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傳:孫孝恩，丁琪創作的傳記類書籍-中文百科頻道

簡介

本書以珍貴、翔實、豐富的史料為依據，真實地反映了傳主這位近代中國大悲劇中的悲劇角色的政治活動、思想發展、宮闱生活及其精神風貌；客觀地評述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曆史功過。

說到我們對光緒帝這個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忘記東北師範大學曆史系趙矢元教授，是他較早地給予了鼓勵與關懷。此傳的告成，離不開人民出版社喬還田同志的大力支持與具體指導，責任編輯張潤生同志又對書稿的關要處做了精心潤色。

在撰稿過程中，中央民族大學曆史系郭毅生教授熱情賜示；黑龍江大學曆史系謝景芳副教授代為草拟了l至3章初稿；東北民族學院副院長關捷教授，主動提供一些珍貴資料；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董少輝，參與了4、5章的拟稿工作。

首都師範大學政法系邱元猷教授、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朱金甫編審、新華文摘社張躍銘副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士堂副編審和曆史研究所馮佐哲副研究員；以及哈師大副校長修朋月、校圖書館館長夏玉德與副館長趙克、北方論叢編輯部主編陳世激等，均從不同的方面給予了關注與協助。

同時，本書亦吸取了近年來一些有關的研究成果(多數已在書中注明)。謹此，一并緻以由衷的謝意。并向學界友好深深緻敬!

黃瓦紅牆、宮殿森嚴的偌大宮廷連日來已陷入一片死寂。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當落日餘晖已于天際漸漸消退，凜冽的寒氣早已充塞了宮廷的每個角落的時候，彌留數日之後的同治帝終于耗盡了他生命的最後一絲活力，死于養心殿東暖閣，時年19歲。

搶天呼地的哭号聲震宮掖。在一片忙亂之中，大臣摘下帽纓，太監卸下宮燈，一切器物鮮豔的顔色迅速被盡行遮蓋。頃刻間，養心殿内外一片玄素。從親貴到權臣，從太監到宮女，看上去似乎都在為同治帝的喪事悲涕奔忙。然而，每個人的心中又似乎都在思忖着一件事；同治帝無子，新皇帝将會是誰?

濃濃的夜幕籠罩着紫禁城。高大陰森的保和殿在星空的映襯下俨如一道山嶺，寒冷的北風在它的鸱吻和重檐間嘶叫。在這宮殿後身西北牆角下的一排低矮的小屋裡卻燈火通明，軍機大臣們正按西太後的旨意在緊張而又謹慎地忙碌着“國家大事”。

潘祖蔭和翁同龢等人再三斟酌：西太後的意思大緻是，新君承續為鹹豐帝之子，其皇位又是繼同治帝而來。按此，在西暖閣會議結束約一個小時之後，一道“懿旨”和一道“遺诏”便匆匆拟定。

然後，諸臣趕往養心殿。“亥正(晚十時——引者)請見面遞旨意，太後哭而應之”，與此同時，“戈什愛班奏迎嗣皇帝禮節大略，‘蟒袍補褂入大清門，從正路入幹清門，至養心殿谒見兩宮，方與後殿成服’。允之。遣禦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輿往迎”。

在封建倫理道德禁锢着人們思想的時代，父母對子女的婚有絕對的決定權。說來，曆代封建帝王，既然操有對所有臣民的生殺予奪的至高無上權力，對自己後、妃的選擇似乎應是為所欲為的。但對光緒帝而言，事情卻不那麼簡單。

西太後一言可以将其立為皇帝，并且在其卵翼下長大成人。盡管作為母親她并非是親的，可光緒帝則必須視其為比親生母親還要親。囿有“孝道”，出于敬畏，他在其婚姻問題上亦将是難以自主的。

在西太後看來，她既然能左右光緒帝個人的一切，也完全可以利用這種“母子”情份和封建“孝道”倫理，按照自己的意志為光緒帝選定皇後。這也正是她能名正言順地公然宣稱為光緒帝籌辦婚事的原因所在。而且這次為

帝選立後、妃，已再也不會像為同治帝選後、妃那樣有人掣肘；此次完全可以随己之意了。至于自己的這種選擇是否合于皇帝的意願，她是絕對不會去考慮的。

在受到重創并蒙辱締約後，光緒帝力求奮起“自強”固然是可取的。然而屈辱之“和”不僅未給中國帶來任何松緩，反而日本統治者通過這場侵略戰争給我國造成的深重災難，卻随着戰争的結束而日益加深。

按照《馬關條約》的規定，要立即兌現的割台與即将支付的巨額賠款，在清廷便成為光緒帝和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廷臣最難下咽的兩大苦果。

光緒帝在推行變法新政之前，雖然已從西太後那裡得到可“辦事”的承諾。但在實際上，到其主持變法維新之後，他依舊處于“上扼于西後，下扼于頑臣”不能完全自主的狀态中。

并且自甲午中日戰争以來，光緒帝在清廷的堅定支持者相繼均被西太後除掉：志銳被發遣，文廷式遭革職，繼而翁伺龢又被逐出清宮，使原來就十分脆弱的帝黨基本瓦解。另外，原在帝、後之間尚能起些緩沖作用的軍機大臣李鴻藻，也于光緒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97年7月24日)死去。

到這時，雖然又有如禦史楊深秀、宋伯魯及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緻靖等人積極支持光緒帝變法維新，但他們都是職位較低的文職官員，起不到參與決策的作用。再沒有出現像翁同龢那樣的人物了。在清廷中樞，已幾乎都是清一色的西太後親信和頑固官僚。

因此，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中的處境更加孤立。對于這種情況，光緒帝自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在召見康有為時，就流露出惟恐頑臣“掣肘”的苦衷。因而，接受了康有為提出的必須另外“擢用小臣”的建議。

光緒帝在頒布《明定國是诏》之後，便接連降渝指出，要“切實圖維，用人一道，最為當務之急，尤須舉賢任能”。此後，他又連續頒谕，指令上自京官下至督撫學政，都要迅速推舉“通達時務”又“志趣向上者”随時“引見”，以備錄用，光緒帝力圖通過選拔、任用有志變法維新的人來改變自己被孤立的處境。

又想在學習外國的過程中以廣設學堂、派員出國遊學的途徑，再于全國造就一批基礎力量。然而，封建守舊勢力根深蒂固，光緒帝要實現這一願望談何容易!所以在事實上，仍然造成以“舊人”“委以新政”的局面。

在清中央，那些手握實權的頑固派大臣，鑒于其統治地位的危機，對于栽植一些外國的皮毛技藝并不是絕然反對的。但是，他們都惟恐變法運動脫缰危及其所謂的“祖制”，因為這是維護他們統治地位的護身符。

在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诏》時，西太後即對她的心腹官僚奕劻，剛毅、榮祿等人交了底，并向他們發出了暗示：對光緒帝變法的“要緊處”，要力行“阻之”。

随後，他們便采取了一系列的防範措施，當變法剛剛起步時，在光緒帝的身邊，便設下了層層圍扼變法維新的明碉暗堡。至于全國各地的督撫等地方實力派人物，隻有如湖南巡撫陳寶箴等個别人還有些進取的志向，尚能遵旨進行一些興舉。