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段
搖滾樂是“嬉皮士”的集體宗教，它表達了他們的内心世界。當時最受“嬉皮士”崇拜的有兩個搖滾樂團：甲殼蟲（Beatles）和滾石（RollingStone）。它們的出現将“嬉皮士文化”推向了高潮。搖滾樂以它與衆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年輕人的不滿情緒；它使人坐立不安，令人振奮，想和音樂一起動；而且這種動完全是聽憑内心的感受驅使的自由運動——沒有章法、沒有步調，想怎麼動就怎麼動，充分表現了活力，表現了自我的存在。
此外，搖滾樂借助現代音響設備和燈光，造成一種夢幻般世界的效果，使人感到音樂不是來自舞台，而是發自人的五髒六腑，發自内心深處，使人感到一個新的“我”的存在。
“嬉皮士”崇拜的搖滾樂歌手是鮑勃·迪倫（BobDylan）。他的演唱充滿了吼叫和哀鳴。這些不帶學院味道的粗俗演唱手法，恰恰是離經叛道的“嬉皮士”所喜歡的。搖滾樂歌詞多是反戰、愛情、茫然或失望的内容，如“我無法得到滿足”（滾石樂團）、“媽媽，我不知為啥生活”（鮑勃·迪倫）。迪倫在《大雨将至》中唱到：
我要在大雨降臨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進最密的黑森林深處，
那裡人丁繁衆，可都一貧如洗，
那裡毒彈充斥着他們的水域，
那裡山谷中的家園緊挨着潮濕肮髒的監獄，
那裡劊子手的面孔總是深藏不露，
那裡饑餓難忍，那裡靈魂被棄，
那裡黑是唯一的顔色，那裡無是唯一的數據……
比爾·格雷厄姆（BillGraham）是60年代搖滾樂的活躍分子，并親自創建了兩個搖滾樂團。他在談到對搖滾樂的看法時說道：甲殼蟲樂隊的歌詞令人深思。年輕人想擺脫眼前的現實，就用搖滾樂做工具。他們用搖滾樂對世界說：“我們能做獨立的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是革命者。……我們要消滅貧困、疾病和戰争。”年輕人把對現實的不滿全部發洩在搖滾樂中。
毒品
濫用毒品并不是“嬉皮士”的首創。他們的前輩——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就用吸大麻的方式表示過對現實的不滿。“嬉皮士”隻不過是繼承了“垮掉的一代”的傳統，并有了新的發展，從吸大麻，到用海洛因，再到用迷幻藥（LSD）。
1967年5月14日的<紐約時報雜志>有這樣一段關于加州的海特－埃施勃裡區的“嬉皮士”吸毒的描述：到處可以看到吸大麻的人。人們在邊道上吸，在點心店裡吸，坐在停着的車裡吸，或躺在金門公園的草地上吸。街上幾乎每一個20歲的人都是用毒者，不是吸大麻，就是吃迷幻藥，或兩者都用。
年輕人這樣大範圍地使用毒品，在美國曆史上還是空前的。這其中固然有年輕人離經叛道的心理在起作用，但是，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因素，即美國人從未像五六十年代這樣對藥品（英文的drug兼有“藥品”和“毒品”二意）的依賴程度如此之大。據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平均每個家庭的藥盒裡有多達30種藥品。人們已習慣地相信，隻要得一種病，肯定會有一種專治這種病的藥。年輕人從小就懂得“藥物治療”（medication）是解決生活和心理問題的重要手段。加之，像大麻這樣的毒品随處可以弄到（盡管販毒是犯法的），也是導緻年輕人吸毒的一個主要因素。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美國社會普遍對“藥物治療”的崇拜心理和随處可以弄到大麻，因為除“嬉皮士”以外的任何年齡層和社會階層的人都可以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導緻“毒品文化”（DrugCulture）的出現是“嬉皮士”厭惡現實、幻想在毒品給予片刻的幻覺中得到安慰的反叛心理。他們受不了父輩一味追求物質成就的生活哲學。吸毒能使他們忘掉眼前的現實，進入一個“自由世界”。正如美國著名的幽默大師阿爾特·布赫瓦爾德（ArtBuchwald）說的那樣：“吸毒包涵着極大的反社會成份。”
1967年，一位“嬉皮士”對《紐約時報雜志》記者談她的看法：
每個人都應吸毒，就連兒童也應如此。他們為什麼不能早一點兒覺醒，非要等到老呢？人類需要徹底的自由。上帝就在那裡。我們需要消滅虛僞、欺詐、謊騙，重新回到我們兒童時所具有的價值觀念的純潔中去。
迷幻藥（LSD）的發明者阿爾勃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在解釋為什麼“嬉皮士”使用他的迷幻藥時指出，使用毒品是有其“深刻社會原因的：物質崇拜主義、工業化和不斷都市化造成的同大自然的隔絕，在這個富足的社會裡，生活反倒無聊乏味，沒有意思，失去了其宗教、教育及有價值的基礎。……這些是導緻“嬉皮士”運動發生和發展的因素。他們與迷幻藥熱同時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