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役背景
1946年春，東北民主聯軍在進行長達一個月的四平保衛戰後，因戰局突變，被迫撤出四平。此時是東北局勢最為嚴峻的時刻。稍錯一步，東北全盤皆輸。林彪本來對四平保衛戰就有異議，在國共談判期間，延安和東北局的許多領導人，包括毛澤東本人都認為東北問題有望和平解決。
1946年3月13日，中央緻電東北局和林彪：東北問題有和平解決之可能。3月23日，毛澤東緻電東北局和林彪：立即動員在運動中及其立足未穩時，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部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将來。3月26日，東北局按中央指示電告各部隊：此次作戰（指保衛四平）為決定我黨在東北地位之最後一戰。然而，林彪不這樣看，他說：全國有無和平，因不了解情況，不敢說。但是，東北肯定沒有和平。曆史證明，此刻林彪的頭腦是清醒的。
戰役進程
四平保衛戰，林彪與杜聿明棋逢對手。雙方傷亡都很大。1946年5月15日，廖耀湘的新六軍22師65團進攻威遠堡。除了第一次試探性的沖鋒外，65團團長李定一上校指揮的所有攻擊都是一次成功。客觀地講，國軍65團一個團依靠優勢炮火在威遠堡打垮了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主力（今第四十集團軍的前身，當時三縱司令時為程世才）。小小的威遠堡戰鬥在東北早期國共較量中意義非同小可。65團一個團可以打垮三縱主力，威遠堡丢失，四平之戰必敗。為此，林彪沒有等待延安的命令，開始部署撤退。大凡在戰鬥遭受重大損失且在失利得情況下，指揮戰略性撤退是十分危險的。稍有差錯，就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雪上加霜的是，在撤離四平時，林彪的作戰科長王繼芳攜帶大批文件叛變投敵。杜聿明，孫立人，廖耀湘由此了解到民主聯軍實力大損，便放心大膽指揮國軍一路猛追，直到把民主聯軍主力趕到松花江以北。在此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林彪等高級将領毅然擺脫了國軍，保存了部隊的精華。這是值得大書的一筆。勝仗易打，敗兵難帶。檢驗一個統帥，一個将領的軍事才幹，不僅僅在于看其打了多少大戰，勝仗；有時更重要的是要看其在軍事失利的情況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部隊的士氣和完整性。林彪不愧統帥這個稱号。在四平失利後不到20天，抓住戰機，指揮梁興初一師和羅華生二師接連打了拉法和新城兩勝仗，消滅國軍兩個團，極大地提高了部隊的士氣。使官兵們在四平失敗的陰影中看到了新未來。
1947年夏，東北民主聯軍在夏季攻勢的後發起了四平戰役。此戰的經過及結局衆所周知。不管是最高指揮林，羅，劉還是前線指揮李天佑和鄧華均負有責任。林彪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他首先自我檢讨，而且多次講反複講。林彪這點與有些高級将領是不同的。他從不把責任推到下級身上。以李天佑為例，四平之戰失利李天佑，鄧華當負主要責任。但林彪并未責怪他，到1948年再戰四平時還是讓李天佑指揮，參戰部隊還是以一縱（李天佑），六縱（洪學智），七縱（鄧華）為主。可見林彪作為戰區最高指揮官的氣度。可後人往往把47年四平失利，就隻放在林彪一人頭上，稱之為“二走麥城”。(“一走麥城”是指1946年四平保衛戰，“三走麥城”是指青樹坪。)李天佑原于百色起義的紅七軍，到江西蘇區後編入彭德懷的三軍團，任五師師長。土城戰役前因遭王家烈部隊襲擊，被彭德懷撤職。平心而論，彭總的做法有點過火。因為當後來土城戰役失利時，軍委也沒有撤彭德懷的職嗎。這也可以看出彭，林二人不同的将将之法。跟着林總打勝仗，這是四野全軍的共識。
林彪的長處在于運動戰和伏擊戰。因為以往的曆史原因，紅軍和八路軍，新四軍時期，中共部隊都沒有打過大規模的城市攻堅戰。因此幾乎所以高級将領均缺乏打攻堅戰的經驗。林彪也不例外。而國軍在抗戰中後期，尤其在西南戰場，與日軍打的幾乎都是攻堅戰。日軍防禦戰打的極為出色頑強（本人不是在為日寇宣揚。本人認為日本是中國的天敵），尤以昆侖關大戰（國軍第五軍，軍長杜聿明），松山攻堅戰（國軍新38師和第八軍，軍長何紹周）最為慘烈。之後，國軍專門研究日軍的防禦戰術，知己知彼，為日後戰場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中日最後一場大規模的戰役－雪峰山戰役時，日軍一個聯隊（團）要想攻擊國軍一個營的陣地已是不可能的了。陳明仁的71軍對日軍的防禦戰術研究的十分透徹，故在四平把這一套全部用以對付林彪了。共軍以其之短擊國軍之長，四平失利在情理之中。
若以濟南攻堅戰和石家莊攻堅戰來證明粟裕，許世友和聶榮臻之強，以四平攻堅戰來說明林彪，李天佑之弱是不客觀的。四平之戰在1947年，對手是陳明仁，而且，這是我軍第一次大規模攻城。濟南戰役在1948年9月，并有吳化文起義的因素。石家莊戰役則是先有清風店，後有石家莊。四平失利給東北我軍上了一課，也為日後的義縣戰役，錦州戰役，天津戰役的勝利打下堅實的基礎。四平之戰是慘烈的，但它同時又是東北民主聯軍走輝煌的起點。勝仗可喜，敗仗亦不可悲。從敗仗到更大的勝仗，便可稱為“輝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