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少年成才
吳承恩家祖籍安東（今江蘇漣水），先祖在元末明初遷居當時淮安河下，至吳承恩已五代。父親是商人，生前十分希望兒子能考取功名，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讀書做官，上承皇恩，下澤黎民，做一個青史留名的忠臣。
明正德元年（1506），吳承恩出生于淮安河下打銅巷。當年的河下鎮北邊是淮河，南邊則是運河，河下處在兩河之間，是一個自然條件絕佳的商埠。在當時，各地商人來淮安大都聚居在這裡。吳承恩的家西邊是打銅巷，東邊是釘鐵巷、粉章巷，北邊是估衣街。這些街、巷裡的居民，大多經營着巷名中所列的行當，如銷售銅器、鐵件，石灰、衣物等日用商品。吳家處在這環境之中，也曾跟着經營着一些小商品。
吳承恩從小勤奮好學，過目成誦。精于繪畫、書法、填詞、圍棋，喜歡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類的書，如《百怪錄》《酉陽雜俎》等小說或者野史。當時的名人朱應登恃才傲物，見到吳承恩後極為欣賞，說吳承恩能夠讀盡天下的書，把自己私藏的一半書籍送給吳承恩。
讀書求仕
嘉靖六年（1527年），吳承恩娶戶部尚書葉琪的曾孫女為妻。
嘉靖八年（1529年），吳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創辦的龍溪書院讀書，得到葛木的賞識。其時吳承恩搜求的奇聞已“貯滿胸中”，并且有了創作的打算。
嘉靖十年（1531年），吳承恩來到南京的江南貢院參加鄉試，但不幸名落孫山。
嘉靖十一年（1532年），吳承恩帶着失意的心情陪父親外出遊曆。
嘉靖十三年（1534年），吳承恩再次來南京考試，又一次落第而歸。
嘉靖十六年（1537年），吳承恩又來到南京考試，同樣又是敗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吳承恩完成了《西遊記》初稿。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吳承恩來到南京國子監讀書。
官宦生涯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吳承恩人到中年才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
嘉靖三十年（1551年），吳承恩接任河南新野縣知縣。在任期間，修建行台察院，尊經閣，增修儒學，表彰貞節，并修建水利設施。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小股倭寇深入到明朝腹地，甚至襲擾南京。吳承恩寫信給負責抗倭的總督胡宗憲：“某學劍無成，請纓有志”，他想投筆從戎，參軍抗倭，不過并未成行。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由于母老家貧，吳承恩擔任浙江長興縣丞，常與友人朱曰藩豪飲，寄趣于詩酒之間，和嘉靖狀元沈坤，詩人徐中行有往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吳承恩任潞安府（今山西長治）通判。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終因受人誣告，回到家鄉歸隐。
隆慶二年（1568年），吳承恩任蕲州荊王府紀善。
着力寫作
隆慶四年（1570年），吳承恩從蕲州（今湖北蕲春）荊王府回鄉，開始着力撰寫《西遊記》。
萬曆元年（1573年），吳承恩完成《西遊記》的撰寫（萬曆二十年出版）。
吳承恩晚年放浪詩酒，約萬曆十年（1582年），貧老以終。
個人作品
吳承恩代表作為長篇小說《西遊記》，另著詞集《花草新編》及短篇小說集《禹鼎志》（《禹鼎記》）等，大多散佚。詩作有《海鶴蟠桃篇》《春曉邑齋作》《楊柳青》《長興作》《秋興》《金陵客窗對雪》《田園即事》《桃源圖》《堤上》《舟行》《題沈青門寄畫海棠用東坡定惠院韻》等。詞作有《點绛唇》《浣溪沙》《如夢令》《西江月》《滿江紅》等。散曲作品有《沉醉東風》《醉太平》《水仙子》《駐雲飛》《梁洲序》《滿庭芳》等。
吳承恩詩文，有後人輯集的《射陽先生存稿》四卷存世，包括詩一卷，散文三卷，卷四末附小詞三十八首。另有《續稿》一卷。
主要影響小說
吳承恩最主要的成就在于最後完成《西遊記》。由于官場的失意，生活的困頓，吳承恩加深了對封建科舉制度、黑暗社會現實的認識，于是運用志怪小說的形式來表達内心的不滿和憤懑。吳承恩自言：“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西遊記》就是以“唐僧取經”曆史事件為藍本，經過藝術加工反映明代社會現實的一部志怪小說。全書主要描寫了孫悟空出世及大鬧天宮後，遇見了唐僧、豬八戒、沙僧和白龍馬，西行取經，一路上曆經艱險、降妖伏魔，經曆了九九八十一難，終于到達西天見到如來佛祖，最終五聖成真的故事。
《西遊記》的藝術特色，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一是幻，一是趣。幻，不是一般的幻，是奇幻；趣，不是一般的趣，是奇趣。小說通過大膽豐富的藝術想象，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創造出一個神奇絢麗的神話世界。《西遊記》的藝術想象奇特，豐富、大膽，在古今小說作品中罕有其匹的。孫悟空活動的世界近于童話的幻境，十分有趣，而且在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稀奇有趣的妖怪，真是千奇百怪，豐富多彩。浪漫的幻想，源于現實生活，在奇幻的描寫中折射出世态人情。《西遊記》的人物，情節，場面，乃至所用的法寶，武器，都極盡幻化之能事，但卻都是凝聚着現實生活的體驗而來，都能在奇幻中透出生活氣息，折射出世态人情，讓讀者能夠理解，樂于接受。
《西遊記》是中國神魔小說的經典之作，與《三國演義》《水浒傳》《紅樓夢》并稱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此書一問世，就被譽為“四大奇書”之一，在民間廣為流傳，各式各樣的版本層出不窮，明代刊本有六種，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種，典籍所記已佚版本十三種。
除了《西遊記》外，吳承恩還寫過一部短篇小說集《禹鼎志》。這是寓有鑒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說，不過已經失傳，隻能看到一篇自序。
詩文
吳承恩現存240餘首詩歌詞曲、障詞及頌贊。除一些障詞、頌贊屬于應酬外，大多極富有曆史、文學藝術價值。
吳承恩的詩情真意切、激情四溢，多有名篇佳作傳世。詞則托物寄情，真趣盎然，頗“有秦少遊之風”。小令、套數清新隽永、意蘊深長。如《二郎搜山圖歌》是吳承恩精心構思的上品，雖是題畫詩，卻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話故事，揭露了當時“五鬼”“四兇”橫行的黑暗現實，期望“胸中磨損斬邪刀”，“救月有夭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緻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甯功”。這與《西遊記》贊揚孫悟空“大鬧天宮”的英雄主義精神與氣概非常相似。《宿田家》“柴門閉流水，犬吠花上月”堪稱絕句精品。最能表現吳承恩個性的則當數《送我入門來》《贈沙星士》等。恰如張綿也所評“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靡不出入其間，師兼衆長而不拘一格”，“在藝術風格上，有漢魏的古樸，有盛唐的豪放，有晚唐的清麗，也有元白的平易”（《漫說西遊》）。
吳承恩詩文詞賦曲藝術特色鮮明，其成就在明代文壇不遜于“前後七子”、唐宋派諸大家。吳承恩的古文作品如《賀學博未齋陶師膺獎序》對當時社會風氣的揭露逼真而傳神：“夫不獨觀諸近世之習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陳詞，心悸貌嚴，瞬間萬慮，吾見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長官矣；曲而跽，俯而趨，應聲如霆，一語一偻，吾見士卒之于軍帥也，而今行之缙紳矣；笑語相媚，妒異黨同，避忌逢迎，恩愛爾汝，吾見婢妾之于閨門也，而今聞之丈夫矣；手談眼語，诪張萬端，蠅營鼠窺，射利如蜮，吾見驵儈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學校矣。”《贈衛侯章君履任序》揭露官場腐敗：“況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竟，其何以為之哉？”這與宗臣的《報劉一丈書》對當時官場污濁與官吏的腐敗揭露非常相似，作者對現實的觀察十分敏銳細緻。吳承恩的《陌上佳人賦》堪與陶潛《閑情賦》相媲美。
文論
吳承恩在文論上又頗有建樹，論詩作文講究“情”“趣”。他在《留翁遺稿序》中道“是編所載，率多鄉國之應酬，山溪之吟詠，所謂什之一二者。然即觀之，則有見夫其情适，其趣長，其聲正，廟堂之冠冕，煙霞之色象，蓋兩得之；誠有得之言，治世之音也。豈與夫事聱牙而工藻缋者同日而語耶？”論詩說文講求“情”是中國文論的傳統，吳承恩遵循文學創作規律顯而易見，而推崇“趣”則是當時的時代風尚。公安派之袁宏道、戲劇大家湯顯祖均把“趣”作為評價文章的标準。在文學創作上強調“情”“趣”恰是針對當時文壇的複古主義之風，期望沖破複古拟古的牢籠，恢複文學創作的本性——“獨抒胸臆，不拘格套”。吳承恩恰恰是唐宋派、公安派之先驅同道，其意義決不僅限于此。
吳承恩在《花草新編序》中說：“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藝不惟其類。麗則俱收，鄭衛可班于雅頌；洪纎并奏，郐曹無間于齊秦。”強調文學創作的實績，重視藝術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麗”，美也，藝術形式美是其價值之所在。這就突破了明前後七子的複古主義文學觀，獨樹一幟，倡導文藝創作的“情”“摯”，追尋“奇”“麗”的藝術風格。吳承恩在《範寬溪山霁雪圖跋》中強調“真趣”“意象如生”；在《題沈青門寄畫海棠用東坡定惠院韻》中高倡“真趣”“獨絕”，雖是題畫詩，卻顯見其鑒賞旨趣——“意先足”“奇賞”“絕流俗”“傳神”“真淑”等。在《序技贈寫真李山人》中又強調“情趣”“真趣”，與後代公安派、李贽的文學主張非常相似。
吳承恩與明代前後七子同時代，其文藝思想也與他們相近，“汝忠謂文自六經後，惟漢魏為近古，詩自三百篇後，惟唐人為近古；近世學者，徒謝朝華而不知蓄多識，去陳言而不知漱芳潤，即欲敷文陳詩，難矣！”（《吳射陽先生存稿叙》）此論則比何﹑李通達得多，故其詩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彜尊《明詩綜》卷四十八謂其詩“習氣息除，一時殆鮮其匹。”吳承恩的詩作浪漫主義氣息又特濃，故被陳文燭稱為“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中國文學批評史》）吳承恩的見識非凡，不僅看到當時的文壇之弊，而且能跳出複古主義的圈子，獨樹一幟，強調“謝朝華”、“蓄多識”、“去陳言”，“漱芳潤”。在詩文創作中，“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澤，舒徐不迫，而不緻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釣一時聲譽”（李維桢《吳射陽先生集選叙》）。這便超越了前後七子，而獨步文壇。
轶事典故
《西遊記》作者
吳承恩說
最早提出《西遊記》作者是吳承恩的是乾隆時江蘇淮安籍學者吳玉搢。吳玉搢認為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是他同鄉明朝人吳承恩。他在《山陽志遺》卷四說：“天啟舊志列先生（指吳承恩）為近代文苑之首，……及閱‘淮賢文目’載《西遊記》為先生著，……書中多吾鄉方言，其出淮人無疑。”這是指天啟《淮安府志》卷一九藝文志“淮賢文目”中，著錄有“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其中包含題名為“西遊記”的作品；同時，章回小說《西遊記》中也多有蘇北方言，由此兩點判定吳承恩是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的作者。吳玉搢這個說法當時雖得到阮葵生、丁晏等淮安鄉人的響應，但未産生很大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适的《西遊記考證》都采用了這個說法，并對吳承恩的事迹作了考訂，從此吳承恩著西遊記這件事就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文學常識。
吳承恩著《西遊記》說的流行并非偶然，具有豐富的證據支撐。主要有：吳承恩曾任職于湖北荊憲王府，符合《刊西遊記序》中指出的“《西遊記》出于藩王府”這個條件；《淮安府志》關于吳承恩生平個性，特别是“吳承恩著《西遊記》”有明确記載；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後編為《吳承恩詩文集》）與《西遊記》存在多方互證；《西遊記》具有諸多淮海地緣特征，如一說孫悟空原型為淮河神猴無支祁、唐僧籍貫為海州聚賢莊等。
非吳承恩說
吳承恩究竟是不是《西遊記》作者，學界觀點仍有分歧。現存明刊共百回本《西遊記》均無作者親自署名。舊傳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為丘處機，此說随着錢大昕對《長春真人西遊記》原書的披露而不攻自破。《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中指出，從《西遊記》問世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三百餘年裡，各種刊本或署朱鼎臣編輯，或隻署華陽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處機撰，沒有一本承認吳承恩的著作權。胡适1921年的《西遊記序》也說此作“是明朝中葉以後一位無名的小說家做的”。後來魯迅先生力主吳承恩說，胡适得到魯迅抄給他的材料，便在《〈西遊記〉考證》中也持此主張。
章培恒指出，在清初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裡是把“吳承恩西遊記”著錄進卷八史部地理類的，可見前述《淮安府志》著錄的吳承恩的《西遊記》，應是地理類的遊記而并非章回小說，而且吳承恩曾仕明荊王府的紀善官職，從他的故鄉蘇北淮安到湖北蕲州的荊王府正可說是“西遊”。從方言看，《西遊記》的作者也可能并非蘇北人吳承恩。章文已考知百回本《西遊記》中“實是長江北部地區的方言與吳語方言并存”，又考知《永樂大典》所引“夢斬泾河龍”一段中“本存在蘇北地區的方言，卻無吳語方言，經百回本的作者加工後，增添了吳語方言，但沒有再增添蘇北地區的方言”。
黃永年贊同章培恒的觀點，并補充論據：其一，百回本的原本初刻應在嘉靖初年就已出現，而吳承恩其人一般估計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才出生，到嘉靖元年（1522年）他才二十二，寫成百回、二十卷的大部頭《西遊記》，而且寫得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可能性很有限。其二，黃壽成注意到，百回本二十九回的回目是“脫難江流來國土，承恩八戒轉山林”，如果吳承恩真是作者，不應在這裡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輝的“八戒”前面。
史料記載
明代宋祖舜《天啟淮安府志》
清代趙定邦《長興縣志》
藝術形象
2010年中國電視劇《吳承恩與西遊記》由知名演員六小齡童來飾演吳承恩。
2017年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的祁宏小說《大師吳承恩》以吳承恩為小說主人公。
人際關系
人物評價
《天啟淮安府志》：“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遊之風。複善諧谑，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
《長興縣志》：“性耽風雅，作為詩，緣情體物，習氣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辭微而顯，張文潛後殆無其倫。”
陳文燭《吳射陽先生存稿叙》：“今觀汝忠之作，緣情而绮麗，體物而浏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明堂》一賦，铿然金石。至于書記碑叙之文，雖不拟古何人，班孟堅柳子厚之遺也。詩詞雖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遺也。蓋淮自陸賈、枚乘、匡衡、陳琳、鮑照、趙嘏諸人，鹹有聲藝苑，至宋張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國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載之遺韻，沉辭淵深，浮藻雲峻，文潛以後，一人而已，真大河韓山之所锺哉！汝忠與寶應朱子價，自少友善，其文名與之颉颃；乃子價為太守，而汝忠沉于下寮。茲稿出，當與《山帶閣集》并傳，射陽射陂之上，有兩明珠也。因綴數語冠于簡端。”
李維桢《吳射陽先生集選叙》：“嘉隆之間，雅道大興，七子力驅而近之古，海内翕然鄉風。其氣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厲；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攣；其蓄不得儉，故拟者失而糅雜；其語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詭僻。至于今而失彌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謂李斯之禍秦，實始荀卿。而獨山陽吳汝忠不然，汝忠于七子中，所謂徐子與者最善，還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獨不類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澤，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盡究其變。蓋詩在唐與錢劉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與廬陵南豐相出入。至于扭織四六若蘇端明，小令新聲若《花間》《草堂》，調官征而理經緯；可諷可歌，是偏至之長技也。大要汝忠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以釣一時聲譽，故所就如此。”
朱彜尊《明詩綜》卷四十八：“習氣息除，一時殆鮮其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