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政權組織形式和制度-中文百科頻道

制度介紹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統治階級用來解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政策，其義在于羁縻勿絕，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鞏固其統治，經濟上讓原來的生産方式維持下去，滿足于征收納貢，是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壓迫少數民族的制度。

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土司制度，開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榮于明代，崩潰于清代，結束于20世紀初，長達一千多年。

制度實施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與地方各民族統治階級互相聯合、鬥争的一種妥協形式。在土司統治下，土地和人民都歸土司世襲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個個勢力範圍，造成分裂割據狀态，從而使民族之間和民族内部産生仇恨和戰争。

貴州的改土歸流始于明代，高潮卻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間。督撫大員鄂爾泰等人的改土歸流建議為雍正皇帝采納，是有其深刻曆史原因的。集中表現在:在經濟上，土司制度下的領主經濟阻礙了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種特權，擁有軍隊，私設監獄，相互争殺，嚴重妨礙中央集權；而土司、頭人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漸突出，不利于統治的穩定；在交通上，土司區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開江路以通黔粵”、連陸路以通川楚達雲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對邊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時期的改土歸流，前奏是對烏乃、烏撒等土司的改土設流，重點則是對湘黔邊，以雷公山為中心的地區及廣順、定番（惠水）、羅甸交界處的開辟。

土司，官名，元朝始置，元、明、清各朝在少數民族地區授予少數民族地區首領世襲官職，以統治該族人民的制度，也指被授予這種官職的人。

土司用于封授給西北、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部族首領，土司的職位可以世襲，但是襲官需要獲得朝廷的批準。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三種武官職務。明朝與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三種文官職務。土司對朝廷承擔一定的賦役、并按照朝廷的征發令提供軍隊；對内維持其作為部族首領的統治權利。

清朝雍正年間，開始了改土歸流的改革進程，将世襲的土司改為由朝廷任免的流官，所謂流官，是指任職者來來去去、不斷流動的意思。為了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清朝發動了對少數民族的多次戰争，但是土司制度直到清朝結束也沒有完全消失，中華民國時期甯夏、青海一帶的馬步芳武裝接受民國政府的任命，但對于其轄地仍然自行管轄，實際上和前朝的土司制度沒有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剿匪、土地改革、民族區域自治等階段，土司制度徹底被廢除。

在桂西少數民族地區，宋王朝平侬智高起義後，派狄青部下和加封土酋為土官，成立許多土州，縣，洞。這些土州縣洞，社會經濟，政治組織，文化制度以及民情風俗等都與流官的州縣不同，故稱為土司。司者主管其事，或官署之稱。

鄂西土司

唐、宋時期，在鄂西民族地區推行和完備的羁縻政策，到宋、元交替時期，逐步發展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既是集曆代王朝治理經驗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礎上直接發展而來的。鄂西土司制度随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實行改土歸流而消亡。

源流特點

宋朝的羁縻制度，是一種松散的統治制度。各羁縻州與宋王朝實際存在着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到宋王朝衰微、統治力量削弱時，各羁縻州酋長開始不服從宋王朝的控制。“宋室既微，諸司擅治其土，遍設官吏，威福自恣”（同治《來鳳縣志》）。

加之宋代在鄂西土家族設置的六個羁縻州所統轄的地區不大，相當一部分地方仍為各強宗大姓所占據，他們同羁縻州的豪強趁宋朝衰弱而紛紛崛起，各據一方。如“施州衛所屬覃田二姓，在宋元未分之前，其勢甚盛，頗為邊患。”（道光《施南府志》）

在元朝統治施州之後，又叛服無常。元王朝為籠絡這些豪強，遂廣置土司，進行綏撫。到了明代，鄂西設置三十一個土司。明王朝為加強對土司的控制，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改施州為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管轄控制諸土司。同時又實行大土司管轄小土司，形成層層控制管轄的隸屬關系。

土司制度與羁縻州政策的區别在于由松散的統治變為嚴格的控制；在承襲、納貢、征調等政策方面，土司制度均有嚴格的規定，從而加強了對鄂西民族地區的控制。

鄂西土司制度的特點

1、全面實行土司統治

在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之地，明王朝往往采用流、土分治之法；而在施州這類民族聚居之地，則是一概“統以土司”。

2、采用“衛所、土司”相結合的軍事建制

明代土司職銜，分武職與文職兩種。武職為宣慰司、宣撫司、招讨司、安撫司、長官司、蠻夷司諸種，隸兵部武選，省都指揮領之；文職為土府、土州、土縣諸種，隸屬吏部驗封，省布政司領之。鄂西地區土司建制隻設武職。除土司之外，朝廷還在邊緣地帶，設置衛所，駐紮重兵。明王朝在鄂西地區采用“衛所、土司 ”相結合的軍事建制，其目的在于強化對這一民族地區的控制與統治。

3、用高職官銜實行籠絡

鄂西地區設有四個宣撫司、九個安撫司。據明朝官制，宣撫使為從四品，安撫使為五品，均高于或相當于知州（從五品）的品秩。這是由于鄂西地區土司，地介川、黔、湘之間，又處“溪峒深阻”之地，明王朝才不惜以高爵予以籠絡。除對土官授以實職外，還對有影響的土司或在戰争中有功的土司，授以虛銜，以示其寵。無論實職之高、虛職之寵，都是為了“易為統攝”，“奔走唯命”（《四裔考·序》）。

“假重爵，命威制，服屬其勢”（《蠻司合志》）。

隸屬關系

劃定隸屬關系時，“令覃、田、黃、向諸大姓各有所屬”。（《蠻司合志·湖廣》）施州所屬田、覃二姓，自“永樂以來，二氏子弟分為十四司，傳之後世”（同治《來鳳縣志》），此即“部領蠻落”（萬曆《湖廣總志·兵防三》）之制，其目的，在于維護土司對土民的世襲統治。

始行長官司與蠻夷司分設之制。宣德二年（1427年），設劍南長官司，隸忠路安撫司；搖把峒、上愛茶、下愛茶三長官司及鎮遠、隆奉二蠻夷長官司，皆隸東鄉安撫司；東流、臘壁峒二蠻夷長官司，隸散毛宣撫司；西關峒長官司、西坪蠻夷長官司，隸金峒安撫司。土司武職， “皆以其酋長為之。先是，忠路安撫司等各奏，前元故土官子孫牟酋蠻，各擁蠻民，久據溪峒，今就招撫，設長官司，授以職事。兵部以聞，帝以馭蠻當順其情，宜有等殺。兵部議以四百戶以上者設長官司，四百戶以下者設蠻夷官司。元土官子孫量授以職，從所招官司管屬。皆從之”（《明史·湖廣土司列傳》）。以四百戶作為區分長官司與蠻夷政司之法，作為一代定制推行全國，并為清朝所承襲。

政治制度

土司官制及承襲，元、明、清三朝代的土官官職，可分為文官屬與武官屬兩類。鄂西地區土司的職官，屬于武官屬。按其職位尊卑，入流的大緻有宣慰使、宣撫使、招讨使、長官等。其秩位品級與各司官位多少，則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差别。

到了清代，宣慰使司為從三品，宣撫使司為從四品，安撫使司為從五品，長官司、蠻夷長官司為正六品。土官之屬，有同知、經曆、都事、吏目、儒學、教授、訓導，皆以流官為之。清朝還設有土遊擊（從三品）、土都司（正四品）、土守備（正五品）、土千總（正六品）、土把總（正七品）等。以上均為朝廷命官。在土司統轄境内，還可自行任命官職，其職務有總理、家政、舍把、旗長、親将、總爺、峒長、寨長等職。這些職務一般都由土司家族成員擔任。

承襲，土司同封建帝王一樣，子子孫孫世代相傳，以保持獨家統治特權。鄂西土司的承襲制度為封建世襲制，“所設宣慰、知州、長官，不問賢愚，總屬世職”（《永順縣志》卷3）。

承襲制度是從古代發展而形成的，“自相君長”成為後世授世職的基礎。到“唐初，溪峒蠻歸順者，世授刺史，置羁縻州縣，隸于都督府，為授世職之始。宋參唐制……其酋皆世襲”（《明史·湖廣土司列傳》）。

唐宋王朝，通過控制少數民族首領來達到控制少數民族人民的目的，沿用“以夷治夷”的羁縻之法，一律實行世襲，并用政令把世襲固定下來。後來，元王朝總結前代控制西南少數民族首領的經驗，以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招讨使、千戶、百戶等官職封予各少數民族首領，并在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府、州、縣設立土官，逐漸形成土司制度。明參元制，對湖廣等地土司的承襲辦法、手續作了嚴格的規定：“土官承襲，務要驗封司委官體勘，别無争襲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圖本，并官吏人等結狀，呈部具奏，照例承襲。移付選司附選，司勳貼黃，考功附寫行止。類行到任，見到者，關給劄付，頒結诰敕。”作為湖廣都司所轄的鄂西地區土司，也一循其例。

“承襲須奉朝命，雖在萬裡外，皆赴阙受職”（《明史·土司序》），承襲制度具有密切特殊君臣關系的作用。封建王朝由上而下進行控制，使土司臣服于王朝，土司接受冊封後為朝廷命官，取得了對土民統治的合法權。封建王朝堅持“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換代之時，需要土司向新王朝貢表“投誠 ”、“歸順”，換取新王朝冊封與頒發新的印信，才能成為新王朝命官。新王朝剛剛建立時，這樣做對穩定邊疆社會秩序、籠絡少數民族首領都有好處。襲職者應持有襲職依據，這種依據元代為金、銀、銅牌，明代為銅印，清代除土司印外，還需持有号紙。尤以清代的号紙最為完善和嚴密。

朝廷對襲位者是誰，一般沒明确限制，原則上是“其子弟族屬、妻女，若婿及甥之替襲，胥從其俗。”（同治《來鳳縣志》）多數是父死子襲，子死孫襲，代代相傳。土司有子則長子襲，無子則弟或婿、妻以及侄輩都可襲。

土司承襲的年齡朝廷也有所規定。明代規定為十八歲，清代改為十五歲。年幼不能承襲，必須由本族土舍或母能撫孤治事者護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規定土司職官子弟，凡要承襲土職者，必須入學。不入學者，不準承襲（《明史·湖廣土司傳》）。自此，鄂西各土司均辦學設館，請漢學儒師任教，并派子弟去外地學習。

職官升降

職級升降是封建王朝對土司控制的措施之一，新王朝建立後對來歸附的前朝土司，首先是定職定位，實際上多數是複職複位。在土司定職定位後，定期（或不定期）進行政績考核，一般的獎勵與參劾有之。随着職級升降，官司級别名稱也随之變動。土司與流官待遇不同，流官可以按時升遷，有罪治罪，子孫不能承襲；土司不能按時升遷，有較大功過的一般就地升降，子孫可以承襲為世官。即使新舊朝代交替，也基本按此原則不變。

升降要有大功大過，結合戰事勝敗進行。明末曾被調到川東、荊州、房、竹一帶鎮壓農民軍的容美土司有“功”，得到“天子嘉其忠勤”的殊榮，由宣撫使晉升為宣慰使，容美屬下的椒山、五峰、石梁、水浕四長官，都同時晉升為安撫使；唐崖長官元時有軍功于朝，以武略将軍授唐崖宣慰使世職，傳給兒子，直到洪武四年（1371年）随廖永忠征蜀失敗，降為安撫使，後又因“多叛”，洪武七年（1374年）降為長官。

可以看出：有大功于封建王朝則升，有大過于封建王朝則降。

土司朝貢

為了加強對土司地區的控制，中央王朝規定，土司應定期朝貢。土司向中央王朝進貢，是保持中央王朝與土司的聯系，維持君臣關系的一種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對土司的朝貢極為重視。王朝有專門部門負責管理朝貢。在宋時由鴻胪寺負責，對朝貢土司以賓禮相待，引見皇上等，後改由禮部管理。

鄂西諸土司朝貢，有文字記載的始于宋時，到元明清時更為頻繁。随着農業生産與商業貿易的逐步發展，各土司上層人物為密切與中央王朝的關系，取得更多的“回賜”，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也十分重視向朝廷“朝貢”。從宋到清的鄂西諸土司主要貢物是土特産品：如黃連、犀角、麝香、蜂蜜、茶葉、騾馬等。鄂西諸土司的貢物曆來質優，施南土司的貢茶因形色俱佳，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愛，賜之以“皇恩寵賜”匾牌。朝廷為了施惠于土司，回賜之禮往往高于貢物價值，給予金銀、珠寶、綢緞、食鹽等。朝廷對朝貢與回賜都作詳細記載。

朝貢的弊端自宋至明越來越突出：開始單一朝貢，繼而以朝貢為主結合經商，進而以朝貢為次經商為主。清王朝建立後，改變了明代進貢的辦法，把少數民族首領貢物折銀兩入庫，就地交納，表報入朝，且不給回賜。這一改革使鄂西諸土司進京的少了，隻有容美土司田舜年及其兒子田旻如進京觐見過康熙帝。

朝貢制度無論對土司或中央王朝，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具有積極意義，客觀上起到經濟文化交流的紐帶作用。朝貢作為土家族與中央王朝統治者，尤其是漢族經濟文化交流的一種方式，有利于中央王朝與土家族地區的相互了解，進行物資與技術的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鄂西社會經濟的發展。

地區賦稅

在土家族土司管轄地區，開始并不承擔向封建中央王朝納稅的義務。宋鹹平元年（998年），富州刺史向通漢曾“請定賦稅”，宋貞宗以荒服不征，沒有準許。嘉佑五年（1060年），土家族土司所轄區域開始繳納賦稅，“出租賦如漢民”（《宋史》卷493））。交納的方式為不丈量土地，不編丁口，其納賦稅定額，主要是土司歸附時，自報認納之數。明代更加重視對民族地區賦稅的征收，把它作為王朝增加經濟收入的手段，作為土司接受中央王朝統治的一個重要标志。清王朝參照明代賦稅額度定數，并有所增加，遇到閏年，還需加征。鄂西地區土司不僅要向朝廷繳納賦稅，還要負擔大田千戶所一部分糧饷，并規定了各土司的負擔數額（王承堯《土家族土司簡史》）。

土家族土司在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朝的印信，在經濟上有時也享受減免賦稅的優待。減負優待或因天災，或因戰事，或為示恩寵。

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屬下的百姓就是農奴，他們沒有土地，除為土司提供繁重的無償勞役和當土兵外，還要向土司繳納或進貢各種實物，這種封建農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經濟基礎。尤其是有的土司強征濫取，如火坑錢、鋤頭錢、煙火錢等。土家族人民深受封建統治和土司盤剝的雙重壓迫，生活于水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