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嘉靖初年關于朱厚熜父母名分的争論一直未停。正德朝舊臣多認為朱厚熜應稱正德皇帝之父弘治皇帝為皇考(父死稱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朱厚熜見此議大怒說：“父母可更易若是邪？”張璁等亦上疏極力為皇帝辯護。幾次反複，各不相容。
到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妥協為上興獻後尊号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追尊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七月，張璁、桂萼又疏論亟應去掉“本生”二字，而九卿以下中高級官員229人一緻反對，并跪伏在左順門三個時辰，帝一再傳谕令退，衆臣不聽，仍撼門大哭，聲震阙廷。帝乃命收為首者一百餘人于錦衣衛獄，拷訊後，分别予以充軍、奪俸、削籍等處分，一百八十餘人被廷杖，有17人死于杖下。
經過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次子（長子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
四年追贈嶽王，谥懷獻）。明憲宗生十四子，三子為明孝宗，四子為興獻王。1494年（弘治七年），興獻王前往其封國安陸州就藩，1507（正德二年）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興獻王邸。
1519年（正德十四年），興獻王薨。以世子身份居喪并決策封國政務。1521年（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那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後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攝理國政，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說的“兄終弟及”的原則，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甯侯張鶴齡、驸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
（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谒。）1521年四月初一，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辭别母妃啟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師，止于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于以什麼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嗣統之争
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明武宗起草遺诏。遺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語氣表示“：“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後，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武宗遺诏
武宗之母慈壽皇太後頒發的懿旨：“皇帝寝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厚熜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注：《明武宗實錄》卷197）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為關鍵。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臯說：“遺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基。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後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第二年年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年僅十五歲（14周歲）的明世宗下令群臣議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王（漢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
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60餘人将此議上奏皇帝，并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世宗而言，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産生僵持。少年天子朱厚熜試圖優撫楊廷和，并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将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奉迎世宗生母禮節之争
1521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認為朱厚熜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别立興獻王廟。
朱厚熜見此奏章後大喜說：“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明史。張璁傳》）當時楊一清居家見張璁疏說：“張生此議，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明史。楊一清傳》）王守仁也“心喜其說”（《與霍兀崖（韬）書》）《國史傳》評論：張璁此論“出所真見，非以阿世”。但張璁微末之身人單勢孤，難以動衆，世宗唯有先行妥協。
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朱厚熜堅持行以迎皇太後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隻得讓步。當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後禮迎母親入宮。
當時，湖廣總督席書曾草拟奏疏，附和張璁、霍韬的意見，稱興獻帝宜定号皇考興獻帝.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上疏，提出“繼統不繼嗣”之論。但兩封奏疏沒能上呈。
三年之後，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号加“皇”字。那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诏入京，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而其他反對者都被下獄、貶官奪俸。以張璁和桂萼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将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在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争。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召集群臣集議，楊廷和見世宗有意變更前議，上疏請求緻仕。此時，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早已厭惡楊廷和跋扈難制，就順水推舟，同意楊廷和緻仕歸裡。
此時，頗感群龍無首的禮部尚書汪俊醞釀再一起集體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訓據宗法作《大禮辨》，吏部尚書喬宇等人遂據此率群臣近兩百五十人一同進言，反對朱厚熜以興獻王為皇考。朱厚熜不悅，下令更多的官員參與進議論中來。于是，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禦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鄒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論。狀元唐臯也上疏說：“陛下宜考所後以别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表面上是在調停，實際上傾向于反對。因為鄒守益是王陽明的大弟子，唐臯是前朝狀元，在朝中都屬于影響較大的文臣，朱厚熜因此惱羞成怒，此次進言之人均被斥責、罰俸甚至罷黜。最後，汪俊等隻好妥協：“于興獻帝、興國太後止各加一‘皇’字，以備尊稱。”
三月，朱厚熜無奈之下，勉強同意稱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親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後”。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後，孝宗皇後為昭聖慈壽皇太後，武宗皇後為莊肅皇後。
影響
經過三年的大禮議，最後以君權的高壓結束，朱厚熜已經羽翼豐滿，
并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後變得獨斷獨行、一意獨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會下獄廷杖。大禮議加強了皇權專制，促成了朱厚熜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大禮議使得楊廷和明世宗兩人形同陌路。楊廷和被削官為民，更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世宗日漸腐化，大肆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長生不老之術，此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嘉靖十七年後，内閣14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讷、夏言、郭樸、嚴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過撰寫青詞起家的。從此明朝官員中谄媚阿上之風盛行，政治風氣日益敗壞。
大禮議對曆史發展産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繼大統，内心深處實際上隐藏着難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楊廷和等人的“繼嗣”論萦繞在他的心頭，必須制服群臣才能樹立嚴威。自卑心理轉化為剛愎、猜忌、橫暴、獨斷，處處标新立異，時時戒備群臣，千方百計樹立威權。
經過大禮議，在理論和禮儀上終于為自己樹立了正統地位；在權力上終于獨攬幹綱，威懾群臣。除強化了皇權外，還産生了許多其他嚴重後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議禮，因此幹擾、沖擊、擾亂了政治、經濟的進步性改革；由于隻要順着嘉靖皇帝的意願議禮有功，便可飛黃騰達，甚至一躍而為巨卿宰輔，因此釀成谄媚之風；由于議禮兩派黨同伐異，勢不兩立，因此釀成黨争之風。所有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敗，因此史家說“吏治繁僞，兵政窳（窳，瘦弱；懶惰）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
評價
明帝國是個皇權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權柄，文臣在“大禮議”中和皇帝鬥争，沒有成文法可援引，隻能從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論支持。可是這些“案例”的結果并非完全一樣，所以皇帝和文臣雙方都從曆史上找對自己有利的“判例”。
大臣們認為自己的主張合乎禮制，可他們的說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規矩的做法。比如永樂帝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争奪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進了南京還假惺惺對方孝孺等人說他是要做輔佐成王的周公，隻是成王被燒死了，他這個周公隻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這個說法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兒子還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孫把孝文帝的兒子圈禁了半個多世紀。“禮制”隻是表面文章，最終決定勝負的還是手中的暴力。說白了，有關禮制的争議，沒有什麼标準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标這個長房還有男性後代的時候，就敢自己做皇帝，并認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傳下來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時，伯父孝宗已沒有男性後代，他為什麼就不能直接繼承，非得給伯父做兒子，拐個彎才有資格入承大寶呢？
嘉靖帝和文臣們各執一詞，誰都有理。對這場争端，沒有一個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決機構來裁決，因為皇權至高無上，嘉靖皇帝赢了“大禮議”是很正常的事情。嘉靖朝“大禮議”之争，盡管皇帝赢了，但當時和後世不服氣的很多，那是因為在這場争執中，嘉靖帝既當了運動員，又當了裁判員。
曆史評價
1、《明世宗實錄》卷221，載：“（張璁）深于禮學，豐格隽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
2、《西園聞見錄》卷26，載：“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既無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3、《辯定嘉靖大禮議》載：“（張璁）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
4、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大禮之議》載：“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殺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
5、談遷《國榷》卷53，載：“永嘉（張璁）議禮，能以辯博濟其說。即論星曆，亦援據不窮。其見知于上，非偶然也。”
6、《禦定通鑒綱目三編》·《嘉靖三年七月條》，載：“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緻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号,自當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恸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俨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于國事亳無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