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曆史。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曆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産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曆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着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并稱“史學雙壁”
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将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确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取自《諜記》、《五帝系諜》、《尚書》、《秦記》、《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兵法》、《春秋曆譜諜》、《春秋(史書)》、《國語》、《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等；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着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
特别可貴的是，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于取材廣泛，修史态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内容豐富。
作品目錄
分類
《史記》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
全書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其中本紀和列傳是主體。它以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三部分，占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曆史的，由此，司馬遷創立了史書新體例“紀傳體”。
“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
“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内容；
“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數民族的傳記。
内容
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西漢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南芝川鎮）人。着有《史記》，《漢書·藝文志》着錄有《司馬遷賦》八篇；《隋書·經籍志》有《司馬遷集》一卷。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于完成。
大約二十歲，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曆——“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峄，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後，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過最南邊是昆明。
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官藏的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曆書《太初曆》完成，他就開始撰寫《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關入監獄，并處以宮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全書得以完成。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10歲，在夏陽耕讀。《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11歲。窦太後死，漢武帝罷黜黃老之言，發動尊儒。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12歲。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時在夏陽耕讀，時在長安求學。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19歲，從夏陽遷居長安。從孔安國學《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孔安國為侍中。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20歲，開始外出遊曆，回長安後，為漢武帝近侍郎中，随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36歲。漢武帝封禅泰山，司馬談病死洛陽。司馬遷到泰山參加封禅。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歲，正式做太史令，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歲，《太初曆》完成，開始編寫《史記》。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47歲，漢武帝攻打匈奴，騎都尉李陵投降。司馬遷為其辯護，下獄，遭宮刑。(《史記》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獄的時間中完成的)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50歲，漢武帝改元大赦。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55歲，完成了《史記》。
創造背景
司馬遷着《史記》，其史學觀念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并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系的演變，從而了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曆史動态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曆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
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禅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将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着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着。而《史記》以《封禅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曆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論載上代曆史的任務。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
纂修動機
秉承先父遺志
司馬氏世代為太史，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曆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元封元年，漢武帝進行封禅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
他死前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着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着。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着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欲望，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迹，采集傳說。通過對曆史遺迹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
而《史記》以《封禅書》為其八書之一，亦見其秉先父之意。
繼承春秋精神
司馬遷為了繼承孔子編撰《春秋》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撰寫《史記》。
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肩負史家職責
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曆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論載上代曆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
在《報任安書》中也透露出着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傳播曆史
《史記》有兩部，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宮廷）；副本在家中。在漢宣帝時期，司馬遷的外孫楊恽開始把該書内容向社會傳播，但是篇幅流傳不多，很快就因為楊恽遇害中止。
《史記》成書後，由于它“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
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太史公書》，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太史公書》也遭到拒絕。因為《史記》中有大量宮廷秘事，西漢嚴禁洩露宮廷語，因此隻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到班固父子時，宣稱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賜予《太史公書》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司馬遷創作的《史記》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着作的專稱，也開始于這個時候。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着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簡稱《太史公》。
東漢朝廷也曾下诏删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诏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史記》，隻讓楊終删為十多萬字發表。被删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隐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峤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峤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着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并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峤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峤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峤傳》）至于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并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
唐朝時，由于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别推崇。
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于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
名篇語錄
名篇
梁啟超指定的史記“十大名篇”分别是：
“大江東去楚王留芳”——《項羽本紀》
“禮賢下士威服九州”——《魏公子（即信陵君）列傳》
“文武雙雄英風偉概”——《廉頗蔺相如列傳》
“功成不居不屈權貴”——《魯仲連鄒陽列傳》
“曠世奇才悲涼收場”——《淮陰侯列傳》
“官場顯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傳》
“戎馬一生終難封侯”——《李将軍列傳》
“漢匈和親文化交融”——《匈奴列傳》
“商道貨殖安邦定國”——《貨殖列傳》
“史公記史千古傳頌”——《太史公自序》
名句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史記·項羽本紀》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史記·項羽本紀》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史記·項羽本紀》
衆口铄金，積毀銷骨。《史記·張儀列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李将軍列傳》
失之毫厘，謬以千裡。《史記·太史公自序》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史記·衛将軍骠騎列傳》
燕雀安知鴻鹄之志哉？《史記·陳涉世家》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裡之外。《史記·高祖本紀》
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記·留侯世家》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史記·滑稽列傳》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史記·淮陰侯列傳》
成語
網開一面出自《史記·殷本紀》
囊血射天出自《史記·殷本紀》
酒池肉林出自《史記·殷本紀》
左支右绌出自《史記·周本紀》
焚書坑儒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
指鹿為馬出自《史記·秦始皇本紀》
拔山扛鼎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先發制人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破釜沉舟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鴻門宴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沐猴而冠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霸王别姬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四面楚歌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無顔見江東父老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一敗塗地出自《史記·高祖本紀》
約法三章出自《史記·高祖本紀》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出自《史記·高祖本紀》
運籌帷幄出自《史記·高祖本紀》
高屋建瓴出自《史記·高祖本紀》
卧薪嘗膽出自《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鳥盡弓藏出自《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一狐之腋出自《史記·趙世家》
招搖過市出自《史記·孔子世家》
韋編三絕出自《史記·孔子世家》
鴻鹄之志出自《史記·陳涉世家》
積毀銷骨出自《史記·張儀列傳》
毛遂自薦出自《史記·平原君列傳》
脫穎而出出自《史記·平原君列傳》
歃血為盟出自《史記·平原君列傳》
因人成事出自《史記·平原君列傳》
一言九鼎出自《史記·平原君列傳》
完璧歸趙出自《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
負荊請罪出自《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
怒發沖冠出自《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
刎頸之交出自《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
膠柱鼓瑟出自《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
紙上談兵出自《史記·廉頗蔺相如列傳》
一字千金出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奇貨可居出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圖窮匕見出自《史記·刺客列傳》
背水一戰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
肝腦塗地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
多多益善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
雞鳴狗盜出自《史記·孟嘗君列傳》
狡兔三窟出自《史記·孟嘗君列傳》
曆史貢獻
史學
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着。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了榜樣，于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着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
中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内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裡，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着作越來越多。于是，晉朝的荀勖适應新的要求，才把曆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裡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
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種極其複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随筆·史記簡妙處》）。其中，《廉頗蔺相如列傳》被列入小學生語文實驗教科書第18課《将相和》。
文學
《史記》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
《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曆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征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隻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曆史着作中，情況較為特别。
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小說
在武俠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着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淵源于《史記》的。
後世小說多以《史記》為取材之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孫皓晖的《大秦帝國》和寒川子的《戰國縱橫》。
戲劇
戲劇方面，由于《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
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于《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于《史記》的，如衆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時期，随着中國戲劇的形成與成熟，《史記》的内容與藝術也影響到戲劇創作。例如宋元戲文有《趙氏孤兒報冤記》；元明雜劇有《冤報冤趙氏孤兒》（元·紀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權）、《灌将軍使酒罵座記》（明·葉憲祖）；。明清傳奇有《竊符記》、《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戲及新編曆史劇有《搜孤救孤》（京劇）、《卧薪嘗膽》（漢劇越劇）、《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歸趙》（京劇）、《鴻門宴》（京劇川劇漢劇秦腔）、《蕭何月下追韓信》（京劇川劇漢劇秦腔）、《霸王别姬》（京劇）、《大風歌》（話劇）。
文學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于《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産生了大量的曆史人物傳記。
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着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
此外，史傳以外的别傳、家傳、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