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最早起源于古埃及。閹割源于祭祀言，是一種最古老的民俗，現在已經被人淡忘。
唐代設内侍省，其長官為監及少監。<遼史·百官志>載，遼代南面官諸“監”職名中，有“太監”之稱，但在具體稱呼上，僅稱監，如太府監。元代的太府和各監，多有“太監”一官（如儀文監、典牧監、典室監、太府監等均設太監）。明代諸監不設此官，但在宦官所領的二十四衙門，各專設掌印太監等，在宮廷内專門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明中葉以後，太監的權力擴大，擁有出使、監軍、鎮守、偵察臣民等大權。清代相沿，太監成為宦官的專稱，設總管太監等為首領，隸屬于内務府。
宦官，俗稱太監或“老公”。文書上的稱謂很多，例如有閹人、閹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監、内監等等。這些男子生殖器官被閹割後失去性功能而成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這批人是曆代王朝在宮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屬的奴仆。中宗時，宦官總數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達千人，玄宗時，宦官多而濫，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監門将軍銜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亂後，宦官勢力膨脹，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還染指軍權。肅宗時，設觀軍容使，專以宦官中的掌權者充任，作為監視出征将帥的最高軍職。
據記載，我國先秦和西漢時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才全部用閹人。這是由于在皇宮内廷，上自皇太後、太妃，本朝後、妃以及宮女等，女眷較多，如果允許男侍出入，難免會發生穢亂宮帷的事。所以絕不允許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宮内當差。
成因
宦官專權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特色，作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伴生物，對中國古代政治産生了重要影響。因為宦官身份特殊，極易形成專權局面。首先，宦官要專權，必須是在中央集權加強時期。其次是當宦官在關鍵時刻幫助皇帝奪取或鞏固皇位立了大功時,宦官便以功獲寵，以寵掌權。
再次，就出現宦官專權的某一朝代來說,往往是在王朝的中後期。當皇帝感到權臣或地方勢力日漸膨脹,皇權受到威脅時，便利用内朝宦官來分割外朝相權,或控制地方勢力，宦官逐步操縱軍政大權，形成了專權局面。綜上所述，在開國初皇權獨斷的全盛時期，皇帝勤政多才，政治清明時，宦官不可能扮演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當皇權受到威脅，皇帝對臣屬又深加疑忌，皇帝用宦官來監視、控制朝臣，分割、削奪其權力時，或皇帝年幼，統治階級内部矛盾激烈時，宦官便應運而起，進而執掌軍政大權，形成專權局面。由此可見，宦官專權是皇權旁落、皇權與相權、皇帝與朝臣、中央與地方矛盾鬥争的結果，其實質乃是封建皇權的變形和延伸。
宦官又多是統治階級中最腐朽、最反動的代表，其專權則極易形成統治階級内部矛盾激化，政治更加黑暗，進而導緻農民起義爆發，最終導緻舊王朝複亡。可以說，宦官專權主要依附于封建專制制度産生、發展，又加速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腐敗和王朝的滅亡。
從曆史上來說，東漢、唐、明三朝，是中國曆史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時期。
東漢中後期後，多由幼主臨朝，政權多落人皇太後為首的外戚之中。皇帝成年後，不甘于外戚專權局面，便依靠身邊的宦官發動政變，這樣，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團而操縱政權。由于宦官沒有社會基礎，沒有政治才幹，因而導緻政治更加腐敗。比較正直的文人官吏和外戚集團起而反對宦官，宦官在皇帝支持下進行反擊和鎮壓，因而導緻了黨锢之禍，使東漢統治日趨腐敗，政局更加混亂。
唐代宦官專權是從唐中期開始的。安史之亂後，宦官因擁立有功而權力增大。後來又直接掌握了兵權，宦官開始幹政。
明代自永樂帝後，宦官權勢開始增強。因為明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頂峰，皇帝為強化權力，而通過宦官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控制。明代的特務機構，有部分是由宦官控制的；宦官還控制着一些經濟部分；宦官通過充任監軍等。正因為宦官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權勢極大，所以明代宦官專權的程度和危害也更為嚴重。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都是權傾朝野的大宦官。
曆代宦官幹政時期
秦朝
趙高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朝時期的著名宦官。趙高是趙國人，出身卑微。其父因犯重罪，不僅自己被處以宮刑，而且也連累其母罰沒為官家奴婢，後來其母與人野合而生下趙高。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大規模充實後宮，嫔妃多達萬人。龐大的後宮需要衆多的服務人員，閹割去勢的宦官由此廣泛使用于宮廷，宦官制度逐步完善。當時為了補充後宮服役者的隊伍，一些戰敗國的宦官也與宮中美女一樣作為“戰利品”歸入秦朝宮廷。趙高就是在秦滅亡趙國後，作為閹宦被擄入秦的。由于他身體強壯，又粗通法律，很快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為中車府令。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東郡落下一塊隕石，上書“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大字。不久，秦始皇的使者從關東夜經華陰時，突然有人持玉璧攔住使者說：“秦始皇今年将死！”然後放下玉璧倏然而去。連續發生的不測之事，使秦始皇深感不安，急忙命人占蔔，卦辭說隻有外出巡遊方可化兇為吉。
秦始皇聽信了術士之言，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京巡遊，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趙高以負責皇帝乘輿的中車府令身份随駕出行。當車駕行至平原津（今山東平原縣南）時，秦始皇突患重病。他自感時日無多，急令趙高給長子扶蘇發诏書，讓其把所屬部隊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後迅速趕往鹹陽辦理後事并繼承皇位。诏書尚未送出，時年五十歲的秦始皇即病亡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廣宗縣西北）。
丞相李斯認為貿然宣布秦始皇的死訊恐怕會引發全國的混亂，決定秘不發喪，而命令車騎加快向鹹陽進發。“秘不發喪”為趙高實施偷梁換柱的冒險計劃創造了難得的機會。他深知為人正直的長子扶蘇一向對自己不屑一顧，手握兵權的大将蒙恬又與扶蘇關系親密，蒙恬的弟弟蒙毅更在言談舉止間時常流落出對自己的厭惡。相反，胡亥卻跟随自己學過書法與法律，一旦胡亥能夠繼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趙高思來想去，決定冒險扣留秦始皇遺诏，進而謀劃胡亥繼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
為了達到目的，趙高首先鼓動如簧之舌争取到大權在握的丞相李斯的支持，然後與李斯、胡亥一道，詐稱始皇遺诏，立胡亥為太子，并惡毒地僞造了令扶蘇與蒙恬自殺的遺诏。為人忠厚的扶蘇與三代功臣蒙恬接到诏書後被迫自殺，稀裡糊塗地成了趙高“沙丘之謀”的犧牲品。
偷梁換柱得逞後，趙高以勝利者的姿态回到了鹹陽，随後向天下宣布了秦始皇駕崩的消息，胡亥宣布即皇帝位，稱秦二世。趙高作為擁戴秦二世上台的頭号功臣，理所當然受到了胡亥的寵信，被任命為中書令，身居列卿之位，成為朝中的實權人物。為了堵住衆大臣與諸皇室公子對矯造诏書的懷疑與不滿，趙高與胡亥對衆人展開了殘酷無情的誅殺。繼扶蘇、蒙恬之後，蒙毅、右丞相馮去疾、将軍馮劫等大批功臣都紛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而且還有難以數計的人被株連。
與此同時，趙高與秦二世對皇室諸公子、公主也不放過，十二位公子“戮死鹹陽市”，“十公主死于杜”，公子将闾在被逼自殺前仰天大呼“我無罪”，然後與其兄弟三人流着眼淚拔劍自殺。自此以後，大臣凡是進谏者均以诽謗罪論處，更有甚者，百姓面色不好也要治罪。整個國家，人人自危，天下處于一片恐怖之中。
每殺死一名大臣，趙高便安插自己的親信補缺，很快許多要職都為趙高的親信所把持。在趙高的愚弄下，本來安于享樂的秦二世更加縱情酒色、怠于政事，進而為趙高胡作非為、欺上瞞下創造了有利條件。此時朝廷統治腐敗，百姓的賦斂、徭役相當沉重，加上阿房宮之類龐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窮财盡，陳勝、吳廣起義随之暴發。可秦二世在趙高的蒙蔽下對岌岌可危的局勢一無所知，繼續過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秦二世荒淫愚昧，而手握重權的丞相李斯還是清醒的。李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及其後建立封建中央集權的過程中，立下了不少功勞，因而備受秦始皇的重用。李斯又是“沙丘之謀”的參與者，秦二世對他頗為寵信。陳勝、吳廣起義爆發後，李斯基于對秦朝統治的忠心，曾多次上書進谏但毫無成效。趙高一方面擔心秦二世了解朝局後會追究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也将李斯視為其專擅朝政的唯一障礙，因而便把矛頭對準了他。對秦二世的性格了如指掌的趙高設計了一個陷害李斯的絕妙圈套。他先對李斯說，如今盜賊猖狂，我很想勸谏皇上，但因為皇上深居皇宮，我沒有勸谏的機會。李斯也表示自己很想找機會勸谏皇帝。趙高表示他負責給李斯制造勸谏的時機。
于是，趙高特意找一些秦二世玩興正高、最煩人打擾的時機讓李斯進谏，如此再三，二世開始與李斯産生了嫌隙。趙高見時機一到，就誣蔑李斯因未能分土稱王而心存不滿，誣蔑李斯的兒子與陳勝等起義軍有關連。秦二世偏聽偏信，趙高又操縱了對李斯的刑訊過程，最終如願以償地把李斯父子腰斬于刑場，李斯三族以内的人也因受株連而被盡殺。
趙高殺死李斯後，官拜中丞相，事無大小都由趙高裁決。起義軍距鹹陽已不足百裡時，秦二世才認識到形勢的嚴峻。他任少府章邯為統帥，率在骊山服徭役的二十萬刑徒強行編入軍隊，用以鎮壓起義軍。這些缺乏訓練，又深懷不滿的刑徒們一擊即潰，章邯率軍投降，秦王朝的武裝基本瓦解。
面對秦王朝即将垮台的危險局面，當權者趙高不僅不思挽救之策，反而想乘勢取秦二世而代之，進而體驗一下帝王之尊的榮耀。為了檢驗群臣對他篡位的态度，他導演了一出曆史上有名的“指鹿為馬”的醜劇。
有一天朝會，趙高牽來一隻鹿獻給二世，并說這是馬。二世以為趙高開玩笑，詢問左右大臣。大臣們懾于趙高的淫威，有的說是馬，有的沉默，也個别的說是鹿。事後，趙高把說鹿的大臣都殺死了。從此，趙高指鹿為馬、颠倒黑白的伎倆層出不窮。
農民起義已嚴重危及到秦朝的統治，怠于政事的秦二世對此有所察覺，對長期專權的趙高産生了不滿。壞事做盡的趙高害怕二世追究他的過失，決定先下手為強，利用自己掌握的宮内外大權派親信強迫秦二世自殺，然後操縱政局，欲立秦二世之子公子嬰為秦王。
秦王嬰認識到趙高的險惡用意，經過周密的策劃，在趙高督促其到宗廟受玺的時候，令早已埋伏好的手下人揮劍殺死了趙高，結束了趙高罪惡滔天的一生。随後子嬰素車白馬，手捧玉玺向劉邦投降，至此秦朝滅亡。
東漢
東漢是中國曆史上宦官最為猖獗的時期之一，而且其特點相當明顯，即宦官在皇帝與外戚鬥争的夾縫中逐步增強自身的勢力進而把持朝政。東漢宦官專權開始于十歲即位的漢和帝時期。此後的曆代東漢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時剛滿百日，桓帝即位時年齡較大，但也不過十五歲
。每當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無知，國政往往操之于母後之手，而母後當權又往往依賴于外戚，從而造成外戚專權的局面。當皇帝長大成人後，自然想親政收權，而這必然形成與外戚之間的利益沖突。在皇帝與外戚的鬥争中，皇帝因幼長深宮，勢單力孤，所能依靠的大緻也就是朝夕相處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幫助皇帝取得大權，又會居功自傲，進而專權擅政。東漢宦官勢力較為猖獗的時期是漢桓帝消滅外戚梁冀集團之後。由此而直至東漢滅亡，宦官專權擅政，排除異己，并制造一次次黨锢事件，不僅敗壞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梁冀是東漢後期著名的外戚。他的兩個妹妹都曾先後被立為皇後，沖帝、質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氣焰無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無權的傀儡。漢桓帝即位後，随着年齡的增長，極力想擺脫其尴尬的境地，并與唐衡、單超、徐璜等五個宦官歃血為盟，決心除掉梁冀。唐衡、單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經過周密策劃，調動羽林軍千餘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包圍了梁冀的住宅。梁冀與其妻畏罪自殺，其家族成員及黨羽賓客大多被殺。單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誅殺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萬戶到一萬三千戶不等，時人并稱“五侯”，朝政也随之為其壟斷。
在以後的幾年中，“五侯”任人唯親，其親屬族人不僅多數升官，而且依仗其權勢，排斥異己，為所欲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後竟然率官吏闖入李家，搶走此女戲射殺之。東海相黃浮依法處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責。“五侯”權勢日大，驕橫日甚，進而對皇權構成威脅。漢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機，痛加裁抑，下诏貶具瑗為都鄉侯，單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牽連，紛紛遭貶，五侯專權告一段落。
“五侯”失勢後，侯覽、蘇康、管霸等又成為新的一輪炙手可熱的宦官。他們與五侯一樣把持朝政、盤剝百姓、任人唯親。宦官們的親屬及其黨羽占據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職，而大多數太學生及地方儒生的仕進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趨黑暗，時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雞。”
面對宦官專權的局面，以正直官員李膺、陳蕃為首，形成了一股讨論時政、品評人物的“清議”潮流，并與宦官集團展開鬥争。李膺時任司隸校尉。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貪殘無道，以殺孕婦取樂，李膺将其逮捕後處死。宦官們因為懼于李膺的威勢，行為收斂了不少，連休假時也不敢走出宮門。但心狠手辣的宦官自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而是時刻尋找除掉李膺這個眼中釘的機會。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南術士張成縱子殺人，李膺将其處死。
張成曾給桓帝占過卦，與宦官也頗有來往。張成的弟子與宦官勾結，誣告李膺與太學生串通一氣，诽謗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二百餘人，并在全國各地懸賞捉拿李膺的黨人。宦官們趁機公報私仇，亂捕良民，一時間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些“黨人”自請入獄，聲援李膺等人。太尉陳蕃因為上書為李膺鳴不平，而被皇帝罷官。城門都尉窦武及尚書等人也上書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壓力，于公元167年赦免了李膺等二百餘人，但終生禁锢鄉裡，不得為官。這就是東漢時期的第一次黨锢。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漢桓帝死後，窦太後及其父窦武迎立漢靈帝即位。當時靈帝年僅13歲，窦太後臨朝稱制，大将軍窦武與太傅陳蕃扶持左右。窦武與陳蕃都對宦官專權深惡痛絕，因而密謀鏟除宦官。在窦太後的支持下，他們殺死了在朝中專權宦官管霸、蘇康二人。窦武還曾計劃除掉大宦官曹節等人，但因事機不密被宦官們知悉。曹節等人見勢不妙，急忙率人入宮劫持漢靈帝和窦太後，并假傳聖旨，派兵捉拿窦武。窦武慌忙避入軍營。
宦官曹節、王甫等人糾集千餘兵馬圍攻窦武，最終斬殺窦武及其宗親、賓客，窦太後随之被囚禁。陳蕃得知曹節等宦官矯诏捕殺窦武的消息後，不顧年老體弱，召集屬吏和學生八十餘人持刀沖入承明門，正被捕殺窦武回宮的宦官王甫遇到。陳蕃因寡不敵衆而遭殺害。
窦武、陳蕃被害後，宦官自行封賞、加官晉爵，完全控制了東漢的朝政。靈帝即位之初年少無知，重任宦官。成人後又耽于享樂與斂财，宦官們投其所好，朝政之混亂與腐敗可以想見。宦官侯覽的母親及其家人在其家鄉山東無惡不作，山東名士張儉上書彈劾。氣急敗壞的侯覽指使無賴朱并誣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結黨，圖謀造反。不明所以的靈帝下诏追捕張儉等人。張儉逃亡途中受到了多人的收留然後成功出塞。宦官們借此大肆捉拿張儉黨人，凡是幫助張儉逃跑的人都被列入黨人的行列，受牽連者甚衆。
北魏
北魏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建立北魏的鮮卑族拓跋部，最初活動于大興安嶺北端東麓一帶，過着遊牧的生活。其後拓跋部走出高山深谷，到達匈奴故地。西晉末年，占居了今河北、山西一帶，并在什翼犍統治時，頻繁地進行對外侵略戰争，疆域不斷擴大。經過多年的南征北戰，公元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繼位時，北魏已成為北方最強大的政權。
然而北魏政權乃因勢而興，典章未備，宮内宦官遂乘機作亂。先是權閹宗愛殺死了太武帝拓跋焘及繼任的吳王拓跋餘，從而開創了曆史上太監弑帝害王的惡劣先例。後來又有權閹劉騰廢後戮相，并專權擅政，顯赫一時。
北魏時期的另一個著名權閹是劉騰。劉騰，字青龍，北魏宦官。本是平原（今山東平原縣）城的普通百姓，後遷居南兖州的進郡（今安徽亳州）。幼時因罪被閹，入宮做了宦官，補小黃門。劉騰自幼入宮，從未讀過書，隻不過會寫自己的名字而已，因善于觀察，心藏計謀，能通解人意，由是特蒙恩寵，很快由小黃門轉補中黃門。
此時，正值孝文帝拓跋宏變夷從夏、變禮從華的關鍵時期。孝文帝的改制從一開始就遭到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貴族的反對。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太子拓跋恂乘孝文帝巡幸嵩嶽之機，企圖回平城發動叛亂，被大将元微所阻。驚駭萬分的孝文帝火速從汴口折返，召太子責問，親加笞杖。後将其幽禁在金墉城的西别館。
太子拓跋恂素來懶惰，體态肥壯，受此打擊，卧病在床。餘怒未息的孝文帝召群臣共議把太子廢為庶人，此後僅供其不緻饑寒的食物。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對改制的鮮卑貴族穆泰、陸睿勾結鎮北大将軍元思譽發動兵變。孝文帝急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鎮壓，将二人拘捕在平城獄中。孝文帝親往審訊，誅殺穆泰，賜陸睿自盡。還至長安，又接中尉李彪密報，稱廢太子拓跋恂内外勾結，意圖謀反。勃然大怒的孝文帝派鹹陽王元禧與中書郎邢巒，奉诏強迫太子恂飲鸩而死。
内禍已除，孝文帝繼續其統一大業。次年他即發兵二十萬進攻南齊，并很順利地攻下新野、南陽、樊城等地。當大軍停在懸瓠一帶休整時，宦官劉騰自洛陽宮中匆匆來報，稱有機要秘事求見。驚詫萬分的孝文帝随即召見。劉騰所報有兩件大事，一是洛陽局勢緊張。當日孝文帝出征時留尚書任城王元澄居守，太尉李彪、仆射李沖加以輔作。其中出身卑微的李彪本是由李沖推薦才得以擔任太尉職位的，但此時偏偏與李沖意見不合，專權恣事。
李沖盛怒之下把李彪私自關禁在尚書省内，并上書曆數李彪的罪過，請求孝文帝将其處死。二是宮闱失德。孝文帝的皇後馮妙蓮與中官高菩薩淫亂中宮，烏煙瘴氣。對李沖與李彪之事，孝文帝認為二人行事皆有過錯，但李彪罪不至死，可以撤職了事；而對皇後失德的密報，孝文帝則半信半疑。幾日後，皇妹彭城公主忽然又從洛陽城冒雨前來求見。頗感蹊跷的孝文帝慌忙召見皇妹，了解皇後與宮中事宜。
孝文帝皇後馮妙蓮風采照人，妩媚豔麗。十四歲入宮，深得皇帝寵愛。未幾身患疾病，被文明太後遣出宮外為尼，一年後，太後去世，一直挂念妙蓮的孝文帝把她接入宮中，寵愛如初。當時孝文帝的皇後是馮妙蓮的妹妹馮媛。馮媛端莊秀麗、文弱娴靜，但對孝文帝改制中所提倡的說漢語、穿漢服之事頗不以為然，因而難以讨得孝文帝的歡心。加之馮妙蓮因決心登上皇後的寶座而不顧姐妹的情分時常诋毀妹妹，最終使馮媛由皇後而被廢為庶人，被迫到瑤光寺出家做了尼姑。馮妙蓮于第二年，即公元497年，在孝文帝南征前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朝思暮想的皇後。
皇上領兵在外，在後宮做主的新皇後馮妙蓮水性楊花的本性又顯現出來。她與中官高菩薩一拍即合夜夜尋歡作樂，并在閹宦雙蒙等的幫助下，淫亂宮闱。此種醜聞不久即傳入朝中大臣耳中。年少寡居的彭城公主被馮妙蓮不學無術的弟弟馮夙看中，馮妙蓮逼公主于擇日成婚。無奈的公主率幾個婢仆秘密出宮，趕往皇帝軍中，合盤端出了皇後與高菩薩的奸情。兩相印證後孝文帝相信了劉騰的密報，遂提拔劉騰為冗從仆射，但皇帝因急怒攻心病倒在軍中。
馮皇後得知劉騰與彭城公主把自己的醜行密告了皇帝後，憂懼之中忙與母親常氏商讨對策。倆人求托女巫，詛咒孝文帝速死，并希圖援引文明太後故例，另立少主臨朝稱制。同時為了偵探孝文帝的情況，多次派心腹雙蒙到軍中探望孝文帝，孝文帝為免打草驚蛇，對宮中之事佯作不知，馮後心中竊喜。
公元499年，孝文帝經周密安排，突然趕回洛陽，一入宮即捕拿高菩薩、雙蒙等人，嚴刑之下兩人供出皇後淫亂宮闱、找女巫咒皇帝死等事，把大病初愈的皇帝當即氣昏。後派人把皇後傳來，從皇後身上搜出一把三寸長的小匕首。顧念舊情的孝文帝在處死高菩薩與雙蒙後還是留下了廢後馮氏的性命。經此劇變，孝文帝竟緻一病不起，臨終時下旨：“後宮久乖陰德，自尋死路，我死後可賜馮皇後自盡，葬用後禮，庶可掩馮門之大過。”孝文帝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孝文帝死後，次子元恪繼位，是為宣武帝。他先立皇後于氏，後又專寵高貴嫔，并重用高貴嫔的哥哥高肇。于皇後暴斃後，高貴嫔繼立為後。貌美如花的高皇後天性善妒，所有的宮嫔妃不許宣武帝召幸。她與皇帝所生的一子一女又皆不幸早亡，以至于及近壯年的宣武帝尚無後嗣。正巧宮中司徒胡國珍的女兒胡妃容色殊麗，據說出生時紅光四繞，被術士預言是大富大貴之命。宣武帝寵幸于她，果然産下一子。
按北魏舊制，嫔妃所生之子一旦被立為儲君，其生母就應被處死。胡妃為皇家子嗣計，甯願身死也不願堕胎保全性命。性本和善的宣武帝不忍遵守祖制，不僅未賜死胡妃，反而晉升其為貴妃。胡妃所生之子名诩，三歲時立為太子，為防止懷恨在心的高皇後迫害皇子，宣武帝另擇乳母撫養、保護。胡貴妃成為高皇後的眼中釘。
唐代
唐朝後期，從德宗朝開始，宦官掌握了神策軍等禁兵。軍中的護軍中尉、中護軍等要職均由宦官擔任。
曆史學家汪箋指出，唐朝的宦官對于全國的一般具體行政事物，對于财政事物，很少有幹預。唐代宦官的專權，對于全國的影響，不像東漢和明代那樣嚴重。
唐代中後期，李輔國，第一個跳出來想專權的大宦官，靠讨好唐肅宗，得到機會，但同時分權的還有張皇後，當擁立誰為太子時，張皇後站錯了隊，于是李輔國又成了擁立唐代宗的功臣，但是第二個月李輔國就被唐代宗貶職發配，數月後被“盜賊”所殺，而且未留個全屍。
宦官直到唐德宗中期以後才又得到重用，因為泾卒之變中，這些宦官着實忠心耿耿了一把，德宗不敢相信大臣卻可以相信這群宦官。但要出李輔國第二，機會依然渺茫。直到唐順宗即位，用了王叔文搞改革，要知道搞改革的最得罪人了，還盡得罪既得利益者，以太子為首的反王叔文的集團形成，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在宮裡最容易活動，唐順宗又是個全身癱瘓的植物人，被逼退位，太子即位，這就是唐憲宗。
唐憲宗奪權，宦官立了功，大為重用，但是憲宗時期的宦官反而更像唐明皇時的楊思勖和高力士了。俱文珍因為其他宦官表現優秀後來居上，他反而失寵了，郁郁而終，實際上他算幸運了，曆史證明：越是權勢大的宦官，死得越慘。
憲宗晚年又遇到了太子的問題，郭妃是郭子儀的孫女，不論後宮還是朝堂，都形成了極強的勢力，她的兒子不即位是不行的，但憲宗就是不想被牽制，也不喜歡這個兒子，最後兒子逆襲老子的故事就上演了。一些新晉宦官又投靠了新主子，郭妃（後來變郭太後了）集團在憲宗最後那年主導了一切。唐憲宗并非王守澄等宦官所殺。
唐文宗用大臣李訓、鄭注，整倒了宦官陳弘志、王守澄。因為大臣李訓、鄭注開始争功，發展成勢不兩立的局面，仇士良才有了活路。仇士良眼見一代大宦官王守澄被唐文宗拔掉，毒死暴斃于途，又險些在甘露之變中做了糊塗鬼，已經極端惱怒瘋狂，但是“甘露之變”後，仇士良卻不敢廢掉唐文宗。上有郭太皇太後，下有忠直大臣，在各地還有打着勤王旗号的藩鎮。雖然唐文宗自謂連漢獻帝都不如，可就在甘露之變後依然可以任命李石、鄭覃為宰相，在朝官生死關頭反擊宦官的攻勢，甚至京兆尹薛元賞也敢公然與仇士良硬碰硬，稍後昭義節度使也聲讨宦官。到唐武宗時期，仇士良就被整倒了。
到了唐朝末期最後的兩位皇帝唐僖宗、唐昭宗時，宦官田令孜、楊複恭終于真正做到專權了，但是這時唐朝的藩鎮徹底鬧大了，唐朝朝廷的權力已經被唐朝藩鎮分的沒剩多少了，唐朝宦官對全國的作用與影響，遠遠不如明朝那些幹政的宦官。
唐僖宗喜歡玩樂，田令孜就把唐僖宗伺候得舒服，可惜黃巢之亂打破了美夢。過了幾年苦日子的唐僖宗終于成長了一些，加上田令孜誘發藩鎮大戰，他就徹底抛棄了田令孜，田令孜逃跑被節度使王建所殺。之後是楊複恭，這個人沒田令孜那麼張揚，但畢竟是個宦官頭子，新即位的唐昭宗隻要是見了宦官就痛惡不已，正應了仇士良的話，讀書多了就不妙。唐昭宗弄死了楊複恭。至于劉季述，唐昭宗的時候，唐朝已經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各地藩鎮真正崛起，劉季述也無權可專了。
宋朝
宋徽宗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風流才子式的皇帝，文詞、書畫雙絕，但耽于享樂、重用宦官、盤剝百姓、輕啟戰端。宋徽宗也是中國曆史上最昏庸皇帝之一。在他執政的時期，宦官勢力極為猖獗，他所寵信的兩大宦官童貫與梁師成雖無宰相之名，卻皆有類于宰相的權力，被稱之為“媪相”與“隐相”。
被稱為“媪相”的童貫少年時即入宮做了宦官。其父是一位書畫收藏家，家中有許多古玩字畫，這對于喜愛書畫的徽宗來說都是寶貝。童貫投其所好，多次獻畫赢得了徽宗的賞識。徽宗于杭州專設訪求古玩與書畫的明金局，委托童貫擔任供奉官。在杭州時，童貫開始與後來掌權的蔡京勾結。蔡京擅長書畫，号稱天下第一書法高手。他把購得的或親作的書畫作品貢獻給皇帝，也博得了專好此道的徽宗的賞識，加之童貫等人的推薦，蔡京輕易地被任命為宰相。自此，開始了童、蔡二人互為表裡，為害朝廷的行徑。
公元1103年，宋朝對西夏用兵，蔡京推薦童貫為監軍。這也是北宋宦官染指兵權之始。由于作戰的将軍指揮有方，取得了戰争的勝利，童貫貪天之功為己功，得到升遷。童貫與蔡京還利用徽宗崇信道教，把方士引入宮中，在讨好皇帝的同時，借方士之口，美化自己。徽宗統治時期，童貫在蘇杭設造作局，把奇花異石進獻給皇帝，新進花石通過運河和汴河運進京城，稱為“花石綱”。奇花異石一旦被宦官們看中，百姓被迫鑿牆拆屋、掘地數尺。花石綱進京後，童貫等宦官又負責在皇宮以北修建華麗奢侈的延福宮。
童貫、蔡京與所有的奸臣一樣，拉幫結派，排除異己。影響最大的是把司馬光、文彥博等一大批名聲遠播，不與他們同流合污的正直官吏列為奸黨，并禦書刻石于端禮門，稱“黨人碑”。生者貶斥，已死者剝奪谥号官位，其子弟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對宋朝統治産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童貫與蔡京任人唯親，凡是反對他們的都冠以“黨人”的旗号，或貶或殺。童貫與蔡京公開地賣官鬻爵，人稱“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權傾朝野的童貫之流，把北宋的統治搞得烏煙瘴氣。其滅亡也是指日可待了。
童貫與蔡京所把持的宋徽宗的黑暗統治，終于釀成了聲勢浩大的方臘大起義。方臘起義得到了人民的響應，短時間内控制了浙江六州五十二縣。大驚失色的宋徽宗急派童貫為宣撫使，領兵十五萬鎮壓農民軍。卑鄙的童貫軟硬兼施，一方面代皇帝下令停止花石綱等民憤極大的工程，發布文書招撫起義軍。同時又派重兵鎮壓起義軍。由于力量過于懸殊，加之童貫運用了收買、偷襲等狡猾的招數，起義軍很快被童貫所率的大軍所擊潰。方臘等農民軍将領英勇就義。童貫在鎮壓起義軍的過程中，縱兵殺掠，殺害軍民近百萬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然而童貫因鎮壓起義軍有功，被封為太師。
明朝
書宦王振
随着國力的強盛，國家的安定，與創始基業的開國帝王們不同，其繼承者們也越來越趨于荒怠、腐化。這是古代每個朝代都反複上演的一部回旋曲。明朝亦是如此。太祖深知天下得之不易，作皇帝之後，勤于政事，日理萬機。但是其後即位的帝王們坐享其成，當然體會不到其先祖創業的艱辛，遂享樂深宮，不問政事，權柄也往往委以親信宦官，于是宦官的權力得到了不斷地擴張。宣宗設立“内書堂”，提高宦官文化水平，本意是把他們培養成秉旨意的幫手而已，即所謂秉筆太監。
到明宣德年間，宮中正式設置了宦官學校“内書堂”，選一些聰明伶俐的小太監入堂讀書，并派大學士任教。由此，許多宦官能夠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夠通古曉今，拟旨援筆立就。每當皇帝沉湎酒色玩樂之時，皇帝便會讓侍候左右的司禮監太監替他批複奏章，日久成例，稱為“批朱”。如此一來，司禮監的地位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逐漸淩駕于内閣之上。伴随着宦官權勢的進一步擴大，明英宗時期就出現宦官王振專權的局面。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入宮前就曾讀過書并當了幾年的教官。據稱其任職數年，毫無建樹，為逃避罪責而自行閹割入宮，後來被派到東宮，陪太子朱祁鎮讀書。這時的太子還是個小孩子，對王振既敬重又害怕，稱他為“先生”而不名。王振也深知自己身邊的孩子就是将來的大明皇帝，因此竭盡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歡。兩人形影不離，關系十分密切。此時的司禮監太監已是位高權重，并時常代皇帝批朱。但時任掌印太監的劉甯偏偏不識字，明宣宗因見王振娴于文墨，便常讓他代筆。後來宣宗考慮到劉甯不識字是個大問題，便另任其别職，由王振取代他任司禮監掌印太監。
西廠汪直
（15世紀－1487年），是明朝成化年間的知名宦官，首創西廠，廣西桂平西北大藤峽人，瑤族。
汪直初為憲宗寵妃萬貴妃身邊的小内侍，後被委派伺察刺事而受到信任。
成化十三年，汪直得到明憲宗的寵信領新設特務機構西廠，權勢遠在錦衣衛和東廠之上。成化十五年，憲宗又诏令汪直訓邊，得以監管指揮九邊兵馬。而與萬貴妃壟斷朝綱，時人戲稱“天下隻識汪太監”。汪直攬政期間，獨掌西廠，爪牙遍布全國,任意羅織罪名,屢興大獄，肆意橫行，士大夫“益俯首事直，無敢與抗者”，“先後凡六年，冤死者相屬。”。
内閣首輔商辂陳汪直十一罪，并說服内閣大臣萬安、劉珝、劉吉等内閣重臣，加上九卿項忠等亦彈劾汪直，兼之憲宗在太監阿醜做一場《醉酒》戲突顯汪直權大，憲宗知其意，當日罷黜西廠。雖然汪直不再掌管西廠，但仍然受寵，遂誣陷商辂收授指揮楊晔賄賂，而禦史戴缙再次歌頌汪直功勞，請恢複西廠，商辂于是力求離去。商辂既去，士大夫更加俯首侍奉汪直，沒有再敢與之抗者了。
明憲宗時期，皇帝昏庸，萬貴妃勢大，汪直因受到萬貴妃信任權勢熏天，為其在宮内宮外的耳目。官員們害怕它，以至于見到他要下跪磕頭。民間輿論稱這一時期：“隻知有汪直，不知有天子。”
立地皇帝劉瑾
被人稱為“立地皇帝”的劉瑾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權閹。他在明武宗統治前期完全操縱了明朝的大權，擅權亂政、排斥異己、禍國殃民，胡作非為之事不可勝數。
公元1505年，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劉瑾在武宗做太子時就備受寵信。武宗上台後耽于享樂，疏遠托孤重臣，寵信劉瑾、馬永成、高鳳等八位宦官，這八位宦官得以欺上瞞下，任意妄為，成為為禍人間的“八虎”。
兇狠狡詐的劉瑾是“八虎”之首。劉瑾專搞一些聲色犬馬的勾當，投武宗之所好。胸無大志、厭倦朝事的明武宗樂得逍遙，對大臣們費盡心機書寫的奏折，僅畫上“聞知”二字，再無回音。武宗在劉瑾等人的縱容下縱情淫樂，連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兒戲。劉瑾被升為内官監，總督團營，控制了兵權，為其後的專權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禍民礦監稅使
明朝的萬曆皇帝特别熱中于錢财的積累，是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圖的皇帝。萬曆年間皇宮一連發生幾次火災，迫切需要大興土木、重建宮室。再加上皇室揮霍無度及由邊境吃緊而導緻的軍費不斷增加，國庫入不敷出的局面越來越嚴重。為了積聚盡可能多的錢财，萬曆皇帝到處搜括，并借用宦官“開發”了許多賺錢的門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礦監稅使。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許多地區的經濟都非常繁榮，萬曆皇帝派遣大批礦監稅使到各地明火執仗地掠奪财富，由此，宦官在經濟領域内橫行肆虐，給社會各階層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制國家經濟命脈：
其一，幹預稅務征管。明初就曾設個别的宦官核實稅務，到萬曆時宦官們已控制了各地的稅務機關。宦官們用增稅、濫稅的方式大肆搜括銀兩，在沿江、沿河、道路橋梁處都設置了重重關卡收稅，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稅收使商家已無利可圖，商家紛紛停産，經濟幾乎陷入停滞。
其二，宦官督查礦業開采。明中期後，礦冶采煉業需求增多，獲利甚豐。萬曆年間全國的礦廠幾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們及其随從出任礦使後往往與地方地痞無賴相勾結，在地方上欺壓官民、掠奪富戶、為非作歹。并把掠奪的巨額稅額私自截留，中飽私囊。有人統計，萬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礦使向國庫上繳銀兩三百萬兩，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繳之數。礦監肆無忌憚地盤剝，經常激起正直官吏、傾家蕩産的富戶及無以為業的貧民的變亂。
其三，宦官控制了國家的歲辦、采辦、皇店。歲辦指各地每年上貢的土特産。采辦是根據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納、采購和督造的物品。宦官們擔任歲辦、采辦的督造之職，對業主們百般刁難。如江西景德鎮的陶瓷戶、蘇州的織戶，都因為宦官的勒索而無利可圖，進而關門歇業。孫隆督造浙江，數年内即盤剝機戶數百萬。皇店是皇家開的由宦官經營的商店，其收入歸内庫。宦官們把皇店作為自己發财的途徑。他們以經營皇店為名，開設私店牟取暴利。這種依仗國家勢力進行的壟斷性經營，對民間的商業活動危害更大。
其四，宦官經營倉儲。明代倉儲有中央和地方兩種。宦官們逐漸控制了對倉儲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規定商人交物品時需要包裝物品，以防物料損壞。宦官們提高包裝物品的費用，有時商人支付的包裝費超過物料的價值。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瀚曾上書揭發：“商人每年納錢糧，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鋪墊，有許多富餘之家，竟因鋪墊而破産，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懸梁者，也不在少數。”貪污倉料也是宦官們斂财的重要手段。
九千歲魏忠賢
“萬歲爺”是封建社會皇帝的專有稱謂，王公貴族有時被稱為千歲。作為一個太監，能被稱為僅次于皇帝的九千歲，這在中國曆史上恐怕隻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賢一人曾經做得到。
魏忠賢是無賴出身，為逃脫賭債而自閹入宮。魏忠賢大字不識一個，是徹頭徹尾的文盲，但他博聞強記，尤善逢迎拍馬，為人更是猜忌殘忍、陰險毒辣。皇長孫朱由校的乳母客氏荒淫而狠毒，客氏深知朱由校是未來的皇帝，因此非常賣力。按慣例當皇子停奶後乳母應當離宮回家，但因朱由校過分地依賴客氏，盡管朝臣們多次上奏要求客氏離宮，但善于籠絡皇子的客氏還是得以繼續留在宮中。甚至當朱由校之母去世後，客氏竟然取代了朱由校母親的角色。
當時明宮中盛行宦官與宮中女子結成假夫妻的行為，稱“對食”，魏忠賢即與客氏結成了對食。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後，客氏備受寵信，被封為奉聖夫人，其家中子弟被任命為錦衣千戶。大字不識的魏忠賢也因客氏的關系而一躍成了司禮秉筆太監。客、魏兩人沆瀣一氣、橫行無忌，共同把持宮中大政，對他們的行徑不屑一顧的太監、宮女，包括皇帝的妃嫔皇後，都受到其脅持或迫害。
客氏與魏忠賢的專權與熹宗怠于朝政密切相關。明熹宗生性好動，愛好騎馬、泛舟、演練。魏忠賢投其所好，從各地選大批上好的馬匹供皇帝騎乘，以至于皇宮成了跑馬場。魏忠賢還常帶皇帝到北海泛舟，有時自己與客氏充當船夫。魏忠賢還挑選甲士萬餘人在宮中列陣，宮女與宦官也都加入陣中，早晚操練，号稱内操，皇帝如同将軍指揮打鬥，玩得不亦樂乎。荒廢朝政的明熹宗還善于木工制作和土木工程，經常在宮中從事這類工作。
對皇帝秉性深知的魏忠賢專挑皇帝專注于木工活時請皇帝示下，皇帝總是不耐煩地把決定權交給魏忠賢，這正好給了他為所欲為的時機。在皇帝的縱容下，掌握大權的魏忠賢忘乎所以，每次出宮都浩浩蕩蕩，聲勢浩大，官紳士人則須跪在道路兩旁，高呼九千歲。
在熹宗執政初期，東林黨人在朝中有很高的地位。葉向高、楊琏、左光鬥等東林黨人都是朝廷的重臣。東林黨人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一個政治集團，他們反對礦監、稅監的掠奪，主張廣開言路，實行改良。魏忠賢要達到操縱政局的目的，必須把東林黨人趕盡殺絕。他首先指使親信制造了汪文言案，企圖借此羅織罪名，陷害東林黨人。時任禦史的東林巨子楊琏上奏，疏參魏忠賢為害朝廷的二十四條大罪，其奏章條條有據，義正詞嚴，脍炙人口。但是熹宗深受魏忠賢與客氏的迷惑，不僅未譴責魏忠賢，反而指責楊琏捕風捉影，大膽妄言。
清朝
清朝的宦官制度開始于順治帝時期。康熙皇帝在位時規定由内務府總管宮廷事務，并設立敬事房作為太監的管理機構。康熙、雍正、乾隆諸帝統治之時，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對宦官的約束非常嚴格。嚴禁宦官幹預朝政。如吃酒賭博、當差懶惰、口出怨言、混亂行走、言語高聲等行為在宦官來說也都是禁止的。乾隆時還禁止太監與外廷官員、王公大臣的來往。
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爆發了李文成、林清等人領導的天理教起義，宮内太監劉金、劉德才、楊進忠等在入宮前即是天理教徒，他們準備裡應外合，一舉推翻清王朝。起義失敗後，劉金等人被殺害。經此變故，清廷對宦官的約束更加嚴格，規定宦官一經當差，就不準回本主私宅。違者都要嚴懲，杖斃宦官時有發生。這時，宦官們的地位很低，管束又嚴，生活困苦，反抗行為也在所難免。
清朝後期，朝廷内憂外患的同時出現了母後垂簾的局面。在母後的支持下，出現了像安德海、李蓮英、張蘭德之類的大宦官，雖然沒有如前朝一樣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面，但這些大宦官們也曾經威風一時。
安德海是清鹹豐帝時的太監總管。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勢，安德海與權力欲極為旺盛的懿貴妃相互勾結。适逢鹹豐帝病死在熱河，遺诏載垣、肅順等人為顧命八大臣，輔佐皇子載淳。已經晉升“西太後”的懿貴妃企圖制服八大臣，實現自己專權的目的，急需聯絡遠在京城的恭親王。安德海獻苦肉計，被打得皮開肉綻後被趕回京師，正好成為與恭親王通氣之人。安德海還聯絡了手握京城兵權的勝保等武官對西太後加以支持。在恭親王與勝保等人強有力的支持下顧命大臣或被殺或被斥，西太後政變成功。
西太後掌權後，安德海又幫助西太後免除了已成為議政王的恭親王奕的職務。至此，清廷中已無人能與西太後争鋒。大權在握的西太後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裡，專橫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趨，不僅不敬畏皇帝，反而經常在太後面前說皇帝的壞話。對安德海充滿仇恨的同治帝，因為安德海是太後的紅人，也無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為太後采辦龍衣織料為名，在太後的默許下出宮。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門者就地處斬。安德海自恃有太後撐腰，耀武揚威地離開京城，與随從乘坐兩條大船，冒名欽差，挂着“奉旨欽差”、“采辦龍袍”的條幅，順京杭大運河南下，很快到達了山東的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