對國有企業管理模式也是不同的。

據世界銀行統計，到20世紀80年代初，國有企業占全球國内生産總值的比重平均在10%，占全球總資本的份額則為35%。我們應按照一定标準，判斷各類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并據此判斷國家市場經濟程度。我們要允許這些标準有一定彈性，有一定區間，不能過于機械。

比如，我們不能說，20世紀90年代的英國是市場經濟國家，20世紀70年代工黨執政時期，國有化程度高峰時就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也不能說美國政府把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出租給私人壟斷組織的方式是市場經濟的，而意大利政府通過國家級控股公司對企業進行層層參與、逐級控制的模式就不是市場經濟的。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法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積極推進“國有化”運動，通過直接投資興辦、購買或沒收以及國家持股參與等形式建立國有企業，從而形成了各個國家規模大小不等、管理方式各異的國有經濟體系。1972年，國有企業占本國全部資産總額的比重，英國為29%，法國為33%，意大利為30%，聯邦德國為30%，日本到20世紀80年代初也達到35%左右。

絕對數值

從歐美等國反傾銷的市場經濟标準中歸納五大因素，這本身意味着我們承認存在着市場經濟的标準。任何一個國家，我們都可以用這五大因素标準加以衡量，來判斷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但另一方面，這五條标準本身是大體上的，粗略的，有差異區間的，有彈性的，有變化的，現實中不存在100%的市場經濟國家。

一些支持絕對标準論的專家認為，為了達到一個統一認識，為能做出統一結論，即使實現中沒有純粹的市場經濟，理論上也需要100%為完全的市場化标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标準。否則不同國家的比較也就失去統一的标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持相對标準的專家認為，世界上不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隻有市場化程度的相對比較及排序，才是有意義的。

國内專家多把市場化100%作為完全标準，這是一個帶絕對化的理論标準。絕對數值标示清楚明了，一目了然，但絕對化則與現實有差距。用相對位次判斷市場化程度是可行的，相對指标隻列位次，簡單易行，理由充分，但這種排序過程中，其實離不開選擇若幹指标進行評分這樣的測度過程。

可以說，相對位次排列，并不能否認中間過程存在絕對數值的測度；絕對數值的結果，也不能否認甚至還需要再進行相對比較。絕對數值判斷與相對位次排序需要結合和統一起來。

中國現狀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要求歐盟承認其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這一要求在峰會上仍被忽視。那歐盟提出的道底是什麼标準呢？共有四條：

其一是政府的影響力；其二是會計準則，其三破産法，其四金融服務領域的改革。巴羅佐所提的“四條标準”，與美國承認中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所提的“标準”雖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是類似的，這就是要求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規範化和自由化。

在這四條标準中，會計準則和破産法屬于真正的“技術指标”，是剛性的，現在正在努力實現。但另兩個問題卻是軟性的，尤其是“政府的影響力”問題，要達到歐盟心目中的“标準”恐怕很難。因為這不是一個能不能做到的問題，而是一個願不願意做的問題。

經濟學家吳敬琏老先生早前在《财經》雜志撰文指出：中國自改革以來，在政府仍然在資源配置中居于主導地位條件下形成的變通性制度安排，對企業家才能的配置産生了雙重影響；它即使企業家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從事生産性的創新活動，推動了市場形成和經濟成長，同時又是尋租腐敗等非生産性活動泛濫的根源所在。

在中國做企業，若不跟當地政府搞好關系，那什麼也做不成，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就連那些外資企業都漸漸入鄉随俗，知道了跟政府“公關”的重要性。在中國，企業家把企業做的再大，你也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老大”隻能是政府。

這是吳老先生說的“企業家才能的錯配”，同時又造成了太多的尋租腐敗的機會。而這一切，皆因為中國在“引進市場的同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資源的分配權”，企業家不得不為獲得這類資源進行非市場的激烈競争。

2016年12月9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今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美、歐、日等國關于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表态時表示，少數世貿組織成員在如期履行第15條義務的問題上表态含糊其辭，企圖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繼續使用“替代國”做法，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并堅決反對。

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堅決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标準市場體系，實現産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争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加強和改善制度供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生産關系同生産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相适應，促進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二）基本原則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強化問題導向，把握正确改革策略和方法，持續優化經濟治理方式，着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體現。

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協同推進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等領域改革，促進改革發展高效聯動，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堅持正确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幹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彌補市場失靈。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更多采用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上下功夫，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創新制度供給，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争力，适應和引發有效需求，促進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态平衡。

堅持擴大高水平開放和深化市場化改革互促共進。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吸收借鑒國際成熟市場經濟制度經驗和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國内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